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海[1]2004年在《哲学视野中的个人崇拜》文中研究指明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中国个人崇拜具有久远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个时期里，个人崇拜甚至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对个人崇拜进行系统的理论说明，将有助于澄清个人崇拜的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激发人民群众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再度发生，推进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有助于明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有助于正确认识什么是英雄人物，塑造充分体现时代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民族精神；有助于全面认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各种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力量；有助于增强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在事关社会发展方向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集思广益，充分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对个人崇拜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研究，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分析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对个人崇拜现象做出完整的理论说明，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发展合力的认识，进一步认识杰出人物在推进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和方向。本选题从个人崇拜的本质、功能及特征入手，力求以跨学科、大视角、多维度的方式对个人崇拜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重点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根源，探讨了个人崇拜形成的机制，全面分析了个人崇拜的社会效应，提出了防止个人崇拜的主要途径。全文包括导言和正文五章：导言主要论述了选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介绍、评析了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研究的轨迹与现状，阐明了本选题研究的特殊性，提出了本选题的主要研究方法，概括说明了本选题的创新之处。第一章分别从历史和学理的层面上分析了崇拜现象的起源和个人崇拜的本质、类型、特征，力求突出个人崇拜的特殊性，对个人崇拜形成一个全面、客观、完整的定义。本选题在对个人崇拜现象的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把个人崇拜界定为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组织成员对组织的领袖人物产生的崇拜感情，以及在这种感情制约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个人崇拜是形成特定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个人崇拜的实质是主体性的迷失，个人崇拜具有隐性宗教的功能。本章还对权威、英雄等相关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力求划清个人崇拜与权威、英雄等相关社会现象的界限。第二章详细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社会和认识根源。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根源包括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个人对社会的依赖，长时期专制统治抑制群众的自主能力，科学文化水平落后导致缺乏理性的批判能力，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生理机制等。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根源包括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激
何小忠[2]2005年在《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文中认为青少年偶像崇拜被凸显出来并受到人们的关注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但偶像崇拜却是一种产生于人类远古并延及现代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对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广义教育活动,教育学界的理论探索却极为缺乏。因此,本课题研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在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全面理解把握的基础上,并通过实证调查和个案分析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问题置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传播学以及宗教学等学科视野中,进行综合性解读,并提出教育和文化的建设性构想。全文共七章,另加导论和结语。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历时考察、现实描述、多维解读和实践建构。第一部分由叁章组成,主要在历时维度上考察了“偶像”、“崇拜”和“偶像崇拜”在概念内涵和文化现象上的发生、演变历程及其意义,这是全文的基础。其中,第一章揭示了偶像是个体或群体自我选择和认同并受到极度尊敬、钦佩或极其欣赏、喜欢和向往的形象化的人格符号。现代人心目中的偶像主要有“明星”、杰出人物、虚拟人物、宗教的偶像等。偶像与榜样存在一种相互交融的关系。作为一种人格符号,在人的生存本体论意义上,偶像的产生具有其必然性。第二章指出,崇拜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人格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尊敬、钦佩、欣赏、喜欢、向往等心理、情感及其引发的种种行为表现。在简析崇拜心理的基础上,分析了崇拜行为产生的根源,区别分出崇拜的几种对立性类型及其特征,如理性崇拜和非理性的崇拜、屈从性崇拜与创造性崇拜、表层性崇拜和实质性崇拜、抽象崇拜和具象崇拜等。第叁章首先从两个维度解释偶像崇拜:一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偶像崇拜是特定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认同的形象化的人格符号所表现出来的极度钦佩、尊敬、欣赏、喜欢和向往的心理、情感及其行为。其主要类型主要有宗教偶像崇拜、杰出人物崇拜、“明星崇拜”、虚拟人物崇拜及其他人格形象崇拜等。二是作为社会认同与心理依恋模式,偶像崇拜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它具有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沉湎式依恋等特征。与其相对应的是以人物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与依恋,即榜样学习。然后以个案的方式考察了传统偶像崇拜和新偶像崇拜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心理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偶像崇拜具有社会认同与整合、规训和教化的社会功能以及寄托和抚慰的个体功能。第二部分即第四章,主要是实证研究。首先从流行的公众人物和影视中所塑造的青年典型形象两个方面,描述了20世纪后半期我国青少年偶像崇拜的演变。然后,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描述了新世纪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基本状况,包括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和特征。论述了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一种与传统宗教偶像崇拜相区别的、以明星为主要对象的新偶像崇拜,并揭示新偶像崇拜的实质是信仰转向导致信仰悖论之后而产生的自我幻像。第叁部分即第五章,是在多维视野中对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进行的归因分析。得出
胡春阳[3]2016年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诞生使无产阶级具备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改造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革命实践过程中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早期探索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1842年至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在革命实践中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等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获得初步认同；从1848年欧洲革命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革命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在无产阶级中得到进一步认同的阶段；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中得到广泛传播和全面认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兴起、第二国际的成立以及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理论宣传都对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早期探索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多样化的宣传教育方式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思想基础；诉诸经验事实的实践验证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根基；长期的理论斗争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早期探索的经验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帮助我们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信心,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前提、历史依据和方法借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苏联历经坎坷。十月革命前夕,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十月革命后不久,苏维埃政权就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危机。