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月洪[1]2004年在《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中基准选择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证券投资基金是证券市场上新的力量,且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何衡量基金业绩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基金业绩评价中,基准的选择是正确衡量基金业绩的前提条件和关键所在。本文尝试对基准选择问题运用实证的方法做出分析,并对基准选择对业绩评价结果的影响也进行了分析。 本文检验了国内证券市场上可作为业绩基准的各股价指数反映市场的能力,发现沪深单一市场指数不足以代表全国证券市场整体运行情况,作为基金业绩基准的指数选择,应考虑统一指数;各类指数反映证券市场的波动性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本文实证分析了基金在不同基准下的业绩评价。实证结果显示,在基金业绩评价中,基准的选择比指标的选择更能影响评价结果;不同的基准并不能区分投资风格不同的基金,因而对投资风格不同的基金进行业绩评价时,除了要选用统一的市场基准,还要根据基金投资风格选用不同的业绩基准,基金自己公布的业绩基准就是个很好的参考。
肖奎喜[2]2005年在《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文中研究指明2001年9月,我国第一只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华安创新基金正式成立,改变了我国证券市场基金品种过于单一的局面,2002年8月后,我国停止了封闭式基金的发行,尔后,开放式基金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截止2004年12月底,我国开放式基金已经突破了100只,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了封闭式基金,并且迅速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随着开放式基金的快速发展,其投资绩效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开放式基金是否真正地体现出了专家理财的能力,能否为基金持有人带来良好的收益,同时,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兴证券市场上,基金的业绩能否超越市场表现,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对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全面客观地评价就显得尤为迫切。虽然国外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的理论已经非常成熟,实证研究也非常深入,但国内在基金业绩方面的研究多数是针对封闭式基金进行的,而对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评价的文献还不多见,尤其是对其投资绩效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鉴于上述原因,本文借助已有业绩评价理论,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了较为准确客观的评价,从已有文献来看,其系统性和全面性在国内可以说还是首次的。下面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第1、2章)为导言及文献综述。这部分内容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动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然后,系统地回顾了与基金业绩评价有关的经典理论和评价方法,并将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予以归纳和总结,笔者还针对基金业绩评价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看法,这部分内容为我们对开放式基金的业绩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对已有业绩评价实证结果的系统归纳也是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之一。 第二部分(第3、4、5、6、7、8章)是开放式基金业绩评价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对所要进行实证评价的38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进行了简介,还选取了业绩评价的比较基准。然后,采用分年度检验方法,运用多种评价模型对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未经风险调整的收益和经风险调整的业绩进行了衡量。在未经风险调整收益方面主要检验了开放式基金的日净值增长率及累计净值增长率。风险调整业绩主要评价了开放式基金的夏普指数、特雷诺指数、信息比率、M2指标和詹森阿尔法值。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基于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实证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在不同年份差别很大。2003年是开放式基金投资收益最好的年份,而2002年和2004年里的业绩却不如人意,不过多数基金能够超越市场收益,从长达两个年度内的检验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家理财的能力。国外大多数研究发现基金并不能战胜市场,我们的结论与其相反,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还不高。 二是不同时间内基金的业绩排名在变化很大,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有些原来业绩非常好的基金排名可能下降得很快,而新成立的基金反而可能排在前端,表明更长运行时间并不一定有助于基金业绩的提高;另外,消极型指数型基金虽然总费用率较低,但并没有比积极型基金的业绩好,其业绩在全部基金中的排名都非常靠后;从对基金的规模考察结果来看,不同规模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并没有明显差异,基金规模的增大对其业绩的提高没有显着的作用,这方面的结论将有助于改变人们认为在基金发行时规模越大越好的观念。 叁是开放式基金显示出了一定的证券选择能力,却很少具备显着的市场时机把握能力。TM模型和HM模型及相应的叁因素模型下的检验结果都发现,大部分基金没有能够通过估计未来市场的行情来及时调整其投资组合中的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比例。通过对2003年巧只基金的个案分析,发现开放式基金在对市场趋势进行预测时表现出明显的羊群行为。这方面的结论表明即使是基金公司这样具有强大研究实力的机构投资者也难于准确地预测市场走向。 四是开放式基金的业绩持续性不强。基金仅在短期内(1一3个月)出现过显着的业绩持续性现象,在更长时间内业绩持续性现象则消失了。不但如此,在短期内还出现了显着的业绩反转现象,表明基金过去的业绩并不包含对未来业绩有用的信息,投资于过去表现好的基金在未来不一定会受益,这方面的结论对基金投资者的决策是有意义的。 第叁部分(第9章)对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和流动性交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检验发现,我国开放式基金在2003年普遍表现为因赎回量大于申购量而引起基金资产净值的减少,而在2004年上半年基金整体表现为净申购;另外,小型基金的申购率和换手率都要比大型基金高;开放式基金的业绩与其申购率呈正向关系,而业绩与其赎回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绩差基金并不一定就因其业绩不好而受到投资者的惩罚被赎回,另一方面,绩优基金的赎回率不见得就低于绩差基金,本文专门就我国开
