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胜利[1]2003年在《乌拉尔甘草地理变异与种源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ch.)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固沙植物，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近年来，随着甘草野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人工种植甘草研究逐渐成为甘草研究的热点。乌拉尔甘草地理变异与种源研究无论对野生甘草资源的保护利用，还是对优质人工甘草的栽培生产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现有文献资料为基础，采用野外实地调查、田间试验和实验室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野生地理种群(种源亲代)和种源试验(子代)双重角度，从形态特征、DNA多态性、生长性状、生理生态特性、药材产量和有效成分含量多个层面，对乌拉尔甘草的地理变异及其机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步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种源区划，并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了优良种源的初步选择。 对乌拉尔甘草野生种群地理变异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地上部分形态特征、荚果和种子形态特征还是甘草酸含量均存在显着的地理变异。对不同种群的RAPD分析结果表明，乌拉尔甘草种群存在丰富的遗传变异，种群间的遗传变异大于种群内个体间的变异，并且，在叁个地区中以新疆地区种群的遗传变异最为丰富，西北地区种群次之，东北地区种群遗传变异最小。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野生种群的地理变异与种群长期适应分布区气候条件有关，此外，甘草酸含量的地理变异除受气候因子的影响外，还与土壤矿质元素密切相关。 对乌拉尔甘草种源地理变异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生长特性、生物量、甘草酸含量还是生理生态特性均存在明显的地理变异。遗传力及遗传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与甘草药材产量直接相关的地下部分生物量和甘草酸含量均受中等以上遗传控制，广义遗传力分别为0.6632和0.7751，具有很好的遗传改良潜力。但地下部分生物量与甘草酸含量在遗传上呈负相关。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乌拉尔甘草种源地理变异与种源长期适应原产地气候条件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生长性状和生物量的地理变异源于种源光能转化效率的地理变异，甘草酸含量的地理变异源于种源新陈代谢强度的地理变异。 根据种源区划的基本原则，综合野生地理种群形态特征聚类结果、RAPD聚类结果、种源聚类结果和种源点气候聚类结果，将调查的全部36个种源划分了3个种源区9个种源亚区。3个种源区分别为新疆种源区、西部种源区和东部种源区，种源亚区包括新疆种源区的额尔齐斯河亚区、准格尔盆地亚区和天山亚区，西部种源区的河西走廊亚区、黄土高原亚区、毛乌素沙地亚区和库布齐沙漠亚区，以及东部种源区的科尔沁沙地亚区和东北平原亚区共计9个亚区。 根据社会对甘草的需求，分别以甘草酸含量、最终甘草酸产量和综合指标，对3个试验点的种源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发现以西部种源区的毛乌素沙地种源亚区和库布齐沙漠亚区的种源表现较为优良，东部种源区的部分种源表现次之，而以新疆种源区的种源表现较差。但对于各种源的遗传稳定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佟汉文[2]2005年在《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认为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是我国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药用植物,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固沙生态植物。近年来,随着甘草野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人工种植甘草研究逐渐成为甘草研究的热点。