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1]2004年在《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经济开发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承唐代以来的开发，下启明清的崛起，宋元四百年是江汉平原在封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折期。期间虽有波折，但持续发展的累积逐渐揭开了明清时期大开发的序幕。本文选取种植业、手工业、渔业、水路交通以及与经济开发相关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对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开发进程进行探讨。 种植业方面。唐代，江汉平原主要以沿江筑堤保护农田的方式进行开垦。从北宋中期开始，在人口增长的基础上，江汉平原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垦田面积与作物种植都有扩大。虽有两宋间的兵燹，但从南宋孝宗朝开始，江汉平原继续开发的进程。本时期平原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体现在农田的开垦开始从传统方式向垸田这种新兴方式的转变。垸田作为自唐代以来开发湖泽地区的一种更有效方式，是平原水利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总体进步的产物。元代，垸田规模较前代扩大，围垦面积的增加显现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手工业发展以陶瓷业和造船业为代表。本平原大规模的陶瓷业在唐末五代萌现，北宋时达到鼎盛，这是平原社会经济入宋后日渐发展的产物，尤其是平原东部崛起的结果。只是由于两宋之际的战乱，才导致了部分瓷窑的衰落。与陶瓷业不同，江汉平原的造船业在宋元两朝均稳步发展。在唐代基础上，宋代本平原在造船数量和船舶规模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元代，借助于水路交通网的扩大，造船业继续发展。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水路交通的活跃和沿江贸易的繁荣。 水路交通与渔业发展方面。与唐代倚重荆襄陆路不同，进入北宋，江汉平原无论在漕粮运送、布纲转运方面，还是在淮盐流通、商旅繁会方面，无一不是利用了本地便捷的水运。宋室南渡后，时局的变化导致了荆襄陆驿的萧条，自中唐以来本区的交通重心开始向长江干道倾斜后，水路在南宋已成为江汉平原最重要的交通方式。元代对水域的管理逐渐完善，水路交通更为通达。渔业在宋代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养鱼业的发展。渔利不仅成为当地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推动了渔业经营方式的进步。元代政府对渔业的管理较宋代进步，使平原丰富的渔业资源得到进一步利用。 自然灾害方面。宋元时期对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最具破坏力的灾种主要是水早灾害。宋代平原各地堤防的兴筑在抵御水患、保护农田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虽然宋末因开垦而埋塞的长江穴口加上元代为围烷而继续兴修的堤防，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元代水患的趋重，但从总体上看，宋元时期本地人地关系基本和谐，在堤防的保障下，平原的开垦面积逐步扩大。 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开发为明代“湖广熟，天下足”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方盈[2]2016年在《堤垸格局与河湖环境中的聚落与民居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在江汉平原人居环境与生态社会环境之间互动频繁的历史背景中以历史聚落形态内容为中心展开。自明代开始,江汉平原地区人口较前代增加显着,地区内土地以“垸田”形式逐步得到开发,交通通达,经济逐渐繁荣。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特征的改变,聚落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催生出的居住形式与聚落形态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地域特征。以江汉平原的“平原”地貌以及江汉平原内低洼地势中河湖交错这一地理自然环境特征为思考起点,综合本地区自明代始在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垸”这一关键要素,以及本地区内文化和政区的相关划分依据,提出“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江汉平原河湖地区”这两个有助于凸显本地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聚落形态特征的具体时间范畴和地理范围概念。研究以“自然／社会／文化—聚落”关联为经,以“人地关系”为纬,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地方志舆图和民国地图信息解析、以及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将聚落形态与民居单体样式置于更加广阔和生动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通过以上论述,研究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结论：宏观层面上,在明清垸田开发、地区堤垸兴筑、商贸文化兴盛以及水神民间信仰文化的诸多背景中,河湖地区呈现出以河湖环境中的堤垸格局为基本地理格局的聚落形态区域分布特征。中观层面上,城市、集镇与乡村聚落的形态特征各有不同。以河湖地区五州县治所城市聚落为主要探讨对象的城市聚落,其城内空间由“城+市”的模式构成,是符合宇宙模式和有机体模式折中的混合形态；沿河岸形成的集镇聚落主要受河流的影响和约束,主要街道多与河岸平行或重心向河岸倾斜,并主要呈现出沿河岸伸展的外部形态特征；而在堤垸体系中形成的水利关系成为江汉平原地区乡村聚落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围绕水利关系衍生出的以“垸”为中心的社会形态成为这一地区乡村聚落形成与发展的深层结构,并最终促成了乡村聚落以“垸”为中心的形态特征。微观层面上的住居形态与聚落住民这一主体的关系最为密切,住居形态体现出一定的地域适应性及文化特性。船居是受惠于河湖环境丰富水资源的、较为原生态的逐水而居的住居形式,而茭觯水居和吊脚楼则是对河湖地区住居形态中应对水患的特殊形式。此外,河湖地区乡村聚落中的住民在民居建造活动中还形成了一系列适应堤垸环境、应对水患的营建策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人地关系视角下环境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贯穿始终：明确了河湖自然环境和堤垸格局是影响河湖地区聚落形态特征的关键要素；并从聚落防洪以及对水环境的改造利用两方面体现水环境对河湖地区城镇聚落形态的影响；堤垸格局中的乡村聚落不仅形成了以“垸”为中心的空间形态,还呈现出以“垸”为中心的多元文化内涵；水患对住居形态的影响最甚：应对水患的房屋组成元素和构件说法的混淆,地区寡于积聚的风俗,“苟且”的营建态度,以及本是对气候条件回应的建造样式在乡间却作为较高等级房屋规制的观念被反复强调的有趣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患影响下乡村聚落住居形态中建造传统和文化的缺失状态。
