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美[1]2003年在《基因不能做什么——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与疾病，是纠缠于人的生命过程之中的一对矛盾，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状态质量的一个表征。实现疾病的治愈、控制和预防，以及实现健康的增进，根本目的就在于使人的身心恢复到未遭病症侵袭以前的状态，或者，如果有可能的话，使身心达到更优良的状态。这种最基本的文化要求，源自人类生存境遇中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并孕育了基因技术的价值内核和伦理本质，正是这种价值取向的渗透，引领着基因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巨大突破，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更激烈的社会伦理冲击。分析与讨论这些问题，折射的不仅是基因技术发展对人文关怀的需要和渴望，也是完善生命、发展生命伦理学的必然要求。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本文试图以健康与疾病为思考的切入点，在探讨基因技术伦理本质的基础上，以基因技术在认识生命、干预生命以及完善生命叁个层面上的自主发展轨迹为线索，通过对这叁个环环紧扣的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基因伦理问题的思考，探讨基因技术发展与伦理规范的共生关系。在第一个层面，基因技术通过一种给“存有”的“去弊”，打开了认识人类生命奥秘的新视野。尽管在生物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客观性健康观与社会文化视野中的规范性健康观有所不同，但对健康的追求却始终是基因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因，而在这一动因的牵引下，人类基因组计划从实施到完成，不仅使生命奥秘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得到了显现，而且还实现了基因的一种社会建构，并使我们基于疾病分子根源的分析建立了新的医学治疗模式，在一种社会伦理视野中重新认识了遗传信息与健康的关系，进而对生命系统中部分与整体关系进行了新的梳理，探讨了基因决定论与非基因决定论之争的现代意义。在第二个层面，基于对生命运行规律的认识，基因技术发挥了技术作为“工具”和操作手段的作用，开始了以治愈疾病为起点的主动干预生命过程。了解疾病的本质，构成了疾病模式从分析还原走向系统整合的脉络与方向，也促成了整体主义疾病观念的最终建立。正是源自这种摆脱疾病、渴求健康高质量生命的文化要求，基因技术对生命的干预从原先施行于体细胞逐渐转向对人类生殖过程的直接干预，由此而引出了关于技术风险性与复杂性、伦理原则在新条件下的贯彻与调整、个人权利与自由、胚胎的道德地位判定等伦理问题的思考。最后，当技术对人类生殖过程的干预不断推进时，通过基因优生来设计与谋划未来的生命过程，使人之生命实体更健康、更优美、更有能力、更为幸福已更加现实时，创造一种完美的新生命意味着人之主体客体化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这样，就在第叁个层面上凸现出一种关注人类尊严，完善生命伦理的理性思索。而在基因技术的自我积累中，正是这种理性思索，使关注人的尊严不<WP=4>仅仅只停留于生命伦理原则的表述上，更多的是体现在科学家的责任之中，体现在生命伦理学的当代体制化运动之中，体现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之中，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技术发展伦理关怀的坚实基础。所有这些讨论，不仅仅只是问题的追寻与堆结，而要求我们面对技术与伦理之间的新冲突，重新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推动技术的发展，使之造福于人。社会发展需要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伦理的看护，这种人文关怀，并不是外在于技术发展轨迹的约束因子，而是通过技术的文化要求内在于技术发展之中的某种"看护"，这种生命的守望，在常规技术发展范式中往往不易被察觉，只有在技术失范的情况下，这种伦理关怀才尤显突出，就像我们只有在缺乏空气和地球引力时，才会意识到其珍贵与必要一样。因此，对基因技术的伦理思考并不是要约束其发展，而是形成一种对技术的积极人文关怀，使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而这也正是“基因不能做什么”题解。
于川[2]2017年在《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是以当代美国哲学家保罗·汤普森(Paul B.Thompson)的农业主义思想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一个有关人类与生态系统关系的哲学认知与人类行为框架。这个框架结构以人类的农业行为作为视角,并将农业及其实践视为一种人类生存行为,以及生存需求的现实、技术认知及思维表达。本论文的研究内核是保罗·汤普森的"耕种可以作为聚焦实践"的哲学观点,并以此作为立论核心展开本论文的逻辑建构与论述进程。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价值建构的"异体-同构-中心"哲学形态、生态多样性伦理和生命行为的固有价值、生存需求与生态伦理的容摄、生态伦理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四个部分。在逻辑上,它们体现着如下进路:首先,价值建构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形态;其次,生态多样性与物种身份是生态伦理认知-实践体系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内容;再次,生态伦理的实践性表达应该符合人类的生存需求;最后,整个生态关系认知的主要实现方式是科学技术的相关表达及其实践。这样的逻辑进程反映了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语境之下,社会对于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认知势必要求生态价值的建构要与技术实践有所通构;在另一方面,这也是在试图揭示科学技术在生态维持中的位置及作用、社会对于科学技术及其实践的态度是否完全与理性认知有关,以及技术与生态维持之间的对立关系能否获得基于人类生存意义层面的消解。本论文尝试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加深人与社会对于生态伦理相关表达与实践的认识,建构一个相对合适的关于生态-技术-社会的认知结构,以此获得生态伦理的哲学认知对于科学技术进化的交互性表达。在科学技术时代的背景下,社会对于生态关系的哲学认知的不断深化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化,最终都将汇聚在人类及其社会永续生存与发展这个主题。