王会叶[3]2008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基金业的快速发展,开放式基金已经成为证券市场的一支重要队伍。科学、合理地评估基金绩效,可以为基金公司、投资者和监管当局提供丰富的投资决策信息,不仅是一种评价投资管理价值的方法,也是基金业规范、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本文正是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之上,紧密结合中国基金市场的实际情况,对国内的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分析,从而发现问题,揭示规律。本文介绍了基金绩效评价的叁大理论基础和主要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开放式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其中定量分析部分包括数据处理方法、基准组合与无风险收益率的选取、收益风险测度、整体绩效指标、绩效归属分析、绩效持续性研究、基金绩效排序一致性考察几个方面。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择了收益风险指标、叁大经典风险调整指数、T-M模型、H-M模型、自相关检验、半期秩差检验、双向表法、斯皮尔曼检验等对2006年和2007年两个完整会计年度间我国20只开放式基金的整体绩效、基金经理人的选股择时能力、选股能力与择时能力的相关性、基金绩效的持续性、各基金绩效评估指标的一致性等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认为:在牛市中,我国开放式基金的绩效水平整体上显着超过市场基准组合,我国证券市场属于弱势有效市场;基金经理有显着的选股能力,呈现一定的择时能力,但不显着;大部分基金的绝对业绩不具有短期持续性,而整体上具有相对业绩和联合业绩的长期持续性;同一市场基准下经过风险调整的叁大指标具有显着的强正相关性,而其与收益率指标的相关性较弱,在H-M模型和T-M模型下,其对应的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针对不同风格的基金设计出不同的市场基准进行比较,这是前人研究中所不具有的。本文的研究是对基金绩效衡量的一个整体性分析,对深入观测中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深化对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与作用的认识,促进中国基金业的规范发展将有着一定的实践意义。
马文明[4]2007年在《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我国指数基金综合评价》文中指出指数基金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投资基金和金融衍生工具,具有规避投资风险、投资费用低廉等优点,指数基金的迅速成长也充分说明了其具有突出的优点。在我国,指数基金起步较晚,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不断规范,指数基金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并且我国在近几年发展指数基金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例如引进了新型的指数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并取得了较大成功。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基金评价方法的研究,并结合指数基金自身的特点,建立了对我国指数基金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从指数基金跟踪基准指数能力、指数基金收益能力、指数基金风险控制能力、基金经理投资管理能力和指数基金费用五个方面建立指标,对五个二级指标进行细分得到22个叁级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稳定期和波动期的样本指数基金的各类指标和综合水平进行了评价,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到了样本指数基金在稳定期间和波动期间的各类指标能力排名和综合排名状况。
段文军[5]2005年在《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研究背景随着基金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基金的投资理念和运作方式日趋稳定和个性化,陆续出现了平衡型、成长型、优化指数型、成长价值复合型等多个基金品种,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理念初步成型,个性初步体现。同时,监管思路的调整使得各家基金公司更加注重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和投资风险的防范。近年来,作为机构投资者之一的开放式基金在我国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开放式基金的推出,使得基金的运作模式有了根本的改变,以致注重基本面分析和风险控制的投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基金的个性化也更加突出,债券型、蓝筹型、收益型、平稳增长型、基础型等基金品种相继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因此对科学、客观的基金业绩评价方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二、研究目的基金业绩评价研究是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建立一套完备的基金业绩评价体系无论对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还是市场监管部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分析基金的业绩,可以获得基金投资操作的准确信息,从而能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做出正确的投资选择,避免盲目跟从一些不实资讯而遭受损失;对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建立科学的基金业绩评价体系,不仅可以对基金经理的努力程度和业绩水平给出具体的量化评价,还可以依此来分析所实施的投资计划是否达到或超过了投资目标,发现投资计划的不足,判断基金投资策略在市场中的适应能力,总结管理成功的经验,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则可以通过建立