徐臣攀[3]2016年在《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唐时期是我国农耕区拓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但演绎了传统时期农耕区拓展的重要进程,而且形成了汉唐盛世的重要内涵。汉唐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耕区拓展的范围极为广阔,涵盖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岭南、东南等地区。在讨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过程中,本文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最终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1、农业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农耕区。作为汉唐农耕区拓展的基础,这里首先讨论了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问题;然后论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农耕区,主要涉及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水利的起源、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及农耕区的点状分布状况;最后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问题,内容包括传统农业主导地位的确立、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发展等方面。本文认为先秦农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先秦时期农耕区的拓展为汉唐农耕区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秦汉时期农耕区的拓展。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传统农业奠基的重要时期,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结合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在封建政府的主导下,国家以武力征服为先导,全面推行郡县制度、并且注重文化的灌输,封建王朝的疆域范围得以极大扩展的同时,新的农耕区在西北、黄淮海、西南、长江中游、东南等地得以开拓,为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3、魏晋南北朝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转冷、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整个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江南地区农业却因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的迁入而得以快速的发展,因此,该时段农耕区的拓展以南方地区的拓展为主,南方农耕区拓展是该时段最大的亮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耕区的拓展不仅扩宽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域,促进了传统农业技术的进步,更为南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埋下了伏笔。4、隋唐时期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获得统一,封建政治体系和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巩固,农耕区的拓展在南方、北方均取得突破,其范围涉及到了西北、西南、黄淮海、长江中游、东南、岭南等区域。并且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丧乱之前黄河流域农耕区拓展达到一个阶段得顶峰,丧乱之后,长江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了国家的经济重心。5、汉唐农耕区拓展的时空差异性。农耕区的拓展呈现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在拓展空间层面看,黄河流域得以优先开发,长江下游地区紧随其后,相对而言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岭南地区的开发则显得较为迟缓;在时间层面看,秦汉时期在封建王朝的全力推动下,农耕区得到全方位的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丧乱,中原不宁,大量人口南迁,有力的推动南方农耕区的拓展,隋唐时期国家重获统一,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耕区的拓展在北方和南方均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并且就差异性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人文因素也包括自然因素。6、汉唐农耕区拓展中的人地关系。在总体把握汉唐农耕区拓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汉唐时期农耕区开发几个关键问题新的探讨,首先是农耕区开发中的人与自然问题,从农耕区开发的地理基础,农耕区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探讨;其次,分析了农牧对峙、农牧关系等问题,针对农耕区开发中的农牧关系,提出了农牧关系的发展深层次体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最后,总结了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的基本经验教训,为当今的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开发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汉唐农耕区的空间拓展和深度开发过程中,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可以说,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农耕区扩展史,历史时期农耕区扩展的意义十分重要。本文认为,汉唐农耕区扩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拓展与巩固了国家疆域、加速了文化传播与交融。
