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1]2004年在《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地区商业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对西北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等经济部门的开发，西北地区的商业经济也日益活跃并一度繁荣起来，商品流通的范围和商品交换的规模逐步扩大，国内外贸易均有长足发展。本文致力于展现抗日时期14年西北商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兴起、发展、特点及其影响等。 本文具体组织方式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分成七个部分，即国民政府国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方官营及官商合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区私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区商贸中心的发展、西北地区土特产品贸易的发展、西北与东部各省商业交往的扩大、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开发，全面论述了抗日时期西北商业活动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第叁章，论述了对外贸易的情况。第四章，分析了抗日时期西北地区商业开发的特点及影响。以第二章为例，可以看出本文组织结构的策略：按照经营主体划分，有国民政府国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方官营及官商合营商业的发展、西北地区私营商业的发展共叁个小节；按照商业要素划分，即西北地区商贸中心的发展、西北地区土特产品贸易的发展、西北与东部各省商业交往的扩大共叁个小节；按照地域划分，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商业的开发作为一个独立的论题。
高晖[2]2006年在《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认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发西北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日本占领了东北叁省并步步入侵关内，形势严峻，一时间朝野上下要求开发西北的呼声高唱入云，专家学者、政府要员和实业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西北。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沦陷，国民政府退处西部，更加重视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开发西北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活动，不仅对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抗战的胜利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整理各种历史资料，论述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原因和过程，而侧重点则在于探讨国民政府的政府行为及其在开发西北中的作用和影响，并分析其成败得失，力求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的面貌，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做出适当的评价。 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决策，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指导思想、舆论准备、调查活动和计划制定，说明西北开发的启动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决策过程。第叁部分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与实施，包括调整机构、改进财政金融制度、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重点投资活动等内容，指出国民政府是西北开发的主要推动力量。第四部分论述了地方政府在西北开发中的地位和举措，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认为地方政府是西北开发的直接推动力量。第五部分分析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结论为抗日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与其说是一次失败了的开发，还不如说是一次不成熟的或未完成的开发更为确切。
容岚[3]2004年在《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交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交通是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先行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由于受交通的限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西北地区，其近代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慢。交通的不发达，导致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区)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中，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地区。直到20世纪20年代，西北的交通建设才开始起步。 在局部抗战阶段(1931—1937)，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国民政府出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在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中，开始关注西北地区，交通建设事业才略有发展。 在全面抗战阶段(1937—1945)，西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充分凸现出来，与西南一起成了抗战的大后方，成为整个战争的支撑点，大西北的经济及交通建设也因此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作为此次开发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国民政府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目的，对西北的诸项交通事业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建设，促进了西北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 本文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拟就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北的各项交通事业(铁路、公路、驿运、水运、航空、邮电)加以探讨，希望通过论述国民政府开发建设西北交通的举措，并分析其得失，以对今天西北地区交通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不足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胡贝贝[4]2013年在《民国时期陕西邮政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邮政，是由国家管理或直接经营寄递各类邮件（信件或物品）的通信部门，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通过通信网，组织信函、包裹、报刊等的传递，沟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生产环节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从而节约时间，缩短空间，节省能源，加速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陕西古代通信事业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西周时期，在陕西古老的大地上，开始了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筑路活动；而设烽火台以报警，设官邮以传文，则揭开了我国叁千年历代相沿的邮驿制度的序幕。