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红[1]2003年在《南京农村经济增长分析》文中认为本论文采用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与方法，对南京农村经济自1985年以来的增长与发展，增长源泉及产业结构调整状况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促进南京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主要阐述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与发展的脉络，以及人们对经济增长内涵认识的深入过程，同时简要的介绍了迄今为止有关经济增长分析方面的研究，并界定经济增长的定义及经济增长率的计算方法。 第二章是对南京农村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分析，侧重于分析农村社会总产值及叁次产业产值的变动情况。并针对南京农村经济增长的特点，将农村经济增长划分为叁个阶段，通过对不同增长阶段农村经济增长特征的详细分析，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了一个理论性的评述，为后续的数量研究奠定基础。 第叁章和第四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两部分中，采用生产函数分析的方法，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影响南京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首先，第叁章从要素投入角度进行分析，并运用了修正的C-D生产函数，采用索洛“余值法”，测算了“七五”至“九五”期间资本、劳动和科技进步对南京农村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其次，第四章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侧重于各产业间的比较，该章在运用第叁章的数学模型测算出各产业生产要素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量化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和判断今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路径。 第五章是对前几章研究和分析的总结。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南京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快科技进步，促进南京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梁流涛[2]2009年在《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30年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增长模式粗放,经济利益驱动以及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忽视等原因,造成了一系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生态环境的复合型污染和生态资源退化,并对农村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威胁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客观上迫切需要解决农村发展、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村生产活动、农村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密切相关。因此,准确、系统地把握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演变规律,是有效控制与管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改变城乡环境现状和管理的二元结构、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目前对农村发展影响下农村生态环境演变的内’在机理以及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断面分析和系统考察均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对农村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辨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发展对农村生态环境演变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从农业面源污染、农村工业污染、农村生态资源生态价值变化、农村生态环境压力等方面通过实证的方式详细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演变规律。文章综合应用总结和归纳的方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析模型、农村生态环境演变驱动因素计量经济分析模型、统计调查法与投入产出法相结合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排放量的估算方法等研究方法。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城乡环境二元结构,即不断改善的城市环境质量与逐步恶化的农村生态环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农村发展模式粗放、农村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自身污染加剧以及城市工业放任的梯度转移所引起的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二是生态环境管理政策设计二元化,表现为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设计和政策工具供给严重滞后于城市,污染防治投资绝大部分投放在城市,农村环保设施非常少且利用率不高。(2)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生活方式转变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叁方面构建农村发展对生态环境作用机理分析框架。①农村经济发展是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等方面对农村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规模效应反映的是经济总量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任何经济生产活动都要消耗资源,产生废物,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结构效应反映的是不同产业产出份额的变化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不同产业的要素投入不同,生产过程和工艺不同,单位产出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技术效应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技术进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给定产出的总量和结构,采用的技术不同,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很大的差异。②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产量以及污染物种类大幅度增加,但传统的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方式仍然是直接排放和随意堆放,而农村分散居住的状况改观不大,环境基础设施供给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③制度安排方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对农村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3)农业面源污染时空特征和演变规律。①我国近年来农业面源污染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污染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省市,这些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于农田化肥和畜禽养殖业污染,应是重点控制的污染类型。②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演变趋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目前大部分省市的人均GDP都低于临界点,并且仍然有较大差距,将长期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环境形势不容乐观。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时空特征和演变趋势的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处在EKc的不同阶段,在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和管理中应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措施。④农业结构的演化、技术进步、环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重要因素,这几方面也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4)农村工业污染时空特征和演变规律。①我国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以高强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长-下降-增长”的趋势,并且农村工业污染区域分异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以及部分中部地区。