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显明[1]2003年在《鄱阳湖区林业建设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说明鄱阳湖区(以下均简称湖区)的林业，无论是与其它区域的林业相比，还是与湖区其它产业相比，在领导心目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学者们也不愿花精力去研究它，因为怕研究成果没人看没人用。1998年的特大水灾，改变了人们的一些看法，“鄱阳湖水系生态林业”被正式提出，但由于它占全省面积的90％以上，因为实施的困难，所以成不了江西林业的一个新议题。本着缩小区域、突出重点，舍远求近的考虑，选择了这么一个研究课题，期望湖区林业能够引起重视，林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在竭尽全力抓重点林区的闲暇时，湖区地方政府的领导们在全力以赴地抓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战略的闲暇时，都能对湖区的林业投下不经意的一瞥，就给湖区的林业和湖区的生态安全注入了希望。 回顾了湖区的研究概况和国内外湖泊研究的动态，界定了本课题的研究区域，考察了湖区的自然资源概况和社会经济状况后，文章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分析了湖区的生态退化与生态安全，从湖区是否属于生态脆弱带的分析，揭示了湖区多方面生态退化的现状，生态退化威胁湖区生态安全，改善湖区生态安全的手段就是生态恢复，而生态恢复的有效途径是湖区生态林业。接下去展开了对湖区的林情、森林与水灾的关系、湖区林业的战略意义的分析和湖区现行林业组织与制度的供求矛盾，组织资源未得到有效激励而动员和组织起来，湖区林业建设没有特殊的制度安排。 生态与经济尤如人的手心与手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人类不是愚昧的，产生生态问题，并不是人的无知，而是经济发展，贫穷是湖区生态问题的根源，湖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不能撇开经济发展，湖区同样要建设小康社会，湖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经济发展，追溯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透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证明只有找到生态与经济的最佳结合点，达到生态经济的协调，才有湖区人地关系的和谐与湖区的可持续发展，华夏文明中有着丰富的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只有去弘扬它，才有可能构建学者们向往的哲学意义上的深生态学，这是本文的第二个重点。 在对创新理论、组织理论、制度理论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之后，就是本研究的核心，湖区林业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本研究中组织创新的涵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现有组织的发展与变革，而是从无到有的构建和生成新的组织形式，因此本研究也不是按照企业组织创新的范式，而是浓郁的乡土范式，因为湖区的绝大部分是农村，主体成员是农民，湖区林业建设的组织创新要解决的是如何把湖区广大农民组织起来。从农民组织的历史变迁，农民组织的特征、农民组织的问题分析中，找出促进农民组织发展的政策框架。在此基础上，沿着“家庭—自然村—行政村—乡镇—乡镇以上”的组织学尺度，分别提出了组织创新形式的设想。并在文化、情感等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聚落林业的概念和意义。根据产权是制度研究的基石，重点剖析了集体林区两种典型产权制度改革的失效，提出了以自然村为集体林业产权基本单位的设想，以及产权重组民主化自愿性的制度建议;点出林地产权存在的问题，对《森林法》执行过程中林权的各种流失形式作了解析，对湖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新研究，撇开了纯学理的思辩，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内在补偿自我补偿的若干模式。对湖区林业投融资制度创新的视角主要放在利用BOT模式聚集社会资金以及利用GB模式使农民得到广泛的信贷服务。
邹秀清[2]2001年在《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长江中游的鄱阳湖区是我国农业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粮、棉、油、水产品生产基地。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农业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致使该区域生态恶化，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 本课题采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过程中，寻找引起这种演变的机理、揭示其主要发展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促进鄱阳湖区及其类似地区的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分析的基础。 论文的主体架构由叁大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首先静态分析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现状及其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然后动态研究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过程。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50年来湖区的农业自然资源利用，大体上可以1978年农村改革开始启动为界划分为传统封闭型(1949-1978)和向现代开放型转变(1979-1999)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第二部分，在分析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现状及演变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产生这种演变的机理、揭示其主要发展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的基本动因是具有增长型机制并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的社会经济子系统与具有稳定型机制的自然资源供给有限的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对立统一；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辩证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子系统需求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供给之间平衡→失衡→平衡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中，决定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运动状况的关键是湖区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干预自然生态子系统的方式和强度。建国后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过程说明，宏观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和科技进步成为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的基本力量；而在一定的制度规则和科技水平下，湖区系统内部资源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差异在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结构类型产生分异和生态经济发展由“同步”走向“异步”的过程中作用重大。 第叁部分，探讨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的演变轨迹，力求通过规范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寻求发展周期内的进展演替与发展周期间的永续跃升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论文最后阐述了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的战略措施。
