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圣清[1]2003年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和传媒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对于国际大众传播学的最新发展了解十分不足。本文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力求较为系统、深入地揭示其总体研究状况，并对其发展趋势，提出初步看法；以弥补我们对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本文选取国际大众传播学界五本核心期刊，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研究者、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的社会环境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勾勒了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并揭示了其中八个重要特点：1、大众传播学既是一个独立学科，又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2、研究更加深入、研究难度增加；3、研究队伍发生较大变化；4、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变化，但仍以传统主流研究为主；5、研究方法多样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受到批判研究、诠释研究的挑战；6、大众传播学的研究中心基本形成，但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尚不够鲜明；7、研究受到社会资助有限；8、欧、美研究的差异依然明显。 本文还以大众传播学的传统理论框架五W模式为分析架构，较为深入地阐释了五个研究领域的新发展。
廖圣清[2]2005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研究的背景自1978年正式引进以来,传播学在中国大陆获得长足进步。[1]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对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以及传媒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和显着作用。[2]现在,中国传播学正面临发展的大好良机,“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境遇,已经与主要发达国家‘接轨’,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也是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系统中所能争取到的最高学科地位。”[3]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播学的健康、快速发展,成
周鸿雁[3]2010年在《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诸多关于传播的描述中,最为普通和流行的解释就是,传播是信息的传递。近百年来,传播学研究的路径就一直这样延续下来,主宰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时至今日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把传播界定为基本的信息传递的过程,其显见的好处是容易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所感知,同时也容易为所谓的“科学的方法”所使用——越来越庞大的数据模型、专业团队,越来越精密细致的分析技巧——满足和服务于越来越官僚化或市场化的需求。传播学俨然成了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但也有一些“另类”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凯瑞的仪式传播观就是其中之一。从仪式的角度看,传播就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而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是对社会的维系,是人类文化的生成,是人类文明的构成。这是一种传播学的新视野,传播学研究的新路径。这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存在本质的终极的追问,凯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也嵌入其中:如何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世界?如同环境保护主义者致力于在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中拯救稀有动物一样,凯瑞想做的是,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免遭像自然环境一样的严重的污染和破坏,从而来拯救我们人类自身?把凯瑞的仪式传播思想进行系统地整理,引进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并期望对这一领域的国内的研究有所裨益,是本文的目的所在。然而,最根本的目标不仅如此,我还试图在此基础上,以纵横两条线展开我的研究:纵线是对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进行学术整理,找出这一传播思想的源头;横线是对凯瑞所处时代的各种传播学的思潮进行剖析,找出他提出仪式传播观的时代背景。这显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涉及到对人类传播思想史的再思考。在本文中,我并非有意将道德和价值判断预置于仪式观的研究之上,只是想说明,如果脱离了道德和价值的考量,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完成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在内容的安排上,我把本文除了绪论部分外分为七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凯瑞的生平和学术历程。了解凯瑞的生活经历和学术历程,便于加深对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的含义的理解。根据我掌握的资料,本文把凯瑞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秘”的街头教育(1934-1948),从凯瑞出生写到他入学,这是凯瑞的少年时代。写这一部分的目的是,通过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和少年时代的独特经历来理解凯瑞为什么会提出仪式传播思想。第二阶段是“误入”传播学领域(1948-1963),从就读中学写到博士毕业,这一部分主要是叙述凯瑞接受的教育,目的是通过他的学科背景来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逐步形成的过程。第叁阶段是执教伊利诺伊(1963-1979),这一阶段是凯瑞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凯瑞完成了他一生的学术转向,提出了两种传播观的划分,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和领军人物。第四阶段是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92-2006),在哥大执教期间,他主导了传播学博士项目,为传播学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晚年的凯瑞更加关注宏观的问题,也对互联网表示出浓厚的兴趣,通过对他晚年的思想的梳理,便于从多个角度把握他的仪式传播思想。