②江苏省农村工业主要污染物随经济增长演变趋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同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农村工业污染演变路径和趋势也存在差异,并呈现一定的规律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处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已经或者即将出现转折点,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正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经济增长中将伴随着农村工业污染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处在初级产品加工阶段)正处在EKC曲线左部的低端,对环境影响较小。区域农村工业污染演变受农村工业经济规模、工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制度执行力度和执行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5)农村生态资源服务价值时空演变趋势。1989-2007年间我国农村生态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1996年以后农村生态资源退化较为严重,主要是由耕地和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降造成的。农村资源生态服务价值较多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农村生态资源的退化普遍存在,不仅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并且已经开始在中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蔓延,其中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河南、广东等省市主要表现为耕地退化型；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省市主要表现为林地退化型；贵州、西藏、甘肃等省市主要表现为草地退化型,不同区域应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措施。(6)农村生态环境压力时空演变趋势。1990-2006年间农村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指数逐步增大。农村生态环境压力相对较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农村工业较发达、人口众多的地区,如浙江、湖南、广东、四川、河北、河南、江苏和山东等省市,同时不同区域农村生态环境环境压力的来源差异也较大。农村生态环境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业生产、人口压力、区域经济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力度等方面。基于上述的研究结论,文章认为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创新思路是：构建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农村发展中；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激励和约束相容的区域农村生态环境决策与管理体系；重视农村生态功能区规划。具体来说,主要是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技术进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建立循环农业发展模式；适时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和战略定位；划定农村生态功能区,对其进行合理规划,实行差别化的管理政策；建立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的公共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特别重视激励类政策工具的应用；完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法律体系等。
卢亚娟[3]2009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农村发展仍然困难重重,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城乡居民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放大,“叁农”问题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需要重视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合理调整。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是现代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显着的作用。要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业持续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需要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农村信贷供给,似乎已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者们的共识。尽管多年来中国农村金融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应看到,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比较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其中偏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金融政策取向导致农村的金融抑制相当严重,现有农村金融发展仍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正规金融存在明显的缺陷,非正规金融由于自身独特的制度变迁路径被锁定在非正式、不规范和低效率的状态中,急需进行金融制度创新,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立足需求视角,通过对农户借贷行为和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考察,分析我国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农村金融提高农民福利和提升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力作用显着的结论,为农户和中小企业解除融资困境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历程,揭示农村金融的问题所在,以提出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满足农村信贷需求、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二是立足农村微观层面,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借贷行为及其福利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寻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金融支持路径。叁是运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发达地区农村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因素,并尝试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信贷投入对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力提高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农村金融创新的重点。本文立足农村微观视角,分析农户和中小企业的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并且较大程度地借鉴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等相关性前沿理论的已有成果和理论结论。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做到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借鉴和比较相结合,整个研究过程中按照“理论分析—实证考察—对策研究”的路线展开,体现出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际的方法论特点。本文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欠发达地区农村仍存在着一定的金融抑制,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对于农户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非正规金融的功能和地位不容忽视。政府可以尝试让农村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活跃起来。由于农户的非农收入难以成为其获取金融机构贷款的保证,正规金融机构需要加强产品创新,充分挖掘有效的抵押、担保的信息来创造新的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户借贷需求,同时可以减少农户贷款中的风险。2.欠发达地区农村28.49%的样本农户受到信贷配给,包括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给,大多数的信贷配给主要是来自于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原因是缺乏抵押品以及无法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在农村地区,能够减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最主要的因素便是农户的收入水平,无论是在正规借贷还是非正规借贷。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信贷配给使得农户无法获得(或者仅部分获得)其所需的资金来投资,从而影响了农户收入的增加,继续增加对其贷款金额可以显着提高农户的收入。3.发达地区农村中小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规模小的企业的股权融资比例远高于规模大的企业,而债务融资的比例则较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从大银行获得的资金比例逐渐上升,而从小银行获得的资金比例逐渐下降,这也间接验证了地方性中小银行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观点。