乌拉尔甘草遗传多样性研究无论对野生甘草资源的保护利用,还是对优质人工甘草的栽培生产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59份材料从形态、同工酶和ISSR分子标记叁方面进行了遗传多样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1) 34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在7个形态性状上差异均达到了极显着水平,基于形态划分的主要由以内蒙古和新疆种源为主的2大组群之间形态特性差异明显。其中内蒙古的甘草酸含量最高,新疆甘草酸含量最低。 2) 两种同工酶(EST和POD)对31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材料共检测到6个基因位点,19个等位基因,其中有15个多态性等位基因,多态性等位基因频率为78.95%。 3) 从100条核苷酸序列中筛选出18条ISSR多态性引物,对46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材料基因组DNA扩增出片断大小为150bp～3000bp之间的210个等位变异,平均每个引物扩增出11.67等位变异。 4) 同工酶和ISSR标记均揭示出新疆地区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遗传变异丰富,其中ISSR揭示的多样性更为丰富。基于同工酶和ISSR分子标记划分的组群与地域性没有明显关系。 5) 形态、同工酶和ISSR分子标记从不同层次上揭示了乌拉尔甘草的遗传多样性,不能以一种方法代替另一种方法,只有相互结合,综合分析,才能够较全面地揭示乌拉尔甘草的遗传本质。
安金翠[3]2009年在《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分析》文中认为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ch.)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同时又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固沙植物。近年来,甘草需求量不断增加,野生甘草被过度采挖并呈现濒危状态,人工种植甘草研究逐渐成为甘草研究的热点。本研究搜集了乌拉尔甘草主产区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的不同野生种源,通过对有效成分含量与性状的调查,分析了不同种源乌拉尔甘草农艺性状及有效成分含量的差异,并进行了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种源间、种源内不同单株间乌拉尔甘草的农艺性状差别显着:不同种源间株高、茎节数、根粗、根重、根长、根分支数都有极显着差别。在同一种源内,单株之间分化较大,如株高的变异幅度为7.5-38.3cm,茎节数的变异幅度为5-24个,根粗的变异幅度为0.44-1.92cm,根重的变异幅度为2.9-57.2g。2种源间、种源内不同单株间乌拉尔甘草的品质性状差别显着:不同种源间甘草酸含量有显着差别,新疆2种源甘草酸含量在0.52%-2.86%。在同一种源内不同单株之间,甘草酸、甘草苷、总黄酮含量差别都较大,变化幅度分别为0.52%-2.86%、0.24%-2.43%、1.26%-8.24%。3生长年限不同乌拉尔甘草主要性状差别显着:相对于一年生植株而言,两年生乌拉尔甘草株高增加1.9倍,茎粗增加1.7倍,根重增加2.4倍,根粗增加1.4倍。商品等级提高,二等条草增加了1.3倍,一等条草增加了1.5倍。甘草酸、甘草苷、总黄酮含量分别增长2.4、4.2、1.2倍,为1.16%、0.80%、4.06%。4不同农艺性状间存在不同的相关关系:存在显着、极显着正相关的性状有芽数与根重、根粗与根重、根长、根分支数、株高与茎粗等;存在显着、极显着负相关的性状有茎直立与茎节数、茎直立与株高等。5不同有效成分间存在不同的相关关系:甘草酸、甘草苷含量间存在显着正相关,总黄酮含量与甘草酸、甘草苷含量间相关均不显着。6建立了3种有效成分含量的预测方程:Y1=0.052+0.105X13, R~2=0.418*, Y2=0.052+0.019X6, R~2=0.277*, Y3=0.42+1.582X9+0.017X2, R~2=0.803**.其中,Y1、Y2、Y3分别代表甘草苷含量、甘草酸含量、总黄酮含量,X2、X6、X9、X13分别代表株高、根长、根颜色、刺毛有无。7初步筛选出了2株甘草酸和甘草苷含量达到药典规定且农艺性状优良的单株:各单株甘草酸含量分别为1.92%、2.23%,甘草苷含量分别为1.07%、2.42%,总黄酮含量分别为2.72%、5.56%,主要农艺性状株高、根粗、根重分别为67cm、2.842cm、58.26g, 85.6cm、2.638cm、130.64g。本研究表明野生乌拉尔甘草基因型差异较大,是造成人工种植甘草药材径级差别明显和有效成分含量不一致等问题的根本,而种源间和种源内部丰富的变异类型则为开展甘草育种提供了宝贵的种质材料。