王琳珂[4]2017年在《北宋政府水利建设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政府的角度对北宋政府水利建设展开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北宋政府对水利建设的认识,力图还原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全过程,对此有一个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工程只有适合当地的生态环境才能顺利进行施工并发挥应有的功效,因此本文从水利建设的整体考虑,选取具有代表性并且可以贯穿整个水利建设过程的叁个方面进行研究,即:环境基础、规划关键、时代特色。第一章主要探讨北宋时期生态环境与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互动。通过研究发现北宋时期的生态环境是政府水利建设的基础,水资源、地貌、气候叁个生态环境因子都对水利建设的分布、类型和主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宋政府在进行水利建设时也充分考虑到了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但是面对外敌入侵、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压力又不得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展开水利建设。第二章主要是分析北宋政府对水利建设的管理,先从北宋政府对水利建设的规划进行分析,由农田水利、河海水利、城市水利、塘泺等四种类型水利规划为切入点,总结整体特征,并由此分析水利建设中人工、物料、资金的来源。通过分析发现北宋政府在处理这叁个问题时灵活多变,不仅仅使用某一种或几种方法,而是根据政治、财政等情况从多方面进行解决,保证了水利建设的顺利进行。第叁章主要得出了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分布特点和呈现这一特点的原因。因水利建设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相联系,是无法分割的整体。这也就导致了北宋政府水利建设在时间和区域分布上与北宋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联系紧密,并且表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同时与中国水利史上其他朝代尤其是北宋以前王朝相比,北宋政府的水利建设还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通过以上叁章内容的研究,基本还原了北宋政府水利建设的基础、过程与结果这一较为完整的过程,对该问题从整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总体来看,北宋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管理较为全面,无论是客观环境因素还是人为政治、经济因素都对北宋政府的水利建设产生了影响,它还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分布特点与时代特征。
黄淑美, 伍慕仪[5]2005年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提出前言1991年,伍慕仪女士应《农业考古》编辑部之约,编纂了《<中国农史>、<农业考古>、<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索引1980-1990》一书,并于当年八月在南昌召开的“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由《农业考古》编辑部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有
王旭[6]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汪民[7]2016年在《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文中认为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打破了中国原有的农村聚落与城市聚落“城乡连续体”的空间结构体系,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农村经济地位显着下降带来的巨大落差,使得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自2004年起连续每年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标志着当代农村聚落已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到了关键时期。农村聚落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进行研究,探讨通过协调人地关系、集约土地、优化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等实现城乡统筹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江汉平原水网地区指由江汉平原上不同等级的自然水系和人工开挖的水体形成密度较大、相互联系的巨大网络系统地区,并根据行政区划边界和综合地理特征,确定本文研究范围共包含11个区市县级行政单位,具体行政区划包括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为便于空间比较及与统计资料相对应将荆州区和沙市区并为荆州市辖区研究)、江陵县、石首市、松滋市、公安县、洪湖市、监利县；省管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本文将农村聚落界定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性聚落,主要指建制镇以下的集镇和村庄,是典型传统意义上的聚落形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最为本质和谐的联系。