资信等级越高的企业债务融资比例越高,资信等级越低的企业股权融资(自有资金)的比例越高。农村中小企业均有较为强烈的资金需求,最主要的问题表现为流动资金不足。4.将2007年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和未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分别归为研究的试验组和对照组。研究发现,试验组和对照组在上一年度的资产规模、净利润、销售额、固定资产占比以及占有土地的形式、企业的无形资产、年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企业规模更大、无形资产越多、提供抵押的能力越强、年龄越大的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越大。银企之间的“软信息”在目前县域农村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中仍起到重要作用。银行贷款对样本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资产规模、净利润以及职工人数等绩效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5.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由于缺乏抵押、担保品等而面临着“自然融资瓶颈”,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高度垄断和正规金融机构完全采用传统的、商业性的贷款发放机制,单纯使用传统的贷款发放机制将会使得大多数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支持。因此,需要从农村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方面进行创新。
谢海军[4]2008年在《辽宁省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及增长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是经济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如何保证农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至关重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认真探讨农村经济增长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个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农村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系统研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研究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这种考虑,为探寻辽宁省农村经济的分布类型和农村经济增长因素作用规律,作者利用辽宁省县域农村经济发展数据,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研究了辽宁省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状态,进而揭示了不同县域以及不同空间分布状态下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辽宁省全局农村经济分析中,利用统计描述的方法分析了从1980年起辽宁省农村经济发展变化及其阶段特征,利用灰色关联技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产业结构构成因子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排序,得出结论:影响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构成因素是农村工业,商饮业和畜牧业。然后利用岭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在岭回归分析中,除人口增长对辽宁省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外,其它变量水平的提高,对农村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表现比较显着,而劳动力与技术水平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较弱。消费因素对辽宁省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是构成内需的主体。外资对辽宁省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作用,城乡结构作用突出,产业结构对辽宁省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利用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从空间角度对辽宁省农村经济空间分布状态进行研究,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将农村经济分为4种空间分布状态(扩散效应区、低速扩散区、极化效应区和离心效应区),并分析了县域单元农村经济类型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结论表明:从全局自相关系数看,辽宁省整体在1992-2005呈现正向弱相关状态,经济集聚不明显。从局部自相关分析看,2000—2005年空间分布格局与1992-1999年期间相似,但局部个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农村经济扩散效应区数量减少,尤其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数量减少了3个。辽宁省面积广大,各地经济发展的条件存在显着差异,农村经济增长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县域农村经济增长处于较低水平,扩散效应区只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辽南、辽中和辽西的锦州地区,但扩散的强度和空间范围较小,并且处于这种扩散效应的地区数量在研究时段内有所减少。农村经济的扩散方式并不是简单的临域扩敞,而是存在方向上的扩散特征。在不同县域农村经济增长因素研究中,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7个农业县和县域4种不同空间分布类型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从27个农业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体分析看,1992--2005年间,人力资本、农民纯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结构、粮食产量和政府财政投入对农村地区经济的共同影响均是正值且是显着的;而劳动力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为负且不显着,劳动力在数量上变化不会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影响;城镇化率的提高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正向变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外资的投入和出口额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没有显着影响。第二,从不同空间类型农村经济发展看,处于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的较为发达农村经济类型区在不同时段农村经济增长都受到人力资本、农民收入、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投入的不同影响,而且这两种类型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与全局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有着趋同的现象。而离心效应区和低速扩散区不完全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这些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者这些地区还不具备使这些因素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本文特色在于将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空间经济结合,使用空间统计技术对农村经济类型在空间上进行刻画,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农村经济增长因素在时间和截面2个尺度进行实证研究,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
刘惠英[5]2011年在《南京农户消费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9年末,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比重的53.41%,而当年农村人口消费总量只占居民消费总量的23.80%,可见农村市场是一个消费潜力巨大的市场。过去靠“投资、出口、消费”叁驾马车,以前两者为重推动经济增长,其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投资产出过剩,环境、资源代价过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协调增长,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需要转变传统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强调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增加的趋势,农民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方向发展。市场化改革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户所面临的收入消费不确定性增加及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的作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平稳中有较弱的下降趋势,随后又有所回升或呈“U”或称浴盆曲线。本文通过南京农户的数据得到了验证。本文对农民消费结构、结构之间的关系、八大类消费的边际、弹性进行了分析。从描述性的动态对比、典型相关、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叁方面进行分析。