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熳华[1]2004年在《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速度，缩小城乡差别和保持地区间平衡，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本文作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但科技如何在贫困地区发挥作用，以及政府、企业、贫困农户和社会各界应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贡献什么力量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同时，作为长期从事科技扶贫管理工作人员，经验、感受和直觉也都告诉我：在目前我国的大多数贫困地区，选择合理而有效的技术创新模式对于合理配置扶贫资源，提高整个科技扶贫的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以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为基础，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是指根据贫困地区生产实际需求，由区域外引进或由区域内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得到的技术的新构想，在区域内试验、示范、推广，得到广泛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全过程的活动。另外，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省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剖析，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启示。 在上述理论思考与分析的基础上，作者着重对贫困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人力资本、创新环境等技术创新外部条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科技扶贫案例，对创新技术来源、技术内容、创新动力、技术扩散模式等进行了研究。贫困地区具有良好的技术创新政策环境。但是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为技术创新带来很多困难，落后的经济条件导致技术创新投入严重不足，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创新机构、缺乏科技服务能力的科技人才资源和科学文化素质低的劳动力严重制约创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通过分析多年来科技扶贫项目，作者发现贫困地区创新技术的来源以政府供给为主，区域外引进与区域内自主创新相结合。贫困地区技术创新的内容涉及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区域性支柱产业的开发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意义最大。 经过大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研究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在新的科学发展观下。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更应紧密地依靠科技进步；第二，在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模式必须选择走依靠政府主导力量推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加大科技投入强度，围绕区域支柱产业的发展，走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这一结论将为下一阶段贫困地区技术创新和科技扶贫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作者为政府推动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一是要大力营造贫困地区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鼓励企业、科技中介机构、贫困农户积极参与技术创新，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氛围；二是要通过财政及扶贫投入结构的调整，加大政府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的投入，为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软硬件保障。
任登魁[2]2015年在《全球价值链视角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集聚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产业集聚理论研究的主流大都是从发达地区出发,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尚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而贫困地区的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为重要。因此,从贫困地区的视角研究产业集聚发展显得更为迫切。首先,本文运用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等文献,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的六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下贫困地区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不同维度的分析结果显示: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大变化的机遇,在政府确立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及扶贫开发试验区、大力推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下,加快促进贫困地区的产业集聚,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是贫困地区脱贫的关键要素。在此之后,利用全球价值链与区域创新网络相结合的链网互动机制理论,构建了贫困地区劣势与产业集聚优势的耦合模型,以及阐述了贫困地区链网互动视角下产业集聚的分析网络,并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分析了贫困地区产业集聚与嵌入全球价值链互动的适用性,指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是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次,以1990~2013年57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为例,分析了我国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结论表明我国贫困地区在2005年以前主要以农业产业集聚为主,2005年之后工业和服务业产业集聚有所上升,农业产业集聚有所下降。并利用县级面板数据,采用Eviews软件对扶贫开发贫困地区产业集聚是否作用于居民收入,以及扶贫开发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如何改变不同地区的经济差异程度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扶贫开发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对居民收入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产业集聚的收入增长效应还呈现出显着的地域差异。同时,长期内扶贫开发贫困地区产业集聚与居民收入之间还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扶贫开发贫困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相互影响。