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音璇[1]2016年在《论张爱玲后期小说的女性意识》文中认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且研究成果颇丰。学者们大多从作者上海时期的作品入手,从人物形象、叙事方式等方面对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发掘。作者通过塑造的各种女性人物形象,展现旧中国女性生存的尴尬境地,以及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压迫的现状。张爱玲赴美后,文风从原来的绮丽、凄凉,变成了平淡、自然,写作的重点也放在了对个人生活的高度关注上。进入新世纪,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作者在美国时期书写的大量小说、散文作品,均与张爱玲的个人生活高度吻合。同时,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体现与以往相比更为强烈、直接,展现的手法也有所不同。而对张爱玲后期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关注与研究,是学界至今尚未完成和实现的。因此,本论文从张爱玲后期作品入手,发掘作品中女性意识因素,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及结语叁个部分。导论主要包括对张爱玲后期作品及对女性意识的界定,同时说明目前张爱玲后期作品的研究现状;进而阐述本文写作的意义;最后指明文章的创新点。正文部分包括四章。分别是张爱玲后期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体现;张爱玲后期作品中表现女性意识与前期作品的差异;张爱玲后期女性意识的成因,以及张爱玲后期女性意识的价值与局限性。下面将对这叁章进行详细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了张爱玲后期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体现。文章从张爱玲性格特质入手,结合后期作品的书写方式,从女性心理层面出发,找出张爱玲彰显女性意识的客观表现。第一节,“女性自怜意识”,从女性自我保护、自我怜惜的特质出发,对张爱玲后期小说文本中的女性意识予以阐述。这一节中自怜体现在自我安慰与自我关注上。第二节,“女性自恋意识”。主要包括身体的自恋以及对女性生育的自主权。第叁节“情欲自主权”,这节通过张爱玲对爱情以及性爱开放、自由的观念入手,表达其与以往不同的女性观。包括女性独特的性爱体验、性爱自由观念和女性同性恋书写,从身体和精神层面对女性意识进行发掘。第四节,“女性的历史观”。本节从张爱玲独特视角出发,探究其女性历史观。主要包括疏离真实历史的人物、反人性中心论的历史观以及化宏大历史于日常生活。第二章,结合文本分析阐明张爱玲后期作品女性意识与前期的差异。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直述女性主义立场的笔法。通过对张爱玲后期鲜明的女性立场的抒发,分析其女性意识的独到之处。其二是娜拉式人物形象的塑造,重点阐释张爱玲后期自身先进、开放的女性观。第叁章论述了张爱玲后期女性意识的成因。主要是受到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以及张爱玲个人生活和美国宽松社会风气的原因。第四章论述了张爱玲后期女性意识的价值和局限性。第一节“价值”主要包括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张爱玲后期小说的书写,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大量抒发,揭示女性自我完善的过程,并对女性生存困境给与关注。此外,她的女性书写也为女性自我审视提供了良好途径,对女性主义批评范式的建立和运用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同时对于突破男性菲勒斯中心,实现两性和谐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二节“局限性”。张爱玲后期的女性意识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叁点:一是张爱玲后期的写作基本是其个人化写作,并不具备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全方位的借鉴价值。二是张爱玲偏执的性格特质,导致其在女性意识阐释视角上的偏激。叁是作者母爱缺失的特质,表现在自幼缺乏母爱、也缺乏母性的气质。本文结语指明,张爱玲后期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内涵独特、特征鲜明,它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值得肯定。但因资源整合不充分等原因,导致目前学界对此命题并未形成完整、翔实的研究,仍是一个亟待推进的领域。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挖掘,丰富并完善学界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
吴宏娟[2]2007年在《美在“参差的对照”—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张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海外张爱玲研究为对象，运用比较的方法，从四个层面对海内外“张学”进行考察。首先，在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围绕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张爱玲与鲁迅的争论，分析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批评策略。其次，在文学观念的冲突中，集中于意识与技巧的关系问题，以张爱玲的女性写作为依托，讨论双方在女性意识与女性写作技巧上的各有侧重及由此凸显的文学观念、批评方法与立场的差异。第叁，在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上，以关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讨论为基础，揭示双方以“五四”文学传统为场域展开的角逐以及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讨论中的中西话语交锋、各自的困境和最终的融合。最后，对“海外华人批评家”这一群体进行整体观照，以夏志清为代表，分析其不同于大陆学者的入思视角、学术方法和批评立场，并进一步揭示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海外华人学者的双重文化身份、中西徘徊性及边缘学术姿态，说明张爱玲之为“海外”离散与回归的道具及原因。由此，论文试图通过对海内外“张学”话语交锋机制的揭示，探讨海外华人学者的独特意义、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海内外华人学者的交流、碰撞、整合与新的文学研究格局的诞生，以期为学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一种思考。