孙群, 佟汉文, 吴波, 丁自勉, 王建华[4]2007年在《不同种源乌拉尔甘草形态和ISSR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提出利用形态学指标对34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34份甘草在7个性状上差异均达到了极显着水平,主要是由以内蒙古和新疆种源为主的两大组群之间形态特性差异明显。在分子标记中,从100条核甘酸序列中筛选出18条ISSR多态性引物,对46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进行了遗传多样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遗传变异十分丰富,18条引物共扩增出210条多态性带,分布在150~3000bp之间,平均每个引物扩增出11.67条;②新疆地区乌拉尔甘草遗传变异最为丰富,其次是西北地区,东北地区遗传变异最低;③基于ISSR分子标记划分的组群与地域性没有明显关系。
王继永[5]2003年在《乌拉尔甘草栽培营养的研究》文中认为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是我国北方大宗地道药材，同时也是维护我国西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旱生植物。近50年来，我国甘草野生资源面积减少了50％以上，已处于严重的资源危机状况。对乌拉尔甘草栽培营养的系统研究，可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栽培措施，提高人工栽培甘草的产量和质量，保护野生资源，同时为人工甘草的规范化栽培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通过野外实地调查、盆栽模拟试验、田间施肥试验和实验室分析等手段对乌拉尔甘草自然分布区的土壤特点、野生甘草营养特性、栽培甘草氮素营养特性、氮磷钾营养特性、微量元素营养特性和产业化栽培条件下甘草的施肥策略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野外调查过程中设置了从新疆布尔津到吉林齐齐哈尔之间的30个调查取样点，田间试验选择了赤峰和杭锦旗两个试验区，盆栽试验选用了甘草一年生播种苗和二年生移栽苗同时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表明：乌拉尔甘草主要生长在沙壤土上，土壤pH值平均为8.89，变动范围在7.59～10.10之间。土壤N、P、K元素含量偏低，碳酸钙含量和土壤全铜、全硼和全钼含量相对较高，全铁、全锰和全锌含量相对较低。分布区土壤重金属元素铅、镉、铬的含量不超标。甘草分布区可划分为6个地带性土壤亚区，不同亚区间土壤质地差异达到了显着水平。土壤速效磷、钴含量、镍含量、铬含量差异均达到极显着水平，而土壤有机质、全氮和速效钾含量亚区间差异不显着。 野生乌拉尔甘草体内的N、P、K等大量元素分布规律相同，都是叶含量＞茎含量＞根含量；而Mn、Cu、Zn、B的分布规律恰好与前者相反，其它微量元素也有不同程度差异。甘草叶片N、P、K含量均高于单子叶植物，微量元素Fe含量偏高，其它元素含量处于一般水平。不同土壤亚区之间甘草叶片P、Mg、Fe、Mo含量以及药材的甘草酸含量差异均达到极显着水平，B达到显着水平。土壤有效态养分和甘草叶片营养、甘草酸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在所有甘草叶片营养元素中只有B元素和甘草酸含量呈极显着正相关，可以模拟线性回归方程。 在氮素梯度试验中，当施氮量到达1.2gN／盆之前，氮的增施对甘草主要生长和生理指标均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以0.8和1.2gN／盆为最佳，而超过1.2gN／盆时，甘 摘要草开始受到毒害，以上各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甘草净光合速率与生物量、产量呈显着线性正相关。甘草叶全氮、全磷、全钾和株高、芦头直径、单株干重和产量之间呈现分段回归的线性关系。提高施氮水平对甘草叶绿素荧光参数影响不显着，对甘草酸含量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通过营养诊断的叶片分析临界值法，确定了栽培甘草在九月份叶全氮的营养诊断指标值。同时利用综合诊断施肥法(DRIS)，做出甘草DRIS综合营养诊断图，确定了甘草叶片幻P、P加、K/N为DRIS的重要参数，并求得它们的最佳值分别是一年生甘草K/P 39.88、P加0.1432、K月又5.71，二年生甘草幻P 18.53、P/N 0.1775、KfN 3.28。 在氮磷钾配合试验中，甘草各项生长指标和生理指标基本均为复肥型高于单肥型，复肥型中又以营养平衡型大于营养失调型。单肥型中单施氮、磷肥促进地上部分生长，单施钾肥对甘草地下部分生长有利。在复肥型中，磷元素的合理配施可以提高氮的肥效，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氮肥施用量可以提高叶绿素荧光参数、叶绿素的含量和净光合速率。