熊航[6]2016年在《我国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以资本市场为投资对象的公募基金也随之成立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1998年基金开元、基金金泰两家封闭式基金发行上市为标志,公募基金开始在我国资本市场出现并快速发展。截止2015年底,我国各类公募基金所管理的资产总额已达到约8.4万亿元,公募基金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由于公募基金的投资对象是我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各种金融工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风险。作为一个新兴市场,高波动性和高风险性依然是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募基金改变投资组合风险承担获取投资收益的难度。风险—收益在资本市场中是永恒的对立统一的存在,公募基金作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主体之一也时刻面对着艰难的选择即如何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从现实看,我国的公募基金还远远不能驾驭市场风险,2015年6月以来快速上涨了近一年的A股市场出现持续性的暴跌走势,在这轮暴跌中许多公募基金非但没有发挥市场稳定剂的作用,反而由于种种原因不断抛售手中的股票,这不但给基金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加剧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造成了股票市场和公募基金投资收益双输的局面。2015年第叁季度公募基金全行业合计亏损6503亿元,创历史上最大单季亏损记录。我们关心的是在公募基金的长期运行中,基金管理人是否有能力持续地为基金持有人获取收益?公募基金运行中的投资风险承担有哪些特征?不同市场环境、不同制度设计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是怎样的?因此,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公募基金风险承担将会怎样影响基金投资绩效,以及可能会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将通过几个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并希望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得出符合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实际情况的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推动公募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为投资人获取长期投资收益。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大致现状。其内容包括我国公募基金发展历史、历年公募基金发行情况、存量公募基金的规模及结构、开放式与封闭式基金的规模与结构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发现从2005年开始,我国公募基金无论从数量还是管理资产规模等方面都保持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大致从2011年开始我国公募基金的增长开始趋缓,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中投资对象的多样化以及资本市场总体处于熊市周期。此部分还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了总体分析,包括界定公募基金风险承担、投资绩效等重要概念;阐述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间的相互关系;并对本文中各主要实证章节研究视角的选取情况进行了总体说明。其次,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实证检验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然后实证检验了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投资业绩的影响。第叁,从公募基金业绩追逐的视角出发,对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公募基金业绩追逐行为进行分析;再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公募基金年内风险调整行为的特征;然后基于这些特征研究风险调整的影响因素;最后研究公募基金风险调整行为对其年终业绩表现的影响。第四,从股市周期因素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我国股票市场运行周期进行划分,然后对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的公募基金风险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对股票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后期投资业绩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从制度环境差异的视角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进行研究。此部分先对阳光私募基金风险承担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再对基金经理转投视角下同一基金经理先后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的绩效进行纵向比较,然后对基金经理转投视角下的基金绩效进行横向比较。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如下主要研究观点。(1)通过实证检验公募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对基金风险承担和基金业绩表现的影响发现:①管理公募基金时间较长、年龄较大的基金经理能够获得较好的业绩表现;有过研究员等与证券投资相关度较高的工作经历的基金经理能够取得较好的业绩表现;不同性别间基金经理业绩表现的差异并不显着。②年龄较大的基金经理倾向于高风险的投资策略;女性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较为保守;担任过研究员等研究类职位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公募基金时倾向于高风险的投资策略。(2)通过对业绩追逐背景下的我国公募基金风险调整与投资绩效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①我国公募基金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存在明显的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在进行二分位和四分位法分组后,输家组基金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非常普遍,而赢家组却倾向于较保守的投资策略。②实证研究发现前期资金流入量大的基金、前期业绩较差的基金和处于输家组的基金倾向于在最后一个季度加大投资风险。③实证研究发现基金加大投资风险的行为是无法对当年投资业绩产生正向影响的,基金最后一个季度的业绩粉饰行为是无效的,反而可能对投资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3)针对股市转折点前后六个月的基金风险调整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后发现:当股票市场从熊市进入牛市时前期表现较差的基金会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当市场从牛市进入熊市时前期表现较好的基金会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这说明公募基金并不能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市场悲观时,前期表现较好的基金反应迟钝;市场乐观时,前期业绩较好的基金又会出现过度自信的现象。