张新昌[3]2012年在《转基因技术应用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自然界的客观性实践活动。科技的诞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但是，随着核技术、生物技术等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我们以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为例，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不仅解决了粮食危机、部分疑难杂症的治疗等世界难题，也给人类带来了颇丰的物质财富。但是，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转基因技术在给人类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作用。转基因食品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转基因食品的普及解决了粮食危机，带了物质利益，但是它也给人类带来了潜在的危险，如：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等。转基因食品在伦理方面也可能会对某一部分人造成伤害，如：少数民族在不知情下误食了含有转他们忌食动物基因的植物，这样就对民族宗教信仰造成了侵害。从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所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科技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怎么解决这些伦理问题，使科学技术走出伦理困境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科技向真而伦理向善，因此造成了科技的发展总是得不到伦理学家们的支持。恰恰相反，伦理学家对科技的发展总是表现出一种担忧。科技与伦理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科技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伦理的指引，只有在它们两个相辅相成的情况下，科技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栖息地的保护伞。那么，伦理型科技的建设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本文从转基因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为切入点，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科技的发展如何走出伦理困境，最终使得科技的发展与人、自然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陈首珠[4]2015年在《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历史视野上考量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对于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是有益的。人类的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演变历经了古代的“以道驭术”、近代的“道术分离”、现代的“道术冲突”的过程,时至今日,技术与伦理的矛盾不仅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协调,而且表现出愈加尖锐的趋势。现代学者针对不同技术领域涉及到的不同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单一视角、单一变量的分析和论证,而这种仅依靠技术行为本身或伦理精神要求的单一纬度,难以实现找寻技术进步与伦理规范两者之间的协同与平衡。当代技术的发展依然面临着技术与伦理关系的矛盾,若要能走出传统技术伦理的困境,必须进行新的实践即“技术-伦理实践”。这种新的实践形态要求某项技术在开发伊始就始终考虑、研究相关技术伦理问题。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也曾最早谈及该实践形态,他指出纳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就是该实践形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付诸实践。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当代技术伦理问题的协调解决必须诉诸于新的技术-伦理实践。本文包含了六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导论,涵盖了问题的提出、问题的价值、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重难点及创新点等。第二部分,通过对“与技术相分离的伦理道德实践形态”、“与伦理道德相分离的技术实践”的分析,引出并论证了“技术-伦理实践”一种新的实践形态的到来。第叁部分,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西方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问题,详实介绍了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历史生成过程,即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第四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的典型模式进行分析,分别从当代工程技术-生态伦理、医疗技术-生命伦理、网络技术-信息伦理等方面分析并论证了不同技术与伦理之间关系的技术-伦理实践模式。第五个部分,对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包含了原因分析、过程分析、结果分析等。第六个部分,围绕着旨在协调当代技术-伦理实践问题而展开,进行了协调矛盾的可能性分析,提出了实现当代技术-伦理的协同建构的理论构想-—当代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并探讨了该理论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最后,本文以纳米技术为例,探究了当代纳米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的实践路径。为了实现当代技术与伦理的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技术-伦理协同建构理论的指导基础之上,不断开展新的实践探索。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将成为人类成功协调解决当代技术与伦理之间矛盾关系的新的实践形态。