以甘草生理和生长指标为评价标准，初步筛选NIP3凡、从P4耘为理想施肥组合，初步确定最佳施肥量是:N:0.5一1.0，P:0.9~1.2，K:1.2~1.69/盆。另外，合理的氮磷钾配比对甘草酸合成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根据氮磷钾二次肥料数学模型最佳施肥量的计算结果，最终确定了甘草在各个生长时期的适宜施肥量范围。 Mn、M。、B、Zn等4种微量元素肥料对甘草的生长、生理、产量以及药材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一年生甘草在施B的条件下，生长和生理指标最高，而二年生甘草施MO表现最好。4种微量元素对一、二年生甘草的甘草酸合成具有相同的促进作用，都是施Mn最高，其次是Zn、B、M。含量依次减少。通过模糊综合评判，筛选出B和Mn元素分别为一、二年生甘草施用效果最佳的微量元素种类。 甘草施肥田间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种类的有机、无机肥料和不同施用量对甘草生长和产量影响显着，对甘草酸含量也有作用。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筛选出了两个试验区最佳施肥组合。其中在杭锦旗试验区采用每亩地施玉米葵花专用复合肥40kg，或施猪粪2000 kg，或施羊粪1000kg，在赤峰试验区采用每亩地施西洋牌复合肥40 kg，施鸡粪500kg或羊粪400okg都可以取得相对较高的甘草产量和质量。
姚辉[6]2006年在《乌拉尔甘草遗传多样性与品质评价及槲寄生的抗氧化活性成分》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包括以下两部分研究内容：(1)乌拉尔甘草的遗传多样性及品质评价；(2)槲寄生抗氧化活性成分研究。第一部分对中国华北产乌拉尔甘草的遗传多样性及其药材质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为豆科甘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药用甘草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维护我国西北部荒漠半荒漠地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固沙植物。甘草药材的用途非常广泛，除药用外，还广泛应用于食品、烟草、化妆品等行业。该植物在我国北方分布广泛，从新疆的西部边陲一直延伸到黑龙江东部。近年来，由于国内外甘草市场需求量猛增，野生资源的过度采挖不仅导致甘草药材产量和质量的急剧下降，同时也加速了我国北方荒漠化的扩展，造成了严重生态灾难。另一方面，乌拉尔甘草的地理分布跨度大，形态变异十分显着，药材质量差异也很大。然而迄今为止，有关这一广布种的种下遗传变异、居群结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与药材质量的相关性未见系统研究报道。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对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吉林、黑龙江共八省区的野生乌拉尔甘草资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实地考察和样品采集，采集到30个产地居群单株样本共计300余份，其中每份材料均包括嫩叶和药用部位，分别供遗传多样性分析和药材质量评价研究。实地考察结果显示由于连年过度采挖，野生乌拉尔甘草的生境已严重破碎化，在上述地区已很难采挖到粗大主根，90％以上的居群均只能找到细小的次生根或根茎，即俗称的“毛草”。野生乌拉尔甘草的生境、资源储藏量及药材质量十分令人担忧。应用ISSR分子标记方法对内蒙古、宁夏、甘肃及陕西四省区共12个野生乌拉尔甘草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利用筛选出的14条ISSR引物，从12个居群232份样品中共扩增出287条条带，其中多态带数236条，多态带百分率为98.61％。居群遗传多样性分析结果显示，乌拉尔甘草在物种水平上，总的遗传多样性指数(h)和香农指数(I)分别为0.304和0.463；在居群水平上分别为0.181和0.276，在地区水平上，内蒙古最高，分别为0.285和0.436，甘肃最低，分别为0.213和0.327；全部12个居群的遗传分化系数(Gst)和基因流(Nm)分别为0.166和1.236；在地区水平上，陕西居群的遗传分化系数显着高于其它叁个地区，为0.518，同样陕西居群的Nm明显低于其它叁个地区，为0.464。AMOVA分析结果表明：乌拉尔甘草12个居群有60.39％的遗传变异发生在居群内，39.61％的遗传变异发生在居群间。依据Nei遗传距离对不同种群进行UPGMA聚类，结果显示内蒙古的四个居群(SH，EJ，BL和BY)及宁夏的叁个居群(ME，GS和DM)分别构成两个单系分支，遗传关系较近：而内蒙古磴口居群(DK)与内蒙古其它居群遗传关系较远，甘肃的两个居群(LC和HC)及陕西的二个居群(WO和DB)均相互独立，遗传分化明显。