原丽红[1]2003年在《正确处理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化中的矛盾》文中研究表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分化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叁农”问题的解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农业劳动者在其分化过程中要不断面对来自旧的体制及其遗留的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阻隔，要面对各种自然压迫，要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农业自身比较利益不断下降的挑战，同时还要面对自身素质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农业劳动者的分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但是如果处理不好这些矛盾，就有可能影响社会公正、威胁社会稳定，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化中的矛盾，就成为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 本文在宏观地描述了农业劳动者分化的历史和现状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叁方面分析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化、流动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总原则和具体的方法、途径。
刘曼抒[2]2005年在《社会阶层分化与工农联盟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将工农联盟问题放置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宏观场景之中,旨在通过对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工农联盟发生的重大变化的理性分析,探讨工农联盟在社会阶层分化历史大趋势中的演进规律和表现形式,从而为进一步整合工农关系,化解工农矛盾,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性思考和路径选择。本篇论文对工农联盟的内涵、外延和基本特质进行了理性分析,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农联盟问题的基本思想内核,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历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工农联盟问题的历史经验,并以此为基础探求了社会阶层分化对工农联盟的巨大影响和社会结构调整过程中工农联盟以及联盟内部各个方面发生的新变化,呈现的新特点,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领导全国人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经验说明和决策选择。在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历史跟踪、文献分析、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本篇论文揭示了这样的必然结论:工农联盟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工农联盟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其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都日渐凸显,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亟待深化与拓展;工农联盟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和动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加快,必然相应地发生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过程中,与工农两大社会主体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发生变化的事实相适应,工农联盟的构成形式、核心问题以及其实质都展现出重大嬗变的趋势,利益矛盾日益成为制衡工农联盟的瓶颈;在践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将巩固和发展新形势下的工农联盟置于突出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实施一切有效举措,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工农关系,消弭工农联盟内部各阶层之间以及工农联盟同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纷争,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和关键环节。
王亚明[3]2017年在《东西部农民分化及社会整合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叁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叁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邓谨[4]2012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文中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大变革中，农民阶级快速分化，职业和收入呈现出“农”和“非农”并存的特征。农民个体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增强，几经沉浮，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一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为形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可能。这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将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社会变迁可以归结为农民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壮大并将成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历史。因此，系统研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现状，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围绕社会分层的七个核心问题对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展开研究：他们是谁？他们的兴起对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结构性特征与功能是什么？他们的职业声望评价如何？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获得？如何培育他们？他们的未来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涵盖了社会分层的形式和资源、分层结构、分层结果、归类过程和分层前景等。首先，界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在方法论上，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笔者在阅读资料和生活观察基础上所做的一种理论假设，然后在调查中被真实地建构起来。由于农民的收入、生活方式与市民有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在界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他们生存的制度安排、环境事实和心理状况，而不是纯粹的收入。因此，本文在界定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时依据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民的比较心理逻辑、职业和乡土社会的认识惯习。第二，研究了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分化与农村社会分层。考察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分层机制及农村社会机会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农民分化的原因及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身份分化的特征，研究了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兴起对农村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第叁，论证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结构性特征及效应。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功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选取了中间阶层研究的两个经典命题，亦是学界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作为研究内容，即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否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第叁章从结构、意识和行动逻辑方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态度和政治功能。第四章基于生活必需品消费、家庭耐用品消费、代际文化教育投资、闲暇消费和宗教节日消费五个方面的实证调研，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镜像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初具中坚力量的素质和特征，初步实现了中间结构效应。但是，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各种体制的不完善和农民的获致性特征决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还处在成长中，其结构性功能的实现还存在一定变数，需谨慎对待。第四，测量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能够作为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基础，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能够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主体。第五，研究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教育地位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地位获得过程是复杂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城镇个人的地位获得模式相比较，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制度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最为显着，先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影响较强，获致因素的作用力最弱。而这种结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制度因素和先赋因素交织作用所致，教育自致机制的影响并未彰显。