动态分析得出南京农户消费结构的变动度,消费结构的合理中有些许瑕疵,从消费结构看,按目前的标准生活逐渐进入富裕阶段。分析了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内在关系,典型结构分析得出,影响消费的最主要的是工资性收入。用ELES法测算各类消费的边际和弹性,结果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高,而食品的边际和弹性最低。本研究用多种方法分析了不确定性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用动态描述的方法,以不确定性为重点,在持久收入假设、生命周期假设的基础上引入不确定性构建了两个模型和Dynan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对南京农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结论是南京农户在1998-2002年之间不确定性最强,引致了大量的防卫性储蓄,消费率低下,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及政策制度有关。不确定性加大、未来的风险预期增加,从而流动性约束增强,预防性储蓄增加。最后分析了农户风险应对与消费波动,农户不仅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而且通常缺乏风险处理的手段,因而很容易遭受最直接的损失。在尚未建立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背景下,农户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策略以及跨时期平滑策略等自发机制来应对风险,缓解消费的波动。模型分析表明,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跨时期消费平滑策略和正规风险规避策略在应对风险过程都有一定的作用,其中社会网络内的风险统筹在农户应对风险的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董晓林[6]2005年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心任务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不管是通过城镇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通过农业产业化调整农村生产结构,都需要有大量资金的积累和再投入,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社会资金的大部分均流向比较效益高的非农部门,而农村本已紧缺的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外流,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调查研究显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的企业和农户在贷款取得方面显得更为困难。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仍然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所有这些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总量、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矛盾急需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之下,将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程度、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地研究。 全文共分为七章: 除了第一章导言之外,第二章是关于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理论等对农村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建立分析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并确定农村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为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现状和程度作一理论支撑。 第叁章至第五章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的实证分析。首先建立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模型,确定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各因素的衡量指标,对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村金融支持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其次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现状进行考察,分析农村的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以及满足的程度如何,这也是衡量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程度的重要依据之一。
冉文江[7]2005年在《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对农村经济增长进行内在机制分析,其本身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为此本文立足于经济增长理论,在严谨的数理分析基础上回答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 由于技术的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要素流动方向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作者通过对知识经济时代下突显的规模报酬递增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分析,将不完全竞争和R&D理论引入农村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一系列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这些模型,不仅表述了技术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的关系、对技术进步涵义作了进一步剖析,突出技术进步内生化,人力资本内生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而且通过对转型经济中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深化了农村经济增长内生化诸因素与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拓展了知识水平内生化增长的理论体系。同时作者强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经济发展之适宜的技术选择特性,提出了关于适宜的技术选择的混沌算法非线性比较、评价概念模型。 鉴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内部作用和外溢作用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进一步支持教育的发展,从而进入良性循环。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作者在致力于农村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情,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内生化机制应用研究,提出了构建旨在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的宏观工程——建立完整的农村教育体系和非农化进程的教育培训工程,并进行了相应的产业化分析。同时本文还对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效用、二元结构一元化等问题进行量化分析。
王今诚[8]2015年在《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文中提出20世纪前20多年,关中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主导下的近代化加速推进,国民经济建设成就显着。关中农村经济近代化转型,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1927～1937年,关中土地分配关系呈现出宽松的特点,为典型的小自耕农社会——佃农数量少,租佃不发达。据调查,1931年关中农户中佃农占9.75%,半自耕农占13.05%,自耕农占77.20%；1937年关中农户田场平均面积为26.08亩,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土地利用方面,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土地生产安排,受价格影响程度加深,农产品市场化水平大幅提高。关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区,1934年陕棉种植面积与产量居全国第6位；关中各县均产烟草,以岐山、凤翔、陇县、宝鸡等县的出产为最好。农村家庭手工业方面,手工纺织受纺织工业影响,商品化程度下降,主要用于家庭日常消费。凤翔手工酿酒业有所发展,具有一定的品牌优势。蒲城、长安、凤翔等县手工造纸业最为发达,所产纸张除本省消费外,主要行销甘宁青蒙等地。农业合作运动作为复兴农村的一项基本措施,在关中地区发展较快。截至1937年,合作组织发展到591个、社员29955人,农村金融枯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同时,农业合作组织在推广良种、新式农具、耕作技术、农民教育等方面的贡献也非常突出。1930年代,中国农民负担与地方财税改革呈现出一定的悖论现象——国家以财政力量推进近代化,而中国工业又不够发达,只能从农村榨取资金,导致农民在承受工农业剪刀差的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近代化费用。结果造成关中农村经济负担沉重,农民生活艰难。1927～1933年,关中地区受灾严重,人口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负债问题严重。关中农户的平均负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86.86%。