本实验结果显示乌拉尔甘草依然保留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为其种质资源的保存、保护及抚育提供了科学依据。应用ISSR分子标记方法对产自内蒙、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吉林、黑龙江的30个产地居群共计139余样本的遗传变异及其亲缘关系进行了研究。基于Nei距离系数的UPGMA聚类结果显示，中国华北及东北所产乌拉尔甘草明显划分为3个主要分支：内蒙磴口居群的5份样品(DK01—05)与其它产地居群亲缘关系较远，而且5份样品形成4个单系分支，其支持率均在60％以上，充分显示了该居群甘草遗传分化的显着性及特殊性；内蒙杭锦旗巴彦乌苏居群(BY)、内蒙鄂托克前旗叁个居群(SH、EJ和BL)、宁夏盐池叁个居群(GS、ME和DM)及陕西定边居群(DB)的亲缘关系较近，形成一个单系分支(GroupB)；其它居群形成一个单系分支(Group A)，Group A与B构成分支的支持率为46％。研究发现GroupB集中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之毛乌素沙漠及库布齐沙漠地带，传统上属于“梁外草”的产地范畴；而Group A主要属于“东草”产地范畴，其生境主要为丘陵及山地，植被较茂盛、土壤、水分及空气湿度较大；磴口居群集中分布于黄河西岸，传统上属于“王爷甘草”产地范围，地理隔离及特殊生境共同决定了其遗传分化。以上事实说明乌拉尔甘草的遗传变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种群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而趋异的结果，并且揭示了“梁外草”、“王爷草”及“东草”不仅是一个产地区域概念，而且也是代表不同遗传分化的品种概念。本结果首次揭示了乌拉尔甘草的种内变异规律，并为甘草药材的品种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应用HPLC法分别测定了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等八省区30个不同产地共116份乌拉尔甘草药材样品中的甘草酸、甘草苷和异甘草苷的含量。结果显示：在所测定的样本中，甘草酸含量达到2005年版药典标准(＞2.0％)的仅占15.5％；甘草苷含量达到标准(＞1.0％)的仅占11.2％；甘草酸及甘草苷同时达到药典标准的仅占9.5％。这一结果充分反映了目前我国野生甘草资源质量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不同产地的乌拉尔甘草样品所含甘草苷、异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有着显着的差异，其中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达到2005版药典标准的样品中，质量较高者产自甘肃合水；在未达药典标准的样品中，甘草苷和甘草酸含量均较低的是产自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庙的样品。综合遗传多样性和化学成分含量测定结果，发现甘草苷含量大于1％的样品均分布于Group A中，甘草酸含量大于2％的样品除了两个样品分布于Group B中外，其余也均分布于GroupA中，同时满足甘草苷含量大于1％，甘草酸含量大于2％的样品均分布于Group A中。Group A中甘草苷和甘草酸平均值分别为0.61％和1.53％，Group B中分别为0.24％和1.13％，内蒙古磴口居群5份样品含甘草苷和甘草酸分别为0.18％和0.82％。这说明乌拉尔甘草中甘草酸及甘草苷的含量与遗传变异有一定相关性。第二部分研究了槲寄生的化学成分及其抗氧化活性。槲寄生为桑寄生科植物槲寄生Viscum coloratum(Kom．)Nakai的干燥带叶茎枝，常寄生于梨、榆、杨、山楂等树上，具有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滋阴养血的功效。植物化学研究揭示槲寄生中富含黄酮类化合物，药理学研究表明槲寄生具有抗衰老和抗氧化作用。我们对槲寄生黄酮类化学成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以期阐明其抗氧化药效物质基础，为其药材质量标准的建立提供科学依据。采用大孔吸附树脂、Sephadex LH-20等柱色谱方法从槲寄生的40％乙醇部位分离得到6个化合物，应用UV、IR、NMR、MS、CD等方法鉴定其结构分别为：高圣草素-7-O-B-D-葡萄糖苷(Ⅰ)，北美圣草素-7-O-B-D-葡萄糖苷(Ⅱ)，柚皮素-7-O-B-D-葡萄糖苷(Ⅲ)，(2S)-高圣草素-7，4′-O-β-D-双葡萄糖苷(Ⅳ)，(2R)-北美圣草素-7，4′-O-β-D-双葡萄糖苷(Ⅴ)和1，7-二-对羟基苯-5-羟基-顺式-2，3-环氧-1-庚酮(Ⅵ)。