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1]2015年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文中提出从1998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但随着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房地产价格犹如坐上“火箭”般上涨,其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的承受能力,成为了引发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房地产价格的飞涨不仅成为了突出的社会问题,更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也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在公众眼中货币政策是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一剂良药,认为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稳定价格的重要手段,不仅应在物价稳定和产出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还应关注资产价格的稳定,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但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措施来解决高企的房地产价格,但事实上效果却并不明显,房地产价格整体上涨的趋势并未受到遏制,房价超过居民的收入承受能力的现象依然存在,由高房价引起的社会问题依然突出。种种迹象表明现阶段所采用的货币政策无法有效解决高房价的问题,必须在现有货币政策体系中充分考虑房地产价格波动,进而对货币政策规则中的工具规则、目标规则做出相应的改变,来尽快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本文以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经济增长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然后分析若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各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密切,即货币政策是否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其反应程度如何?是直接干预还是间接关注?最后分析若货币政策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后,目前的货币政策规则还是否合适?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是否需要做出修改与完善?何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才是适合我国目前阶段具体国情的?在具体章节结构上,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及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关系的国内外文献进行全面的总结与梳理。第叁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稳定,首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偏高,然后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中存在房地产价格偏高的原因从供给、需求两方面进行分析,最后就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消费、投资、经济增长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四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反应,首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然后就房地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随后对货币政策是否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给予判断,最后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反应程度做出判断。第五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选择,建立一个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分析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反应系数进行估计,认为前瞻型混合规则是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佳选择,随后以美国为例对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国际经验进行介绍,最后对混合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第六章为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目标规则选择,首先对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以及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需要增加金融稳定作为第五个目标,然后对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目标规则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我国现阶段的最优货币政策目标规则,最后对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未来实施情况进行再探讨。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对主要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提出相关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展望。与国内外的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房地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分析中,本文不仅运用DSGE模型就货币政策是否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进行分析,还运用VAR—MGARCH—EEKK模型就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具体反应程度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对房地产价格波动采取间接关注的手段。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分析中,本文将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划分为货币供应量规则、利率规则和混合规则,将每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按照反应类型不同,又分别划分为前瞻型、当期型和后顾型,并利用OLS分析方法对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反应系数进行估计,运用DSGE模型对基于房地产价格波动的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福利损失分析,得出结论是前瞻型混合规则是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优选择。在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分析中,本文通过构建改进的IS-Philips曲线,将房地产价格波动作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关键变量纳入到理论模型中,试图对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是否需要加入金融稳定这第五个目标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论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应加入金融稳定作为第五个目标。并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对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最优选择进行分析,分析得出目前备受西方国家推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是当前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后的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的最优选择。
胡宏海[2]2015年在《金融创新背景下中国最优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文中提出本文在普尔基本模型基础上引入金融创新因素,并对中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依据1999—2014年月度数据,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更趋明显。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将利率作为今后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从而更好地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今后中国经济的过分减速,对称和不对称减息都是可取的选择。
