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勇[1]2004年在《荆州市植保社会化服务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在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农业推广模式理论、沟通原理的指导下，对荆州市植保社会化服务历史演变及政策背景、供求主体现状及供求矛盾、存在问题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解决存在问题对策进行研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法和调查法，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典型调查研究，文献查阅，与植保站系统领导、专家访谈，与民营农药经营企业座谈，问卷调查等方法。 研究结果为：(1)明确了植保社会化服务的科学概念。对植保社会化服务中公共服务与私人服务进行了界定和划分。提出农业发展新阶段植保社会化服务的四条主要任务。(2)从植保社会化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两个角度进行调查，分析了病虫预测预报信息、病虫防治、技术指导、技术培训、配套物质供应几个方面存在的供求矛盾。(3)从技术服务、防治服务、物质供应服务和管理服务四个方面研究了存在的主要问题。(4)研究提出的对策是建立以国有植保体系为主导渠道，其他社会机构，有关组织和个人为辅助渠道的多元化服务群体。行政执法和病虫测报等公益性服务只能由农业执法机构和国有植保专业部门提供；病虫应急防治、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和试验示范推广等准公共服务以国有植保专业部门提供为主，其他辅助渠道提供为补充；经营性服务则按市场法则运作。(5)展望了植保社会化服务发展趋势，主导渠道发展方向。
张润清[2]2005年在《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位于中国中部腹地的江汉平原是中国十二大商品粮基地,曾经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颇具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为中部地区农民增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也为全国农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需求的不断提高,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问题,农产品和加工农产品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研究加快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战略,带动本地区乃至中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采用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发展极理论,运用系统科学理论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以及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链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和对策。 第一部分:第一章 导言。从国内外农产品加工业研究现状入手,系统分析了国内外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基于系统科学思想提出将系统动力学方法、模型应用于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思路,设计了优先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建立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链的构想。 第二部分:第二章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理论分析。依据不平衡增长理论,研究了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系统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农村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农产品加工业作为江汉平原农村经济发展增长极,通过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前向和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在江汉平原农村形成具有广泛聚集效应的农产品加工企业集群,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和聚集效应,带动江汉平原农村工业的发展,加快江汉平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从而促进江汉平原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第叁部分:第叁章 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对江汉平原农产品的资源现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了适合江汉平原不同县、市农产品资源的生产状况,提出了充分利用各地不同自然条件发展农产品资源的思路。利用系统聚类方法对江汉平原规模以上乡镇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江汉平原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进行了聚类分析,将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分成了四大类,分别对每一类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规模、经济效益、出口创汇能力、竞争优势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类型农产品业的发展对策。 第四部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对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模型提出了合理的假设,运用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影响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江汉平原农产品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系
樊英[3]2014年在《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一家一户均包土地的家庭经营显示出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土地生产经营规模小、耕地细碎化,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应用。此外,由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抗灾减灾能力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贡献率低；农业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比较效益低等原因,造成农民种田一年不如打工一月的局面,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农者老龄化、农民兼业化、要素非农化、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不仅影响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还会削弱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严重阻碍“四化同步”的推进。因此,大力培育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职业农民,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本研究首先分析了“职业农民是什么的问题”,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第二章界定了职业农民的概念、特征及类型,分析了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兼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系与区别,系统总结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劳动分工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规模经济、规模效益与适度经营规模理论、产业链理论等,确定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基础。