其中化合物Ⅳ，Ⅴ和Ⅵ为新化合物，除化合物Ⅰ外，其余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植物中分离得到。随后，分别采用化学比色法和电子顺磁共振法(EPR)对上述化合物的抗氧化活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化学比色法的结果显示化合物Ⅰ-Ⅵ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均有较好的清除作用。在清除羟自由基(·OH)的反应中，化合物Ⅵ的自由基清除率最强，其IC_(50)值为0.17 mM；在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_2~-·)的反应中，化合物Ⅲ的自由基清除率最弱，其IC_(50)值为0.49 mM，所有化合物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清除作用均强于对照茶多酚(EGCG)(其IC_(50)值分别为0.58 mM和0.53 mM)。电子顺磁共振法的结果同样显示这些化合物对羟自由基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有不同程度的清除作用。在EPR-羟自由基清除反应中，化合物Ⅳ自由基清除率最强，IC_(50)值为0.23 mM，优于阳性对照茶多酚(IC_(50)值为0.54 mM)；在EPR-超氧阴离子清除反应中，化合物Ⅵ的自由基清除率最弱，其IC_(50)值(0.27 mM)略高于茶多酚(IC_(50)值为0.12 mM)。同时实验结果还提示这些化合物抗氧化活性的强弱与化合物的水溶性，分子结构中苯环上羟基、甲氧基的数目和取代位置等有关。本论文的主要成果及创新点如下：1．首次应用ISSR技术对野生乌拉尔甘草的居群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该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依然很高，提示尽管采挖过度，还不至于导致该种群遗传多样性的丧失而灭绝，因此只要有效采取就地保护和抚育措施，4—5年后我国野生甘草药材的产量和质量均有望得到恢复，这一研究结果为野生乌拉尔甘草资源的保护和抚育，以及我国北方荒漠地区的生态保护、恢复和重建，提供了科学依据。2．首次应用ISSR技术，对内蒙古、宁夏、吉林、黑龙江等八省区所产乌拉尔甘草的遗传变异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该种群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变异，并首次揭示了遗传变异与产地环境，以及药材质量的相关性，为甘草药材质量的评价及优良品种的选育提供了科学依据。3．通过内蒙古、宁夏、吉林、黑龙江等八省区野生乌拉尔甘草产地的实地考察，结合采用HPLC方法对116份甘草药材样品中甘草苷、异甘草苷及甘草酸的含量测定，发现这些甘草的传统产地目前所能获得的甘草药材，90％以上达不到药典标准。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国产甘草野生资源质量的最新研究结果。4．从槲寄生中分离鉴定了五个黄酮类化合物和一个二芳基庚酮类化合物，其中3个新化合物，并发现它们具有显着的抗氧化活性，对阐明槲寄生的活性物质基础及评价药材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吴琼[7]2015年在《盐胁迫条件下叁种药用甘草生长发育格局及叶片泌盐性能的比较》文中认为本研究设置了不同浓度的NaCl、Na2SO4、NaHCO3叁种单盐胁迫处理,研究了盐碱胁迫对6个种源甘草种子萌发的影响,对6个种源甘草种子的耐盐性进行综合评价,按耐盐强弱进行分类;以筛选出的耐盐碱能力强的叁种药用甘草(轮台乌拉尔甘草、巴楚光果甘草和轮台胀果甘草)为试验材料,研究了盐碱胁迫对叁种甘草幼苗生长特性、叶片形态结构及根系形态发育的影响,确定了叁种甘草在盐碱胁迫下的耐盐阈值,以揭示叁种甘草幼苗生长发育格局、叶片形态结构变化、根系形态发育以及耐盐能力在盐碱胁迫下的差异,为药用甘草在盐渍土壤的栽培实践、推广与开发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还对叁种药用甘草在盐碱胁迫条件下的叶片泌盐性能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比较,分析了叁种药用甘草在不同盐碱胁迫条件下的泌盐性能差异,为丰富甘草耐盐机理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科学依据。主要结果如下:1.6个种源甘草种子的萌发指标均随NaCl、Na2SO4、NaHCO3胁迫浓度的升高而显着下降,平均萌发时间延长,盐胁迫对种子萌发抑制的强弱顺序为NaHCO3>Na2SO4>NaCl。各种源甘草种子的耐盐能力存在强弱差异,巴楚光果甘草、轮台胀果甘草和轮台乌拉尔甘草在叁种盐胁迫中均表现出较强的耐盐碱能力,石河子光果甘草和焉耆胀果甘草的耐盐性次之,焉耆乌拉尔甘草的耐盐碱能力最弱。2.