周早弘[3]2009年在《农业面源污染实证分析与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为了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引发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破坏了农业生态环境,制约了农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防治农药、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因此,研究农户行为,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对策与政策,对农村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研究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方面,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农业经济理论、农业技术经济理论和数量经济理论等方法,分析了鄱阳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农业投入品的非经济现象及其效率损失,模拟了研究区内的环境EKC曲线,揭示农业面源污染的严重性,实证研究了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与行为,并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理论,研究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构建共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组织。在政策研究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优化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措施。最后,构建了农业面源污染的前馈与反馈复合控制系统,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本研究可能的主要创新性成果表现在:一、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利益矩阵,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与利益。二、运用博弈理论分析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叁、构建了农业面源污染的前馈与反馈复合控制系统,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余欣荣[4]2000年在《鄱阳湖区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模型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在分析了国内外有关区域开发的理论、模式和实践后，研究了鄱阳湖区11个县（市、区）资源开发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1998特大洪水所给予的启迪。在此基础上，应用PRED系统诊断的方法，对鄱阳湖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进行研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土地为对象、水为基础的“人—地—水关系模型”和湖区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策略和政策建议，并对湖区资源环境开发、治理和保护的各个领域进行了具体的、基础性的研究。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分析了鄱阳湖区资源环境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开发中的成就与失误，总结了开发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分析了在新的形势下鄱阳湖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2 在综合分析国内外区域开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把鄱阳湖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并将其置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系统中，应用PRED系统诊断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鄱阳湖区PRED系统的内在联系、外部关系和系统的特征（主要为开放性、多宜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提出鄱阳湖区PRED系统的实质就是人地水关系。 3 提出了鄱阳湖区人地水关系模型及其数学表达。在该关系模型中，人为核心、地为对象、水为基础。用此模型，分析了湖区开发在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顶峰期的阶段特性。得出湖区人口压力大、素质低是导致资源利用不合理、环境退化、洪灾频繁的根本原因。 4 鄱阳湖区的开发、治理必须以实现体现效益目标和公平目标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总体目标。因此，鄱阳湖区的开发原则应包括：优势性原则、综合效益原则、整体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市场性原则；湖区的开发策略重点要作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建立“人口—教育—就业—培训—区域可持续发展”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合理开发湖区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调整湖区的产业结构，搞好小城镇建设，保护湖区的生态环境，并充分发挥科技、市场和资金在湖区开发中的作用。 5 在对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开发历史、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后，提出了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利用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将可持续评价的思想引入土地资源评价中，经过评价因素的选择及其指标体系的建立，应用特尔菲方法，进行了鄱阳湖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定量评价。将可持续性评价结果与湖区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结果相结合，提出了湖区农地资源和市地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结合灾后重建进行土地整理的策略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6 在对鄱阳湖区域水资源开发治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鄱阳湖区的水资源供需状况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综合开发利用湖区水资源必须考虑二方面：一方面加强防洪工程建设、搞好水利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丰富的水资源，按照“低水种养、高水蓄洪”的思路，科学开发水产资源，并从法规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渔政管理的建议。 