第二部分是对凯瑞仪式传播观概念的全面梳理。在第一节“对传播和仪式概念的考察”中,我力图通过对“仪式”、“传播”两个概念的历史学分析找出二者之间的重迭和交融之处,提出“作为传播的仪式”的命题。第二节“仪式传播观的提出”,以电报为文本,以地图做隐喻,并把对话作为仪式观的开始。第叁节“两种传播观的对比”,重点讨论仪式观与传递观的区别,即对二者的不同的源头、不同的关切、不同的作用进行划分,最后得出两种传播观既显着对立又高度统一的结论,回答传播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传播既是信息的传递,又是人们“共享信仰的表征”。第叁部分是“作为文化的传播”。这部分实际上是第二部分的延续,进一步阐释与仪式观相关的几组概念:文化与传播、技术与传播、新闻与传播。通过对这几组概念的辨析,以加深对凯瑞仪式传播观的理解。第四部分着重对凯瑞的仪式传播观的理论渊源进行探讨。第一节提出了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的对立早已有之,古希腊的民主自治思想是凯瑞仪式观的源头。第二节是关于凯瑞仪式传播思想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重点是杜威、帕克、库利、米德对凯瑞的影响;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凯瑞仪式传播观的直接来源。第叁节是关于凯瑞仪式传播观与技术学派的关系,重点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对凯瑞的影响;第四节是凯瑞仪式观与格尔茨“理解他人的理解”的关系,重点是格尔茨对凯瑞思想的影响;第五节是凯瑞仪式思想与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关系,重点是威廉斯和霍尔对凯瑞的影响。第六节是凯瑞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与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交锋,这种交锋对凯瑞的仪式传播思想的影响。第七节是宗教和凯瑞仪式传播思想的关系,主要是美国的宗教土壤、凯瑞自身的宗教信仰以及涂尔干的宗教思想对凯瑞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凯瑞仪式传播观的主要贡献。第一节是凯瑞仪式传播观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在对仪式传播观的价值进行评估时,主要从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回顾看待凯瑞仪式传播观对传统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实证研究提出的挑战,从而开辟了一条传播学研究的新的路径。第二节涉及到凯瑞仪式传播观在实践中的应用和拓展,重点分析了传播学学者在凯瑞仪式传播观的启发下,对日常生活和大众传播中的仪式传播现象和行为的研究,阐明“媒介化的仪式”和“仪式化的媒介”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第六章是分析仪式传播观的主要缺陷。重点是对凯瑞的传播学思想,尤其是仪式传播观的许多矛盾、断裂处进行逐一分析和评论,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之处。第七章是仪式传播观的借鉴意义。从回顾传播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登陆中国大陆的30年的历史入手,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问题和不足,在此基础上,研究探讨凯瑞仪式传播观对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余论”中,对凯瑞的学术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描述性的总结和概括。凯瑞的学术着作,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作为附录置于本文之后,供读者参阅。
孙瑞祥[4]2009年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文中认为本文以当代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流行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学、媒体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存在为核心研究内容，以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传播动力分析为研究重点。其主旨是要解读与阐释影响(推动)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要素构成、要素的作用机理与动力方式。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此，“阐释”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与论述策略。流行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相对晚出又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从流行文化的创造主体与功能看，它既不同于体现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为国家权力所倡导的主流文化，也不同于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精英文化；它既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民间文化存在本质差异，也与工业社会创生的大众文化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今天所关注的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并受市场规律支配，以城市大众为主体和主要消费对象，以流行和时尚为突出特征，以娱乐为基本功能，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经营，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的新型文化形态。从文化发展史的宏观角度看，无论何时何地，一种新的文化范式或文化精神的生成(包括演进、转型、更替与变迁)，无外乎源自两大因素——内源性因素与外源性因素，及其两大因素之间的搏弈。流行文化生成与繁盛的“动力源”构成复杂，有源自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驱动、源自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驱动、源自当下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文化驱动等等。流行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生成与繁盛绝非偶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文化环境、文化心理与社会思潮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也体现了中国的现实文化诉求。中国社会发展的世俗化是流行文化生成与繁盛的政治动力；开放与自信的文化心态是其精神动力；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入场是其思想动力；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是其市场动力；城市化、城市精神与休闲是其社会环境动力；中间阶层与青年亚文化是其群体动力；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是其传播动力。