金素[3]2013年在《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文中提出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深层影响从美国金融业蔓延至各国实体经济,对此,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搭配抵御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令人欣喜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搭配发挥效应,危机的深度危害逐步消除,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复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加之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全球通胀等风险存在,使世界经济复苏之势显得疲软且充满变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以中美两国为例,比较研究两个大国在这场危机中使用的政策搭配方案并检验政策搭配效应,以进一步分析美国政策搭配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行之有效的改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概念地界定出发,通过回顾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危害再到各国出台政策后的逐步复苏的全过程,并仔细梳理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本文的后续深入分析和论证奠定全面的理论研究基础。全文的主要研究分为美国和中国两条主线,既有并行区域也有交错对比,首先对美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和维持霸主地位等强烈的政策动机驱动下,美国政府、联储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工具,并在保持美国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搭配使用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按照完全相同的研究逻辑,本文梳理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出于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动机的驱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大量政策工具,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有效搭配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在完成了理论上探究中美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事实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别对中、美两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政策搭配组合中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货币政策,其次是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实证结果几乎相反,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中,第一,代表汇率政策的公因子无法提取,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拉动经济复苏存在滞后效应,第叁,在拉动经济复苏效应中财政政策贡献较大,货币政策效果较为微弱。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才是所做研究的目的所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紧接美国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出其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并对比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紧接着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之后仔细剖析了中国应对危机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使后文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行文至最后时,在综合考虑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内部金融“防火墙”和外部金融“防护网”在内的中国的金融危机防御体系来应对危机。具体包含核心的基础条件的建设、政策搭配的改革和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叁个部分,以寻求在世界经济保持稳步、健康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下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能够真正发挥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作用。
顾书华[4]2016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几次扩大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加快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更大范围内自主确定其存款利率,表明金融主体自主定价进一步放开。然而,这不能表明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利率市场化是指金融市场上的主体机构在政策基准利率的指导下,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完全自主定价,自负盈亏。如今,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仍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且不同利率之间的关联并不显着,人民银行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没有根据市场化利率的行为特征来确定基准利率。调控行为还保留较多的行政成分。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只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不能代表利率市场化的结束。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仍然任重而道远。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此形势下,进一步研究中国市场化利率的行为规则,可以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自中国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对于中国利率泰勒规则形式的研究相继展开。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但研究结论仍然存在矛盾。文献研究主要是采用中国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同业拆借利率做为研究对象,讨论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谢平、罗雄(2002),陆军、钟丹(2003)和王建国(2006)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虽然满足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它是不稳定的政策规则。卞志村(2006),赵进文、范继涛(2007),杨国中(2009),徐亚平(2009),石柱鲜(2009),万晓莉(2013),袁野(2014)的研究认为,中国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不仅满足泰勒规则形式,而且是一个稳定的政策规则。杨柳(2013)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满足泰勒规则而满足麦克劳林规则。本文主要针对以前文献研究结论中表现出的相互矛盾的问题提出合理解释,并对中国现行“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评价观点。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问题的研究结论出现矛盾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中对产出缺口的计量与数据的处理方法。另一个原因是文献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是市场化的同业拆借利率,但是同业拆借利率是经济的内生变量,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先前文献研究的结论并不能真实评价中国现阶段实际中实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就是中国市场均衡利率是否可以被描述成稳定的泰勒规则形式。其次,如何来评价中国现阶段的“双轨制”利率政策的有效性问题。泰勒规则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质,如果中国政策基准利率不符合泰勒规则的某种形式,那么中国现阶段的利率政策可能不是最优的,或不是有效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利率政策是否必须符合泰勒规则?事实上,文献研究中互相矛盾的结论表明以往的文献研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通过对政策规则演进脉落的梳理发现泰勒规则是总结以往政策的优点后形成的一个兼顾长、短期调节作用的可操作的政策规则。文章在Clarda et al. (1999)和Woodford(2003)的研究基础上,将货币效用函数、垄断竞争商品市场假设和价格粘性结合起来,形成简单的线性新凯恩斯模型,用最优化方法证明最优的政策规则是泰勒规则,并用中国实际数据实证比较泰勒规则和其他政策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稳定效果。然后,针对文献研究中突显的产出缺口计量与数据处理方法的问题,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理性预期的方法,重新检验了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但是,所得的结论仍然受到采用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根据这个问题,选择了中国的政策基准利率——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的“双轨制”利率政策进行有效的评价。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1.泰勒规则是货币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演化形成,能兼顾长,短期调整的政策规则,并且该规则能有效缓冲随机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如果实证检验表明政策基准利率满足泰勒规则形式,则表明该货币政策有效。这个结论可以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2.中国执行的是“双轨制”利率政策。评价中国利率政策效果应该以中国实际信贷利率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同业拆借利率为研究对象。文献研究中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结论的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混淆。3.实证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通常受到产出缺口计量问题的困扰。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代替理论上产出缺口来检验泰勒规则形式时存在一个理论“陷阱”。这个问题以往文献没有注意到。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实际上是经济随即冲击形成的,理论上与利率不相关。因此,应该谨慎的对待,使用趋势分解意义上的产出缺口检验泰勒规则得出的结论。4.受产出缺口计量问题影响,本文认为,无法得出中国实际信贷的泰勒规则形式。由计量检验得到的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从理论上,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实际信贷的是否遵循泰勒规则形式,同理,实证检验否定中国实际信贷利率的泰勒规则形式,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的实际信贷可能遵循泰勒规则形式。所以评价中国“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不能采用泰勒规则的标准。5.评价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双轨制”的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最简洁的方式,就是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本文用脉冲响应分析实证地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的促进经济稳定的增长,是满足现阶段中国经济目标要求的有效经济政策。