在近代，陕西邮政事业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起步较早，发展较慢。民国时期的陕西邮政虽然发展缓慢，但在邮政局所、邮政网路及业务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范围，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清末至1931年前陕西邮政发展概况。本章概述了陕西古代邮驿通信的发展沿革，陕西民信局的发展概况，清末民初陕西国家邮政的开办，以及1931年前陕西邮政组织及业务发展情况。第叁部分1931—1945年陕西邮政的发展。本章主要介绍了1931—1945年陕西邮政在局所、邮路、邮政业务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另外，抗战时期的陕西邮政不仅加快了陕西的物资交流，保证了抗战军需；大量书刊通过邮政的安全传递，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国共通邮”的实现，进一步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四部分1931—1945年陕西的邮工运动。本章一方面论述了陕西邮工对抗战的贡献；另一方面介绍了陕西邮工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第五部分1931—1945年陕西邮政发展的原因及制约因素。本章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抗战时期陕西邮政发展的原因，主要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政策，为陕西经济、交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契机。此外，它们的发展也为陕西邮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陕西邮政的发展还受到自身发展不平衡性、匪患、天灾、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制约。第六部分邮政对陕西社会的影响。本章主要论述了邮政对陕西社会的影响，一方面邮政促进了陕西商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推动了陕西新闻出版业和集邮文化的发展，并给陕西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李鸿[5]2014年在《抗战时期天水地区交通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天水地区自古以来是甘肃的门户和陕甘川地区的交通枢纽，曾在古丝绸之路上起过重要的驿站作用，境内着名的汧陇道、阴平道等古道都说明该地区曾经交通较为发达，商贸运输亦十分繁忙。近代以来，天水地区却因交通闭塞而日趋落寞。由于历史事件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论文在论述时有时候不得不把时间范围适当地往前追溯或向后延伸。因此,本文将首先对天水地区的传统交通运输情况进行简要的概述。接着对民国初期地方军阀孔繁锦为维护自己统治，对伏羌至马鹿镇、云山至定西等多条故道的修缮情况作相关介绍，相比较以前，故道的修缮并没有较大的改观。文章重点介绍了抗战时期，在前人交通修建的基础上，天水地区因其“大后方”的特殊地位，各项建设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交通开发尤其被提上议事日程。华双公路、宝天铁路等的修筑和驿运与水运的再次兴起，使得天水地区交通事业的发展一日千里。虽受技术限制、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影响，使甘川二线与宝天铁路等路的修筑未能取得较好的运输效果。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开发能取得如此成绩，已非易事。交通的开发使得公路运输业、铁路运输业和驿运、水运业发展起来，这为战时大量的军用物资与民众日用品、工业品运输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期天水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交通开发的带动下，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政治军事方面，天水地区曾经发生过辛亥革命、白朗起义、滇军之役、各军阀势力之间的争斗以及国民军与红军之间的较量，蒋介石在抗战时亦曾将其行营设置于天水，从中都可以看出交通运输条件对政治军事格局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经济方面，随着交通的开发，使得天水地区的贸易往来变得更为便利，促使张家川等地的皮毛商业等迅速发展，也使得外来人口和企业大量迁入，天水火柴厂、面粉厂等近代化企业也随之发展；文化教育方面，随着国立五中、十中以及中国矿业大学等在天水的办学而有了较大的发展。道路的便捷，使得与外界的交往也变得密切，这对民众思想意识及社会习俗等的变迁都起了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从区域史的维度，重点对抗战时期天水地区交通开发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探究其交通开发的特点，并在分析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天水地区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相关探讨。
侯珊珊[6]2016年在《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省会西安更是十叁朝古都,在盛唐时曾经盛极一时,是大量人口和商业贸易的集散地,为近代陕西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明清时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些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在外来商品及资本输入的侵略下迅速发展,陕西因为地处西北内陆,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落后于一些内陆和沿海城市。近代陕西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由于西北地区所处地位的变化,开发西北的活动几度掀起了高潮。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中心的西移以及陇海铁路的通陕,都加速了近代陕西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工业、商业、金融业为主线,然后分叁个阶段对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进行了纵向研究,总结了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在这一发展变迁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叁部分构成。在绪论中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现状以及论文的创新点。正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梳理了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近代以前明清时期陕西城市经济发展的概况;第二部分论述了陕西城市经济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九一八事变之间一直是一个缓慢发展的状态,以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为主线分别阐述其在一时期的缓慢发展,以及这个时期陕西城市经济缓慢发展的原因;第叁部分论述了陕西城市经济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到抗战日战争结束呈现出一个快速发展的态势,也是以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为主线分别阐述了其在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这个时期陕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第四部分论述了抗战结束以后,陕西城市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呈现萧条和停滞的状态;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变迁中呈现出的一些特点。结论部分主要是对全文提纲挈领的概括,总结了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些脉络。