蒙霞[5]2004年在《论生命伦理学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文中研究表明生命科技在21世纪的高科技中独占鳌头，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本文主要分四章来论述这些问题：第一章介绍基因技术的出现及其发展过程，主要从两代基因工程来进行阐述。由于转基因技术被称为第二代基因工程，因此研究基因工程的产生、发展便成为首先要研究的一个环节，而重点在转基因技术的介绍与分析上，主要介绍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动物，用转基因技术干预生殖，出现转基因婴儿以及制造转基因器官解决医疗上器官捐赠短缺问题。第二章论述随着基因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所面对的伦理难题也日益增多，因而以生命科学领域乃至整个人类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体维持生存的生命活动相关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生命伦理学便应运而生，在对生命伦理学的概念发展及其基本原则的分析中，阐明研究生命伦理学的必要性。第叁章主要列出转基因技术在应用上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并一一进行分析，大体内容涉及到：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的风险(人类根据自己的愿望将生物基因重组后所创造的转基因生物携带有自然界不存在的基因，这是否打乱了自然的进化历程，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对人类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转基因技术干预人类生殖引起的问题；利用异种器官用于人类器官移植的合理性之争等等问题。第四章亦可意为本文写作的最终目的：试图在生命伦理学中找到转基因技术适度发展的警戒线，并且提出既能有效发展转基因技术又能最大限度避免其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发展策略，勾画出其发展的美好前景。这一章的中心是论证应该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但对其发展必须用伦理来制约的观点。
杨也冰[6]2017年在《赛博朋克动画戏剧矛盾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对赛博朋克动画艺术背后的赛博文化与科学理论背景尤是与赛博学(控制论)产生的互相影响入手,分析其戏剧矛盾的伦理表达,并结合案例分析典型赛博朋克动画的内涵意识形态,并从中寻找对艺术创作的启发之处。赛博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深受控制论的影响,其相关的艺术在表面纷乱的科技元素背后,核心内涵仍与控制论保持一致:反战、知识共享网络、未来智能化自动化社会等等。同时代的文化信息生存策略研究者理查德·道金斯,他的模因论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生了从零和博弈转向非零和博弈的思想变化,最终和控制论一样产生了伦理学意义。受这些影响,成熟阶段的典型赛博朋克动画在其繁复的剧情表象下隐藏着关注于现实生命的强烈的伦理学意识,而这构成其作为艺术模因的病毒式魅力的根源所在。
江璇[7]2015年在《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体增强技术的问题是20世纪末伴随着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凸显的具有较多伦理争议的社会现实问题,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涉及到人类的切身生存和健康方面以及今后社会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且现实的问题,因此成为了目前各个领域专家和学者关注与热议的跨学科的前沿问题。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领域所要关注的问题,更是伦理道德领域所要重视的问题。人类对于由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社会影响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应该负有实践上的责任。为了能够有道德地生活与行动,因而亟需推进增强技术实践应用的伦理研究与探讨。本文将从原理、原论、原用叁大向度对人体增强这个前沿问题进行伦理研究,主要包括为其提供原理性的支持,并进行原则性的辩护,最后需要对其进行价值引导,使其无论是在形而上的伦理层面,还是在形而下的实践层面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辩护与合理的应用。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之所以引起一系列的争论与冲突,实质上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可行”与生命伦理的“应该”之间的深层矛盾与冲突的显现。因而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不仅需要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对其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对人体增强问题的理性审视,以及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新评估与规范,从形而上的哲学视角为其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和合乎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应用原则,进而有效地解决技术与伦理规范和道德价值之间的冲突；还需要从形而下的层面加强对人体增强技术具体实践应用的监管与控制,制定相应的政策与策略。通过“软”“硬”兼施,积极地面对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问题以及化解冲突与矛盾,真正把握与控制好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方向,使其真正造福于人类和社会。通过对人体增强技术进行整体性地把握,针对其引发的特殊伦理问题进行系统性地探索,以及对其进行后现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辩护和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构建,从而确证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未来。对于人体增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有综合形而上的理论层面以及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对其进行全面的考量与评估,才能既不影响人体增强技术积极正面效应的发挥,也能避免其消极负面影响的威胁；既不影响技术真正地造福于人类,也不会出现社会妨碍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从而丧失更多新的机遇和可能性的现象。