在社会转型期，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总体流动机会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宏观制度环境，现代化和市场化成为农民获得中等地位的强劲推动力。但是，从具体的城乡制度安排分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改进自身社会地位的进程却受到不平等机会的多重影响，造成不平等的迭加效应。第六，探析了农民占有资源的状况，整体定位农民的社会阶层位置，剖析影响农民获得社会优势位置的因素，探索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机制和路径。笔者认为，从社会转型期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考量，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发展的价值选择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不仅是反城市化留下的遗民问题，也是非农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是社会体制变迁与结构创新问题。最后，研判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可能的未来。梳理学者关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分层与流动趋势的经典研究，考察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中产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发展进程中的机会、变数、时机选择和阶层构成的可能态势。论文研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分析现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农村社会初兴的中坚力量；展望未来，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历史的向度，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身份农民的终结。
刘海波[5]2012年在《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农村社会稳定是我国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呈持续、健康和稳定的态势。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职业流动明显加快,中国的农村成员进入了一个以阶层为单位的分化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阶层的分化过程逐渐明显,新时期的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农村阶层以及农村稳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释。其中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农村稳定的思想为题,分别叙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社会稳定的思想；第二部分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阶层的变化情况,主要阐释了土地改革前后的农村社会结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村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阶层分化状况；第叁部分以山西省潞城市常庄村为个案分析了农村阶层分化情况,即分析了个案村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改革开放中期、进入新世纪后等几个阶段的农村阶层分化状况；第四部分叙述了个案村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状况,分别从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稳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进行了阐述；第五部分针对农村阶层分化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主要包括调动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农村企业主参与村委会工作；提高农村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多措并举拓展农民工就业渠道；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农村中的作用等。本文创新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术界未对农村阶层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拟从社会稳定的要求为突破口,通过走访调查,来寻找由农村阶层分化引起的一系列利益矛盾的解决方法。其次,本文试图突破单纯的理论论证方法,力图做到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可以使社会问题能够在不同的角度得到理论的阐释。再次,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是建立在问卷调查之上的实证研究,与入户访谈相结合,依据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信息,通过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反应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发现分化的机制,解释阶层分化的原因等等。由于数据资料信息的准确性和推断方法的科学性,所得出的结论比较客观、全面。这与建立在理想类型之上的纯主观分析和臆断相比,无疑更符合实际,更具有优势。
张端[6]2013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不短的历程。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多年，正以其恢弘成就、非凡业绩、巨大转型，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农民，作为占中国人口比例最高的社会群体，其身上凝聚着共和国奋斗创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说，新中国农民的变迁就是新中国发展、进步、成长的缩影和生动映照。这是因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而作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乃至今后历史发展最好的见证者。本文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就是从宏观的视角，从总体上综合分析中国农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演变轨迹，即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首先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演变的历史脉络，以史为基础，着重从生产生活状况、阶层结构及社会流动、社会地位、社会心理等五个层面来展现农民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轨迹。从历史轨迹来看，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因不掌握生产资料，处于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地位。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民，日复一日、周而复始，重复着简单的农业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生活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同时这种单一、封闭的生产生活状态又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保守、不思进取、重经验而轻科学、重感性而轻理性等复杂的社会心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中国农民经历了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到阶层结构、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农民经历了由分得土地时的个体经营转变为到合作化时期的集体统一经营；在生活方式上，农民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是现代文明慢慢渗透到农民生活中的过程；在阶层结构上，农民从单一的政治分层为主的阶层结构逐渐向以财富、权力、社会声望等的多元社会分层的过渡，在社会流动上，农民经历了由建国初期的无序流动向人民公社时期的停滞，凝固的转变；在社会心理上，农民从自我主体意识的增强到被政治化的运动所限制下的个体意识的缺失，从对民间神灵的崇拜转为对领袖的崇拜，从求富的心理到均平心理的转化。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闸门，农民从此也开始了向现代化变迁的新时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浪潮中，经受了现代化的洗礼，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社会地位到社会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来看，在生产方式上，农民经历了由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转变，家庭成为生产和经营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家庭获得了生产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不断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农民逐渐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下的生活状态，正在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消费型为主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经历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在阶层结构上，农民的阶层结构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正在从单一同质性的阶层结构转变为与市场经济相称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多元异质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农民的流动性较之以前逐渐增大；在社会心理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其社会心理也表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状态，既有现代性的民主法治意识，又有传统道德观念；既有竞争意识、时间观念又有传统小农的自由懒散。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历史演变轨迹的梳理，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农民正在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转型和变迁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问题，这既有体制机制上的，也有农民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也有观念上的原因。