7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是邵阳湖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通过分析该区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正、负面影响，提出了“人口一教育一就业一培训一区域可持续发展”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和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具体对策。 吕 以国内外产业结构和布局理论为指导，分析了郡阳湖区产业结构与布局的现状、存在问题与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的对策。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了“都阳湖区域经济发展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定量研究了湖区产业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通过行政干预和经济干预刺擞投资以及突出科教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开发等湖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建议。对湖区农业、工业和第叁产业的开发、繁荣与布局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9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进行了湖区小城镇体系发展和布局的研究，其中将“作用力场”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引人叁个城市的相互影响分析和用于区域内小城镇体系、规划和布局。提出了湖区小城镇体系发展的构想和结合灾后移民建镇建设小城镇的措施。 10分析了邵阳湖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引起生态环境的问题因素，提出了湖区生态环境保护，必须控制人口增长、发展生态农业和“治湖必须治水、治水必须治山、治山必须治穷”等的系统性、全局性的途径和措施。提出了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共同实现叁大效益的邵阳湖区域可持续生态经济的模式。 由于本研究范围巨大，内客众多，涉及面广，融合了自然、社会、经济等多学科的内容，只能对湖区资源环境中带有根本性的、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不可能将邵阳湖区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更无法对湖区资源环境开发、治理、保护中的各个具体问题进行深人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必须在今后的研究中逐一进行深化。
罗珍珍[5]2009年在《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成因及控制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日益严重,且已成为该区域主要的水体及土壤污染源,不仅退化了农业生态系统,危害农业安全,也通过水和食品污染损害到居民健康,给环鄱阳湖区的生产、生活及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失。本文借助环境经济学理论及管理统计学、现代计量经济学等分析方法,遵循定性与定量、综合分析和个案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和数理分析相补充的研究思路对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的现状及产生成因进行研究,并提出控制对策以促进该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近年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的时序特征为农村面源污染指标排放量随时间增长呈上升趋势,利用情景分析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若不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保持现状发展,农村面源污染会加剧;利用聚类方法分析了空间分异特征,农村面源污染程度呈现区域聚集特征,严重区域主要集中在环鄱阳湖区的22.22%个县市。(2)利用定性与主成分分析法针对造成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的社会、生产、市场及文化等成因评价得出生产成因为典型成因;利用协整验证了典型成因种植业比例与农村面源污染的化肥、农膜及农药的投入和秸秆的排放构成长期均衡关系,并采用格兰杰检验得出种植业比例与农膜及农药的投入还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进一步验证了生产成因为造成农村面源污染的典型成因。(3)利用系统动力学原理构造了环鄱阳湖区农村环境系统基模,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存在的成长上限提出了4个控制对策来消除负反馈环的制约以推动整个系统更好的发展。(4)针对环鄱阳湖区区位优势,通过SWOT分析了27县市自身的农业优势产业,建议在环鄱阳湖区推行6种生态农业模式可有效控制农业生产造成的农村面源污染;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各层次相关性,提出了3大激励对策以促进环鄱阳湖区生态农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邹露青[6]2009年在《鄱阳湖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和我国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要求不同区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与传统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现状及时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鄱阳湖区地处长江中游红壤丘陵地带,全区国土总面积为19711.8km2,其中平原约占29.02%,岗地约占29.91%,丘陵约占12.25%,山地约占9.45%,水域约占19.37%。区内土地类型齐全,由农田、水域、森林、湖滩草洲、沙洲裸地、城镇工矿等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陆相生态系统。湖区内农业资源特色明显,但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没有很好的发挥自然条件提供的优势。在这样一个特殊区域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研究,对发展湖区农业经济,提高湖区农民收入,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研究,在大量鄱阳湖区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利用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对鄱阳湖区农业产业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依托鄱阳湖区优势生物资源和生态优势,结合鄱阳湖区经济发展现状,得出对鄱阳湖区未来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深层次调整的思路,并根据鄱阳湖区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该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及各个小区域的开发战略。