关中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是生计所迫,用途以生活消费性为主,很少用于生产性消费。高利贷对农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大,合作借款对农村经济的意义最为积极。制度与技术的近代化,是关中农业冲破传统模式向前发展的时代条件。行政机构是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与政府农政机构的设立、完善关系重大。南京国民政府有关农业的改革承上启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政体系。陕西在开发西北的潮流中,积极推进农政近代化,并在近代大型水利工程兴修、农业科技推广、交通路网建设、金融体系构建、市场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27-1937年,为中国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的重要阶段。关中农村经济不再是单纯的恢复与过密型增长,而是在近代农政体系、合作组织、农业科技、水利工程、金融体系、市场贸易等因素的合力下产生的质与量的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解决“叁农”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建红[9]2004年在《南京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以南京为例,从综合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出产业结构变动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测算了结构变动在综合要素生产率中的贡献份额,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动力。
周靖祥[10]2012年在《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30余年（1978~2011）经济增长创造年均10.1%的速度奇迹，同时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也在不断恶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地区差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下，外部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发展困局，急需谋划破解思路。①基于持续7年多的实地调查（经济学直觉获取和真实经济发展问题把握），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警报”解除的政策措施，构想未来发展道路和可能出现的情景。本研究的失衡立题包涵了更为宽泛的内容，试图构建立足于中国发展实情的失衡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人本位主义经济学，同时也是立于中国背景的开放宏观经济学一部分；本研究基于我们已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梳理，“人口（人）”变量贯穿全文的论述，并从多视角展开论述。我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是将各种失衡（概括为内外发展失衡）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全文分析贯穿着“一般均衡分析”思想，依此设计而逐步展开论述。本研究的发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拔高”的短期增长导致长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且陷入了“增长导致失衡，失衡又催生不稳定的增长”经济系统运动怪圈，形成的路径依赖倒逼当局做出“适应性”的政策调整和管理措施调适，结果使得增长总是在内外失衡困局中匍匐式地滚动前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被各种失衡因素所困扰着，短期内不太可能彻底祛除去失衡潜在的风险威胁，长期走向则是平衡发展之路，与之回应的经济学问题探索更不容回避。中文题名《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英文对照的另题则为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Development），研究实现过程中采取“基于研究（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的分析范式；纵横交错的比兑意在指明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实情的经济理论，警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过程的简单“经济理论借用和研究方法混用”，本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经济现象（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和抽象。论证过程参见第1、2和5章，强调中国增长和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和问题导向。本研究还透露出一种思绪，那就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兼顾公平，城乡融合和区域公平，以及争取全球经济体不平等（国别歧视）条件下的公平，在大国地位确立之后更多需要思考谋强国发展之路。博士论文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发展失衡方面的相关文献梳理，建立在个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文字内容整合意在找到“经济高增长促成失衡”判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政策思路设计提供启发和“基准”。从失衡现象切入，再到本质探讨，最终回归失衡和平衡发展道路选择。透过于此来诠释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范畴，回答如何跳出经济学研究“数学化公理化”或“最优化”陷阱，数学推导过程之前本已定格的“确定性”结论。宏观经济体系中，供求失衡关系求解是“起点又是终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总是逃离不了广义上的“经济或权力资源如何分配”，国家公有制属性植根其中，植入经济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展开探讨显然是非常关键的视角。参见第2、3、4章内容，方法论的探讨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灵魂”，基础还是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问题直觉。新中国60年的风雨兼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其中前30年是举国上下拼发展，凝聚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恢复建设，经济和社会在相对平衡的路径框架下得以延续。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表现为中国融入世界与提速内部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3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掉入“发展失衡陷阱”，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经济发展交融会使得各项失衡更为复杂，不及时应对和处理将可能导致内外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思考和建构起新的发展方式，需要设计出一套“组合拳”并加以应用才会奏效，“失衡陷阱”的表述和概念提出，不可避免触动当下中国经济的多根神经，目的是为实现平衡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则是消除认识上的多个误区。跨越分歧，凝聚共识。新古典派经济学假定经济运行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这被凯恩斯主义者描绘成这样一种状态：经济总是在失衡调整中趋向经济平衡点，而并非运行至平衡点后既成不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在寻求一种理论共识，但是在解释中国经济运行时处处受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常理其实并不存，尤其是当既成理论在解释复杂和多变的中国经济实验时尤为如此。具体内容参见第5、6章，给出内外失衡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最后部分内容主要是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南京农村经济增长分析[D]. 黄建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2]. 农村生态环境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规律研究[D]. 梁流涛.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3].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D]. 卢亚娟.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4]. 辽宁省农村经济的空间分布及增长因素研究[D]. 谢海军. 沈阳农业大学. 2008
[5]. 南京农户消费行为研究[D]. 刘惠英.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6].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 董晓林. 南京农业大学. 2005
[7].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D]. 冉文江. 南京理工大学. 2005
[8]. 近代关中农村经济变迁研究（1927～1937）[D]. 王今诚. 西北大学. 2015
[9]. 南京经济增长中结构变动因素的实证分析[J]. 黄建红.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4
[10]. 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D]. 周靖祥. 重庆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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