罗红丽[7]2017年在《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经济状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海河湟地区是较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自汉代屯田开始,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便有了开垦。而后,唐、宋、明、清等王朝继续在河湟地区进行屯田,特别是经过清王朝在该地区的农业垦殖,使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基础。民国时期,特别是30年代国家进行西部建设,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具体包括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方面。直接因素:国民政府的政策推进,鼓励支持农业垦殖与开发,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设置农业改良机构,以及进行农田水利的兴修。间接因素: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使农业垦殖面积得到扩大。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青海河湟农业格局及历史形成。通过对自然环境与河湟农业经济特征,以及历史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的垦殖与开发情况的梳理,厘清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时期河湟农业经济特点及农业生产状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的经济状况及发展。着重考察农作物种植、农作物产量、农作物分布,以及移民垦殖、水利兴修情况。第叁章主要阐述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从人口的增长、行政区划的完善、以及政府的政策推进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论述影响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乱、以及政府政策在推进与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20世纪叁十年代西部开发热潮对青海河湟农业的影响,就学者对青海河湟农业的调查与描述,探讨叁十年代西北开发究竟对当时青海河湟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并尽可能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从以上内容分析,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青海河湟地区农业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是并没有改变其落后的经济状况。一方面,由于机构设置的数量较少,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投资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西北开发”更多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实际作用是浅小甚微的。其作用更大在于使人们对青海有了新的认识,对该地区的农业状况的考察与研究增多,并向往该地区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落后的技术等原因,决定着青海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在当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柴德强[8]201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文中研究说明全国经济委员会(简称:经委会),它是南京国民政府直辖的负责经济建设的专门机构,亦可认为是当时“统筹全国经济建设的总机关”。关于经委会成立的原因,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193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和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政策的良好效果,使国内外倡导实行“统制经济”的呼声高涨,南京政府试图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其次,南京政府期待与国际联盟开展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需要一个专门的负责机构;国联专家也建议中国成立“经济委员会”。第叁,为摆脱财政困境,并发展经济,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操办的中美“棉麦大借款”,使经委会有了一笔大额的建设经费。第四,南京政府内部财权之争、派别之争,使得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都赞同和支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以上四要素的具备,使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水到渠成。经委会先后经历了筹备处时期、宋子文时期和蒋介石时期。其中宋子文主持经委会时期,是经委会建设活动的鼎盛阶段。这期间,经委会广泛开展公路、水利、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的建设工作。经委会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由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组成,实际由宋子文主持日常工作。经委会的主要执行部门是“秘书处”,另外还设置了十几个下属专门委员会和办事处,如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七省公路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中央卫生实验处、公路处、水利处等。除此之外,全国各地的省级建设厅、地方水利委员会及一切地方建设部门都属于经委会的下属执行部门。经委会还是“中国与国联进行技术合作”的专门负责机关。许多国联专家应邀来华考察指导,经委会进行的许多建设事业,都得到国联专家的指导帮助。经委会在公路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大。最初的公路建设围绕首都经济圈(即苏浙皖叁省公路建设),随后不断扩展到多省(从七省公路建设到多省公路建设,包括西北公路建设),基本实现了大部分省会城市的公路连接。但当时的公路建设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图,许多公路都是在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下开工修建的,建设路线始终紧随当时国共两党军事斗争的战场迁移,这就严重影响了公路运输的经济价值,再加上当时大部分平民没有汽车,这进一步降低了公路的运输效能。经委会作为全国水利建设的总机关,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不过那些具体水利工程建设主要是由各地方水利委员会负责执行的,经委会主要为全国各处水利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规划,并给它们提供经费和技术支持。除此之外,经委会在农业、棉业、蚕丝、卫生等领域也进行了许多建设,尤其在棉业和蚕丝领域,经委会的工作很快就收到实效。全国经济委员会从成立之初就受制于经费不足、人才缺乏之困,加上当时日寇侵占东北,蚕食华北,蒋介石一意坚持对中共进行军事围剿,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些事件都极大地影响了经委会的建设计划和财政经费。