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农民阶层结构不合理，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素质不高、老龄化现象严重；叁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权益受损，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突出；四是农村大量留守人员生活状况堪忧。在当今中国，农民似乎成了社会问题的主要承载者，意思是说，农民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种种问题均由农民这个主要的社会群体来承担。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正视和应对。我们应该正视这些社会问题，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审视这些问题，分析问题的症结，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效的化解这些问题。从历史中走来，必定带着历史的痕迹，好的或者坏的，现代的或者传统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目的是为了预测未来中国农民发展的趋势与走向。中国农民将走向何处？笔者认为，培育现代公民意义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农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的公民化和国家的法治化潮流不可阻挡，农民也将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现代公民意义上的新型职业农民就是中国农民未来的发展趋势，它摒弃了传统农民身份化的内涵，赋予它职业化、知识化、公民化的新内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农民将实现它的华丽转身。我们期待着她的到来。
周志钧[7]2008年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从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多元化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特别是在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阶层分化处于嬗变过程、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凸显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不仅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追求、就业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各方面的变化,而且最终必然会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社会阶层现状及其分化趋势是一国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重视和深化对社会阶层分化的研究与分析,正确把握我国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对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性研究,对于我们在阶层分化形势下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对于我们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叁大基本问题,对于深化改革、保持稳定、推动发展、促进和谐、扩大开放,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两个课题来说,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对这两大领域及其内在关系等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分别产生了许多理论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这些理论成果大多是侧重于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角度分别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与知识综合考察中国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提出的挑战,旨在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剖析,探索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阶层分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等)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敏感把握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培育和发展、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各方面基础的切实可行的对策,通过深刻揭示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运行状态和规律(社会阶层分化与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的内在关系,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重大影响),进而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化解社会风险的方法与机制,应对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准确把握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探索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新思路、新方法等。论文鲜明地提出,针对社会阶层分化给社会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挑战,我们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切实缩小贫富和地区差距、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与全面与可持续发展,切实加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基础;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妥善应对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式、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创新制度和优化政策、引导社会各阶层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稳定,把社会建设尤其是农村的社会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加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执政党的思想基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业、用社会主义优秀文化成果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切实加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文化基础。总之,要不断适应新形势需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社会阶层分化科学健康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促进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要求实现的各方面基础。
刘洪仁[8]2006年在《我国农民分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问题过去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当前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农民正处于快速的社会分化之中,过去同质性的人民公社社员已分化为各类不同的农民群体。农民分化已经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分化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在借鉴本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既关注现实,又考证历史,通过查阅文献、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相统一,对农民分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农民分化研究综述。研究了国外相关理论,包括功能主义理论、冲突论和伦斯基的进化论叁个当代社会分化理论的主要流派,以及马克思的阶级论、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与帕累托的精英理论叁大经典社会分化理论;概括了国内有关农民分化理论,包括毛泽东为代表的阶级斗争理论、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和陆学艺的八大阶层说。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农民分化的目的,应该是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激化矛盾、引发社会动荡;同时应该突破将社会分化分解为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两个方面的传统做法,而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统一为社会分化作综合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农民分化理论框架。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化理论,结合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和现实,通过分析农民分化的形式、本质,向度、程度和社会承受度,及农民分化的各种影响因素等,建立了研究我国农民分化的多元、立体、复合性的理论框架。认为农民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经济分化;农民分化的基本向度有两个:一是以职业为主的水平分化,二是以经济收入分化为主的垂直分化。职业分化的程度当前应该以“离农率”为标准,而经济收入分化程度的度量有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多种方法。研究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要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分化的各方面因素,大致包括农民分化的广度、深度,社会的组织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判别标准及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主流教育文化对农民的引导,以及农民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开放程度等。对于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影响农民分化的自然、社会因素,经济、文化因素,及政