然后分析了“为什么要培育职业农民的问题”,包括第叁章、第四章。第叁章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保障农业生产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及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并从当前务农者出发,以粮食主产区务农劳动力的素质及其种粮意愿为例,分析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必要性,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农村劳动力务农意愿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第四章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然后分析了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村减贫和农村生育的相关性,得出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生育率呈负向相关关系的结论。最后分析了“如何培育职业农民的问题”,包括第五章至第九章。首先以湖南省为例,运用直观评价法和C-D生产函数对职业农民家庭适度经营规模进行了测算。接着从农户素质、教育体系、环境体系叁个层面对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条件、已经开展的工作及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借鉴东亚国家中的日本,北美国家中的美国,西欧国家中的德国等发达国家职业农民培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的设计思路,包括培育体系的分析框架、重点培育对象的特征及培育动机、培育所需的教育体系及政策体系,并从增强培育对象自身实力、提高农业类院校培育质量、优化职业农民培育的外部环境叁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职业农民培育的对策建议。
刘健[4]2004年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曾经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宣传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大面积、大范围开展农业技术的推广、提升农业科技含量;广泛进行适用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科技素质以及帮助农民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增收致富奔小康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许。 但是,新阶段农业在产品供求关系、农业增长方式、农业发展目标、农民增收途径和农业产业关联度等方面都发生了显着变化。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科技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日渐多元化,我们原有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和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正面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等挑战,同时也存在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转轨滞后,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基层农业推广机构运行乏力等诸多问题,如何生存发展是一个大的问题。 本文借鉴国际上农业推广体制理论与经验,认真分析我国农业推广的历史与现状,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农业推广体系,合理地组织分工与协作,发挥组织效能,改善农业推广宏观管理行为,激发农业科研人员、农业推广工作者、农民的积极性和内在潜力,提高农业推广工作者和农民的素质,使农业推广成为人、财、物、信息、管理最优组合的系统,从而提高科研成果的扩散与转化效率,以促进未来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包括五部分,现分述如下: 1.第一章 导言。该部分阐明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目的、意义及国内研究动态。 2.第二章 农业推广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这一章介绍了农业推广基本理论,包括教育理论,农业创新扩散原理,需要理论等。对研究方法加以说明。 3.第叁章 国内外农业推广体制模式比较分析研究。该部分首先介绍了世界农业推广体系现状,对比较典型国家的农业推广体系进行了介绍、分析、评价。总结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可借鉴之处。随后对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我国农业推广所取得的成绩。 4.第四章 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介绍了我国农业推广体的现状及特点。指出目前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杨艳彬[5]2014年在《农机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机化事业的深入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尤其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后,一大批在工商部门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推进我国“四化”同步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逐步显现出许多制约农机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本文在归纳国内外关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论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概括了我国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特点,并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我国农机专业合作社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建立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论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缘起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和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关于农机合作社的理论概述部分。该部分主要介绍了农机合作社的含义和类型、特点和作用以及组建与发展农机合作社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政策依据；第叁部分是湖北农机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分析部分。该部分主要对我国和湖北农机专业合作社总体发展概况进行了总结,重点介绍了湖北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并剖析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四部分是促进农机合作社健康发展的机制与举措探讨部分。主要介绍了要促进农机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通过研究,我认为,农机专业合作社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不容质疑,社会各界应对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规范农机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一定要弄清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和意义,明确合作社的发展目标,保持合作社的独立性,从而构建合作社发展的长效机制；此外,合作社的建设还需要行政强力推动、政策引领拉动和项目示范带动等具体保障措施；但各种保障措施,只是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刘晓永[6]2018年在《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化肥消费量大、有机肥资源丰富,但有机肥养分资源数量和还田量以及农田养分的输入、输出时空分布特征尚不明确,各地区农业生产中养分需求和供给不清楚,严重制约养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和国家层面上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和平衡以及农业生产对养分的需求,把握不同区域养分资源与利用特点,可为养分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分配提供战略性对策和依据。