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径[1]2011年在《我国地方学习型政府构建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使政治问题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拥有知识与把握信息的能力便成了衡量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学术界对知识信息掌握能力的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这方面的能力逐步演变为以创造力为特征、以贡献率为标准的人才资本的竞争,而人才资本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的“学习力”的竞争。因此,学习型组织理论应运而生。以此为基础,随着“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口号在我国的提出,构建学习型政府成为各级政府近年来一项重要的工作。相对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研究的成熟度来说,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学习型政府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研究角度上看,国内外学者对学习型政府的研究一般都是从组织行为学和行政管理学方面入手。从内容上来看,学术界对于学习型政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学习型政府的含义、学习型政府在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而对构建学习型政府构建的新模式研究较少,而且比较浅。本研究从文化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角度,结合我国通信技术的发展状况,考虑中国文化及政府行政文化的特色,从文化和行政管理的角度去解释学习型政府的建设,将学习型政府的构建与中国文化和政府行政文化相结合,分析学习型政府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论文运用访谈法和问卷分析法获得关于学习型政府的资料,了解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公众等对政府构建学习型政府的认知情况以及对政府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建议等。运用文献法获得关于学习型政府建设的二手资料与研究成果,了解与学习型政府的相关理论知识及研究现状。在资料全面搜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及政府行政文化对学习型政府的构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以圣吉的五项修炼为指导,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的学习型政府模式,进行自我修炼,以推进服务型政府、沟通型政府、学习型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特色学习型政府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党、政府、社会和公务员四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而且学习型政府在构建过程中也不断被政府的行政文化及行政规章等所影响；再加上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在推进学习型政府构建的过程中,也会受到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及网络舆论的影响。所以,本论文对于新型学习型政府模式的只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以本论文为契机,笔者将不断关注学习型政府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有进一步的突破性研究。
漆晓玲[2]2004年在《中国特色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途径》文中提出在21世纪这个创新的世纪,企业变得更加重视知识,关注学习。特别是随着新经济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以后,信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热浪已扑面而来,世界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因此中国企业早已就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现在,把握风云变幻的未来做着深深的思考,很多企业一致认为唯有建立互动共享的学习系统,才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通过自我超越、系统思考、团队学习、改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等五项修炼帮助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以适应形势要求。这一理论一反传统经济重物本轻人本的管理思想,强调人的发展是企业长期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不竭源泉。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价值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才能得以体现。但个人学到的知识必须融入到团队的学习中去才能使组织发挥巨大作用。构建学习型组织不仅会导致企业知识、信念、行动的变化,同时通过人的创新活动和互动学习增强企业的革新能力和成长动力。特别是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而言,学习型组织理论将会是组织走出低谷,应对动荡变局等困惑的至胜法宝。我深信学习型组织将是未来企业成功的模式。为此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型组织的研究,圣吉所倡导的学习理论特别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也给我们就如何利用好中西方文化精华指明了方向,对于学习型组织的探讨很多,但怎样把这一先进理论和中国企业有机结合的问题还鲜有人问津,于是我翻阅大量资料,走访一些企业、学校并在导师陈志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启发下大胆尝试这一领域。在这篇论文中我着重就组织的知识管理、组织结构框架、组织的空间拓展等方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学习型组织的设计方案,他山之玉,可以攻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学习型组织理论这颗异国奇葩在中国大地上开得更加鲜艳!