叁种甘草幼苗对盐胁迫的耐受强弱顺序为NaCl>Na2SO4>NaHCO3,同种盐胁迫下的耐盐能力相当。叁种甘草在不同盐胁迫下的生长发育格局均表现为低浓度促进,高浓度抑制,地上部分受抑制程度大于地下根系。3.叁种单盐胁迫对乌拉尔甘草的株高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适当浓度的盐胁迫能够显着促进其茎的生长,而光果甘草和胀果甘草的株高则在高浓度盐胁迫下显着下降。4.在NaCl和Na2SO4胁迫下,盐胁迫程度的增强使叁种叶片变小增厚,肉质化,栅栏组织发达,有利于植物在高盐环境下减少体内水分的蒸发,稀释体内盐分,提高光合能力,增强其耐盐性。而NaHCO3胁迫下,叶的形态没有变小或者增厚,仅栅栏组织密度较对照增加。5.在NaCl胁迫下,高浓度胁迫对根系影响不显着,适当浓度盐胁迫下的叁种甘草根系形态发达,有利于对水分和养分的吸收,表现出耐性机制。而高浓度Na2SO4和Na HCO3胁迫下的根系形态明显减小,各径级根系生长均受到显着抑制,植物通过减少根的分布以最大限度的降低盐分对植物的伤害,表现出避性机制。6.叁种甘草叶片上的腺体是其特殊的耐盐形态学结构,为多细胞结构,由“头部”和“基部”组成,种间并未发现明显差异。盐胁迫处理后,叶表面的腺体有分泌盐晶体的现象,腺体对所分泌的离子具有选择性,优先分泌Na+,Na+分泌量随胁迫程度增强而增多,有利于提高内环境的K+/Na+,增强耐盐性。Na Cl胁迫下叶片泌盐量的增加是由于腺体密度的增大,而Na2SO4和Na HCO3胁迫下叶片泌盐量的增加是由于单个腺体泌盐能力增强。
代少山[8]2011年在《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与药材质量研究》文中提出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固沙植物,同时又是一种重要的药用植物。近年来,随着甘草野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人工种植甘草逐渐成为野生甘草的替代资源。但乌拉尔甘草的野生环境复杂,种源参差不一,对甘草种质资源进行鉴评,选育优质的甘草种源,对人工甘草的栽培生产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收集了乌拉尔甘草主产区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的不同野生种源,调查和记载了重要的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分析了叁年生不同种源乌拉尔甘草农艺性状及有效成分含量的差异,并进行了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种源间、种源内甘草的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具有不同差异。农艺性状方面,不同种源间芽数、茎粗、根重都有显着差别,根粗具有极显着差别。同一种源内,单株之间分化较大,如茎粗的变异幅度为0.24-0.54cm,根重的变异幅度为32-194g,根粗的变异幅度为0.94-2.53cm。品质性状方面,不同种源间甘草酸差异显着,甘草苷差异极显着。内蒙Ab种源甘草酸含量变动幅度最大,为0.804%-4.476%。甘肃种源甘草苷含量变异幅度最大,为0.642%-2.580%。农艺性状、品质性状间存在不同的相关关系。株高、茎粗、根粗、根重四个农艺性状互为极显着正相关。叁年生甘草根分支数影响较为突出,根分支数和四个典型农艺性状株高、茎粗、根粗、根重呈极显着性正相关,另与甘草酸含量呈显着性正相关。甘草苷与其它农艺性状没有相关性,仅与刺毛有无呈极显着正相关。甘草酸与甘草苷有显着性正相关关系。建立了基于所测性状对产量Y1、根粗Y2、甘草酸含量Y3的预测方程如下:Y1=-77.688+0.927X2+108.555X3+29.587X4Y2=1.226+0.008X5Y3=-1.539+0.808X6+1.356X8随着栽培年限的增加,乌拉尔甘草的商品等级也逐渐提高。一等条草比例为54.1%,二等条草比例为44.7%,叁等条草所占比例仅为1.2%。有效成分含量方面甘肃种源甘草达标比例最高,其它地区甘草也均比前两年达标率有显着性提高。表明甘草生长年限是决定甘草等级的重要因素。参考药典规定,结合农艺性状分析最终筛选出以下若干优良单株:Ab6(4.4758433 1.4273621、Ae18(4.9736903 1.9995656)、Ai21(3.3106861 2.1339345)、Gs92(3.3742653 2.5805308)、Xi93(3.3741658 1.4066113)。本研究结果对于甘草种质资源在生产上的合理利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周应群, 陈士林, 赵润怀[9]2009年在《药用甘草植物资源生态学研究探讨》文中认为甘草是中药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药用植物,其资源状况直接影响到中药事业的健康发展。总结分析了药用甘草植物的资源生态学研究现状,并对其今后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探讨。