刘艳武[5]2004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与选择》文中认为自从1984年中国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以后，伴随着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财政政策的作用弱化，货币政策逐步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中国改革开放后20多年货币政策的实践中，货币政策的运用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使人们对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当前，国内货币政策实践已经为系统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的新动向，加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也确实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研究空间，进而促成了本文的选题。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运用各种工具通过货币存量调节总需求、进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的一种手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是考察货币供应量作为能动的政策变量，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能否实现货币政策目标。通常的度量标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特别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能否引起实际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的变动。中国货币政策在建国前就已经存在。笔者将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分析：改革开放前30年（1948——1978）和改革开放后（1979年至今）。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政策处于从属地位。货币政策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物价。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物价问题只有突出时才引起重视。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并不明显，信贷现金计划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改革开放以后，货币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也逐渐增强。1984年中国中央银行体制建立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推进货币政策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历了从“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到“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变，中介目标经历了从贷款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转变，操作目标经历了从贷款规模到基础货币的转变，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调控手段逐步扩大，政策工具经历了从直接工具到间接工具的转变。在对中国建国以来货币政策实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展开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笔者给出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框架，指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WP=162>基本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理论层次研究了货币需求和供给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即货币供给变化能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变化的问题；实践层次研究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与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即中央银行应当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正确预测货币需求函数是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关键。在对货币需求理论和实证方法进行回顾的基础之上，笔者构造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并对其特征进行分析，探讨当前中国货币需求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环境和货币政策在80年代和90年代显着不同，据此货币需求也可能存在阶段性的显着变化。国内现有对货币需求的研究大多基于单一数据期间，并由此求出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得到中国货币需求稳定与否的结论。而本文则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货币需求函数分为两个阶段(1978—1993和1994—2004年上半年)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1、M2实际余额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预期、货币化程度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第一阶段M1和M2的短期动态方程比较稳定，而第二阶段M1和M2的短期动态方程的稳定性较差。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这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不易预测，这大大增加了货币政策的难度。虽然在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并不是中介目标的最合适变量，但在没有其他合适的中介目标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M1比M2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然后，笔者探讨了货币供给内生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可控性。笔者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M1的内生性较弱，其作为中介目标时货币政策的效果较好；而M2的内生性较强，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监测目标。接下来，笔者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几方面分析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在最终目标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的发展历史表明，最终目标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个主要问题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政策目标演变表明最终目标实质是反通货膨胀。关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一定程度的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这表明，“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在理论上和中国当前和未来实践中是合理和科学的。在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方面，笔者分析了货币政策中介、操作目标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联系，介绍西方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选择，并分析了