用Stata软件对全球价值链下产业集聚与贫困地区的脱贫进行了实证分析,将参与全球价值链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角度进行考虑,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聚的交互作用对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积极解决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再次,通过借鉴美国贫困地区以及贵州毕节产业集聚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对我国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并且以濮阳县为代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案例分析,检验了产业集聚以及全球价值链对于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本文针对若干产业发展方向采用问卷的形式进行了调查研究。在量化分析中,一是采用ANP方法和SD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了初步检验,二是采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对问卷调研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聚对贫困地区脱贫的作用最强。从学习能力、交流共享能力、演进整合能力叁个方面对全球价值链视角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扶贫开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叁种模式:基于小城镇建设和特色优势资源的要素集聚发展模式;基于工业园区发展和龙头企业带动的企业集聚发展模式;基于外商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最后,针对当前贫困地区全球价值链视角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第一,依据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确立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是立足协同性、突出差异化、培育成本领先、促进集中化;第二,改变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锁定低端环节价值增值,获得高端环节进入机会,培养与国际买家、跨国企业的竞合力量,建立有效的技术知识产权制度,改善契约环境;第叁,提高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创新能力和开发能力,吸引外资和人力资本回流,增强大学和科研院所对贫困地区产业集聚的研发力度;第四,通过政府或行业协会等提升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关联性;第五,寻求跨国企业合作伙伴,提升国际市场拓展能力;第六,因地制宜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集聚。
梁平[3]2009年在《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59.3%集中在西部地区,且贫困程度很深。西部贫困人口的大面积存在,不仅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化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将进一步从根本上削弱了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潜力,并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本文旨在全面概括和总结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历史进程和经验基础上,针对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困难和障碍,分析、阐释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的基本内容和实施途径,探索、研究新时期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政策思路。一、主要内容农村区域贫困有自身的特点和形式,只有针对其成因才能寻找出消除缓解贫困的途径。因此,本研究首先在借鉴国内外反贫困相关理论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区域贫困的一般理论进行探讨,指出农村区域反贫困的特点并分析农村区域反贫困的主体及其职能。其次,通过历史和现状分析,对西部农村这一特定区域内贫困人口的构成、分布特点以及贫困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为西部农村反贫困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研究新时期西部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政策调整思路,提出我国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形势、目标、任务以及具体的思路、途径和模式,并从制度和技术层面为新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实施指出了具体的创新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农村区域贫困的共性特征与原因。在借鉴国内外贫困相关理论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区域贫困的共性特征和一般原因进行了分析。2.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的历史分析。通过对我国自解放以来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历史进程的分析,以及现阶段西部农村贫困状况的分析,总结我国西部在农村反贫困中的经验和教训,并寻找出西部农村贫困形成的原因,为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政策措施的选择提供参考。3.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特点及成因分析。在对西部农村面貌和经济发展概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特征以及原因。4.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形势、目标、任务以及思路、途径和模式。在分析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有力条件和不利条件的基础上,根据西部农村贫困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目标及任务,并围绕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目标和任务,提出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具体思路、途径及模式。5.西部农村反贫困的制度创新研究。制度创新是西部农村反贫困成果与否的关键环节,本部分将对西部农村反贫困中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激励制度、生产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制度创新的框架。6.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技术创新研究。对西部农村反贫困过程中技术选择的标准、类型、技术来源、技术成果转化的渠道以及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进行系统研究,为西部农村反贫困提出切实可行的技术创新方案。7.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推进策略研究。二、研究结论1.农村区域贫困有其共性特征,其成因也大致相同。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恶劣、先天禀赋较差;社会生产力水平低,法制能力缺乏;产业结构层次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积累能力差;人口、资源、经济发展矛盾尖锐。造成农村区域贫困的一般原因有:农业发展条件差,难以提供原始积累;农村社会经济系统封闭,低水平运行;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中央与省及政府扶持的不足;贫困区域自身努力上的缺陷等。2.西部农村的贫困主要是属于生存性的绝对贫困。从区域特征上看,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不足、经济社会系统封闭、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方面;从贫困主体的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素质不高、低水平自给性生产、生活及生产条件恶劣、自我发挥能力弱和边缘化等。