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文荣[1]2005年在《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时代,我们在充分享受高科技成果所带来的巨大福祉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就是作为支撑人类社会生活的两支重要力量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与人类伦理道德的冲突。长久以来,由于诸多原因的影响,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多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今,这种不协调更加突出。尽管高科技给人类带来了伦理道德上的巨大困惑,然而,我们却不能停止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因为那样会使人类失去建构美好未来的许多机遇。因此,我们也就得面对由此带来的两难境地。面对这种困境,有必要认真审视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探讨现时代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在冲突中寻找协调发展的途径。高科技与伦理道德最终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正在于此。论文首先提出高科技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具体表现,然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而说明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协调发展已成为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此基础上,对人们看待高科技的态度以及科技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作出理性的思考。其次,从科技与伦理道德本身的差异性以及社会因素的作用两个方面入手,对高科技与伦理道德之所以不协调以至冲突的原因,予以尽可能深入、全面的分析和批判。第叁,探讨二者实现协调发展的可能性。这里主要从协调发展的理念、原则和基础这叁个方面入手。构建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在当代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和原则,为其实现协调发展提供指导;而协调发展的基础主要从两者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这一角度来分析,这也为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实现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最后,试图为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实现协调发展寻找出一些可行途径。本文认为,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实现协调发展必须具备以下的一些条件:一是高科技的发展必须恪守道德底线与追求道德理想的统一;二是伦理道德必须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再且,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合理社会制度的出现。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可通过更新观念、强化责任、创新科技伦理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两手抓法治与德治、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等途径,促进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协调发展,以使人类社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潘建红[2]2003年在《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以及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科技时代。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由衷的赞叹现代科技文明的巨大成就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和深刻反思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科技发展应用与人类道德的激烈冲突。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道德体系的互动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常常会引来道德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又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这可能会使人们丧失未来美好的机遇。 面对两难困境，重新审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探讨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可能性，在科技与道德的激烈冲突中寻找协调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目的。而科学技术与道德最终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在这个科技占主流的现时代具有深刻的意义，它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本文提出科技与道德冲突的问题，从科技与道德关系的理论审视中寻找突破口，认识到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已成为极为紧迫的现实课题。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对待科技的态度等方面作出理性的思考。 本文从叁个方面对课题进行了探讨。首先，从科技的道德本质，科技与道德的联系这两方面对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可能性进行论述，这也构成了科技与道德能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其次，本文试图突破传统的思维，构建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新理念与原则，为科技与道德实现协调发展提供指导。最后，本文还客观地从社会因素、人文关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等方面认识了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从观念的更新、机制的优化、责任的重塑、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寻找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的对策，旨在实现科技与道德高层次的协调发展。
赵红[3]2006年在《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平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后期,人类迈入了高科技时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比过去的叁次科技革命对人类带来的影响更深远、更直接。高科技给现代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繁荣,同时,也对现代伦理道德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二者陷入了“两难困境”的局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道德的进步之间如何才能达到应有的统一协调?如果我们处理不好这个问题,科技进步而道德退步是完全可能导致人类的巨大损失的。科技与伦理道德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解决好科技道德动态上的统一平衡的问题,已成为全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首先,从高科技的特点出发,分析了高科技与现代伦理道德的冲突特点:比以往影响更深、范围更大、表现更直接,而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本质是互相包含、相互促进,对科技与伦理排斥论、科技与伦理无关论、科技决定论等观点进行了批判。随后,明确了“平衡”的基本含义,其实质是对立统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是动态的平衡,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科技与伦理道德平衡发展的关键:一是高科技的发展必须恪守伦理道德底线,追求与道德理想的统一;二是伦理道德必须谋求科学性、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的整合。最后,结合高科技发展的现状,本文多角度地提出了实现高科技与伦理道德平衡发展的途径,认为要实现高科技与伦理道德的平衡发展,就必须更新观念,树立正确的科技观、文化观,同时,还要加强科学家工程师的伦理责任,创新科技伦理道德运行机制,并大力进行科学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素质,完善制度,加强科技立法。
武小龙[4]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冯华[5]2004年在《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现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总结评价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并研究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包括叁个方面:首先论述了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认识过程,对不同的概念做出了评价,总结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理,明确说明了可持续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次,在学术界率先系统考察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详细论述了经济学发展史中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认识过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早期认识。第叁,系统整理了中国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 43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 600 多种着作的目录,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研究等四个方面评述了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成就。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机制。人口、资源、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科技、制度、文化是影响可持续发展实现的重要因素,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产方式,适度消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活方式。在考察了若干与可持续发展相互关联的系统以后,阐述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机制:从基本问题系统看包括人口均衡机制、资源利用机制、环境保护机制,从影响因素系统看包括科技进步机制、制度创新机制、文化变迁机制,从行为方式系统看包括以循环经济为导向的绿色生产机制、以适度消费为特征的可持续消费机制,把这些机制用系统方法整合起来,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机制。