兰岚[3]2017年在《中国终身教育立法研究》文中指出终身教育的理念自提出以来,由于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对公民强大的塑造作用而广受重视。目前,国际社会已有许多国家将终身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理念来变革本国现有的教育制度,其推进方式和举措亦成为一个备受瞩目且值得研究的领域。不言而喻,法律由于其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是国家机器中最有利的制度推行工具。近年来,国际社会终身教育法制化的进程亦在逐步加快,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相继在终身教育领域进行立法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终身教育的思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传入我国以来,很快得到推广和普及。追随国际社会终身教育的发展趋势,我国终身教育的立法构想和规划也一再被提上议事日程。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立法仍停留在"研究"和"构想"阶段,立法工作进展缓慢、举步维艰。我国终身教育立法为何陷入困境?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的困顿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2015年修订之后增加了多项条款对终身教育的规定予以充实,可见,终身教育立法的推进工作从未停止。国家层面立法之所以迟迟难以出台,既有立法实践方面存在的诸多内部问题,也有终身教育理论研究不足,以及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空泛无序、实践推动浮于表面等外部因素。这些问题导致了立法规范难以准确定位,调整对象无法严密界定的尴尬局面,而立法的滞后无疑又阻碍了终身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立法已然陷入困境,我们应该如何积极作为?国际上已有成功立法经验,文章对已有成熟终身教育立法体系的国家的终身教育立法演进及目前的法律文本做出分析,通过探讨他们立法中的利弊得失来吸取有益经验并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发达国家终身教育发展及立法成功经验不能仅仅进行"法律移植",充分的"本土化"才能构建一部适合本国终身教育发展的"良法"。我国当下出台《终身教育法》是否确有必要?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文章将结合我国国情做出终身教育的"立法可行性"分析。为了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世俗、功利的教育观念,回归教育的生命本质,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实现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弥补现有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断层,《终身教育法》的制定不仅必要而且迫切。此外,基于我国公民终身学习需求的增长,加之科学技术的支撑和经济基础的保障,以及现有的政策法律基础,《终身教育法》的制定在我国已经达到条件相对成熟的阶段。文章的第二部分,也即本文的四、五、六、七章,为破解长久以来困扰我国终身教育立法的难题,拟对国家《终身教育法》的立法要素、立法赖以推行的制度基础,以及国家终身教育立法的核心理念——"学习权"保障等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与论述。目的在于从理论层面和操作角度为我国的终身教育立法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终身教育法》的产生使教育法律体系中又多了一部单行法,它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该如何处理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冲突?文章的第叁部分,即第八章,意在明晰《终身教育法》与其他教育法律的边界与联系。这一探讨将为现有教育法律体系和未来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统一奠定基础,同时也为日后《终身教育法》的顺利推行理清思路。
杨殿毅[4]2014年在《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高度出发,明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任务。十八大中,党又进一步强调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党面对当前复杂的党情、国情、世情变化,作出的科学决策。学习型政党建设涉及多个领域和层面,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可以说学习型党组织是构建学习型政党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实现途径。高校党组织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校政治领导核心,具有其他党组织所不具备的优势和职责。更为重要的是高等院校担负培育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传承弘扬文化的重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强对高校党组织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分别论述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学习任务、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等内容,以此来拓宽研究的视野和方向。首先,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内涵进行系统的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对党建理论的论述作为立足点、毛泽东对党建理论的探索作为切入点、西方学习型组织的发展作为结合点,形成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第二,系统的阐述了构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的主体、原则、任务,明确了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具体建设过程中必须按照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有针对性的建设,否则很可能在方向上出现偏差。第叁,对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这些问题就行提炼总结,得出在学习机制、学习理念、组织建设、角色定位的不足,同时指出上述问题彼此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的,往往相互交叉,关联性很强。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对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认为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应该着力从创新学习机制、更新学习理念、营造学习氛围、加强组织建设等方面作为努力方向,全面的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进程。
王红霞[5]2017年在《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世纪60年代起,有关学习型社会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一直就在各种试错性中推进。规划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历史性机遇。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习型社会理论不再停留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证上,更重要的在于实践,实际地研究构建学习型社会中所存在的一系列落地难题,并针对这些难题给出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本文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构建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及其策略进行探究。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基本研究方法进行简述;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构建的理论依据;第叁部分论述了国内外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实践,分析对比了各国在学习型社会构建过程中的特点和取得成果;第四部分是本文论述重点,主要从个人学习、终身教育体系设计、构建学习型组织与构建学习型社会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来论述构建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策略。学习型社会理论的研究与国家、民族、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须充分肯定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意义,不断推进对中国学习型社会构建基础与构建策略的学术研究,以此指导中国特色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与实现每个人个性充分、全面、自由的发展。