钟海燕[7]2011年在《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文中提出鄱阳湖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其范围包括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九江市区、湖口县、永修县、星子县、都昌县、德安县、鄱阳县和余干县等11个县(区),土地资源总面积19761.5km2。近50年来,由于区域人口、经济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地矛盾日趋突出,区域土地资源压力倍增,鄱阳湖区面临着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水质污染、水旱灾害频发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变化直接引起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研究鄱阳湖区近5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过程、辨析其驱动因素并进行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定量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强度,对促进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主线,采用文献调查、“3S”技术、模型模拟方法、数理统计方法及实践调查方法,通过研究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1.鄱阳湖区近50年各类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为主线,6种地类呈现出不同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①数量变化：近50年变化最为剧烈的是建设用地,仅1971～2008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幅度达6.3倍之多；耕地和水域总量基本保持平衡,耕地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平衡的变化曲线,而水域呈现为先减后增再缓慢微降的变化趋势；草地和林地减少幅度较大,在1971～2008年间,总量减少约20%。②空间变化：运用空间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了鄱阳湖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的变化过程,耕地、林地和水域在鄱阳湖区空间分布均衡且年际波动小；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空间分布较不均衡且土地利用有聚集的趋势,如未利用地集中分布于星子县、余干县、新建县和鄱阳县等县(区)。③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用地聚集度上升、多样性减少的趋势,如1985-2005年,土地利用景观的斑块数(NP)从18040减少到17571、最大斑块指数(LPI)从13.3985增加到15.8938、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从1.6143减少到1.6091、聚集度指数(AI)从94.7527略增到94.6168。2.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以政策驱动为主、社会经济驱动为辅。通过选取1954-2008年间的经济、人口、投入和收入4类11个代表性指标,经主成分分析降维后形成主成分F1、F2,然后与标准化处理后的1954～2008年鄱阳湖区主要地类数据(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进行曲线拟合,并结合期内土地利用政策变化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水域变化和F1、F2的相关度不高,其主要驱动力是土地利用政策；而建设用地的变化与F1呈正相关、F2呈负相关,表明其主要驱动力为社会经济因子。3.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用CLUE-S模拟的精度好,但缺乏土地利用变化的机理支持,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鄱阳湖区100m×100m土地利用格网,选用地均GDP、人口密度、海拔高度、平均坡度、到最近城市距离、到最近河流距离、到最近主要公路距离、年平均降水量、年平均气温和土地有机质含量等10个指标,建立了基于1995～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的CLUE-S模型并模拟2020年土地利用格局,模拟结果的KAPPA指数达0.879,总体模拟精度高,但建设用地分布的模拟精度较差。通过扩展土地利用生态位理论弥补了CLUE-S模型在机理上的不足,并在微观尺度用生态位宽度模型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原理、在全局尺度用经济生态位模型实证分析了鄱阳湖区建设用地的空间变化。4.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而水域是维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稳定的关键因素。以鄱阳湖区1985～2008年为例,根据生态丰度指数、NDVI、NDSI和NDMI数据,建立基于格网(30m×30m)的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模型,结果显示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好,但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均值从1985年的50.03降到了2008年的48.73；通过基于格网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耦合分析,结果显示：水域变化是维系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如“围湖造田”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显着变差,而“退田还湖”使得区域水域扩大、生态环境质量显着变好；新增建设用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林地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有重要影响。5.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应结合区域资源特点,创新观念、多管齐下。鄱阳湖区土地资源地域分异明显,应通过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分区,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合理布局农业用地区、生态林用地区、城镇及工业用地区和湿地保护区,创新流域管理理念,发展生态旅游,结合新型城镇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前人对鄱阳湖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扩展研究时限、更新研究手段、丰富研究理论,对鄱阳湖区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深度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有：1.构建了1954-2008年鄱阳湖区长时间序列土地利用数据库；以此为基础,基于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分析土地利用空间差异,尝试用土地利用生态位模型对鄱阳湖区1954-2008年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解释。2.应用“3S”技术、精细格网与CLUE-S模型模拟技术综合集成,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搭建了新的技术平台,特别是100m×100m格网能够在CLUE-S模型中更准确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基于30m×30m格网的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精确地分析了各种土地利用变化方式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贡献。3.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及预测,生态环境效应分析的基础上对鄱阳湖区土地利用进行分区并提出差异化的可持续利用对策。