苏盈盈[3]2017年在《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文中研究表明张爱玲及其影响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两岸的张爱玲接受过程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于她的讨论并未随着她的香消玉殒而减弱,反而热议不断。将张爱玲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立场下的张爱玲传播与接受上的差异,以此对比两岸的张爱玲接受状况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整体性地观察张爱玲在大陆与台湾的特殊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对两岸的张爱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且以此透视两岸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思潮的生成和演变。研究以时间为主线,将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过程分为叁个阶段进行对比。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张爱玲因外部环境的改变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在迫于生活压力的情况创作《秧歌》《赤地之恋》。被冠上“反共作家”名号的张爱玲得以凭借《秧歌》进入台湾文坛,她的其它作品在1960年代也相继于台湾出版,并掀起一阵“张爱玲热”。而海峡对岸的大陆学界却因为特殊原因对张爱玲不再提起,这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文坛沉寂了近叁十年。第二个阶段,1970年代,在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背景下,张爱玲逃避社会责任的作品遭到不同立场的学者的质疑。其中,林柏燕与水晶、夏志清等对张爱玲历史定位的问题进行讨论,唐文标与朱西宁、林以亮等围绕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标准展开争论。1980年代,大陆学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迷雾,开始重新发掘、审视张爱玲及其作品。与此同时,张爱玲及其作品通过多种渠道被大陆读者熟知,并被写入文学史、专题史中。第叁个阶段,1990年代后,两岸张爱玲研究呈现微观化、趋同化的态势。但趋同中又因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细微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岸文学史对张爱玲的定位与书写方面。通过对比张爱玲在两岸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反观文化环境对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使张爱玲及其作品在两岸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读者期待。
赵秀敏[4]2014年在《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文中指出六十年来被大陆以及海外评论不休的在小说领域制造了“传奇”的张爱玲,在电影剧本原创领域再度制造“传奇”。然而她于这方面曾横卓一个时代的成就却鲜少为世人所知,也鲜少为学者评述,成为张爱玲创作研究的一个盲点或者叫“黑洞”。这个“黑洞”关系到张爱玲做为小说家、也做为电影艺术家；做为悲剧家、也做为喜剧家的重新定位问题。这个论域的开启将拓宽拓深做为一个经典作家、一些经典课题的研讨视界。本文从张爱玲电影原创剧本的创作数量、剧本搬上银幕的数量、上座率、票房记录、接受群体的反映等多方面,以翔实充分的史实,论证出这一切构成的一个综合指数判断：张爱玲是中国女性电影编剧家中的“第一人”,是电影剧作家中一个女性先驱者的存在。第一章是对张爱玲的电影艺术观的梳理与评价。涉及到对中国电影题材要“中国化”的主张,对电影叙事策略的喜剧论主张,对戏剧叙事与接受者之间平衡策略,关于电影细节的见解等,这些主张大致构成了张爱玲的电影艺术观念,虽然不成体系,但是都成为了她进行电影剧本创作的自觉趋求,表现了她电影思想在她电影剧本中的渗透。第二章从文化分析角度,对张爱玲电影剧本中的人物镜像构建进行了论析,论证了她在中国电影人物形象的经典性贡献：一是特立独行的中产阶级人物形象；二是叛逆性的女性人物镜像；叁是香港多元文化都市众生相等。这叁类独步一时的经典镜像书写,在中国电影人物画廊中具有类型化或典型化意义。第叁章从艺术分析角度,对张爱玲电影剧本叙事策略的论析：一是叙事策略之转换,她从小说到电影的悲喜剧的换位；二是香港浮世绘中的中国风俗喜剧叙事：叁是她所构建的“惊险电影”式喜剧叙事结构；四是她独特的“好莱坞”式中国版叙事策略；五是她的倒金字塔设置——“最优戏剧编码”的自觉述求：六是她干净简单美的“白描式”电影叙事。她的电影叙事完成了张爱玲一个优秀的喜剧艺术家的转换,奠定了中国电影叙事的风俗喜剧艺术的基础。第四章从电影技巧上对张爱玲电影剧本的戏剧结构进行了论证分析：一是论述了用“标准电影剧本格式”书写电影,诸如“叁段式结构模式”,路标式的主题牵引动作,以饱满的冲突实现戏剧张力,以凡人的性格贯穿故事等；二是论述她坚持“电影剧本系统”的元素效应,如开端结局设置的“凤头”“豹尾”效应；情节点设置的“钩住”效应；场面设置的“信息”效应等。这些电影专业技巧的娴熟使用,体现了张爱玲之于电影创作的才气与禀赋,也成为了她作为电影剧作家获得时代与大众认可的必要原因。本文力求将中国电影整体发展做为论述的大背景,深入结合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理论,从纵向横向多种角度,从文化分析到艺术分析,运用文本解读、比较研究方法,为张爱玲研究开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潘梅芳[5]2003年在《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西方形象》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细读的方法，分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西方人物形象和物质形象，并探讨了张爱玲的西方认识源于她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源于中国人晚清以来对于西方的想象。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是晚清以来一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的历史/现实主题，西方人与中国人透过各种交往与阅读相互了解，形成了各自对对方的想象，这种想象常常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改变着历史的方向，因而，研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学中的“西方形象”，对于了解双方如何“观看”，如何把对方“他者化”，如何在“他者化”的过程里塑造自己的形象，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中国，由于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与西方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本文透过张爱玲这个个案，为理解中西关系这个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趣而具体的角度。