3.西部农村贫困成因复杂,是多方面制约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造成的,因而反贫困任务十分艰巨。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原因主要有:历史原因;体制及政策因素:自然原因;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产业发展原因;社会人文原因等。西部农村贫困原因的复杂性使得西部农村反贫困任务十分艰巨。4.加快发展条件的改善、重视发展能力的提高、大力推进产业发展是现阶段西部农村区域反贫困的重点。基于此,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思路应该是:以贫困农民为主体、政府加大扶持、社会广泛参与为基础,发展高效生态农业,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5.西部农村区域贫困原因复杂且贫困程度深,应根据西部农村区域的实际情况创新脱贫模式,综合采用多种手段帮助西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些模式包括:区域特色农业开发脱贫模式;西部特色非农产业开发脱贫模式;异地迁移脱贫模式。在推进模式选择上,可以采用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的“整村推进模式”和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产业区推进模式”。6.制度创新是西部农村区域反贫困非常关键的一环,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反贫困立法;实现农村反贫困集中统一管理;对扶贫开发资金及项目实行科学民主管理;建立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金融支持制度;建设西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实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特殊灵活的要素吸引政策。7.西部农村区域反贫困必须在技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以通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弥补区域发展的劣势。在技术选择标准上,应注重先进实用性、显着效益性、低成本性和低风险性;在技术类型选择上,注重资源(水资源)节约型技术、生态环保型技术、农产品优质、高产、安全生产技术、高效特色产业发展技术和农产品储藏、运输、精深加工技术。同时,要疏通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技术成果转化的渠道,充分发挥各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8.西部农村区域反贫困是系统性、综合性工程,应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农村反贫困规划,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全社会反贫困机制。叁、创新点和主要突破点1.提出了中国农村居民贫困新标准,构建了测定模型。传统的贫困概念只强调了物质的贫困,单纯以经济指标(收入标准)衡量贫困程度,缺乏对其它因素的考虑,导致在扶贫开发上单一注重给钱给物的物质扶贫和经济指标的变化,忽视人的精神贫困和机会能力的贫困。本研究认为扶贫开发模式的创新,首先应对贫困内涵有新的认识,除了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还应该有精神、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因此,论文把官方贫困线视为“生存贫困线”,其表明农村贫困人口达到基本生存水平所需要的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提出另外一条贫困线,即“发展贫困线”。发展贫困线是指在生存贫困线之上的一条收入线或消费支出线,它不仅包括了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所需要的收入,也包括了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医疗保障所需要的支付能力。具体来说,农村发展贫困线(DPL)可以用下式来表示:DPL=SPL+GPL+EPL其中SPL为食物线,GPL为其它基本生活需求线,EPL为基本发展需求线。2.提出了实现贫困农民反贫困主体地位的路径。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必须以贫困农民为主体,提高贫困农民参与能力和参与度。在反贫困过程中,应做到:扶贫项目由贫困农民民主决策:扶贫项目由贫困农民参与实施;扶贫项目效益主要由贫困农民分享。3.提出了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必须要改变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民弱势的市场地位。弱势的市场地位既是西部地区贫困的根源也是其结果,不改变这一状况,西部贫困地区反贫困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应通过大力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加强基瓷枋┙ㄉ琛⒓忧颗┗е涞牧嫌牒献?提高西部地区农业、农村、农民的竞争力,提高其市场地位。
周晓慧[4]2018年在《茶文化视角下图书馆文化扶贫创新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茶在中国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茶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对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精准扶贫的重要阶段,全国各级图书馆都是扶贫工作开展的重要战线,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建设意义。在扶贫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图书馆建设,用茶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扶贫建设工作,对贫困地区的文化建设进行不断创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文秋良[5]2006年在《新时期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贫困同人口和污染一起构成人类社会的叁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得中国长期饱受农村贫困问题的困扰。改革开放之后，为了缓解十分严重的农村贫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农村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3年的2900万左右，贫困发生率也由30％降低到3％左右，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还很低，脆弱的生态环境、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及并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各项制度制约着中国农村反贫困的进程，中国农村反贫困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分析农村反贫困的各种制约因素，探讨如何进一步减少或消除农村贫困不仅关系到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还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小康社会的整体战略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从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出发，首先对贫困及反贫困的含义进行了界定，介绍了各种贫困测算指标及适用范围，并深入探讨了反贫困的相关理论。其次，借鉴世界各国的反贫困经验，并回顾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历程。接下来，本文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四个方面，即：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及反贫困政策的转变、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相关因素、经济增长和投资扶贫的减贫效应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农村反贫困模式。 