黄燕, 李言阔, 纪伟涛, 许鹏, 王志淦[8]2016年在《鄱阳湖区鸟类多样性及保护现状分析》文中认为根据鄱阳湖鸟类研究文献,对鄱阳湖区鸟类记录进行了整理和甄别,发现近年来鄱阳湖区新记录鸟类60种,迄今共记录鸟类352种,隶属17目61科。其中,水鸟6目16科133种,占中国水鸟总数的49%;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受胁鸟类16种,包括极危种白鹤(Grus leucogeranus)和青头潜鸭(Aythya baeri)2种,濒危种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黑脸琵鹭(Platalea minor)、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和小青脚鹬(Tringa guttifer)4种,易危种白枕鹤(Grus vipio)、黄嘴白鹭(Egretta eulophotes)和鸿雁(Anser cygnoides)等10种;国家Ⅰ级保护鸟类9种,国家Ⅱ级保护鸟类49种。在居留型方面,冬候鸟130种,占36.93%;留鸟99种,占28.13%;夏候鸟62种,占17.61%;旅鸟52种,占14.77%;迷鸟9种,占2.56%。在区系方面,古北界种类最多,共有185种,占52.55%;东洋界种类126种,占35.80%;广布种41种,占11.65%。为了保护湿地鸟类及其栖息地,鄱阳湖区目前共建立以候鸟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为主要对象的保护区18个,总面积达2 006.18 km2。建议将分布有重要越冬水鸟栖息地的县级自然保护区尽快升级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一些尚未被纳入保护区体系的重要的越冬湖泊应尽早建立保护小区,从而完善鄱阳湖区水鸟保护与监测网络,构建完整的候鸟保护体系。
欧阳彬生[9]2007年在《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鄱阳湖是世界上七个重要湿地之一和我国最大的吞吐性淡水湖,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鄱阳湖区的用水量猛增,水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直接影响该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本文有必要研究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情况,通过建立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来评价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论文首先论述问题的提出前提条件、研究背景,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内涵,总结了国内外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并分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其次阐述了鄱阳湖区的概况;接着是对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进行构建,针对鄱阳湖区特殊条件和资料来源,建立了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设立目标层、准则层、分准则层、指标层4个层次的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通过专家咨询评分得到的判断矩阵,其最大特征值和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采用Matlab软件编程处理计算;最后本文以2000年为基准年,计算2001～2005年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系数,评价结果属于准可持续发展,其中2003年为弱可持续发展,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目前,国内外对湖泊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并且研究也比较少。建立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定量评价,可以全面、深入地反映水资源系统的发展水平以及它同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状况、公平程度。这对于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同时它也是监测、评估、控制和规划的依据。
韩雨静[10]2014年在《鄱阳湖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步入调整期，东部发达地区丧失优势的产业正在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鄱阳湖区面临着承接产业转移的挑战。鄱阳湖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要求人才结构与之相适配，这样人才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整个鄱阳湖区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产业、产业结构及人才、人才结构的概念做了界定，并且回顾了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的文献；其次，分析了鄱阳湖区的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现状；然后，选取鄱阳湖区典型城市南昌，对其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做实证分析；再次，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鄱阳湖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做出预测；最后，结合前面的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鄱阳湖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的五条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本论文从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系统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互动关系。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鄱阳湖区是国家重点发展经济区，就目前来说，系统研究鄱阳湖区的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就区内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适配进行了深入分析。
参考文献：
[1]. 鄱阳湖区林业建设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D]. 段显明. 北京林业大学. 2003
[2]. 鄱阳湖区农业自然资源利用演变机制研究[D]. 邹秀清. 华中农业大学. 2001
[3]. 农业面源污染实证分析与政策选择[D]. 周早弘. 南京林业大学. 2009
[4]. 鄱阳湖区开发研究[D]. 余欣荣. 南京农业大学. 2000
[5]. 环鄱阳湖区农村面源污染成因及控制对策研究[D]. 罗珍珍. 南昌大学. 2009
[6]. 鄱阳湖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邹露青. 江西师范大学. 2009
[7]. 鄱阳湖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D]. 钟海燕.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8]. 鄱阳湖区鸟类多样性及保护现状分析[J]. 黄燕, 李言阔, 纪伟涛, 许鹏, 王志淦. 湿地科学. 2016
[9]. 鄱阳湖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D]. 欧阳彬生. 南昌大学. 2007
[10]. 鄱阳湖区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适配研究[D]. 韩雨静. 南昌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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