陈炳[6]2014年在《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本身就蕴含着一个“现代性”、“现代化”的基础性、互构性命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总体转型的时代，各领域的现代转型都要求人的现代化，即培养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关于人的学科、人的实践，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促进解决人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才能对“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的推动力。基于上述认识，该论文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在对现代性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程和现代性逻辑，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进程，最后基于当今后工业化、全球化的时间维度和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空间维度，论述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意蕴及其发展向度。首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现代性”界定问题，文章认为：从最高层面上看，现代性指的是现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特质和属性，或者说是它的本质规定性。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而言，在时间范畴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一是取决于其本身所处的历史节点，二是看不同学科对“现代”的界定。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确立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但作为一项特殊的实践活动，自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和国家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其客观的存在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都包含着一定的现代性元素，可供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从质态范畴上看，我们所坚持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建构中寻找理论根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本性使然。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根本指向于“人”的现代性，而人的“现代性”又根本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即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历程、现代性逻辑的梳理及其批判上，文章认为：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逻辑表现为实施主体从城邦发展为国家，教育目标从好人转变为好公民，教育方式则由日常参与蜕变为课堂教学，从古典到现代的一系列转变也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古今之争”。从其内在一致性看，“教育”与“公民”有着天然的相互关联：公民的塑造往往通过教育实施，而教育的目标则是培养合格的公民，而这都是在共同体的主导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内在的张力：服从国家的公民职责受到现代自由主义个性发展的挑战；经济社会中的职业能力比公民素养更有吸引力，从而大大弱化了公民的社会意识；在现代社会广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主导教育似乎也越来越缺少合法性。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至少存在叁大弊端：一是“人的主体性”的变异。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消极的清道夫”而非“积极的引领者”，“好公民”与“好人”被强行剥离，自由和权利所构成的狂躁的现代性话语逻辑，导致道德贬值、信念消逝、价值危机、世风颓败。二是哲学与政治的融合倾向使西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泛政治化的教条主义危机、纯知识化的形式主义危机、趋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危机。叁是理智与实践的层次断裂。西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追求私欲满足和形式平等的“普通公民”以及掌握政治技能的“高级公民”。这种思想政治教育已然堕落为“伪民主”制度下的政治技术教育和毫无高贵可言的平庸教育，最终势必变成一种助力于新型极权政治的操纵工具。面对危机，应尝试以一种“现代吸纳古典”的态度重释和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西方古典思想政治教育中包含的“德性”、“善生”、“自然正当”等观点以及“哲学教化人性”、“哲学导引政治”等观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者，在分析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历程及其逻辑时，文章指出：近代以前，在家国一体和君权至上的体制下，作为现代性主要表征的“人的主体性”在我国一度长期缺失。在清末至新中国建立这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蕴含的“民权、民主、民治”的呐喊和社会治理的实践，首先建基于对民权和民主的基本承诺，在发展过程中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相互融合，又与公民积极参与的共和主义互为联盟，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有浓重本土特色的现代性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余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历史新阶段的挑战、自身体系建构中的挑战、现代化使命的挑战、国内外环境的挑战等等，这就要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基础上锐意创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超越发展。最后，文章基于当今后工业化、全球化的时间维度和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社会转型的空间维度，论述了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意蕴及其发展向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内涵及其路径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本质多层性。从个体维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政治维度上看，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任何采取所谓“中立”立场、企图淡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的做法都是危险的，但也要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具有共同性、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从伦理维度上看，教育者不能居高临下的霸权式态度对待受教育者，并在实践中积极合作，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之所在；从社会维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一种软权力。二是主体多元性。在坚持国家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公民和社会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公民和社会的接受、内化为要旨，同时要注意发挥公民自身、社会团体、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功能。叁是叙事多样性。新现代性认为，既需要关于普遍规律、科学真理、自由解放、社会正义这样的宏大叙事，也需要有关普通人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中的平凡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绝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特别是公共生活的实践内容，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促进个体社会人格、公共人格的最终成型。四是发展多向性。新现代性认同人类社会在普遍规律作用下发展进步的观点，但反对现代性理论对人类社会按照一个既定方向运动演化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社会发展不是单线的、单向的，而是多线的、多向的。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立足国情，不能以西方的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而是要坚持以完整、科学、准确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五是动态平衡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现代性构建是在批判性吸纳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中国传统的前现代性理论以及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理论中某些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从发展向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转型具有叁个维度：价值维度上，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向；目标维度上，从“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转变；方式维度上，从“封闭单向”向“开放互动”转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扎根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坚持面向世界与立足民族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加强理想信念和“中国梦”教育；坚持主体性与社会化的辩证统一，加强道德法制和廉政文化教育；坚持现实性与虚拟性的辩证统一，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按照“新现代性”的基本内涵，继承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汲取民族文化精髓，批判性地借鉴和吸纳其他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元素，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超越，为现代性国民的培养、为“两个百年”和“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做出更大贡献。