站在“大众传播动力学”新视角，观照流行文化动力源，就是把大众传媒视为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的社会动力系统，这一动力系统能量巨大，对流行文化的生成、繁盛与抑制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郑西帆[5]2004年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文中认为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进路。从中国社会转型本身的进程与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相关性,考察传播学如何在整合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追寻理论的创新。首先,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带有制度性的限定作用。传播学在1983、1989年的两次低谷,1992年以后的大发展无不与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相关,并以此为背景,奠定了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其次,本文根据目前国内的传者研究、媒介分析、受众研究、效果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分别从传播体制(宏观)、把关人(中观、微观),新技术导致的新媒介分析的研究高潮,受众调查、受众理论,由个体到全局的效果研究进路出发,分析、总结了研究现状,归纳了研究的特点,指出了研究的成效与问题的存在,辨析了其中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传播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足与差距是明显的。这可以归结于叁方面的原因,传播学传入中国时间的短暂,造成了学科积累的不足与专业研究人员培养的欠缺;制度性的因素限定了某些研究领域的深入;经济转型先行带来的商业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冲毁了研究者的心理防线,带来学术研究上的不规范与躁进。当然,学术研究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理论创新,就晚近国内传播学的研究现状来看,这种理论创新的努力与可能突破的领域集中在两方面——“网络传播”(亦即新媒介分析)与“本土化” 研究。而 “本土化”研究的重点是结合国情,首先提出适合中国自己的理论,然后对之进行提升,以具有普适性。
廖圣清[6]2003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情况,总结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五个特点:领域不断扩大、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规范、与境外传播学界的交流和合作增多、更加深入。作者预测近年中国大陆传播学将出现新的研究高潮,并认为我国传播学研究只处于起步阶段,当前尤其需要注意叁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做好全国传播学研究的组织协调工作,二是增进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情况的了解和把握,叁是大力加强实证研究。
彭婉莹[7]2016年在《新环境下美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变化（2005-2014）》文中研究说明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镇,美国新闻传播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世界整个学科的发展,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作为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发源地,研究方法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业界、学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最近十年,美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有怎样的变化?造成这些变化的因素有哪些?对新闻传播研究状况有何影响?对我们有何启示?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以美国四本最有影响的传播学术期刊为主要材料来源,通过对其所载论文的梳理分析,全面透视2004-2015年间美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状况及其发展演变。研究发现,美国新闻传播研究仍以实证主义范式为主,定量研究仍占据主流,社会调查法的使用增长显着。研究还发现,研究方法的使用与研究主题、研究者的身份、项目资助情况以及研究的媒介类型存在相关性。比较而言,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应改变运用单一方法的传统,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同时要注意研究方法的规范;应构建多样化研究资助体系,推进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伍静[8]2007年在《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化历程与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为了尽可能避免把教学、研究和它们所依托的物质机构叁者相割裂的片面化、平面化的做法，本文试图从“学科制度”(以下将详述)的中观视角切入，来探究中美两国传播学如何经由建制化的过程，与既存的新闻教育接轨，成长为一门学科，并确立起其主导范式。在美国，传播学是跨学科的产物，与新闻学很难说有什么“嫡亲”的关系。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借助于各种因缘际会，“将他的传播学观结合到新闻学院之中，因此就在重要的方面构成了传播学领域后来将要成为的样式”。所谓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之争，最初即导源于施拉姆的这一锤之定音。换言之，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置，并不是因为学科知识起点完全一致，也不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一半是出自有心人在偶然机遇下的刻意捏合。但是，新闻—传播的建制化模式一旦确立，即对新兴传播学和既有新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着美国在全世界的实力日升、影响日大，以至于成为学术霸主和中心，其学科制度亦成为后发国家——中国——照葫芦画瓢的样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引入传播学的实践，可以说是美国式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在转型期中国的翻版和嬗变。由于传播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并非在中国本身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因此在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土壤，我们只是被动地承认传播学在他国既已存在的事实，并将之“引进”，于是这种学科制度的移植，必然带有某种生吞活剥、南橘北枳的意味，即我们得以省略传播研究在原产国从散落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零碎状态到被规限为一门“领域”的全过程，而一步跨入到“学科”的视野。