在实证检验市场周期转换下公募基金风险调整对后期业绩影响后发现在市场环境总体较为极端的情况下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有利于投资业绩表现;当熊市进入牛市时激进的投资策略有助于改善业绩;当牛市进入熊市时往往泥沙俱下,改变风险承担对业绩改善是不起作用的。(4)发生转投行为的公募基金经理所管理的阳光私募基金的风险承担策略与公募基金的风险承担策略特点相同,这说明转投的公募基金经理将公募基金年底通过增加风险而提高业绩的绩效粉饰习惯带入到阳光私募基金的经营中。通过研究公募基金经理转投至阳光私募基金前后管理的不同类型基金的业绩对比后发现:阳光私募基金不论是与同一基金经理转投前所管理的公募基金的纵向业绩对比上看还是与同时期其他公募基金进行业绩对比看,其总体投资能力都要强于公募基金。将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分解为择股能力和择时能力后发现阳光私募基金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较强的择时能力上,而择股能力是弱于公募基金的。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加强对公募基金投资风险的关注,淡化唯业绩论的评价体系。具体措施包括:管理层应更关注公募基金经理的风险管理情况,加强对出现短期过度投机行为的公募基金的监管力度;各市场参与主体应提高公募基金绩效评价中的长期绩效评价所占比重,对明星基金经理的宣传要考虑风险因素和长期投资绩效;管理层及相关媒体应加强对公募基金的风险提示并对短期恶意投机的公募基金进行公开批评。(2)完善公募基金监管体系释放更多投资活力。具体措施包括:管理层应减少对公募基金在投资策略及投资范围等方面的行政干预,但应加强对公募基金具体交易行为的监管力度。(3)进一步鼓励资本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具体措施包括:应给予阳光私募基金等机构以平等的市场地位,从法律法规上保障其合法利益与诉求并将其纳入到现有的证券监管体系中;应改进公募基金激励机制,鼓励公私募基金间相互交流学习。(4)重视提高基金经理的实务经验和水平。具体措施包括:基金公司应更加重视培养基金经理投研类岗位的工作经验;基金管理公司应增加投研类岗位工作经验在基金经理升迁考评时的影响权重。(5)投资者应加强对公募基金风险承担及投资绩效的异质性的重视。具体措施包括:投资者应重视基金经理的投资经验和升迁经历;投资者应关注会影响公募基金风险承担的各种因素;在市场出现周期转换的窗口期,投资者应当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采用不同的基金持有策略。当股市由熊市转向牛市时,基金投资者应当持有投资风格较为激进的公募基金;当牛市转向熊市时,基金投资者应当赎回股票型基金。投资者在持有基金时应当按照特定周期进行管理,不建议长期持有股票型基金产品。
蒋志平[7]2015年在《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与约束研究》文中指出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我国金融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一直被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机构投资者的超常规发展以达到降低证券市场波动、稳定市场的目的。然而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实践来看,我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自身却具有较高的风险水平,证券投资基金的超常规发展还没有达到证券监管机构稳定金融市场的良好预期。由于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本质上是为基金投资者提供的一种代理投资金融服务,基金经理具有的有限责任和委托代理双方风险收益不对称特征可能驱动基金经理在投资中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资产,这种投资冒险行为不仅可能构成损害基金投资者利益的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还将推动金融资产价格对内在价值的系统性偏离,进而加剧整个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进一步引发金融泡沫。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机构投资者稳定市场功能,完善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制,引导和规范基金经理的投资行为。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委托代理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经理人努力水平和基金产出的风险水平都是基金经理可以选择和调整的内生变量,基金经理可能背离其作为机构投资者代理投资的“风险管理”初衷,在投资实践中实施一定的投资冒险行为来实现自身补偿最大化的目的。结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特殊背景,本文综合运用金融经济学、行为金融学、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等理论,采用规范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进行研究。本文将基金经理选择的基金风险水平超越了基金所对应的业绩比较基准风险水平这种投资行为界定为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分别研究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评价、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所面临的驱动因素和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机制,并对如何防范与控制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给出了相应对策建议。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具体包含以下叁个方面:(一)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评价。本文通过考察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产生的结果,基于基金经理自身和基金投资者角度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进行评价。基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2004-2012年36个季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总体上有损基金投资者福利,其行为更多体现出基金经理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而并非“信息优势”。