孙博超[6]2016年在《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站在了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大变化。大清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侵袭到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当中,变为残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中华民国,在殖民主义视野下研究此时段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点对考究历史、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作家作品如同繁星,张爱玲作为其中最具代表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本文在殖民主义视角下观察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着重分析叁方面的问题：首先,从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设计入手,发现其小说人物性格在殖民主义下形成的独特特征,这对于更好地了解在殖民主义统治下,中华民族生存的实际情况,以及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分崩瓦解时,新的思想潮流与旧的传统文化之间互相碰撞产生的意识形态纠葛与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在进行中国新旧文化冲击对比下,将比较的横切面向宽延伸,将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与美国着名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人物形象特征相比较,发掘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原社会政治形态对于民众的性格造成的影响,进而发掘在不同社会政治形态下,人性在社会意识与道德观方面的挣扎与突破。最后,从张爱玲作品深处隐藏的现实主义以及其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入手,在殖民主义视野下分析张爱玲作品人物形象性格特征的形成原因及艺术价值,这为更好地研读张爱玲作品背后的情感,更好地解读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中华民族特征,更好地走进张爱玲本人的内心世界提供帮助。
张鑫[7]2017年在《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域空间”》文中研究表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有不少富有“异域”色彩的文本,其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租界或殖民地中的异国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其后的时空背景共同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独特的文学空间,这一文学空间便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域空间”。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域空间”,是作家视角下,对社会异域风情进行概括、提炼、再创作而形成的文学空间。这个文学空间在物质世界中,有其对应的客观母体:上海和香港;而其创作的灵感来源,则与作家张爱玲的沪港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域空间”是对客观沪港空间进行一系列文学加工和改造,将沪港空间的客观特征、自身的人生经历以及主观的思想表达融合到一起后的结果。本文对张爱玲的异域书写主要从以下叁个方面展开探究:首先,从生理血统和文化血统的角度,分析张爱玲小说中对异国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次,从家庭婚恋这一张氏小说的叙事主题入手,再现张爱玲小说文本所呈现的“异域空间”这一“他者”形象;最后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参差对照”的叙事立场进行探讨,论证张爱玲“跨文化中介”的写作姿态。此外,“异域空间”是“本土空间”的“他者”,这两个并置空间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笔下的“都市空间”。但这种构成并非简单的1+1式的迭加,而是彼此渗透、彼此融合的结果,体现了东西方文明在沪港空间中冲突与共生的过程,在形成“中心-边缘”的都市空间格局的同时,也构建出不少具有特殊意涵的“边缘空间”。这些“边缘空间”不仅丰富了张氏小说的意涵,也成为其小说中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经典空间。
张娟[8]2014年在《论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文中研究表明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研究,是张爱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与异国渊源极深的着名作家。她出生于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从小既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又接受过西式的学校教育,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租界中,阅读过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能够熟练掌握双语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她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明显带有自我形塑的性质。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以文化互视为基点,借助于个人和社会集体想象理论,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中,具体研究张爱玲作品中的异国形象是如何被想象、被塑造出来的,进而把握异国形象的特点和文化表征。除了绪论和结语外,本文主要由叁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重点研究张爱玲塑造异国形象的理论基础。在整体阐述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基础上,以个人和社会想象理论为依托,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分别从个人想象和社会集体想象两个维度,确立张爱玲笔下异国形象塑造的理论基础。首先从内部分析着于,根据张爱玲本人的人生经历与阅读经验,揭示其塑造异国形象时的独特视角——双语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审视本土与审视异国的双重视角。然后从外部分析着手,分析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两个层面：中国人的异国想象和张爱玲同时代并且受到张爱玲关注的作家流派笔下的异国想象,探讨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和描述可能受到的影响。第二部分,研究张爱玲笔下异国形象的类型、特点及其文化表征。以文化互视为切入点,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将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厘分为叁种类型,即殖民都市形象、异国人物形象、社会生活形象。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进行审视,全面系统地阐述张爱玲笔下叁类异国形象被想象、被塑造的过程,把握其形象特点及文化表征。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不仅仅是对他者简单的复制和描述,而是异域文化的相互投射。作为异国形象塑造者的张爱玲,在塑造异国形象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把自身的某些文化信息附加在他者身上,传递了自我的某种形象。第叁部分研究张爱玲塑造异国形象的态度,亦即价值取向。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塑造,体现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互动,但其背后却暗含着异国形象塑造者的意识形态动机。一方面,基于本土与异国间的相异性,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笔下本土人物对待异国的不同态度,即自我对他者的狂热、自我对他者的憎恶以及文化身份认同困境等,以揭示异域文化对峙冲突中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另—方面,着眼于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通过分析张爱玲笔下人物在生存的重压和女性的生命韧性方面所具有的相通之处,揭示自我与他者的趋同性所包蕴的普世价值。结语部分总结全文,重点阐述研究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对于深化张爱玲研究、对于我国当代形象学研究等的启示意义。