从主观因素说，学科的引入者受自身专业局限，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这个基本结构上，而遗漏和错失了传播学最鲜明的特点——跨学科性质，致使传播学“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仅能反映新闻学的一孔之见。而从客观因素说，传播学在美国创立时所处的社会科学整体繁荣的局面在中国没有相应出现，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力量在中国依然比较薄弱，其发展水平及中国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认可度比起当时的美国还相去甚远。这也是阻碍中国传播学从“跨学科”中汲取理论滋养的现实因素。随同学科制度一起移植到中国的，除了一些基本的术语、概念、理论之外，更为根本的还有美国传播学的主导范式。
崔清活[9]2007年在《中英传播学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科研、教育等方面对中国和英国的传播学教育做了对比，旨在为发展迅速但处于困惑中的中国传播学教育提供借鉴经验。文章首先对两国的传播学历史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中国大陆的传播学发展较快，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科研成果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有待重大的理论突破。英国的传播学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文章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为线索，对英国的传播学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回顾。从学术渊源看，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脱胎于英国的文学批评，视大众媒体为其研究领域，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进行深入研究，树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理论创新来讲，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如霍尔的编码和解码，揭示了在争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方法创新上而言，民族志开辟了受众研究的新途径，等等。更可贵的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做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青年文化、女性研究，传播科技应用于日常生活等方面。不断地吸收借鉴先进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创新发展，这是英国传播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对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启示之一。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教育发展很快，但面临着很多困惑。现有的学科门类设置不利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发展。在学科门类上，传播学同新闻学同属于文学门类，如何处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公共关系、媒介经营、广告学等专业划入文学门类未必名副其实。传播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开放性学科，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新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出现。通过选取一些个案分析，文章对英国传学教育的教学特点和学科设置进行了分析。在专业设置上，英国政府奉行由下而上的原则，学校在学术建制上有较大的自主权。从系别或课程设置来看，无论媒介、新闻或者传播，它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可以从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信息学，甚至传播技术等理工科专业来切入。从学科门类设置上看，政府有关部门只是设置了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新闻学、传播学、媒介研究、公共关系等专业各得其所，并留足了发展的空间。我们可以考虑淡化或者取消学科门类设置，从而解决新闻传播学门类划分过窄的问题，此其启示之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并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的信息，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英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媒介素养教育。在英国的高校，传播学教育已经成为与文学、历史学等并驾齐驱的教学科目，媒介素养教育也进入到了中小学，成为国家规定课程的一部分。把传播学教育当成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尽早培养公民具有分辨媒介文化良莠的能力，此其启示叁。
庹继光[10]2004年在《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文中指出本文以现代传播理论传入中国、尤其是我国内地后，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脉络，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入我国内地后的流变过程进行了必要的逻辑分析。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建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范式，以求对内地今后开展自主性的传播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 当然，个人的学术水平不允许我重新创立全新的传播学研究学术范畴，而只能从当前内地传播理论研究出发，针对最紧迫、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焦点问题。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是，即使笔者着力建构中国传播理论研究的结构性边界，也只能努力构筑起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个性特征较鲜明的那些部分。因此，笔者并不指望以自己的这些学术观点对过去的传播学基本范畴和格局进行比较彻底的颠覆，完全打通传播学研究的新世纪进路，而只想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在探索进程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根据笔者对大量内地学者(也包括部分香港、台湾学者)的着作及其学术观点的解读和审视，发现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里，内容分析、控制分析、受众分析等诸多重要节点或者变化不大，或者西方理论本身已经比较牢靠，我们很难取得颠覆性的进展，笔者由此认为这些学术节点不是(至少在现阶段不是)中国传播研究最需要突破的理论环节。