郭芝叶[8]2014年在《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象学方法已经发展成为几乎包容所有领域的哲学时,意向性作为现象学的核心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们借助于意向性的概念而将更多的哲学清晰性引入实践和伦理领域。美国哲学家伊德提出了技术的意向性,以表明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中介性。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它是技术的内在维度,只要技术存在,它就会显现它的伦理意向性。它所具有的内在性、先在性、情境性和构建性,成为了技术自身存在的根据,这样技术才能够成为人存在的基本生存方式。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提出是有它现实的技术基础和诉求,以及技术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它的现实技术基础而言,现代技术的强大力量所表现出的对自然世界的深刻解蔽,以量化的方式对生活世界的构造,最后展现为一种技术意志的座架本质,这些表明了现代技术的发展需要从内部为自己立法。因此,现代技术有了与自然世界、生活世界和谐的诉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其自主性的发展需要自律的诉求,这叁个诉求为现代技术伦理意向性提出提供了必要性。就技术哲学发展而言,“经验转向”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流,它导致的直接结果之一是“伦理转向”,因为这两个转向都把关注点集中于具体的技术本身,因此发生了“技术设计的伦理转向”,这为现代技术伦理意向性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本文根据伊德关于人与技术的四种关系即具身关系、解释关系、它异关系、背景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技术伦理意向性的概念,以进一步推进现代技术伦理的研究。这一概念是指在技术面对世界的实践情境中,所展现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伦理塑造和指向。它表明在技术意向性中应该存有伦理维度,这样只要技术存在,技术的显现就是-种伦理的显现,它就会在世界中构成它所显现的对象,并且被对象所构成。在具身关系中,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集中体现在“焦点身体”上,它把人的身体作为焦点,会聚和展现生活世界的各个因子,并使得技术成为适应人的多样需要、具身于生活世界和人的自为存在；在解释关系中,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实现了“人性构建”,它以生活世界为背景,“具身”于人的生活经验,通过技术标准的诠释来展现世界,构建了人性,同时承担着社会责任；在它异关系中,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构成了“责任扩散”,技术成为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责任从人扩散到了技术本身；在背景关系中,“调适指向’构成了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它调节并建构我们的生活世界,转入我们的经验和行为的格式塔结构,因此它以调适的方式同时指向了人和生活世界。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内在性、先在性、情境性、构建性。“内在性”是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是技术的内在维度,具有内在的结构性,它是技术的“是”与“应该”的统一；“先在性”是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相对于技术实践活动而言具有先在性,并表现在人性先于物性的自为存在；“情境性”是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以人-技术-世界为视域,显现在实践的情境中,并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性；“构建性”是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以构建整体的技术伦理与德性的现代技术为目标。现代技术伦理意向性的现实化,从技术设计开始就把伦理的意向嵌入技术的产生过程中,这是一个持续的连续过程。技术设计的伦理意向性是技术设计与生活世界的拱顶桥,是技术设计的伦理能够在生活世界展现的通道,所以在技术设计之前需要分析它的安全前见和构建责任。对于现代技术设计的实现,要以生活世界为视域,从技术设计的显现与显现者出发(技术的显现表现为技术的功能,技术的显现者表现为技术的结构),结合新技术和传统技术两条实际进路,最终实现一种生态的现代技术。生态的技术就是具有内在善的目的技术,是德性的技术,这样的技术才能够为自身的存在确立合法性,并成为技术的一个内在维度。通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概念的提出和分析以及现实化具有叁方面的意义：一是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为现代技术的存在立基,它是现代技术存在的根据。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使得现代技术自身能够自律,这样克服了现代技术的单面理性,以人的生存为原点,调节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人-技术-世界的和谐关系。这样也是对整体的人类负责,对自然负责,这是技术自身的绝对责任,是它能够在世界存在的基础。二是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能够构建伦理的生活世界。当人面对生活世界的时候,生活世界总是带着一个与它的技术规定性相应的自为存在显现出来,从而人通过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朝向生活世界本身,使技术在生活世界中建构德性的世界。叁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能够促进技术与人性的融合。人性化的现代技术与人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的给予,使得这种共生关系符合人性的需要。总之,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应该成为技术的一种内在维度植根于技术中,这样成长起来的技术就会是德性的技术。德性的技术在世界中展现的就是它的伦理意向性,这样为技术伦理的实现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