焦兰萍[9]2009年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认真分析这一变化,充分认识当前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解决“叁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将中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放置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阶层分化的大环境之中。全文由四大部分组成,第一、二部分以马克思阶级分层理论为指导,,借助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已有理论研究,结合实证案例,参照目前按职业、收入等分层标准,综合考虑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社会结构的变动情况,把当前我国农民分为七个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以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全面展示我国当前农民各阶层的关系等级、生活状况、阶层自我认同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文章第叁部分对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现状、特征进行合理化分析,找到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变迁的关键。第四部分,在基于前面理论研究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途径和方法,为研究农村、了解农民、发展农业提供理论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建设性意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工程中,要求我们及时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与变迁予以总结和概括,掌握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最新动态,有利于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引导,协调由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各种利益冲突;有利于促进合理的农村社会结构形式,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
邢古城[10]2004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农联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联盟表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内涵。本论文通过分析经济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和思想文化建设、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等影响工农联盟的诸多因素，提出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对策。 本论文分七部分。导论部分论述了选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选题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对研究中涉及的几个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并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一章简单回顾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重点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伟大创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包围城市是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章简要概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工农联盟情况。新中国成立，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的目标、任务和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初衷是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但一些极端措施对工农联盟造成了损害。前两章为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做理论上的铺垫。后叁章是论文的重点内容，第叁章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工农联盟的状况。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有其历史必然性，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农联盟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农联盟转变。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工农联盟新的有效形式。随着经济体改革的深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民工成为新时期工农联盟的一条重要纽带。第四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影响工农联盟的因素。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建设、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对工农联盟都产生重大影响。第五章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对策。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盟是其他联盟的基础，要在现代化的大视野中看待工农联盟，要重点处理干群之间的关系、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农之间国民基本待遇的矛盾，在经济联盟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工农之间的政治文化联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联盟。结束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论文的结论。 工农联盟是个老问题，但它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党中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叁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情况下，如何赋予老问题以新内涵，引起社会各界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以巩固和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是本论文的目的。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界定工农联盟的新内涵。传统观点看，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与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下结成的革命联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上的同盟，其基本点在于“利益一致”和“共同目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不仅是产业工人与农民的联盟，而且包括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其他阶层与农民的联盟，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领导干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管理干部、知识分子等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各个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中的部分人员和农民的关系问题，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工农联盟所研究的范围。 2、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联盟”的新概念。新修改的党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作为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之间的大联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联盟，不是要用这个大联盟来取代工农联盟;强调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并不是忽视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作用，而是要正确处理工农联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联盟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大联盟中突出工农联盟的主体地位。 3、分析农民工的社会属性。农业人口非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农民工是从农业人口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劳动的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是工农联盟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纽带。农民工的出现，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更加密切，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展望工农联盟的发展趋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人口逐渐城市化，农民工人化，当我国完成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城乡一体化，工农一体化的时候，工农联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将会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淡出，被社会各个阶层劳动者之间的联盟所取代。
参考文献：
[1]. 正确处理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化中的矛盾[D]. 原丽红.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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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变迁及走向[D]. 张端.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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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国农民分化问题研究[D]. 刘洪仁. 山东农业大学. 2006
[9].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研究[D]. 焦兰萍. 苏州大学. 2009
[10].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工农联盟问题研究[D]. 邢古城.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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