进一步,本文将基金经理的冒险途径分为风险资产占比调整、系统性风险调整和特质风险调整叁种方式,发现不同途径下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对基金经理回报和投资者福利的影响则有所不同,基金经理通过调整特质风险的冒险行为降低了基金经理的回报但却有利于提升基金投资者的福利,而基金经理通过系统风险调整的冒险行为增加了基金经理的回报却对基金投资者福利造成了损害。(二)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本文分别基于基金经理补偿契约和基金投资者风险偏好两种视角,研究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发生的主要驱动因素。一方面,本文分别构建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下的基金经理最优风险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对称结构的基金经理补偿契约中,驱动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基金经理对自己所处形势的主观判断和基金经理自身的风险偏好。特别地,当基金经理认为自己所管理基金的收益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可能性很小,自己在期末面临“损失”的可能性较大时,他们的投资冒险行为就会发生。而当经理人补偿契约从对称结构变为非对称结构时,如果基金经理具有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DARA)偏好,非对称补偿契约结构更可能导致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基金投资者资金流理性预期模型并结合我国开放式基金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对我国基金投资者的风险态度研究后发现,我国基金投资者对以原始业绩波动率表征的基金总体风险并不在乎,甚至表现出一定的“风险追逐”偏好,投资者这种风险态度对我国基金经理的投资冒险行为构成一种隐性驱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驱动主要针对基金经理的“适度冒险”行为,当基金经理表现出“过度冒险”行为时,投资者资金流-业绩之间的凸性会逐渐减小,来自基金投资者的冒险驱动作用会有弱化的趋势。(叁)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以“弱化基金经理道德风险行为驱动”为出发点,本文分别从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市场约束和基金自购制度约束这两个方面考察了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机制。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约束主要从投资者资金流的结构特征考察,期望发现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用脚投票”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制度约束层面,则以基金自购为例,检验基金自购制度的引入与实践,是否真正有利于基金经理和基金投资者之间建立较好的风险分担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基金投资者“用脚投票”方式实现对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市场约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以基金自购为代表的制度性约束则体现出较好的约束效果。
蒋瑛琨[8]2005年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主要包括基金总体业绩、选股与择时能力、业绩持续性以及业绩综合评价四方面的内容。现有研究在方法的正确应用、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对基金业绩评价文献的内在逻辑架构进行了新的梳理,提出了比较全面合理的基金业绩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基金总体业绩、选股与择时能力、业绩持续性、业绩综合评价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论文利用经典方法、改进的风险调整方法、多因素模型、基于投资者偏好的矩方法对中国基金总体业绩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Fama 业绩归属模型对中国基金经理人的选股与择时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横截面回归法、基于双向表的方法、Spearman 等级相关系数检验法对中国基金业绩持续性进行了检验;利用基于层次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相结合的组合方法、数据包络分析、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国基金业绩综合定量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不同评价方法对市场基准、业绩基准、样本区间的稳健性,并进行封闭式与开放式基金的比较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基金能够战胜市场,开放式基金的整体表现明显优于封闭式基金;中国基金不具备显着的选股与择时能力;基金整体业绩不具备显着持续性。本文的研究拓宽了国内基金业绩评价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可为投资者投资决策、基金公司内部管理、管理层监管提供参考。
罗真[9]2004年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是在证券市场市场化转型期间开始起步的,其规范化发展的历史还只有短短六年时间。由于我国基金行业初级发展阶段存在一些不同于国外成熟基金行业的特点,如何向投资者提供基金运作全面真实的信息,如何评定基金的业绩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符合国情的基金评价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我国基金业规范、稳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力图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基金业特点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基金评价体系,并据此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可操作性政策建议和意见。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及其在中国的形成发展等基本问题做了简单介绍;对中国当前建立基金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进行阐述;简要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基本框架和创新点。第二章对现有基金评价体系进行述评。对晨星、标准普尔Micropal和中信等国内外权威和有影响的评价体系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其优点和不合理之处,然后针对我国基金业的现实情况,提出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基金评价体系的设想。第叁章对证券投资基金评价理论进行了分析。