在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分析及反贫困政策的转变上，本文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的日益分散化、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但相对贫困问题突出、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贫困农村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生态贫困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特征。相应的，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也逐渐实现由救济式向开发式、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以及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参与的转变。 在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相关因素分析方面，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投入要素以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制度结构在内的环境条件要素都是制约中国农村反贫困的重要因素。 在减贫效应的研究方面，本文重点考察了经济增长和投资扶贫的减贫效应，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增长和扶贫投资是有效缓解农村贫困的重要手段，缓解贫困不仅
程阳[6]2011年在《云南省产业化扶贫融资创新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经济现象。云南扶贫工作经过近十叁年的努力,取得优异成绩,但是由于云南省地处西南边陲,受地理、自然、气候、环境、历史、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发生率很高至今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48.14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489.14万人,两项指标均占全国的10 %以上,云南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农民生活贫困,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存在生活质量的贫困和人口素质的贫困、扶贫方式分散和受益主体非贫困化、资源开发贫困化和强度开发化、融资行政化和投资分散化、乡镇企业滞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相对过剩等诸多困难和问题。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产业化扶贫这种经营方式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力地促进云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目前,产业化扶贫出现扶贫资金的有限供给和无限需求的失衡,使产业化扶贫发展缓慢,无法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本文将供应链金融与产业化扶贫模式有效结合,提出新的创新模式,不仅增加融资渠道,而且加速产业循环,提高最终产品价值,最终提高农民收入,农业和农村快速发展。
靳拥军[7]2011年在《重庆市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扶贫是国家科委于1986年提出并组织实施的一项在农村进行的重要的反贫困战略举措,是我国政府开发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应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改革贫困地区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其资源开发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随着近年来重庆市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贫困性质的变化,重庆市越来越重视科技扶贫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重庆市石柱土家自治县是叁峡库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也是叁峡库区移民县。自2003年以来,石柱与西南大学共建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以实施国家“两规划一纲要”和《重庆市叁峡库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绿色生态经济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为契机,以引进业主,培养能人,发展大户,组建专业合作社为载体,充分利用石柱县生态资源优势和科技力量,在产学研对接、产业规划与项目策划、农业重点产业的培育与产品开发、争资立项与业主引进以及帮困助学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那么,如何看待科技扶贫对重庆农村减贫起到的作用?又如何看待科技扶贫自身的运作机理及影响因素?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农村科技扶贫模式的成效进行评价和原因解剖。目前,虽然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对科技扶贫成效进行监测和跟踪评价,但对于科技扶贫的机理及其运行条件、路径等内容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石柱县为例,分析重庆农村科技扶贫取得成果及其原因,并对科技扶贫模式的运行机理、目标模式、模式的创新路径等进行分析,最后得新时期重庆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本文在理论分析贫困的性质、成因及其表现等基础上,以重庆市石柱县科技扶贫取得的成效进行定量分析评价,并对科技扶贫效果的社会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以分析科技扶贫的发生、发展机理,以及在其运行过程中的诸多影响因素,最终达到从理论上结构农村科技扶贫模式的系统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为新时期重庆乃至我国农村创新扶贫开发模式、探索长效的反贫困机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理论上分析科技扶贫模式及其运作机理。科技扶贫模式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科学技术缺乏、生产技术落后和科学应用技术人才极度缺乏的现实状况提出的。其一,科技扶贫模式强调贫困地区自我发展。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指导贫困地区合理开发自身资源,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竞争优势、经济优势,通过培养和指导,提高贫困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和能力,达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科技扶贫模式重视先进、成熟、实用的技术的引进。贫困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技术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适应性,政府在考虑向贫困地区引进先进技术时,必须注重与贫困地区客观条件相适应,并且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技术。其叁,科技扶贫模式重视脱贫与扫盲相结合。通过农业、教育、科研相结合的形式,一方面向贫困地区输送科学技术和人才,建立合理的科学技术示范点,开展针对贫困农民的各式培训;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农村网络教育,贫困农民通过上网了解学习先进的技术,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素质。第二,通过对比重庆市不同阶段的扶贫开发模式得出科技扶贫模式的优势。近几年,重庆市的科技扶贫计划越来注重数量和质量,活动开展也出现多样化。