总体来说,经委会在不够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中,在许多方面拨下了建设的种子,不断耕耘,并取得了日积月累之成果。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它的奋发图为和建设成绩。如今,我们深入地研究经委会,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更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都有重要作用,对今天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段二明[9]2007年在《抗战前十年西北电信建设》文中认为电信在政治、经济、国防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国家的神经枢纽。20世纪30年代初,苏、日、英、法近逼西北边疆,国防形势日益严峻。西北军阀长期分裂割据,混战不止,国内形势愈加恶化。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落后的西北电信已难以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鉴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将西北电信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各级政府、团体及个人纷纷着手西北电信调研、设计和规划工作,制定了一系列开发计划。在西北电信建设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围绕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作出许多努力:硬件建设方面,主要进行了电信网路敷设、局所设置、设备配置等方面的工作,初步建成了有线电报、无线电报、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共同运营、相互补充的电信网络系统。软件建设方面,主要进行了组织机构、规章制度、业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为西北电信网络的统一、协调发展提供了保障。抗战前十年的西北电信建设,为西北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西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施政条件的不足、开发战略的缺陷及管理的不到位,大大制约了西北电信的发展。认真研究抗战前十年西北电信建设的得与失,可以启示今天的西北电信建设,更好地为“西北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服务。
姚方[10]2015年在《中国山地城市空间形态调查研究》文中指出我国广泛分布的山地环境衍生出众多空间形态各异的山地城市。然而,由于山地城市建设理论与方法的不完善,造成山地生态环境被破坏,以及城市空间形态多样性的消失。于是在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而山地区域开发潜力巨大的当下中国,山地人居环境与城市空间形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为研究热点。我国西北地区作为“非典型”山地区域,分布着大量的广义山地城市,并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生成环境,有其独特的空间形态特征及演变进程。通过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揭示城市建设的外在表象与演变的内在作用机制的关联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城市的发展演变特征及规律。鉴于此,导师提出对中国山地城市空间形态进行研究,以空间形态为切入点,对华北、华南、中南、东南沿海、西北、西南地区,共六大片区分别研究,寄希望形成一个涵盖全国范围的关于山地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整体研究的“数据库”,拓展山地城市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基于以上背景,论文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域,“典型案例”为研究点,从城市空间形态的角度,以时间为线索,选取西北地区近30个典型山地城市进行实地调查,运用城市形态学、新史学、比较法等研究方法,追溯西北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发现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解析其形态特征、演变规律及作用机制,并形成西北地区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图谱。论文分由7个章节,3大部分构成,前2章为理论研究,中间3章为实证研究,最后2章为理论总结,主要内容分述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历史阶段划分与典例选择、研究框架及内容。第二章,西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概述:从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等方面分析西北山地城市的生成环境特征,并归纳出西北山地城市的分布特征及类型划分。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论述了古代时期、近代时期、现代时期西北地区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其结构基本相同:1)阐述不同阶段山地城市发展背景与建设概况;2)选取典型山地城市,对其山水环境、不同时期形态演变过程深入分析;3)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剖析山地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4)从山水格局、城市边界和城市内部叁个层面归纳总结各个时期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的构成要素特征,归纳演绎出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类型及模式。第六章,西北山地城市空间形态特征与演变规律总结:总结出山水格局与平面形态耦合的西北山地城市空间形态图谱、具有西北地区区域特征的山地城市演变规律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第七章,总结与展望: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客观评价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地区商业问题研究[D]. 何平. 西北大学. 2004
[2]. 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高晖. 西北大学. 2006
[3]. 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交通问题研究[D]. 容岚. 西北大学. 2004
[4]. 民国时期陕西邮政发展研究[D]. 胡贝贝. 延安大学. 2013
[5]. 抗战时期天水地区交通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D]. 李鸿.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6]. 近代陕西城市经济发展变迁研究[D]. 侯珊珊. 西安工程大学. 2016
[7]. 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经济状况研究[D]. 罗红丽. 青海师范大学. 2017
[8]. 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研究（1931-1938）[D]. 柴德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9]. 抗战前十年西北电信建设[D]. 段二明.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7
[10]. 中国山地城市空间形态调查研究[D]. 姚方. 重庆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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