冯烨[9]2012年在《基于纳米技术的人类增强的哲学探索》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增强是借助于技术手段来提高人的身体和心智能力的医学干预措施。随着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神经科学与纳米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兴起,人类增强的手段更加丰富,范围更加扩大。但由于人类增强是对人身体进行的技术干预,由此也带来了世界范围内有关人类增强的讨论和反思。文章首先对人类增强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分析疾病、健康、正常等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类增强的内涵和特征,并从历史的视角,追溯了人类增强的渊源和动力,阐明人类增强在当代的彰显并非偶然。接着,探析了人类增强的主要技术途径和类型。其中,纳米技术由于其本身的特性而成为一种促能技术,易于与其它增强技术或途径相结合,在人类增强的主要类型和方式中占主导地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基于纳米技术的人类增强即纳米增强的的可能性,指出纳米药物、纳米植入物、纳米基因技术是纳米增强的主要可能方式,它们将会极大地提高正常的人的认知能力,增强人的体力,改善人的情绪和外貌、延长人的寿命；相应地,纳米增强将产生认知增强、体能增强、情貌增强和延年益寿四种主要类型的可能效果。然后,进一步探讨了纳米增强在社会伦理方面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纳米增强的研究和发展能够促进对人的健康与安全方面的研究、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延长人的寿命；纳米增强能够提高增强者的工作绩效以及其对自己权利和隐私的保护能力,有助于提高增强者的自主和尊严；纳米增强还有助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平等与公正,以及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等。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纳米增强也是一把双刃剑。文章对纳米增强的社会和伦理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分析了纳米增强可能引起的健康和安全风险、医学化与社会价值观的畸形、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平等与公正问题、自主与尊严问题等社会和伦理挑战。同时,文章从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纳米增强可能对人的进化的干预程度、对人的身份的变更、甚至对传统的人的概念的转变产生的巨大影响及意义,指出纳米增强能够加快人的进化,但也可能改变人的身份、改变传统的人的范式。在对纳米增强的这些挑战进行哲学分析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纳米增强需要遵循的“底线原则”的两个要点。文章最后阐述了纳米增强底线原则的完整内容：(1)纳米增强首先要遵循生命伦理学的不伤害和有利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公正原则等基本原则,(2)纳米增强不能突破人作为生物物种即人种的界限,不能改变传统的人的范式,并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大致的展望。
蒲鹏[10]2013年在《生命伦理视阈中的转基因食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转基因技术是生物技术的核心,利用该技术,人类可以实现攻克顽症、提高生命质量的美好愿望。但仅从技术层面出发,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生命伦理角度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概念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伴随着食品的供应、生产、流通以及质量等问题而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和行为规范。因此,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全面认识,用以引导朝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就成了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着重点在于对当今转基因食品潜在问题的伦理分析及对策与建议。对此本文主要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简单介绍本课题研究的学术背景及理论意义,本研究课题的来源及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介绍转基因食品的出现、概念以及发展概况,主要在基本概念上进行阐述。第叁部分分析转基因食品的潜在问题,此部分是本文的论述基础。从生命健康、伦理道德、粮食安全以及环境伦理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通过相关实验数据论证转基因食品存在的潜在危害及负面影响。第四部分基于前文所列举的潜在隐患现象,主要讨论转基因食品潜在问题形成的原因,并对其原因从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技术水平叁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第五部分是针对转基因食品的不安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这部分同样是从四个主方向出发,分别是对规范标识、提高认识、完善法规以及呼吁加强预防性防范等进行进一步论述,并对日后转基因的发展提出了浅薄的要求与希望得到的控制举措。这一部分的重点是政府和个人应采取何种措施有效应对转基因食品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及健康安全问题,如何科学有效地控制及研发转基因食品从而最终为人类谋福利。转基因技术及食品同历史上任何一项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样,总会伴随着科学和伦理的争辩。人类在发展转基因食品的时候既要尊重转基因技术应用的现实情况,又不能让转基因食品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应该追求基因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有机统一,走可持续发展路线,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类在自身发展前景中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
参考文献：
[1]. 基因不能做什么——现代基因技术的伦理思考[D]. 张春美. 复旦大学. 2003
[2]. 实践哲学语境下的生态伦理研究[D]. 于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3]. 转基因技术应用引发的科技伦理问题研究[D]. 张新昌. 河南大学. 2012
[4]. 当代技术—伦理实践形态研究[D]. 陈首珠. 东南大学. 2015
[5]. 论生命伦理学视野中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D]. 蒙霞. 广西大学. 2004
[6]. 赛博朋克动画戏剧矛盾伦理研究[D]. 杨也冰. 南京艺术学院. 2017
[7]. 人体增强技术的伦理研究[D]. 江璇. 东南大学. 2015
[8]. 现代技术的伦理意向性研究[D]. 郭芝叶. 大连理工大学. 2014
[9]. 基于纳米技术的人类增强的哲学探索[D]. 冯烨. 大连理工大学. 2012
[10]. 生命伦理视阈中的转基因食品问题研究[D]. 蒲鹏. 昆明理工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