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秋[1]2003年在《经济人假设述评及其超越》文中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经济人理性行为假设。这个假设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超越经济学的边界，被移植到政治学乃至社会学中。由此导致了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对社会行为进行统一解释的思潮。 经济人假设的内在诀隔招致了有限理性决策论、经济博弈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挑战。 从方法论角度看，经济人假设的诀隔在于它的个体主义方法，赋予每个个体以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规定，而忽视了个体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复杂相互作用对“人性”的调节力量。 改进经济人假设的可行途径是分析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形成条件、运作条件、调控条件以及演进趋势。由此实现经济理论由研究简单性到研究复杂性的转变。
程恩富, 王中保[2]2007年在《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文中研究表明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学说、西方主流学说和中国古代学说叁者关系上,应当确立“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的学术原则。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是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学术创新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基本范式和核心结论是经得起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坚持以马列主义经济学为基石,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科学成分,根本目的在于构造既超越马列经典的经济理论范式和苏联经济理论范式,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其本质是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后现代经济学”。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研究,但是,由于一些论着不能正确认识当代经济的基本性质和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甚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取代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令人欣慰的是,也有一些中外经济学家仍然以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锐利眼光,突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方法和理论框架,积极探索现代经济发展内在机制和规律,并形成了许多富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成果。不定期地开设本专栏,就是及时提供中外有关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探讨性作品,供教研参考和争鸣。
程恩富, 王中保[3]2007年在《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述评》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争鸣和创新主要表现在四个最重要的理论上。下面各节首先综述各种不同理论观点的背景、现状和核心内容,然后再对其进行独立评论和理论分析。
王爱琴[4]2014年在《西方公共选择理论述评》文中提出自从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来,其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使人们对政治决策有了新认识,其影响也越来越大。梳理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渊源,简要评析其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交换模式叁个主要因素,探讨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等方面的借鉴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宋玉锋[5]2017年在《对布坎南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文中提出布坎南在对自由主义经济时期和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各个国家的职能进行深刻分析后,以契约主义为逻辑脉络,以霍布斯的丛林世界为国家起源的自然状态作为理论建构起点,充分借鉴亚当·斯密、洛克、维克赛尔等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布坎南的国家理论以经济人假设、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政治交换说为方法论前提。布坎南认为无论是谁,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并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放弃自己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因此,评价一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也应该是个人式的而不是集体式的。亦即是说用个人的真实感受,抑或是说用个人的效用得失作为评价工作的标准,而不是用整体的标准。另外,根据布坎南的观点,政治生活犹如日常的交换市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政治上人们对于一项规则的同意与市场上人们对于一项交易的达成具有深刻的内在的一致性。那末,既然这样,政治交换也就和市场交换没有什么区别了。方法论上的变革带来了国家理论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就体现在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当中。布坎南根据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和特殊的方法论得出国家是经过人们个人利益的计算后通过契约成立的。这种国家的成立可以很好的保护人们之间契约的顺利实施,可以保证契约在得到侵犯时,对侵犯契约的每个个体进行相应的惩罚,这就是布坎南的保护型国家理论。由于市场机制的弊端,人们不愿意提供或者很少提供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而国家为了保障人们的效用水平不受影响便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这也就是布坎南提出的生产型国家理论。然而,由于提供公共产品也是一项人们与政府达成的契约,而契约的执行又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执行,这就给保护型国家和生型国家提供了一个接口,此时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生产者,政府失灵发生了。由于行使政府职能的公职人员的利己性,决策机制的弊端,民众对民主的误解,民众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不高等因素则又加快了政府失灵的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布坎南提出,政治不是发现真理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定规则的过程,只有通过实施一致同意规则下的立宪民主才可以避免政府失灵情况的出现,才可能实现人民民主。然而,由于布坎南的国家理论是产生于国情不同于我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因此我们必须辩证地分析和理解。首先,布坎南的国家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契约性产物;国家是具有阶级性质的而不是无阶级的;布坎南的国家理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其次,布坎南的国家理论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人民利益维护的坚定性;关于国家(政府)职能定位的准确性;通过在立宪层面加强制度建设解决政府腐败的合理性。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弊端躲不开绕不过,一系列的问题急需解决,而腐败问题由于对社会危害性大,群众反映比较突出则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布坎南的国家理论的合理性体现在对于政府失灵、政府腐败的分析上,而这对于解决我国腐败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思路,具体为:坚定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厘清政府职责权限,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推进政务及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化、透明化。
杨庆华[6]2010年在《法治行政的基本模式》文中研究表明对行政权的正当性追问构成了行政权的道德基础,行政权的正当性问题成为行政法学的根本命题。20多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权的正当性问题开启了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争鸣与探讨,形成了“服务论”、“控权论”、“平衡论”等十多种学说,但都只是在各自的角度和层面上“盲人摸象”,均不能全面准确地回应行政权的正当性问题,完整地解释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和行政法制度变迁,因而不能成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而控权-服务论超越了严格法治主义和单纯服务行政观的局限,以控权与服务作为两大理论支撑点,阐释行政法的“控权法”加“服务法”本质,它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并以行政权的有效实现为目标,从行政权发生和目的的进路导控行政权的运行,并证成行政权的正当性,对行政权法学的根本命题予以直接的回应,形成了更全面、科学的行政法治观。控权-服务论试图为行政发展过程中的行政权权责统一提供了完备的理论逻辑,为审查行政权行使过程与结果的正当性确立了一个科学的标准,符合行政法实践及未来发展方向,但作为一种崭新的学术观点,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本文拟在以下方面予以完善:首先,控权-服务论从利益追求的人性假定来推导公共利益的和行政法生成机制。它借鉴公共选择理论模型,把“经济人”假设扩大到政治和公共行政领域。在控权-服务论的视野中,行政法主体作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行政法的指引下不自觉地促进了公共利益。人性预设的转变是行政法的经济分析与传统行政法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是法治行政手段转变的逻辑起点,也是控权-服务论的理论前提,从而构建了宪政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理论和实践基础。于是,以控权加服务为理论内核、以激励约束相容为特征的行政法使行政权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性、经济上的功利性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其次,公共利益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在控权-服务论看来,追求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目的,是行政法成为部门法的基础,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根本内容,公共利益能否有效实现是行政权及公共行政正当性评价的最终依据,公共利益的意义表现在它是行政法的核心概念,是行政法的适用、解释和权衡的普遍原则。所以说,行政法不过是一部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法律。最后,以大禹治水引申法治行政的基本框架。公共行政的“关键问题在于应当为了什么而使用权力以及应当如何控制它”,法治行政好比大禹治水,需服从于公益目标,并遵循公共行政内在规律,对行政权重在疏导。宪法和行政法在各自的层面上明确了法律对公共行政的服务导向和控制功能,导控公共行政有效服务于民,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共同增值,行政与法的相得益彰。当代行政法实践中法治行政的范式变迁,凸显了功能主义的实质法治倾向及服务理念的规范化,也从实证层面证明了控权-服务论的理论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经济人假设述评及其超越[D]. 曾中秋. 西北大学. 2003
[2]. 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述评[J]. 程恩富, 王中保. 山东社会科学. 2007
[3]. 近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重大理论创新述评[J]. 程恩富, 王中保.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7
[4].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述评[J]. 王爱琴. 齐鲁学刊. 2014
[5]. 对布坎南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D]. 宋玉锋. 天津商业大学. 2017
[6]. 法治行政的基本模式[D]. 杨庆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