王海宁[6]2017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效率问题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在未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还未存在,此时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依靠宏观管理当局所制定的计划。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负责央行的职能之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才开始实施。在货币政策实施的30余年的时间里,央行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来控制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以保持物价稳定为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带动经济增长。虽然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取得了比较不错的经济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难题,如货币管理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有限、货币政策工具的局限、流动性陷阱等问题,这使得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并未实现宏观调控管理机构的理想预期。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货币管理当局和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关于这方面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大量涌现。这些研究成果科学的结合了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学理论,建立起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为相关决策制定部门提供了有益参考。相对于已有的关于货币政策效果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结构方程模型(SEM)、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等研究方法,鲜有基于符号约束VAR模型对货币政策效果进行深入探究的文章。符号约束方法与参数约束方式的识别方式不同,本文所用的识别方式直接对冲击效应本身施加约束,进而得出政策效应的一般特征,为货币政策效果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首先,本文主要从货币主义学派与财政主义学派两大角度对国内外货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究,清晰地显示出货币政策不同时期的经济效果。其次,为考察货币政策效果,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借鉴Andrew Mountford和Harald Uhlig(2008)的研究方法,采用中国1997Q1-2015Q4的季度数据,运用符号限制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效果并结合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是有效的,但当货币管理当局采取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时,货币政策时滞问题与货币政策顺周期问题是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问题。货币政策时滞与货币政策顺周期问题的存在会加剧金融的不稳定性,此外,货币政策在最终目标的协调以及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也存在着缺陷,因而本文提出应尽快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来弥补货币政策的缺陷,共同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再次,对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尽快完善中国金融体系逆周期调控机制,逐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做到对宏观经济风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金融稳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赵伟[7]2011年在《中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的关注点,逐步由对宏观调控意义上货币政策短期效应的广泛关注,转变为加大对货币政策框架具体内容等更加微观具体层面的考察,所借用的研究工具也越来越科学,研究思路也越加完善。但总的来看,现有文献对我国货币政策在增进社会公众福利、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上应尽的贡献和绩效研究方面,仍显不足,尤其是量化分析方面,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基于社会福利角度将“货币政策绩效”界定为：货币当局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操作或自身体制改革(货币政策框架具体内容的优化),在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社会福利损失的降低)等方面取得的绩效。通过理论建模与最优化求解过程,我们可以得到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表达式,以及最优货币操作下通货膨胀率与产出缺口率的函数表达式。将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福利损失最小)的货币政策操作界定为最优货币政策操作,并以此为基准,本文提供了两种度量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思路：基于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度量与基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度量。其中,基于最优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货币政策绩效考察,将现实货币政策偏离最优货币政策操作的大小和幅度作为对货币政策绩效的度量。基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的货币政策绩效考察,以最优货币操作下的社会福利损失水平为基准,现实货币政策操作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水平偏离最优社会福利损失水平的程度,作为对货币政策绩效的度量。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选择问题展开理论探讨。研究结果显示：1、货币当局在对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选择时需要参考的五个变量分别是,来自货币需求层面的冲击、来自商品需求层面的冲击、货币需求相对产出的弹性、货币需求相对利率的弹性和总需求相对名义利率水平的弹性；2、货币政策工具的最优选择与社会福利损失函数中通货膨胀的厌恶系数λ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诸变量(包括商品市场供给层面的冲击、商品供给曲线的斜率等)无关。当经济体所承受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需求层面、货币需求主要来自商品市场、利率政策调节对总需求的作用效果较小时,货币当局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越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反之,则货币当局采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有利于维护公众的社会福利。考虑到基准模型经修正后组成的宏观经济动态系统中含有变量之间的同期及滞后关系,我们采用了S-V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现实货币政策操作在增进社会福利损失方面的有效性在逐步提高,现实货币政策操作越发趋于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货币政策操作。相比其他时段而言,我国2005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的现实货币政策操作最接近最优状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而1997年第3季度至2001年第4季度,则是本文样本区间内偏离最优状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最为严重的年段。2005年第3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较之他们之前的时段,承受了更多来自供给层面的正向冲击,但货币政策的现实操作在维护公众福利方面较之上一时段则更为有效。在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最优选择展开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实证研究的结果与我们理论推演的结论是一致的。样本区间内的多数时段,我国来自货币市场层面的需求冲击远大于来自商品市场层面的需求冲击,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较之数量型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效果占优。
朱建勋[8]2009年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能否实现其调控经济的目标,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问题。货币政策有效性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它是指从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作用过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货币政策外部因素冲击等变量的函数,是货币政策能否实现目标的关键。只有建立起完善的货币传导机制,才能最终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层次,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没有影响?即,货币供给变化能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变化的问题;(2)在实践层次,中央银行应当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即,中央银行应当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要系统地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就必须认真回答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正是沿着以上的脉络进行的。首先从理论层次上,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问题进行剖析,探讨货币政策在中国究竟是否有效。在这样的前提下,继续对中国具体货币政策实践进行分析,并指出如何提升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本文主要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已经积累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没有更多触笔,主要是引进、归纳和借鉴。研究的主要工作在于,如何把相关的理论同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结合起来,在成熟理论的指导下,对转轨时期中国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深入分析,并借鉴国外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指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取向。这一工作是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完成的。