本文主要以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形成与演变为基础,研究不同时间和阶段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的特点、结构形态变化、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等,探讨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及调控的方法和途径。从城乡规划学的视角,以人居环境、人地关系等理论为指导,借助GIS、.景观生态学等分析方法,寻求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地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借鉴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土地利用规划学的研究成果,在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分异和形态变迁的复杂表象下,探求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并提出针对性的控制和引导策略。本研究内容包括理论阐述,实证分析及结论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理论溯源与流变、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进展、研究设计；实证部分包括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及特征分析、聚落空间分异测度分析、驱动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策略分析,以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的案例剖析,提出农村聚落空间格局优化与调控思考,结论部分主要提出本研究创新与不足,并对以后研究进行展望。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有：(1)主要从人地关系、人居环境等角度,梳理其理论的发展脉络,构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分异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理论框架。通过对国内外农村聚落研究综述、研究发展回顾及阶段的划分,明确了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研究体系的不足,为本研究找到切入点。(2)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从地理空间分布、生成和拓展,空间层次形成和分异,聚落空间形态结构变迁进行阐述。运用地理学、城乡规划学、人口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开发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聚落空间进行历时态、分阶段研究。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受地质地貌运动、气候和海平面变化、江汉地区水系变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水利基础设施兴建、垸田开发建设的兴起、排水灌溉渠网的完善、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等人工因素的促进。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叁个方面揭示各阶段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特征与客观规律,农村聚落地理空间是由边缘向腹地中心推进拓展,随垸田开发逐步扩大；农村聚落空间层次经历了由“聚”到“城”,由“城”到“村”、由“村”到“镇”的层级变迁；农村聚落空间形态与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遵循点状、带状和多组团纵深发展的规律。(3)借助FRAGSTATS和SPSS等技术手段,结合土地/覆盖、景观生态格局研究等相关成果,运用相关理论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进行农村聚落空间分异研究。分别从空间分布、空间层次异化及空间形态叁个层面进行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子分析,通过水平测度和影响因子分析选取聚落总面积、密度大小及差异、形状、邻近度4类指标及核心面积指标对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进行综合测度,从农村聚落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叁个职能方面得出空间测度的综合评价,并推理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层次以及形态的发展趋势。总结出在自然和社会影响下,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与经济发达的水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分布上形成了水环境胁迫下的非均衡匀质网点状分布模式,空间层次的明显化差异,以及呈现条带状形态为主,局部区域存在点聚式和组团式空间形态特征,为农村聚落空间发展趋势预测和调控提供了方向。(4)基于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历程、现时态特征分析以及农村聚落空间综合测度分析评价,归纳总结其空间形成及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自然、社会经济、生态、政策、地域文化等内外因素作用于聚落空间的规律、方式、影响及继而呈现的表现形态,通过对要素的相关分析,探讨要素共同作用的农村聚落空间演变驱动机制及其影响。提出江汉平原农村聚落空间演变主要是自然生态承载、社会经济协调、市场资源配置、政府调控引导四大影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5)在测度和驱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研究范围内农村聚落空间划分为四种区域类型,针对江汉平原水网地区的农村聚落空间的特点,提出“保、扩、守、调”的分类调控策略,运用生态适宜性评价法、空间重构的方法、空间矩阵拓扑优化的方法、聚落形态要素控制与分类引导的方法从农村聚落空间布局、形态、层次的叁个层面提出总体路径模式及分向路径模式并指导调控的具体内容。在空间分布上依据动态分类与测度的结果具体落实于每一类调控,在空间层次上着重研究中心村和基层村的调控,在形态上主要就聚落空间的边界形态、组合形态等方面分别对中心村、基层村及传统特色村落的形态发展类型和特征提出了相应的调控内容,并提出实现调控的实施与保障机制。(6)选取湖北省石首市为典型实证研究案例,根据前述章节的研究基础和结果,在时间维度上分析石首农村聚落空间发展的成因与演变规律,从农村聚落空间的格局特征上进行解析和总结,进而确定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目标、重点、途径以及内容,并提出相应聚落空间调控的实施与保障,确保形成地域特色的聚落空间体系,保证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和谐统一。通过对国内外重要的理论梳理研究、时间及空间维度上的农村聚落空间分析、主要支撑方法的分析运用以及石首市农村聚落空间调控的实证研究,在本文的最后对主要研究成果、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探讨。