科技扶贫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基础,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重庆市科技扶贫的开展,有效的对农村贫困地区进行了技术指导,使得重庆市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解决了部分贫困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第叁,通过实证分析和实地调研分析石柱县农村科技扶贫效果及其社会公众评价。随着科技信息时代的带来,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有一门经验技术强硬的手艺已经成为现今提升个人竞争力的必然手段。本文通过运用CD生产函数测算技术进步对石柱县农业的贡献作用,得出结果石柱县自2000年以来,综合技术进步水平对农业生产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大,且已经超越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贡献率。说明科技注入石柱农业以后,确实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调查结果显示,石柱县农村居民对科技扶贫模式成果较为满意。不管是从个体农户还是企业来说,石柱县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需求都在不断增强。第四,通过解剖石柱县科技扶贫模式的形成背景和过程分析得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的可行路径以及重庆农村科技扶贫的具体路径选择。根据重庆市的自然资源和各方条件进行综合考虑,未来重庆农村科技扶贫模式的创新应该由政府主导、以农户为基础,将高校、企业等资源进行有效衔接。该路径的特点在于由政府强制,自上而下推动,便于制订高水平的计划,且借助于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可以提高整个扶贫工作的效率。同时还应注重由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将科技、人才、资金与国家扶贫开发任务和各地区扶贫开发重点有机结合,为科技有效长入贫困地区经济创造条件。第五,科技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上,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总结“石柱模式”、推广科技扶贫、扩大扶贫开发效果上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统一和提高对科技扶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2、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广应用农业高新技术。3、充分调动乡土资源,提高科技扶贫效率。4、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控制科技扶贫的风险。允许科技人员以技术参股,与龙头企业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形成农业科技推广的投放回报机制。5、积极组建农业技术协会,加强县校企联合。必须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促进产业发展,立足各个地区有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特色产品,进一步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
聂培亮[8]2015年在《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我国开发式扶贫战略之一,国家科委于1986年提出并在广大农村地区实施了科技扶贫的战略举措。科技扶贫的宗旨是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而使得贫困地区的小农经济模式得到改革,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开发水平得到提高,商品经济得以发展,最终达到使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目标。科技扶贫具有以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为依托、注重提高个体素质、合力扶贫等特点。先进成熟且实用的生产技术、技术的推广传播、针对科技扶贫成效的监督评价,这是科技扶贫的叁个基本要素。技术筛选、推广传播、激励、监督、评估等构成了科技扶贫的运行机理。目前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而科技扶贫模式现在仍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的阶段,对于科技扶贫的运行机理、条件、路径等,理论界还只有较少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为科技扶贫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不同依据,但始终未在一个明确的框架内对科技扶贫进行研究,对于科技扶贫模式的界定也没有一致的观点。与此同时科技扶贫承担着改变贫困落后地区生产力的重任。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科技扶贫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探索形成规范的科技扶贫模式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技扶贫模式的创新就显得十分必要。随着近年来山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与性质发生变化,科技扶贫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山西省阳泉市地处山西省东部、太行山西麓,是山西省所辖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本文选取阳泉市的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实践为例,依次介绍阳泉市科技扶贫模式的实施与发展、存在的问题、科技扶贫模式创新背景、模式创新的成效等情况,并对其科技扶贫模式创新所取得的成效进行适当评价,并分析其效果的成因。通过对于山西省阳泉市这个实际案例的分析,得出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的基本思路:即创新机制、改革体制,把产业作为中心,把市场作为导向,把农户作为基础,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的基本原则:鼓励、引导农民自愿参与,深化合作、获利共赢,科学可持续发展。以及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的基本要求、目标等。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所面临的障碍,包括资金方面的障碍,人才匮乏的障碍,市场以及农民思想观念等因素。最后在全文理论分析及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的政府主导与农户主导两条可行路径。文章按照“理论构建-案例分析-得出结论”的逻辑顺序展开,以阳泉市的科技扶贫模式创新实践为切入点,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实地调研公众对于科技扶贫社会效应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山西阳泉市的科技扶贫模式创新过程的剖析,从而得出利于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的一些可行办法以及符合山西农村科技扶贫实际情况的创新选择。以期能够达到为新时期山西省乃至全国创新农村科技扶贫模式、探索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提出适当政策建议的目的。