李雷[9]2014年在《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及选择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是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不同的经济时期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对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货币政策一般经过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完成一个调控过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是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初始阶段,在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历程中,数量型工具由于其具有对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较为直接和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等特点,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好的适应了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影子银行体系呈“井喷”式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不断丰富和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同时人民币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社会融资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使得我国社会融资需求逐步降低对银行信贷的依赖,这对之前我国一直沿用的数量型工具和以人民币贷款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步伐也逐渐加快,价格型工具的应用条件越来越成熟。由于价格型工具是通过影响资产价格来影响微观主体自发的行为来达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价格型工具相比数量型工具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从长期来看应当将我国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本文首先对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的概念、发展历程、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情况以及我国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紧接着对社会融资结构变化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了具体分析,分析认为,数量型工具适合相对落后和利率弹性较低的金融环境,而与此相反价格型工具适合相对发达和利率弹性较高的金融环境,在当前我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仍未实现、充分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我国的金融市场仍然相对落后。然而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增加了新的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使我国的M2口径更加复杂,同时影子银行体系等新型融资方式产生了新的信用创造机制,这些变化使适合配合人民币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使用的数量型工具的效果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具有加快利率市场化的内在要求,这对完善价格型工具使用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短期内数量型工具依然是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在长期内中央银行应逐步增加价格型工具的使用力度,促使数量型工具向价格型工具转变。随后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当前我国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的调控效果进行了实证比较,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够显着影响通货膨胀率,然而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却使得通货膨胀率呈正向响应,说明在所选择的数据期间内提高利率不能抑制通货膨胀率,从而说明当前数量型工具应当继续作为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而利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效果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效果可以说明,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不断发展完善,价格型工具的调控优势将会逐步得到发挥。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最后对如何优化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给出了政策建议。建议为：一、设计分地区、多层次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二、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的参与范围；叁、加快市场利率形成机制,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四、逐步放宽汇率的浮动范围,加快汇率市场化步伐。
鲁婧[10]2007年在《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对中介目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导过程包括：“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起点，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对中介目标的影响大小，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个货币政策有效性强弱。1984年以来人民银行不断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成功实现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软着陆”，解决了21世纪初的通货紧缩问题。2002年以来，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日趋加剧又对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出发，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内部传导的效率，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合理的选择和搭配，中介指标的选择以及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以保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都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对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即阐述了货币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的种类，概述了货币政策内外传导过程，阐明了货币政策工具对中介目标影响的货币乘数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其次，根据我国不同时期货币政策工具和中介目标选择以及传导机制的差异，分别回顾了1978－1993年以直接调控为主的时期、1994－1998年过渡时期，1998年至今间接调控为主的时期这叁个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变动规律及相互影响的数量特征。再次，基于规范的计量分析方法对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与中介目标变化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包括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工具影响力度、稳健性、灵敏度以及时滞程度大小，其中存款准备金仍是力度最大的工具之一，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政策亦影响重大。最后，根据实证的结果，提出了完善我国内部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建议：一方面，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的选用、分工和搭配；同时加大对外汇占款的冲销力度，减少内部传导过程中的梗阻。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多元化、企业化的金融中介体系，大力发展货币市场等金融市场体系，加大财政、货币、外汇叁大政策的配合，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实施提供完善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选择[D]. 刘翠. 天津财经大学. 2015
[2]. 金融创新背景下中国最优货币政策工具选择[J]. 胡宏海.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5
[3]. 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D]. 金素. 南京大学. 2013
[4].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泰勒规则的适用性分析[D]. 顾书华. 辽宁大学. 2016
[5]. 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与选择[D]. 刘艳武. 吉林大学. 2004
[6]. 中国货币政策效果评价[D]. 王海宁. 吉林大学. 2017
[7]. 中国货币政策绩效研究[D]. 赵伟. 复旦大学. 2011
[8]. 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D]. 朱建勋.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9]. 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及选择研究[D]. 李雷. 安徽大学. 2014
[10]. 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对中介目标的影响研究[D]. 鲁婧. 湖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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