为此,列宁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重新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合格主体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灌输论,初步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问题。斯大林时期由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卫国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的优越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但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很大程度是对斯大林模式的认同,并把这种模式绝对化和神圣化。在认同方式上趋于单一化,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效果中包含着严重扭曲的成分,表面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已经暗藏着认同危机的潜流。后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逐步显现,先后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摇、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困顿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崩溃,全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亡党亡国的悲剧性结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在中国也经历过多次波折,但时至今日社会主义事业依然蓬勃向前。19世纪末随着西学东渐,社会主义学说同西方其他思潮一起在中国开始传播并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到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想流派进行了论争,其中代表性的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叁次论战。论战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获得国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随着新民主义革命的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不断得到发展、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其认同度的提升历经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精英认同逐步演变为民众的普遍认同。建国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重思想和文化建设和强化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效应的引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认同和积极的支持。但到1956——1978年期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逐渐背离其建构的物质基础,被人格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导致出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畸变。文革结束以后,在未来政治建设的道路上如何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从个人崇拜转向主流意识形态上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历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重启、巩固和发展时期,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理性回归。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不同利益基础的多元价值观易引发价值冲突甚至可能出现价值认同危机。重构价值认同是价值认同危机消解的内在诉求,这是由价值认同危机的性质、价值选择的同一性和价值认同过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当代中国价值认同重构的根本就是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认知认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增强情感认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行为认同,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导作用,形成一种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价值生活秩序。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整个时代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断受到冲击并呈现认同弱化的趋势,其凸显出来亟待破解的问题主要有：认同主体教育的虚化；大众权益的实现仍有差距；认同客体的解释力下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宣传中存在着空泛化的趋向；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挑战等。为此,在基本方法上我们必须要处理好主导性与多样性、理想化与世俗化、泛化与淡化、批判与包容的关系,并通过实施分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主体塑造；推进理论创新,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文本权威；畅通利益表达,培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基础；注重大众传媒,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传播途径；优化社会生态环境,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外部条件等途径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于观杰[4]2009年在《对领袖崇拜的理性思考》文中提出领袖崇拜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对历史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领袖崇拜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领袖崇拜的历史起源、多种表现形式与基本类型的介绍,分析领袖崇拜产生的认识、心理和社会根源,总结其形成的主要规律,揭示领袖崇拜的本质,对领袖崇拜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做出辨证的思考,针对其负面效应提出解决方法,进而倡导树立正确的领袖观,并指出领袖崇拜这一现象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朱庆跃[5]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王童谣[6]2017年在《新时代的“知”与“行”》文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探索他们的精神历程。文章选取了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建国后的"知"与"行"。选取以上叁位,首先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关系中,叁人分别走了参政、避政、言政之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次,叁人性格差异大,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为人为文各具特色,以叁人为中心可以勾连起不同特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通过相互的对比和碰撞,更能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和探索。虽然叁个人分别是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与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但具体到建国后叁十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与新时代的关系最终都能归结到参政、避政、言政这叁条道路上来。当然,这叁条道路只是较为宽泛的分类,且互有交叉,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政可分主动、被动;避政也有不同的理由、方式;言政又分公开言论与私人言论。但是,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差异性被特定历史环境缩小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心态状况和人格特征在当时呈现出很多共性。所以本文虽然着重分析的是文人知识分子,但对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叁位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样本、典型,不如说是观察当时人们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在历史的变革中,他们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观念,但因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后都陷入了与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的纠葛之中。在泛政治与泛道德化的年代,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的定位与实践,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种类繁多,成果丰富;国内研究虽起步晚,但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即人与文相结合,以性格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作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的成因、表现。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性格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影响,并突破个体研究的局限,以勾连为方法,把每个人都放在横向对比、纵向比较的视野中,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得与失,以此反观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路历程。全文的整体架构如下:第一章选取了 1949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为窗口,观察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的转折点中的感受、表现和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上胜局已定,与国民党文化领域的争夺达到高潮。