对国内外现有的基金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进行分类研究,着重就其理论基础、特点、应用范围及其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同时指明了基金业绩评价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第四章研究了我国投资基金评价的一般方法。采用定量说明和定性分析的方法,以基金业绩评价为主线,围绕基金业绩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基金基本面、收益率、风险、风险调整收益、投资管理能力、投资组合、运作效率、业绩持续性、市场表现等九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西方投资组合理论中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选取,给出了各类模型、指标的基本思路和计算方法。用是否有重大违规事件、违规次数和违规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基金的信誉;借鉴国内外有关市场风险管理的经验和理论,结合当前我国基金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因素,选择CVaR作为度量基金市场风险的方法;考虑了风险和收益的匹配性、对应性和动态时变性,选取方法对基金风险调整后收益进行测度,该指标能够合理实现对单个和多个投资组合的绩效排序,提高了基金绩效评价可信度;提出流通能力指标衡量基金资产流通和变现风险;用时机选择能力指标()和基金持有率、持有 张杰[10]2005年在《基于VaR的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度量及业绩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历七年的快速发展,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专业理财优势、理性投资行为和规模经济效应逐渐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影响力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基金业的发展问题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投资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对其中关系到基金业生命的业绩评价问题人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按照现代的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理论,对基金的总体业绩评价是用一个指标将基金创造收益的能力和控制风险的能力综合起来考察,采用怎样的风险度量是指标应用效果的关键问题。已有的评价指标大都采用标准差或β值来度量基金的整体风险水平,但在实践中发现它们有许多缺陷,存在着改进的必要。 近些年来,VaR方法逐渐成为国外大多数金融机构广泛采用的金融风险度量方法并成为国际风险管理的行业标准,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它风险度量方法的许多缺陷。无疑,将VaR引入到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度量与业绩评价中来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用价值的课题,本文的研究便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其主要内容如下:以构建出合理实用的基于VaR度量风险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为目标,采用理论探讨、数学建模和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首先根据已有的VaR计算方法,结合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风险特性,研究了适合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VaR计算模型;其次根据基金业绩评价指标的构建原理,在均值—VaR投资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基于VaR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最后实证分析了我国开放式基金基于VaR的风险度量模型的设定,在此基础上对样本基金的业绩利用基于VaR的评价指标和叁大经典评价指标进行了比较考察,并相应给出了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1) 构建了两个基于VaR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并在与其它业绩评价指标比较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应用上的独有优势;(2) 采用了厚尾分布(t分布和广义误差分布)和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刻画开放式基金收益率序列的波动性并以此计算出样本基金的VaR值,并应用模型评价和VaR的准确性检验方法初步解决了证券投资基金VaR计算模型的选择问题;(3) 对我国17只开放式基金在2003至2004年的业绩表现利用基于VaR的评价指标和叁大经典评价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检验了基于VaR的评价指标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1]. 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中基准选择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D]. 严月洪. 中南大学. 2004 [2]. 我国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D]. 肖奎喜. 浙江大学. 2005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实证分析[D]. 王会叶. 西北大学. 2008 [4].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我国指数基金综合评价[D]. 马文明. 中南大学. 2007 [5]. 中国开放式基金业绩评价研究[D]. 段文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05 [6]. 我国公募基金风险承担与投资绩效研究[D]. 熊航.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7]. 基金经理投资冒险行为的驱动与约束研究[D]. 蒋志平. 电子科技大学. 2015 [8].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绩评价研究[D]. 蒋瑛琨. 吉林大学. 2005 [9].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评价体系研究[D]. 罗真. 华中科技大学. 2004 [10]. 基于VaR的证券投资基金风险度量及业绩评价研究[D]. 张杰. 湖南大学. 2005 标签：金融论文; 证券论文; 投资论文; 基金论文; 业绩评价论文; 基金经理论文; 开放式基金论文; 证券投资基金论文; 基金风险论文; 契约型开放式基金论文; 基金收益论文; 绩效指标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风险模型论文; 投资论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