相反，媒介分析、互动网络研究、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传播学研究方法论、传播学的人文科学基础学科地位研究等问题，或者目前还存在着理论上的重大争鸣，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性进展，都在理论研究方面留下了大量的空白点，既是当前全球传播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中国学者最可能取得突破的领域，因此笔者将这些环节认定为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体系建构中的焦点问题，展开详尽分析和探讨。 本文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分别讨论自己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五个主要理论问题。在每个部分，笔者都尽力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并努力将这些问题集纳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首先，在论文的第一章，笔者主要分析了媒介研究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传播历史和现实，提出了各种媒介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双重影响:首先是鸿沟，然后才是桥梁。对于媒介的桥梁地位，许多专着和论文己经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本文基本上采纳了这些观点;但对于媒介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的鸿沟效应，及其对于人的信息获取的隔阂和沟通地位，笔者则是较早提出的，通过对媒介的影响分析，笔者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简化为叁类，即“事必躬亲”，“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和“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从前往后，人们参与实践的程度逐步降低，而媒介的作用在逐渐提高，信息由亲身感知过渡到媒介传播得来一媒介在方便人们获得信息的同时，却把人们隔绝在社会实践活动之外，因此它的作用也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桥梁，必须一分为二看待，正视媒介对社会成员的负面影响，那就是阻隔他们直接参与实践，以为通过媒介得到了知识、信息，就等于自己全部清楚、了解并理解了。此外，为了更清晰地看待媒介在“人的信息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还根据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人的信息圈层次图，从中可以较明确地看出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媒介主宰了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因此就能对人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改变，媒介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是由此而引起的。. 在论文的第二章，即互动网络传播研究部分，笔者较详尽地阐释了计算机网络、手机网络等新技术革命给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并利用信息侵略、文化霸权等理论，分析了互动网络传播时期争取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笔者认为，电脑网络和手机短信息将会给人类带来深层次的文化影响，通过分析互动传播范式对人们进行文化影响和渗透的机理，足以发现互动传播在效果方面具有多层面的颠覆作用:它既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实现身份、地位和功能的颠覆，也可以在传播理论的多个视角上发挥颠覆的意义。笔者还大量引用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互动网络传播是当前最受青少年欢迎的传播模式，35岁以下的青年是参与互动传播的绝对主体人群，因此应该极端关注这一传播范式，研究其影响社会人群的文化机理，进而采取有效举措应对。 在论文的第叁章，笔者通过分析现代传播理论进入我国后20多年的传播学研究进展，并针对其中最大的学术颠覆—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展开了较深入的探讨。笔者经过分析后认为，中华(华夏)文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是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转入深层次阶段后需要观照的核心问题，应将其与西方的传播基本理论有机结合，共同构筑中国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语境，并在其中解读我国学术界对现代传播理论的引进、吸收、解读和发展创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应该是学理层面上的拓进和自主创新，而非单纯利用中国传播实践中的个案为欧美传播理论“作注”，也不是简单套用中华文化的普遍原理，在信息传播范畴找寻“共性中的个性”，只有真正发掘出建构于中国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及相关的学术术语，我们才能实现建构“传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宏观吕?
参考文献：
[1]. 20世纪90年代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D]. 廖圣清. 复旦大学. 2003
[2]. 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J]. 廖圣清. 新闻大学. 2005
[3]. 仪式华盖下的传播：詹姆斯·W·凯瑞传播思想研究[D]. 周鸿雁. 上海大学. 2010
[4].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阐释[D]. 孙瑞祥.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5].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D]. 郑西帆. 复旦大学. 2004
[6].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J]. 廖圣清.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7]. 新环境下美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变化（2005-2014）[D]. 彭婉莹. 南昌大学. 2016
[8]. 中美传播学早期的建制化历程与反思[D]. 伍静. 复旦大学. 2007
[9]. 中英传播学教育比较研究[D]. 崔清活. 复旦大学. 2007
[10]. 中国当代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体系建构[D]. 庹继光.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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