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慌乱的局面下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左翼知识分子为政治理念奋斗,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为无愧于民族国家,殊不知形势难料;右翼知识分子反复衡量,斟酌再叁,热土难离的魂不知何处,去国的多保平安却成离乡游子。当回过头来看时,他们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再叁考虑恐怕只是表象,1949年的选择与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其中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第二章以郭沫若为研究中心,考察他文艺家与革命家兼得的一生中,政治权力给他带来的得与失。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人格特征,选取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性格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比如他的聪明、大胆异于常人,他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进取精神使他能脱颖而出。第二节集中在郭沫若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上。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勇于实践的能力,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过一段时间,但他本身的进取精神以及时代的推动使他走上了文艺家与革命家兼为的道路。对于频繁的身份变动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郭沫若采用自传的形式加以缓解。第叁节研究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语言的衍变足见当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理性的窒息。第四节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纠缠所导致的坎坷命运,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贯穿始终。权力能让知识分子得到荣誉与地位,也能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同时也会让他们失去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所得所失孰轻孰重,两者之间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知识分子参政在当今社会必不可少,在重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上,郭沫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第叁章以专心学问,躲避权力的钱钟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超然境界的可能性。第一节以钱钟书的性格为主,选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加以论述,从他人印象与自我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分析钱钟书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第二节讨论"知识"对于钱钟书的意义,具体论述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知识边界、力图突破已有体系的学者,他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钱学"的兴起,是相关学者自说自话的夸大还是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第叁节集中在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实践上。钱钟书在着作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零散的论述,"文不如其人"之类的观点虽显偏颇却也深刻。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以专业学者自居,他们清醒理智地对待时势变化,与政治权力竭力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在泛政治化弥漫全国的非常时期,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抽身离开,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极左思潮。这种沉默是守住底限的高贵反抗,还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今天看来是值得人深思的。第四章以傅雷为研究中心。第一节聚焦在傅雷的性格特点上,以几种动物象征傅雷的人格特征,从家人朋友的描述及傅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推断出傅雷有明显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二节研究傅雷在翻译上的特色和成就,对"神似论"追根溯源,表明它并不是傅雷的原创,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傅雷只是凭借突出的翻译成果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本节还以《傅雷家书》为切入口,探讨傅雷与新时代的关系。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虽然因个人性格与才能问题,他的社会实践并不多,但私底下指点江山、关心时事,在叁四十年代还有公开的言政经历,这都表明他思想中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傅雷在建国后与新政权有一段积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形势的变化又把他逼回了"疾风迅雨楼"。像傅雷这种人文精神深厚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距离把握得好尚可全身可退,反之则玉石俱焚。第叁节分析了傅雷朱梅馥夫妇自杀的主客观原因,研究了自杀对于知识分子的多重意义以及知识分子遗书中透露出的隐秘心态,而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第五章探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代学人的得与失。第一节总结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对自身角色、功能的艰难探索,他们在知识分子参政、避政、言政的道路中,各有得失苦乐。在现代中国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思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各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此要客观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就不能忽略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要兼具横向对比的眼光与纵向比较的视野。第二节概括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几种较普遍的心结矛盾,指出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于今天的借鉴指示意义。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更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却不明确,主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考反省不足,在世俗生活中的摸爬滚打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本质精神追求。每条道路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文精神的建构传播以及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探索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努力做到的。结语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客观地思索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设想了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世俗文明尽管建构了科学、律法、体制等社会结构,但在道德、精神、心灵的建构中却没有多少优势。社会世俗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越迫切,这正是知识分子建构精神王国的坚实土壤。本文虽是研究知识分子,更是在研究人,探讨人的反省和超越精神。形势不由人,但终究也是人造成的。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进取,是难得糊涂还是先知先行,决定权最终在自己的手里。
杨世奇[7]2016年在《德宏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逻辑》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认同问题研究需要首先进行本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应然”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符号“马克思主义”是“实然”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语言文字描绘勾画出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后者是大众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大众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统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必须直面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认同培育实践中,既需要不断探索确认什么是本质的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认同事业不至于偏离主题,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具象化为具体的符号,使得大众认同的对象不至于脱离生活,空洞抽象,这样才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认同事业的发展。探索德宏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有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认同培育中如何更好的实现本质认同与符号认同的统合。从德宏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缘起的史实来看,少数民族大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最早始于对特定的具象符号的认同,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人民政府等。从德宏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认同高涨的史实来看,我们又会发现,符号认同的单边突进,可能会导致偏离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价值追求,造成一系列的现实困惑,反过来又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发展,比如建国初期的个人符号认同高涨,社会运动符号认同高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伤害等。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德宏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建设又现实的面临着“符号”构建不力的困境。回顾历史,直面当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认同,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同,又是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载体的具体符号的认同,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统合,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认同事业的新飞跃。