本研究采用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等,研究了1980~2016年中国秸秆、粪尿等有机肥养分的数量、区域分布和还田量,分析了农田养分投入/产出平衡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估算了2016年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我国农业生产的养分需求以及化肥需求和供给差。主要结果如下:1)依据作物产量、草谷比、秸秆还田率和秸秆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秸秆和氮磷钾养分量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85.77%和104.00%,2010s年均分别为90585.89×104和2502.11×104 t,西北诸省、西藏和黑龙江省增幅明显,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黑龙江省秸秆及其养分资源占全国2/3以上。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秸秆NPK还田量增长2倍多,2010s年均为1783.23×104t,还田率为71.27%,其中N 579.14×104 t,P 106.27×104 t和K 1097.87×104 t,还田率分别为60.70%、77.34%和77.83%。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和黑龙江省的秸秆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70%。2)基于畜禽年末存栏数、年内出栏数、饲养周期、排泄系数和粪、尿养分含量,计算不同年代各省畜禽粪尿量、粪尿养分及其还田利用。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畜禽粪尿量及其NPK量(N+P+K)分别增长53.35%和62.28%,2010s年均分别为423529.66×104(鲜基)和4095.76×104 t,东北地区增幅最大。畜禽粪尿NPK还田量从1980s年均1132.71×104增加到2010s年均1713.33×104 t,河南、四川、内蒙古、山东、河北、湖南、新疆、广西、云南和安徽的畜禽粪尿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02%~59.66%。2010s畜禽粪尿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617.99×104、297.81×104和797.53×104 t,还田率分别为30.58%、70.75%和48.22%。3)我国有机肥NPK(N+P+K)资源量持续增加,2010s年均达到7797.41×104 t,比1980s增加67.11%,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河北、湖南、内蒙古、湖北、云南、江苏和安徽有机肥NPK资源量约占全国的55.21%~57.33%。2010s有机肥N、P和K年均还田量分别为1332.69×104、437.97×104和1929.30×104 t,还田率分别为35.00%、61.91%和58.78%。河南、山东、四川、河北、内蒙古、湖南、安徽、江苏、湖北和广东的有机肥NPK还田量约占全国的55.72%~60.82%。4)基于作物产量,单位经济产量吸收养分量和秸秆还田养分量,估算了不同年代各省作物生产中养分移走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农田氮磷钾养分移走量(N+P2O5+K2O)增长75.33%,其中N、P2O5和K2O分别增长67.03%、82.59%和84.81%,西北地区增幅最大,2010s年均移走量为3086.90×104 t,其中N 1497.07×104 t,P2O5 621.23×104 t,K2O 968.60×104t,河南、黑龙江、河北、江苏、四川、吉林、安徽、湖北、湖南和广东的农田养分移走量约占全国的55.66%~59.75%。5)通过计算养分的投入(化肥、有机肥)和产出(作物移走量),得出不同年代各省养分表观平衡和偏平衡(PNB,养分移走量/投入量)。结果表明,与1980s相比,2010s全国氮磷钾养分盈余量(N+P2O5+K2O)增长208.23%,东北地区增幅最大,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广西、广东、安徽、湖南、江苏和云南的盈余量占全国的56.23%~64.33%。2010s盈余5284.42×104 t,其中N、P2O5和K2O分别盈余2220.36×104 t、2002.27×104 t和1061.79×104t。1980s到2010s PNB逐渐下降,2010s PNB-N介于0.13~0.87,东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高于0.37;PNB-P2O5介于0.06~0.41,东北高于0.26,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多数省份介于0.19~0.29,其他省份低于0.20;PNB-K2O介于0.02~0.85,东北和华北大多数省份高于0.53,其他多数省份介于0.3~0.6。6)按2016年农作物、林地、草地、水产养殖面积和平衡施肥量,全面平衡施肥场景下全国氮磷钾养分(N+P2O5+K2O)的需求量为8441.80×104 t,其中N 3758.13×104 t、P2O5 2035.96×104t和K2O 2647.71×104 t。粮食作物养分需求量约占全国的41.53%,其次蔬菜/瓜果占21.09%。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的养分需求较大,河南、四川、山东、湖南、广西、河北、云南、湖北、内蒙古和江苏的养分需求量占全国的52.96%。全国化肥消费与需求差为744.52×104 t,其中N亏缺120.61×104 t,P2O5过量474.78×104 t,K2O过量390.35×104 t,华北地区过量最多,特别是河南、山东、河北过量较多,而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份化肥投入不足。
吴雪莲[7]2016年在《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政策激励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农业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和农产品品质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十八大明确指出,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在保护环的同时实现农业节本增收,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绿色转型。农业绿色化涉及生产、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其中生产环节是绿色化的源头,抓好生产环节是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前提。粮食是国家战略物质,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稻米是我国65%以上人口的主粮,其年均消费量高达1750亿kg,占我国稻米年产量的85%以上,因此,水稻安全生产直接关系到大众身体健康。但到目前为止,受科技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的制约,除了少量的有机水稻品种外,大多数水稻在生产过程中依然离不开高强度的化肥和农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化肥和农药为水稻高产、增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高肥高药”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稻谷农药残留及农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绿色农业技术以生产安全、无污染的绿色农产品为目标,将传统农业技术、常规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的优点融于一体,具有“现代”“节量”和“少污染”等特征。稻农作为绿色农业技术最广泛的需求主体,对绿色农业技术的采纳将直接影响绿色农业的发展。因此,为了国民健康和国家粮食安全,如何促进稻农在生产中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就变得至关重要!鉴于此,本文以绿色农业技术为研究对象,以湖北省水稻产区的470户稻农调研为数据支撑,在分析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过程及政策激励的基础上,构建了“认知——意愿——行为——效应确认——政策激励”的分析框架,并逐步展开。