毕晋锋[7]2013年在《生态哲学视阈下的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景观代表的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下称《公约》)第一款中的“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阐明了其以地域为基础实施遗产生态保护的本质特征。中国的文化景观保持了一种与西方将文化与自然视为对立观点的截然不同的人文姿态,是一种反映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念的文化景观。五台山的世界遗产文化景观是中国最朴素的“天人合一”生态自然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自然因素为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各种条件,物质因素和包括传统自然哲学观、宗教生态观、生态审美观等非物质因素的生态人文因素是其生态文化景观形成的内在机制。五台山不仅是客观存在的文化产物,也是一种反映生态文化动态过程的栩栩如生的生态文化景观,更是自然地貌与佛教文化完美结合的范例。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今社会,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和谐共生理念,作为一种理想的生态伦理智慧,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台山文化景观中的文殊文化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二者的完美结合奠定了五台山文化景观的生态底蕴；而印度佛教东传后的本土化也深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五台山文化景观中体现出的生态伦理观和生态自然观,深深的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及其生态环保实践,反过来这样的生态环保实践又进一步成为实现五台山文化景观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我国各地文化景观遗产保护面临着来自保护理念方面的差距、行政管理方面的交叉重迭、开发建设方面的破坏、社会变迁方面的挑战、生存环境方面的威胁等诸多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从生态哲学的新视角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结合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背景进行创造性实践,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新路,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首先按照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观和实践观等3个层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环保实践等定性地进行了理论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基本模型,应用量化方法科学的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测评,最后针对测评结果反映的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策略。基于上述思路,本论文将具体分4部分展开：论文第一部分(即导言),主要对五台山文化景观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厘清文中涉及的主要概念,阐明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提出合理的研究方法,为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理论基础。论文第二部分,包括第1、2、3章,按照生态哲学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本体论、价值观和实践观等3个层面对五台山文化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伦理观和生态环保实践等定性地进行了理论探讨。第1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自然观”,详细探讨佛教生态自然观从“依正不二”到“天人合一”的演变,阐释五台山文殊文化中所体现出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思想,并通过五台山文化景观的历史演进对其所蕴含的生态自然观进行历史的呈现。佛教依正不二的思想对于人类与环境的认识极为深刻,是佛教生态自然观的主体,对于当前的环境保护实践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佛教依正不二论与道家、儒家等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有着某种共通点,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以“依正不二”为主体的佛教生态自然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思想结合了起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自然思想,并对中国古代文化景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形成过程中,这种生态自然哲学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中的文殊文化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二者的完美结合奠定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底蕴。第2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伦理观”,进一步系统的阐述五台山佛教生态伦理中的缘起论、尊重生命的慈悲观、和谐共生观等思想是“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基础。自东晋以来,五台山地区的佛事日盛,频频出现高僧大德弘法利生,历代帝皇多来此崇佛建寺,不仅使五台山成为众多佛教徒向往的地方,也使其成为一处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景观。俗语有云,“自古名山僧占多”,五台山地区因佛教而扬名天下,佛教也因五台山而得到发展。五台山清净的自然环境,为佛教徒的修行提供了适宜的场所；多处奇异的自然景观,契合了佛教教义中的种种神化传说。不仅如此,在五台山佛教生态伦理思想的指导下,五台山的僧众和信众均十分重视生态自然环境的保护,充分体现出佛教生态文化对五台山生态自然环境的重要影响。第3章“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环保实践”,从五台山佛教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教育功能等3方面具体论述五台山文化景观与佛教生态环保实践之间的互动。生态环保实践主要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保意识的宣传教育等3方面的内容。五台山佛教生态文化通过前两章论述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伦理观对五台山地区的自然环境间接地产生了影响,其主要体现形式即五台山佛教众僧和信众的生态环保实践。论文的第叁部分(即第4、5章)在第二部分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构建了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基本模型,应用量化方法科学的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测评。第4章“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根据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特性及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结合五台山佛教生态哲学观的相关要求,本章提出了以生态驱动发展因素和生态持续发展因素2大类型为基础,以生态资源、科技支撑设施、生态景观管理、生态环境、生态社会和生态文化为6大评价目标,共包含目标层、类型层、指标层以及因子层41项评价因子构成的指标体系的基本理论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法)和德尔菲法确定了评价指标的权重与定性评价指标,确定了文化景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分级标准,从而为综合评价五台山文化景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5章“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估”应用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五台山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在梳理清楚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现实状况后,我们应用第4章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把脉问诊,按照之前提出的综合评价步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评估,得出了最终的定量性评价结论。量化评估结果表明,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文化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生态科技支撑和生态环境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状态,而生态景观管理和生态社会处于初步可持续发展状态。论文的第四部分(即第6章)是对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优化对策的研究。