胡艳丽[9]2012年在《新疆扶贫开发中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促进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进入“十二五”以来，新疆的扶贫开发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新阶段，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是新疆扶贫的现实要求。利用农业科技创新拓展扶贫开发工作，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必将助推新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过去，新疆扶贫工作面临的是发展相对滞后形成的普遍性及绝对性极端贫困，而现在面对的是以收入不平衡为特点的转型性贫困。2011年12月，国家确定了新的扶贫标准为2300元，新疆的扶贫标准与全国测定的平均值一致，也大幅度提高了标准。符合扶贫标准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达到329万人，占全区农村人口的31%。农村低收入人口相对集中的南疆叁地州连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贫困山区成为新疆扶贫攻坚主战场。当前扶贫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是实现贫困地区农户脱贫致富以及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缓和贫困地区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与农村低收入人口之间巨大矛盾的根本路径之一。农业科技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以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为载体，综合运用科技、推广、教育等多种手段，有望使新疆贫困地区彻底摆脱贫困的束缚，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本论文以新疆扶贫开发的现实、科技创新、市场化为基本背景，以有效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社会的和谐为价值取向，在充分考虑农业科技特性和农业技术创新内在要求的基础上，以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农村教育作为研究重点，运用相关理论和多种分析手段，通过对新疆科技扶贫与典型扶贫农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实证分析，探究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在减少新疆农村贫困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学术建议和政策建议。本论文由八个章节构成。第1章：首先提出问题，引出科技创新是新时期扶贫的需要，然后阐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以及研究内容等。第2章：主要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包括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农业科技创新理论及构成要素的研究。第3章：主要阐释农业科技创新的概念和理论。首先从农业科技创新概念的提出及特点出发，对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相关内容做了简要论述,并详细介绍了农业科技创新理论。第4章：主要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的现状以及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对新疆扶贫开发主要的创新模式、新疆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做了较为详实的研究分析，为深入探索新疆科技扶农、科技富农的发展道路提供依据。第5章：介绍建国以来新疆农业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新疆科技兴新战略，并对新疆科技资金投入与科研条件、科技机构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第6章：回顾新疆科技扶贫工作及取得的主要成效,实证分析科技示范乡工程及扶贫龙头企业案例，并对新疆农村科技扶贫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探讨。第7章：深入分析农业科研管理机制、农业技术推广、农村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新疆农业科技创新在减贫中存在的不足和不完善进行阐释，为政策研究提供有效的视角。第8章：提出依靠科技创新的驱动进而减少新疆农村贫困的有效途径。即加强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农业技术推广能力、振兴发展农业教育和加强科技创新管理。总而言之，面对严峻的扶贫任务，本论文在新疆全面实施创新型战略的背景下，以农业科技创新为视角探索了新时期扶贫开发中科技创新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构建以农业科研、农技推广和农村教育的有机体，对农业科技创新进行有效管理，增强新疆自主创新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以实现农村的减贫脱贫，促进新疆更好地实现农业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并推进新疆区域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最终达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曹凯[10]2015年在《农村扶贫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贫困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也是我国政府力求解决的关键问题。自1986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得到了有力的缓解,这得益于我国政府采取的发展援助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模式,近年来,“精准扶贫”模式的广泛采用,我国的贫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观,并突破了原有制度的制约,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本文以衡山县为例,以其采用的各种扶贫模式为研究对象,以国内外的先进理论为研究依据,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采用文献法、微宏观结合法、理论和对策研究结合法,重点分析扶贫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针对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为今后的扶贫研究及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本文将研究就重点放在扶贫方式的转变,由“造血”的补贴方式代替原有的“输血”的补贴方式,大力提倡扶贫模式的创新,强调要将可持续发展引入到扶贫,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参与到扶持模式创新中,提高贫困家庭成员自身发展能力,使其真正感受到扶贫带来的实惠,从根本消灭贫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实现我国“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同时,地方政府应积极响应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原则,逐步提高地区经济水平,实现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贫困地区技术创新模式研究[D]. 胡熳华.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4
[2]. 全球价值链视角贫困地区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研究[D]. 任登魁. 天津大学. 2015
[3]. 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研究[D]. 梁平. 西南大学. 2009
[4]. 茶文化视角下图书馆文化扶贫创新模式研究[J]. 周晓慧. 福建茶叶. 2018
[5]. 新时期中国农村反贫困问题研究[D]. 文秋良.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6]. 云南省产业化扶贫融资创新模式研究[D]. 程阳. 云南财经大学. 2011
[7]. 重庆市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 靳拥军. 西南大学. 2011
[8]. 农村科技扶贫模式创新研究[D]. 聂培亮. 安徽农业大学. 2015
[9]. 新疆扶贫开发中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研究[D]. 胡艳丽. 新疆大学. 2012
[10]. 农村扶贫模式研究[D]. 曹凯. 湖南农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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