王新明[6]2014年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视域下的社会组织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提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事业总体布局,提升了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国理念,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建设融入整体建设、以社会改革推动整体改革的新阶段。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社会资源、理念、人力聚集的有效方式,解决社会组织的定位、分析发展制约因素、优化发展环境等问题,是开展社会建设、管理社会和服务民生的重大课题。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实现党和政府的战略使命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本论文所讨论的社会建设是相对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狭义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中的“一位”。社会组织特指在中国语境下,相对于政党、政府等传统组织形态之外的各类民间性社会单位,主要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叁个基本特点。社会组织的发展预示了社会叁大部门格局的初步形成,弥补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组织是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反映在理论基础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建设思想和公民社会与善治理论。本文从社会转型时期大环境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深入论证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组织演变,阐明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论文提出,在从建国后政府全面包办社会,国家主导、单位主办的行政格局到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社会组织经历了几乎无存在价值到蓬勃壮大,成长为社会建设重要主体的巨大变化。同时对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概括了国外社会组织发展状况,并指出通过设立宽松制度、注重人才培养、实行税收优惠、加大政府扶持和完善监督管理等措施,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是发挥其卓越社会功能的坚实基础。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组织定位模糊,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双重管理模式”存在和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足等现实问题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功能发挥。因此,本文提出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就必须从指导思想到原则,从社会组织管理到社会组织内部治理都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国卉男[7]2013年在《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终身教育理念起源于20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终身教育理念逐渐普及并在世界众多国家达成共识以后,它也逐渐从一种思潮而转化为各国可予具体实施的政策与发展策略。作为具体政策的终身教育在英、美、日等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并在形成与推广的过程中逐渐构建了较为完善的体制与机制。由于终身教育体制的构建对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经济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中国终身教育从理念的导入到体制机制的建设,都比西方要晚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终身教育的推广、政策的制定以及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都有了加速的迹象。其标志之一即是,无论1995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是党的第十六大、第十七大的报告,都把“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推进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终身教育的实践在克服了诸多困难之后,尤其是在政府宏观层面政策的推动与促进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我们也仍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还面临着各种障碍,如确立合理的政策价值基础、包括立法在内的政策目标还未切实实现,终身教育从理念迈向政策乃至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就现今的状况来看,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建立起终身教育的完善机制,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也还处在推进的过程中。因此若要实现以上目标无疑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特别是顶层的改革运筹与设计,并加大出台有针对性政策的力度。但由于政策的制定又是一个各方利益博弈并涉及各种既有体制机制改革与重建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对旧政策的定位与反省,新政策的创新与突破都需要得到专家学者的严密理论论证与教育行政部门的仔细考量。为此,总结与回顾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判,对今后完善或制定新的政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奠基性意义。换言之,为了制定能够体现终身教育本质理念、且对我国本土实践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梳理及评述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过程,并从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实乃是一项具有紧迫感与现实意义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及比较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已经出台的国家及地方涉及终身教育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的视角,来对改革开放叁十年来中国在终身教育领域出台的政策及其指导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同时回顾并诠释终身教育理念在中国本土的实践过程及政策化的进程,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这一进程进行整体的分析与评价。其目的是为今后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终身教育政策,以及促进终身教育理念最终在中国实践层面的有效推进与深入推广,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参考。除了绪论与结论以外,本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其内容和逻辑结构如下。第一章就终身教育理念在中国导入的时代背景及其发展脉络进行了考察。主要回顾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本土实践,并探讨与研究现代终身教育理念引入之后,中国终身教育在政策层面的具体推进。第二章以详实的政策文本的考察,梳理了改革开放叁十年来的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发展演进与变化,并通过具体分析每个发展阶段终身教育政策制定的背景和终身教育政策文本内容的两个维度来深度剖析各个发展阶段终身教育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价值基础、政策导向及主要关注的问题。第叁章结合地方层面终身教育政策制定的动向,重点分析了我国终身教育政策推进较具代表性的叁个省市,即上海、北京与福建。通过具体分析每个地方的政策环境、政策动因及具体政策文本内容,来揭示国家层面的终身教育政策又是如何在地方推动以及推动过程中又应如何与地方本土情况相结合,包括遭遇的一系列制度性的摩擦,由此而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终身教育政策的过程,这对进一步考察终身教育在中国的本土化与政策化进程至关重要。第四章是对我国己在开展的终身教育政策化所取得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其方法是通过对终身教育的政策目标、政策运行机制与政策保障体制的确立等叁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由此探讨一个外来的教育理念又是如何融入本土,其又受到怎样的制约,以及多维政策目标下又应如何去评价其“得”与“失”。第五章则是从观念与技术层面对中国终身教育政策化的应然体系构建,提出了若干具有建设性与开创性的意见与建议,主要从确立合理的终身教育政策的价值基础,构建清晰且易于操作的终身教育制度体系及如何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开放教育制度的角度对中国终身教育政策的本土化、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实现问题进行了的深入探讨与研究。