王旭[8]2017年在《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文中认为在“唐宋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县下基层区划形成“双轨体制”,即以乡为代表的“乡村型”体制和以镇为代表的“镇市型”体制,该体制形成的时间大约是北宋中期。前者以管理农业居民为主,包括乡、里、耆、管、都、保、团、社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后者以管理工商业居民为主,包括镇、市、务、墟、步等基层区划单位,在地图上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征。本文选取两类体系中层级最大且最为稳定的乡、镇为研究对象,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体系的形成、运作、管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空间范围则框定在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太湖流域。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乡篇分为叁章。第一章首先对元丰叁年(1080)太湖流域苏、湖、常、秀四州的乡进行名称考证和空间复原,并在此基础上对宋乡的幅员、边界、户口、层级、“官员”等地理和人文区划要素进行阐释。第二章在全面梳理宋代太湖流域基层区划变动和调整事例的基础上,对调整的对象、原因、方式、原则、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几乎所有的基层区划调整都是以乡为基本单位进行,并且乡的性质和职能在宋代时存在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趋势。第叁章以太湖流域为切入点对城市外围特殊的附郭乡进行探讨,包括附郭乡与城墙、城市之经济关系、城市之人群关系等内容,认为附郭乡既是城市向乡村延伸的前沿地带,又是乡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地区,兼有城市和乡村双重职能及景观特色。下篇镇篇分为四章。第四章在广泛搜罗宋代太湖流域建制镇的基础上,明晰这些镇的建置沿革、确定地望、绘制成图,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这些镇的时空演变规律。第五章以海盐县澉浦镇为中心,探讨唐宋时代镇由军事性质向经济性质转变过程中的若干细节问题,如转变方式、特征、影响等,并通过这一案例对宋镇的政区形态变化、县镇关系、“皇权下县”等问题进行探讨。第六章在梳理南浔镇崛起原因、乌青镇兴衰过程的基础上探索两镇关系的演变轨迹,以期加深对新兴经济镇崛起与外部竞争这一命题的认识。第七章首先归纳出归安县东林镇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若干特征,发现这些特征不仅在宋代的江南市镇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多延续到了明清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江南市镇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时段且具有继承性的过程。结语部分对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并对皇权与县下基层统治、宋代县及县以下基层区划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基层管理中的分权(分责)与兼职特征进行统筹性思考和分析。附录两文则跳出所框定的空间范围,分别选取“乡村型”体系中的“团”及“镇市型”体系中的“坊”进行个案探讨。
孙俊[9]2016年在《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文中指出本文从地理空间视角,结合史料和考古材料,以质性研究为主轴而辅以量化证据研究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并考论二者在空间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族群演进空间格局首先考虑西南土着群体的演进,其时段在战国秦汉时期。在对蜀国族群、蜀西族群、巴国族群等族群及局部“徼外夷”二十余个见于史料的族群来源、分布、迁徙、融合方向及部分群体的演进状态作了具体的考论基础上,分析了战国秦汉间西南土着族群演进格局主要包括:(1)西南族群总体上处不断复杂化态势,主要表现于中原族群、东南群体、域外群体的迁入,也有不少群体融入到其他群体中;(2)西南族群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同一族群的迁徙及同一区域族群结构的变化两方面,绝大部分族群曾发生较大规模的迁徙或融合,蜀西、峡江、滇西是族群结构变动最频繁的区域;(3)族群空间演进(不是演进空间)具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空间演进相似的板块与走廊相间特征;(4)族群演进就其主要的推动力而言当是秦汉帝国的建构并西南族群间的互动造成的,间有二者“合力”的因素。所得族群格局以战国末、汉末为时间截面示之于附图。族群演进空间格局其次考虑自战国末汉族移民对西南族群格局的影响,具有可识别的汉夷格局则是在秦时形成的。考古材料表明了秦汉西南汉族的来源有汉族移民和土着汉化两种类型,土着汉化又与汉族移民数量及时间长短有关。就汉族格局和“汉夷”格局而言,史料并考古材料表明汉末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可识别为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及对应的“汉夷”格局区。此二格局的形成表明了在秦汉间西南族群因汉族的分布而导致了明显的族群结构演替过程,其演替的程度可以用汉族的密集分布区、分散分布区、零星分布区来排序,密集分布区演替最为明显,分散分布区有演替的趋势,但零星分布区则达不到“演替”的程度。就“汉夷”关系来说,演变最明显的应当是蜀地,秦并巴蜀后的蜀侯被杀等事件表明了秦并巴蜀初期对蜀人具有相当的军事监控,尔后则演变为长江沿线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连续分布。与之有差异的是,西南夷地区迟至汉末也没有形成线状的军事都尉和县尉的分布,盐井的“合约”不开发,及南中官府、大姓、土着群体叁种力量的并存,局部地区汉夷墓的并存并有交错等,均表明了西南夷地区羁縻之制的长期有效存在。