葛淑俊[10]2006年在《乌拉尔甘草AFLP遗传多样性及离体培养技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属于豆科(Leguminosae)甘草属(Glycyrrhiza)灌木状多年生草本植物,是荒漠半荒漠地区重要的防风固沙植物,既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在食品、饮料、卷烟、化妆品等工业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对野生资源的毁灭性采挖,造成种群数量减少,遗传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开展对野生乌拉尔甘草遗传多样性和植物组织培养技术研究对于资源保护和人工栽培育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AFLP标记分析了来自我国乌拉尔甘草主产区共18个野生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并对愈伤组织的诱导、状态调控、离体再生、微繁体系建立以及有效成分甘草酸和黄酮的合成和积累进行了研究,结果如下: 1.筛选了15对条带清晰、多态性丰富的AFLP引物组合对18个野生乌拉尔甘草种群360个单株共扩增出759条谱带,其中多态性带527条,占69.43%,平均每个位点有35.1个等位变异。 2.野生乌拉尔甘草具有一定的遗传多样性水平,Nei′基因多样性指数在0.13～0.19之间,平均为0.25;Shannon多态性信息指数的变异范围在0.19～0.28之间,平均为0.39;宁夏地区种群遗传多样性水平最高,其次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黑龙江地区和山西地区,甘肃酒泉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最低。供试18个种群中,遗传变异最丰富的是宁夏灵武种群。18个供试种群遗传相似系数在0.8559～0.9679之间,变幅为0.112。种群间的遗传距离在0.0326～0.1556。利用UPGMA聚类将供试18个群体划分为4类,聚类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3.建立了适合乌拉尔甘草组织培养物中总黄酮提取和含量测定的工艺方法,以75%甲醇为溶剂、浸泡6小时、在32℃下超声提取5分钟2次,以甘草苷为对照品利用碱性比色法进行测定,该体系稳定性和重复性均较好,回收率在95%～101.4%。 4.适宜乌拉尔甘草下胚轴、胚根和子叶愈伤组织诱导的激素组合分别为2,4-D0.5mg/L+6BA1.0～2.0mg/L,2,4-D0.5mg/L+6BA2.0mg/L或2,4-D1.0mg/L+6BA2.0mg/L,KT不适合乌拉尔甘草愈伤组织诱导。对四种不同类型的初代愈伤组织进行状态调控,连续继代培养不能改变原有状态,改变激素种类比改变激素浓度更有效。 5.乌拉尔甘草形态建成有两种方式,直接器官形成,以MS+TDZ0.1mg/L+NAA0.1mg/L,间接器官形成以下胚轴为外植体时,分化率52%,子叶愈伤组织经调控后在MS+NAA0.2mg/L+BA0.1mg/L+KT0.1mg/L或MS+
参考文献：
[1]. 乌拉尔甘草地理变异与种源选择[D]. 魏胜利. 东北林业大学. 2003
[2]. 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研究[D]. 佟汉文.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3]. 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的评价与分析[D]. 安金翠. 河北农业大学. 2009
[4]. 不同种源乌拉尔甘草形态和ISSR遗传多样性研究[J]. 孙群, 佟汉文, 吴波, 丁自勉, 王建华.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7
[5]. 乌拉尔甘草栽培营养的研究[D]. 王继永. 北京林业大学. 2003
[6]. 乌拉尔甘草遗传多样性与品质评价及槲寄生的抗氧化活性成分[D]. 姚辉. 复旦大学. 2006
[7]. 盐胁迫条件下叁种药用甘草生长发育格局及叶片泌盐性能的比较[D]. 吴琼. 石河子大学. 2015
[8]. 乌拉尔甘草种质资源与药材质量研究[D]. 代少山. 河北农业大学. 2011
[9]. 药用甘草植物资源生态学研究探讨[J]. 周应群, 陈士林, 赵润怀. 中草药. 2009
[10]. 乌拉尔甘草AFLP遗传多样性及离体培养技术研究[D]. 葛淑俊. 河北农业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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