梅璘昉[8]2012年在《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世纪,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企业发展与竞争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代中国企业能否培育出自己的特色文化并发挥其作用,将决定其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文化推动企业管理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立足于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进程的现状,来思考和研究现代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对自身继续深化改革和发达国家优势企业的双重竞争新形势,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如何形成相对持久的核心竞争力问题,已成为中国企业改革创新与持续发展的时代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设是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性课题。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强调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一致性,强调组织和个人同步成长,形成“多赢”局面。其管理的重心应转向如何为知识工作者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不仅仅表现为重视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其实施自我管理,实现分散化知识的聚合和共享,还表现为发展人、为人谋福利,实现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二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范式,是中国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奠基于华夏文明和中国经济现实的人文管理思想,找到实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必须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范式。叁是探索如何破解企业低效率世界性难题。笔者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建立以人为本、以人本管理统领企业一切工作的思想体系,是将中国企业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的体现,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体系的核心所在,更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企业推行人本管理在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和实行同质化企业制度的实践中,推动人与企业的共同发展,将从根本上破解企业低效率的难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立足于中国国情,探讨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文化建设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既横向考察和借鉴国际上着名学者和企业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又从纵向上追溯中国古代传统的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影响,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丰富的人本管理思想,吸收我国近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因素,本着兼容古今中西的原则,探索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文化的模式及规律。全文由导论和五个章节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及企业家理论研究和实践动态、国内外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同时,对本论文涉及的相关主要概念进行了阐释。第一章概括性地梳理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渊源,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人的现实性思想、人的本质思想、人的自由思想、人的需要思想、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及管理思想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精髓,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的指导作用和伟大意义：即“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的灵魂、人本管理文化建设是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发展趋势,注重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是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根本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以开放的视角,从横向层面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应当积极借鉴西方的相关管理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启示,包括善于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立足于企业管理实践,注重理论研究,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等；从纵向层面梳理了中国传统的优秀管理思想和近代企业管理思想。着重分析了中国传统的优秀管理文化和近代企业管理文化对现代中国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启示,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应该继承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思想精华,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永恒主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倡导“修己安人”的自我管理,提倡“和为贵”的团队精神,注重企业人本精神的塑造和管理的创新等。第叁章总结和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从商品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中,在企业管理文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凸显的问题。并在总结、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企业管理文化建设对现代中国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叁个方面的重要启示：一是企业管理文化的转型是必然趋势；二是企业外部环境文化的优化不可忽视；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根本。第四章在一至叁章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包括构建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体系要以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为指导思想,以物质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同时,要注重把握和运用四个方面的建设思路及具体措施：一是提升管理者“人本”思想素质；二是加强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叁是优化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文化环境；四是培育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的国际视角。第五章就如何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评价体系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评价体系的目标和意义,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评价体系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并探索性地拟定出了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员工认同度、企业社会公信力、企业产品美誉度、学习型企业构建度和企业科技竞争力等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文化建设的主要评价标准。