龙慧君[9]2012年在《论张爱玲小说中女强男弱的人物结构配置模式》文中指出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张爱玲无疑是一朵奇葩。1943年,年仅23岁的天才女作家张爱玲携带着她的第一部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踏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舞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保持着高产高质量的势头,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作家。夏志清教授在其着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她提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其可以和鲁迅比肩,由此在海内外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研究热潮,张爱玲重新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各种研究张爱玲的着作一时蔚为大观。在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张爱玲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女强男弱”的写作势态,女性一反传统逆来顺受的温顺形象,表现出一种相对强势的作风；而男性在她的作品中,无形中被消解了男性权威,成为一群懦弱猥琐的存在。本文围绕这一现象,试图从叁个方面来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第一部分主要是根据这种“女强男弱”的表现形态将之分为显性模式和隐性模式两大块,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以探讨这种“女强男弱”模式是怎样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第二部分是从叁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第一方面,从文本来进行分析,以荣格的原型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支撑,兼以欲望的非正常释放理论和身份认同理论为辅,深入探讨这种“女强男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二方面是从张爱玲的个人生活经验来探讨,重点探讨她的童年生活经验对她所形成的影响,主要是从张爱玲童年时所接触的一些人和事来探讨这种“女强男弱”现象在她生活中的存在并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在写作中,就是随处可见的“女强男弱”现象。第叁方面主要是从《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来谈其对张爱玲在人物结构方面的影响。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迷是众所周知的,《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女性冰清玉洁、能力卓然和心性刚强叁方面,男性外强中干、纨绔子弟两方面来探讨《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第叁部分主要是对这种“女强男弱”模式的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即它并不具有普遍性,且是不彻底的,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这两种特点形成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本文所述内容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张爱玲对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往往是存在着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心态,即使是最严厉的批判,也能在其中看到她的温情；而对男人,她往往是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即使是某些看起来比较正派的男性,最终也难逃被奚落的命运。
刘柯[10]2006年在《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文中研究表明张爱玲是40年代中国文坛重要的女性作家，色彩意象的使用是其小说创作的杰出表现手法之一。这使她在同时代的小说家中风格鲜明，独树一帜。本文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从其小说的色彩使用入手，在设色规律的巧妙运用、色彩类型、人物形象的创造、色彩心理暗示、各色意象的功能分析、作家拥有的绘画天赋、个性特征及良好的文化素养等方面展开较为全面、完整、细致的剖析，力图展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全貌，表现色彩在作为反映生活、感悟人生、揭示人性的特殊载体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充分证明色彩意象是张爱玲独特而有意味的语言形式之一，从而展示小说家精湛的艺术功力和对人生最透彻的体悟。
参考文献：
[1]. 论张爱玲后期小说的女性意识[D]. 王音璇.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2]. 美在“参差的对照”—比较视野中的海外“张学”[D]. 吴宏娟. 暨南大学. 2007
[3]. 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D]. 苏盈盈. 闽南师范大学. 2017
[4]. 张爱玲电影剧本研究[D]. 赵秀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西方形象[D]. 潘梅芳. 暨南大学. 2003
[6]. 殖民主义视野中的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研究[D]. 孙博超. 西北大学. 2016
[7].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异域空间”[D]. 张鑫.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8]. 论张爱玲笔下的异国形象[D]. 张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论张爱玲小说中女强男弱的人物结构配置模式[D]. 龙慧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10].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D]. 刘柯. 苏州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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