首先,运用有序Probit和解释结构方程探讨农户对绿色农业技术的认知深度和广度。其次,以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为例,从心理学角度出发,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动机、机会、能力和信任对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路径。再次,基于农户水稻实际生产行为,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单项(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和集成(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绿色农业技术对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最后,梳理政府在教育培训、补贴和法律法规的政策激励及问题,基于农户的动机、机会和能力构建相应的政策激励。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1)农户技术采纳行为是一个“认知→评价→尝试→行为”过程。当农户采纳绿色农业技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时,将达到农户最优的绿色农业技术投入水平。绿色农业技术的扩散离不开政府政策激励,信息不对称和非绿色农业技术的负外部性等均将导致绿色农业技术缺失。(2)通过对湖北省农户水稻生产中绿色农业技术运用现状分析发现,湖北省农药和化肥施用强度分别高达15.5 kg/hm2和429.4 kg/hm2,约为国际公认农药和化肥施用强度安全上限2倍。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有一定认知的农户比例超过60%,而了解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高效农药喷雾技术和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不足50%;农户对5项绿色农业技术的关注程度均尚处于“关注较少”的阶段;除保护性耕作技术外,其它4项技术的需求比例均在50%以上;超过60%的农户表示不会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在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决策中,“高产”是农户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3)在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因素中,被调查者性质和技术指导频数产生了显着正向影响,而兼业情况和农户生产安全评价则有显着的负向效应;受教育程度、信息渠道通畅度和技术指导满意度均显着正向影响农户的认知深度,但未对其认知广度产生显着影响。合作社成员身份显着正向影响农户认知广度,但不影响认知深度。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影响因素层次发现,被调查者性质、兼业情况、受教育程度和风险态度等是影响农户绿色农业技术认知的深层根源,政府及合作社的技术指导服务是中间层因素,农产品生产安全评价则是表层直接因素。(4)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绿色农业技术的采纳意愿发现,采纳机会、操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采纳意愿的整体效应分别为0.563、0.266、0.784,信任的间接效应为0.556。采纳动机对大规模种植组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更强烈;采纳机会和操作能力对低学历和小规模种植组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明显;抗风险能力对高收入、高学历和大规模种植组农户采纳意愿的效应更强。(5)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效应发现,单项绿色农业技术对农户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为负,考虑其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负向影响将减小。集成绿色农业技术对农户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为正,但不显着。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单项或集成绿色农业技术对稻农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均不显着。(6)通过梳理绿色农业技术相关政策激励文献和法律法规,我们发现,我国在教育培训、补贴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上均采取了激励措施以促进绿色农业技术扩散。由于成本收益也是政府实施政策激励时重要的考量标准,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发挥激励政策效果,基于动机、机会和能力理论提出了政府激励框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策略组合激励农户行为。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绿色农业技术与其它农业技术的最大不同在于其环境效应,因此,有必要将其效用函数与一般效用函数区分开来。本文将环境约束纳入效用函数,探讨绿色化发展背景下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发生的经济条件。绿色农业技术推广是一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自上而下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是主导方,农户对政府的信任等心理层面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农户的采纳意愿,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信任纳入动机、机会和能力框架模型(MOA模型),探讨农户绿色农业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驱动路径。(2)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二元Logit或Probit模型分析农户技术认知的影响因素,很少探究因素间的层次性。本文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解释结构模型以分析其影响层次,挖掘其深层影响根源。由于影响水稻生产绩效的因素众多,应用简单统计和回归等传统方法分析技术采纳对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不够科学严谨,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将绿色农业技术采纳从其它影响农户水稻生产绩效的社会经济因素中独立出来,考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对水稻生产绩效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荆州市植保社会化服务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D]. 李大勇.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2]. 江汉平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战略研究[D]. 张润清.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3]. 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D]. 樊英.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4].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研究[D]. 刘健. 华中农业大学. 2004
[5]. 农机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机制研究[D]. 杨艳彬.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6]. 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养分平衡与需求研究[D]. 刘晓永.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
[7]. 农户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及政策激励研究[D]. 吴雪莲.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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