袁媛[9]2017年在《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有利于填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空白、有利于创新新常态下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研究首次提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模式”,同时对其内涵、构建原则和配套保障机制等进行了阐释;综合运用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偏重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规范主义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创新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研究基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理论、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在一种经验判断的前提下,对传统上存在的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非生活化的教育模式”进行了批判和解构。实证分析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认知层面的现状表现为“不太满意”,其原因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主体性的成长”有关;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态度层面的现状表现为“质疑当前的教育模式”,其原因与新媒体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教育多元主义”相关;少数民族大学生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行为层面的现状表现为“不合作”,其原因与师生关系中心理契约的缺席有关。本着一种规范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提出的动因主要有:现实动因方面在于新媒体时代的人趋向生存于“生活世界”;价值动因方面在于少数民族大学生关于人的“文化存在”成为一种教育价值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隐性教育”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等四个方面。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教育理念上的交互主体性、教育内容上的突出民族性和实用性、教育载体上的共同体属性、教育方式上的生活世界属性。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的配套保障机制主要包括资源整合机制、学习组织机制、有效参与机制、舆情监测分析机制、效果评估机制等,这些机制对于保障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模式之实现具有框架性、支柱性和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的实践需要遵循整体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原则、时代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的构建应从目标、理念、方式、平台、组织、评估予以综合考量,即构建生活化的教育目标体系;服务型教育理念;交互主体性教育方式;虚拟和现实共同体之教育平台;教导型组织结构模式;实施“跨部门大评估”的机制。
蒋亦璐[10]2016年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理之源与行之路的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基于教育学的研究视角,以“学习型城市建设：理之源与行知路”为题,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就国内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开论述,旨在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核心框架和具有借鉴意义的实践基本走向,并结合上海一线层面的实践归纳出具有普适性的核心经验,以期为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学习型城市建设提供支持。除“绪论”外,本研究分上、中、下叁篇,共由八个章节构成：“上篇理论篇”基于赫钦斯和朗沃斯的个人经历及其理论提出时的时代背景,围绕理论“提出的内外原由”、“包含的基本内容”、“推进的实施构想”来挖掘并探究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即进行“理之源”的探索。——第一章 理论渊源：走进赫钦斯的思想田园。赫钦斯学习型社会理论的提出：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增多是主要社会诱因；永恒主义、自由教育和终身教育理论是重要理论基础。在理论内容阐述上,赫钦斯综合考虑了教育、人和社会的发展,期待教育能够回归其本来面目、人人都能接受自由教育、且教育在与各社会要素进行博弈中能获得独立发展。在理论实施构想中,赫钦斯倡导智慧学科、学生中心、全员参与,并将古希腊时代的雅典社会及丹麦的成人教育模式作为理想模式。——第二章 理论基础：走进朗沃斯的学术视野。本章简要论述学习型社会理论在赫钦斯提出该构想之后二叁十年间的发展,即学习型社会理论如何向学习型城市理论过渡。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朗沃斯的学习城市理论构想。其提出：城市复兴的需求和民众学习需求的显现是主要的社会诱因；终身学习理论、学习型社会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内容阐述上,朗沃斯认为学习型城市建设意味着培训向终身学习的变革、人人的终身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理论实施而言,朗沃斯设想需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围绕民众需求、基于核心能力、整合所有一切、依靠多种手段。“中篇 实践篇”基于全球和本土的文献考察,及上海一线层面的实地考察,呈现并分析国内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实践基本走向,即进行“行知路”的探索。——第叁章 实践了望：基于全球视野的文献考察。本章一方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欧盟的实践为例,从国际组织层面来分析全球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总体实践思路；另一方面以英国、德国、韩国这几个在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已积累丰富实践经验的国家及其城市为例,呈现其实践路径和经验。——第四章 实践回望：基于本土视野的文献考察。本章呈现我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总体情况,并深入城市层面,选取北京、深圳、西安、宁波这四个城市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第五章 实践聚焦：基于一线层面的实地考察。本章呈现和分析上海学习型城市建设一线层面“操作者”和“学习者”的访谈结果,并分别从“广泛裨益”、“主要支柱”和“基础条件”来对访谈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下篇综合篇”首先根据“理之源”探索,归纳出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核心框架；然后根据“行之路”探索,梳理出对国内外学习型城市建设具有借鉴价值的实践基本走向；最后,将这两部分内容进行综合,进而对我国(特别是上海)的学习型城市建设进行反思与前瞻。——第六章 理之源：理论核心框架的梳理与归纳。基于上篇的研究发现,本章分别从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来呈现本研究对理论核心框架的理解。前者主要包括学习城市的基本定义、主要特征、相近概念间的关系、关键作用；后者包括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首要前提、核心任务、基础条件和必要手段。——第七章 行之路：实践基本走向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中篇的研究发现,本章分别从国际组织、国家及其城市层面对全球实践进行总括,并立足“广泛裨益”、“主要支柱”、“基础条件”对全球实践基本走向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对照、分析并思考上海一线层面的实践与“基本走向”间的吻合与差异。——第八章 理之源与行知路在综合基础上的反思与前瞻。结合前两章内容,本章围绕“学习型城市是什么”、“为什么要建设学习型城市”、“怎么建设学习型城市”这叁个问题,进行了理论核心框架和实践基本走向的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反思目前我国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面临的难题,并通过解决途径的思考,明确我国未来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创新着力点。
参考文献：
[1]. 我国地方学习型政府构建的研究[D]. 李径. 北京邮电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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