族群格局的变动与族群地理观念的变动互为表里,西南族群地理观念受“五方格局论”的影响但也因时而有相当的弹性和变化:夏商时期,西南族群身份或夷或蛮,巴蜀地区在政治上具有区域性质而无疆域的性质,在中九州中其土“下”;商末周初,西南族群身份上或“西土之人”或“西土之君”但非侯,巴蜀并其余地区政治性质和族群环境意象与夏商相似;战国末秦汉时期,汉族始大量进入西南地区,巴蜀脱离夷的身份,以巴蜀为地望出现“西夷”“南夷”合称的“西南夷”身份,政治上西南地区已具有疆域的性质,但呈现了西南夷地区在在一统国家观念中独特的“叁方”定位及本身独特的政治、族群身份并族群环境意象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以汉末为时间截面,西南族群地理观格局可作多文学多稻田区、少文学少稻田区、无文学无稻田区、俗妖巫或环境恶劣或有“怪物”区的区分,反映了在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族群环境意象叁个层面上均具有“中心-边缘”模式的存在。在族群演进空间与族群地理观念关系层面上,以汉末为时间截面,客观的族群演进格局与主观的族群观念格局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二者的形成表现于具体过程中或因族群格局变动而导致的族群地理观念格局(含族群政治意象、族群文化意象和族群环境意象或其中任一格局,下同)的变动,或因族群地理观念格局的变动而导致的族群格局的变动,又或二者有交叉的案例;因此,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不仅都反映了族群演进的态势,而且某些时期族群地理观的转变是族群格局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族群地理观方面为了给予西南族群一个更为宏观而准确的定位而对研究对象作了适当的空间范围扩展。以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与秩序为切入点,发现西汉王朝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中央与地方叁类政治地理因素的考量,西南地区直接地体现了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的考量,间接地在关东与关西的二元格局中扩大关中区方面体现了中央与地方的考量,其在“叁方”中的独特位置表明了西南地区在汉王朝建构帝国过程中更富弹性。就以上发现的关联而言,地缘因素对战国秦汉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和地理观念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可考的时段内,商末周人东进时巴蜀群体首次进入大一统国家发展的全国性层面上;战国末期,巴蜀战略地位于秦统一六国战略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在秦末的汉楚之争中再次证明;西汉武帝时期,西南夷地区因南服南越西阻匈奴的战略空间而得到战略性的凸现。能够分析得出,地缘因素对西南地区进入大一统国家疆域、汉族的迁入、族群地理观的影响等产生了相当的、连锁的反应和影响。以上所及材料,所得推论性结论,除正文部分应用外尚列有附表、附图,其中的附表资料较为详实,或可为今后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资料参考。
李国琴[10]2013年在《江汉平原历代防洪方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的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与汉江在此交汇。因其特殊的流域自然特点和重要的经济地位,史上江汉平原饱受洪灾威胁。在此背景下,千百年来,江汉平原防洪减灾方略与实施构成了一部长序列的历史。本文从社会学、历史地理学角度出发,通过大量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分析工作,探究江汉平原防洪方略的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区域防洪建设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关系,从历代政府及民间防洪方略中汲取得失、经验及教训,分析现今防洪思想、策略及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从而合理有效制定实施防洪方略,同时为其他流域防洪建设提供借鉴。全文从结构上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内容技术和方法等前期工作。第二章,研究区概况分析。概述了江汉平原地理位置、自然概况和社会经济概况。重点分析本区洪灾成因和防洪建设现状,以及历代洪灾演变。第叁章,江汉平原历代防洪史。本章是全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江汉平原的防洪史划分为五大阶段,分别为：防洪治河的建立与兴起时期(夏商—秦汉),传统防洪工程与技术发展时期(叁国—唐宋),防洪建设普遍发展时期(元明清),防洪科学与技术的承前启后期(清末—民国),现代防洪科学体系的形成(建国以后)。同时,对各个时期的防洪建设、治水思想与方略演变等进行整理、归纳、分析和小结。第四章,江汉平原历代防洪思想与措施的思考。首先从影响江汉平原防洪方略选择的两大要素着手,分析防洪方略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水土资源开发的关系,论证江汉平原历代防洪方略的经验与不足之处。其次,本文提出江汉平原今后防洪方略与建设上的对策建议,主要从防洪方略的选择、防洪措施的实行以及区域水土资源管理与规划等叁方面展开。
参考文献：
[1]. 宋元时期江汉平原经济开发若干问题研究[D]. 陈曦. 武汉大学. 2004
[2]. 堤垸格局与河湖环境中的聚落与民居形态研究[D]. 方盈.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3]. 汉唐时期农耕区拓展研究[D]. 徐臣攀.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北宋政府水利建设若干问题研究[D]. 王琳珂. 河北大学. 2017
[5]. 《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 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
[6].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7]. 江汉平原水网地区农村聚落空间演变机理及其调控策略研究[D]. 汪民.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8]. 宋代县下基层区划的“双轨体制”研究[D]. 王旭. 暨南大学. 2017
[9]. 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的空间格局与地理观念[D]. 孙俊.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10]. 江汉平原历代防洪方略研究[D]. 李国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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