针对量化评价结论,结合科技与社会、生态哲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山西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要求,提出推进五台山生态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定位和基本原则。根据提出的合理化目标和原则,结合笔者实地调研的成果,提出了7条优化建议,其中前5条分别对应的是第5章第一节所作的现状分析,后2条则是从宏观上提升五台山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结束语部分对五台山佛教生态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五台山佛教生态伦理观与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问题作了总结性思考,全面概括和总结了五台山文化景观所内蕴的生态哲学观,多角度论述了世界生态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理论上的高度的合理性和在实践领域的广泛的适用性,以及优化策略的可行性和预期成效,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柯友平[8]2015年在《新形势下中国高校国防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要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建军治军骨干是不可能的。时下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为依托国民教育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无疑为普通高等学校国防生培养搭建了军地携手共育英才的战略平台。我国国防生教育工作虽然经历了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当下还是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通过阐述中国国防生是我军人才培养的历史必然选择及其理论依据,回顾我国国防生教育工作的历史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诠释当前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体系及其实现路径,深入分析我国国防生教育现存的问题及原因,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的对策建议。本文具体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陈述了本次研究的起因以及研究价值,分析总结了本次研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阐述了本次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揭示了本次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第一章通过阐述我国开展高校国防生教育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揭示了我国国防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我国国防生管理和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深入剖析了我国国防生教育工作的发展情况与调整措施；第二章通过剖析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取得的成就,归纳出能够对我国国防生教育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经验启示。首先论述国防生教育取得的主要成就,从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推动了我军干部培训体制的改革完善、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提供了抓手、为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摸索了规律、推动了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益的整体提高五个方面分析；其次,总结了国防生教育取得的经验启示,论证国防生教育必须紧紧围绕践行强国梦和强军梦目标展开、必须着眼我军干部队伍素质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发挥其在全民国防教育中辐射示范效应以及必须注重新型军事人才培养质量效益的跃升等四个方面的经验。第叁章分析了当前中国高校国防教育体系和实现路径；首先,归纳概括了我军国防生教育的总体目标,并从制定依据、制定策略以及最终目标等叁方面进行说明分析。其次阐述了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的内容和原则；再次,分析和总结了我军国防生教育的主要方法,如理论教育法与实践教育法、制度管理法与心理疏导法、比较教育法与典型教育法等；最后,分析研究了我军国防生教育的主要途径,如思想政治教育、科文知识学习、军政理论教育、法纪条令教育、军政实践锻炼、文化环境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第四章通过阐述当前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国防生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制约高校国防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等叁个方面内容,深入揭示当前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五章结合我国高校国防生教育的基本现状及目标,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中国高校国防生教育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突出中国国防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探索中国国防生军人情感和战斗精神培育路径、构建中国特色国防生教育管理模式、完善中国国防生教育考核评价体系、重视中国国防生教育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内容。
冯年华[9]2003年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化、知识化、全球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已经极大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和范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尽管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水平、思想观念、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和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有各有不同，但是“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不变的主题，创新则是“发展”不竭动力。因此，研究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吸收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这一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从分析区域可持续发展概念、理论体系与系统运行机制入手，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成，建构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模型。 不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作何种表述，其基本内涵都是协调好特定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使区域保持和谐、高效、有序、长期的发展能力。区域可持续发展核心内涵是人的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本位，区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切问题实质上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学术界对我国有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十分关注，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历史不长，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研究上还很不成熟，更未形成完整、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已有的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理论思想和相关理论。但在众多的规律和理论中，通常可以分为叁大组成部分，一是指导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主要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区域发展理论、生态学理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系统科学等；二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它主要包括陆地系统科学、叁种生产理论、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理论；叁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人地协调论。人地协调论之所以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是与该理论的指导思想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密不可分的。 研究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系统调控管理以及关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都是建立在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综合辩识基础上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是一个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复杂大系统，包含有若干个子系统和众多组成要素，从而形成了上下左右错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综复杂的结构关系，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时空藕合系统，系统运行的机理主要包括 叁个方面:“区域流”、协同作用、反债机制与多重辐合，系统演替的过程呈组合的“逻 辑斯蒂增长曲线”. 第二部分为区城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本文认为，当代人类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选择，是一种划时代的全新的发展观.是一场彻底的思想意识革命，是一次的人类经 济社会的全方位的巨大变革.这一巨大变革的核心可以理解为叁大创新:观念创新、 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思想认识创新(观念创新)是变革的前提条件，科技创新是变 革的推动力量，制度创新是变革的保证机制.