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其表现之一就是剧种危机，主要体现为剧种的消亡。剧种的消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消亡。全国剧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有317个，八十年代初有360多个，而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剧团，能够进行专业及业余演出的大概有200多个，也就是说，近20多年有100多个剧种已经消亡。例如戏剧大省山西的剧种由49个减少到28个，几乎每年消亡一个。另一种是隐性消亡。就是剧种还在，甚至剧团还很多，演出甚至还很繁荣，然而剧种的个性却在迅速消失或者被同化。探讨剧种危机发生的原因以及其走出困境的可能性，无疑对传统戏曲走出困境有着重大的意义。导致剧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剧种自身艺术个性的消亡。
剧种自身艺术个性的消亡主要体现为“三个倾向一个缺失”。
首先是“戏曲创作集约化”倾向。所谓“戏曲创作集约化”，就是由几个全国知名的编剧、导演及其习惯合作的班底，“包打”所有剧种的“天下”。不管语言，不论腔调，更无须了解各剧种的传统、风格、审美定位和与其他兄弟剧种、姊妹艺术相比照而存在的自我属性。一切剧种的剧本都写，所有剧种的新戏都排，以至于使得戏曲的通用性代替了剧种的特殊性，戏曲性代替了剧种性，剧种的优势和特色再也发挥不出来。甚至还出现了戏曲话剧化，歌剧化，舞剧化的倾向。一方面新剧目不能反哺剧种，另一方面剧种本身的艺术积累也不能给予新剧目以支援，从而造成了剧目和剧种脱节，只见剧本和剧目的个性而不见剧种的个性的现象。
其次是“地方戏剧都市化”倾向。罗怀臻先生在《重建中的中国戏剧——“传统戏剧现代化”与“地方戏剧都市化”》一文中说：“民间是戏剧存在的基础，事实上决定着戏剧发展的命运。乡村、城市（包括宫廷）二者之间，就如乡村是最原始的土壤，提供着不竭的生长元素和鲜活素材，经过城市乃至广义宫廷的逐级加工提炼，最后经过先进文化人和优秀艺术家的精心打磨淘洗，这才形成规范，完成定型，成为风行的时尚和艺术的经典。然后再回过头来从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和乡村辐射推展，因之形成彼此依存的互动关联，并由此构成中国戏剧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阶段。所以说，中国戏剧每一个存在阶段的递进沿革，都市化是必经的站点。”而恰恰是在这种“都市化”的过程中，地方戏剧很容易便会如罗先生所担忧的那样，“不经意地丢失了自我”，即一味去迎合现代都市人的文明视角和价值观念，追求豪华和时尚，而将自身所特具的原生气质、原始素材、原貌特征完全抛弃。导致最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外地人看不出地方性，当地人找不到亲切性，那种可被解读的地方文化的标识已模糊难辨，甚至无迹可求”。
再次是盲目追求“大制作”的倾向，在布景、灯光、服装、道具、效果、伴奏等形式上不惜高成本高投入，甚至走向了极端化。本来，随着现代舞台科技的日益发达和各个艺术种类之间的相互影响，追求舞台美术的精致和音乐伴奏的丰富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戏曲如果仍旧坚持大白光和一桌二椅，无异于抱残守缺，终会被时代所淘汰。但是追求形式的精美必须考虑到作品的实际需要和观众的承受能力。所谓作品的实际需要，就是形式的精美必须与内容协调，必须保持剧种自身的艺术特性。高投入、高成本固然是形式精美的重要物质保证，但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而形式的精美也不一定要“大制作”才能实现。
最后也是最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剧种自身精神内蕴的严重缺失。这种缺失的表现主要有二：首先是戏曲民间气质的淡化甚至消亡。戏曲植根于民间，从民间的土壤中汲取着养分，各地特有的风俗民情，文化精神，赋予了各剧种特有的气质和内涵。以淮剧为例，淮剧植根于古楚国境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从屈原到西楚霸王，楚人的血脉之中总保留着一缕精神的高贵和飞扬。反射到淮剧，其同样蕴籍着古楚文明的浪漫雄浑和大气，体现在精神气质上，便是雄健和硬朗，深厚与壮阔。然而在现今的绝大多数剧种身上，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这种充满生活质感和生命张力的“气场”，尤其是那些已经走出农村在都市扎根的剧种，在外来艺术文化样式的冲击之下，往往失去对自身精神气质、文化内涵的自信和认同。其次是剧本思想内容上的媚俗倾向。在戏曲遭遇严重危机的今天，为了能够重新赢回观众，很多剧种把“迎合大众”视为法宝，一味追求剧本内容的通俗浅近，甚至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牺牲艺术良知去迎合某些观众的低级趣味。也有一些剧种为了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强行赋予剧本过于沉重的思想内涵，甚至为了获奖而去揣摩、迎合、图解领导和专家的意图，刻意表现哲理化或多义性的主题，以形而上的哲理思辨和理性探究，取代对现实人生的直观体验和感性把握。而剧种精神内蕴的缺失所造成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它将最终导致剧种自身艺术品格的沦陷。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