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通过上述的创新活动去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矛盾， 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及其周围的自然系统保持和谐、均衡和共生的过程。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就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来看待影响区域发展的资源 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环境观、人口 观和社会发展观. 科技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互为前提，互相作用.实现从传统科技创新向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转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21世纪新经济时代的必 然趋势.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化是对传统科技创新理论的一种全新论释和定向改变，要求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全面引入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考虑科学技术对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既要保证科技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又要确保环境清洁、生态平衡和社会穗定.在实现商业价值的同时，又创造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 制度创新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居于基础和保证地位，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沿袭传统的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必须建立完整的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管理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制度创新不断激发和调动科技创新、思维创新，不断激发社会创造性活力，进而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整个生存世界发生日新月异变更的过程. 第叁部分以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叁市作为一个完整的区域，进行实证研究。苏锡常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前沿地带，地处长江叁角洲平原，是我国两大国家级生产力布局轴线的交汇处.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结构变动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它以仅占江苏省17%左右的面积、人口，创造了占全省4眠的GDP和财政收入.在中国
包红梅[10]2016年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治理”理念最先流行于国际社会。当国际社会提出治理理论并展开广泛讨论时,几乎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相同的节奏,国内学者对于治理理论也展开了研究。这种研究从最初的译介和解读,逐渐深化到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与回应,呈现出从浅入深、由点及面、逐渐升温的态势。尤其是十八届叁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并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其中,用“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是我党政治文件中一次颇具新意的理论表述,是我党多年来对社会改革实践进行理性反思的重大理论成果。“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的提出,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社会治理一经提出,便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创新动力和发展空间。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做出积极回应,需要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治理进行解读和宣传,以推动全社会对治理的认知、认同以及践行。在回应和研究的过程中,必然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的新关系,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概念维度、本质维度、对象维度以及环境维度进行考察,它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和功能。伴随着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扩展,二者在“实施主体”、“作用对象”、“实施过程”、“方式目标”以及“功能原则”等方面具有密切关联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即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的功能。它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形势、新环境做出的积极回应,是其特有功能在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体现,是其固有功能的延伸和拓展,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将社会治理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范围的表现。它是由诸多功能组成的结构体系。从核心层次看,它具有思想整合功能、价值引领功能、道德教化功能以及心理疏导功能;从中间层次看,它具有利益调节功能、矛盾化解功能、冲突协调功能、活力激发功能;从外围层次看,它具有促进治理主体平等对话、监督治理过程实施、弥补“刚性”治理手段的不足以及社会舆情收集和信息反馈的功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公共治理理论等理论宝库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的思想。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基于对社会治理中“社会”的分析和界定,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治理的场域主要集中于“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公共安全”、“社会舆情管理”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五个领域。与此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化解社会各种矛盾、加强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课题。目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似乎显得较为微弱,治理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管控思维明显,偏离了社会治理的主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尚不健全,阻碍了社会治理的实施;从环境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复杂多变,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从方式方法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式欠佳,弱化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从人的因素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呈现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效果。要想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就需要努力消除不良因素的影响,形成社会治理的合力。为此,要创新理念,实现“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建立并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教育和综合治理,改良社会风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营造健康社会舆论环境;运用综合多样的载体和方式方法,提升社会协同治理的功效;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激发社会活力。总体而言,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线路,以文献研究法、交叉学科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为主要方法。在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社会治理理论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并将二者进行融合,深入剖析二者的关联性;在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内涵、特征的基础上,对其12项功能进行分类归纳,力图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结构体系;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找到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最大化的切入点,力求实现二者的融合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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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怎样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实现机制研究[D]. 冯华.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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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形势下中国高校国防生教育发展研究[D]. 柯友平. 武汉大学. 2015
[9]. 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D]. 冯年华.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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