康厚德[8]2012年在《思想建党的里程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员修养无论是对党的建设还是对共产党人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篇关于党建的传世之作,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透视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历程,以实事求是的党建精神与原则为核心和主线来看,刘少奇所创立的、诞生于20世纪叁十年代末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述的党员修养理论与其实践,作为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党建路线和着重思想建党原则的深化和发展,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领域、新途径和新方法,而且为反对教条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在全党内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也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由于受党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和担负的革命任务的限制,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1939年首次发表问世到1981年经过修订被收入《刘少奇选集》出版,先后经历了叁次重大的修订,尤其是1962年的修订使原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添加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并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但是经过多次的修订,《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越来适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阅读,更加走向大众化,最终使它成为了党建理论的经典之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毛泽东的“两论”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提供了哲学基础,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篇又贯彻着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和中国化的思想并把它加以了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叁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高潮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都起了重大促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邓小平所开创的执政党建设的新篇章中,继承和发扬了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思想,系统阐释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员修养思想,并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了党员的思想解放,强调了党员在民主和法制方面的修养内容,注重了党员在改革新和建设中进行修养的实践途径；江泽民的“叁讲”教育和“叁个代表”思想,作为党的建设新形式和党员修养的新标准,本质上都是对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离不开党员修养作用的发挥,党员修养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引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本质在于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思想与方法,并以鲜明的时代内容与特色丰富着党员修养的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深化着党员的修养思想,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员修养作用的发挥。在当代,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思想仍具有永恒性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对党员个体的修养还是对党的建设都具有重大价值。今天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中,仍然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党建路线,需要坚持从党员个体到党的自下而上的路径与自上而下的路径相结合,当下仍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推动党的建设科学化,着力以思想建党来提高党的纯洁性既是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增强党的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陆攀[9]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变研究》文中指出信仰是人类永恒的本性,每个时代的人都要用信仰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的信仰史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但是直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诞生,才真正实现了人类信仰史的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即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并且他们以自身的行动积极传播和实践着自己创立的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获得了初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它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指向,其主旨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目标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信仰诞生起,它就与劳苦大众实现自身解放和发展的命运息息相关。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劳动人民,以这一信仰体系为指导,在共产主义目标的牵导下,不断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始终发挥着目标导向、思想引领、精神动力、政治灵魂的作用,成为广大劳动人民追求自身解放和幸福生活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经历了极其坎坷的命运。19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传播,并逐渐为工农劳动大众所接受和认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俄国化,在信仰理论上,形成了第一个民族化的理论形式即列宁主义；在信仰实践中,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列宁积极推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他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导地位。斯大林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中也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以及个人崇拜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巩固的同时也出现了扭曲。后斯大林时期,由于逐步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信仰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苏联出现了危机,这场危机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产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深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全面爆发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苏联的亡党亡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也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总体上看,获得了大发展。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经历了从精英话语向大众话语、个体形态向组织形态的演变,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革命党的政治信仰上升为国家的主导信仰。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实现了民族化、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巩固,实现了主导信仰与主流信仰的同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信仰主体那里过多地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并逐步掺入了个人崇拜的因素,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了极其严重的个人崇拜现象,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了畸形化发展。“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精神,引导人民群众逐步从个人崇拜的阴影中走出来,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了理性的归位。随后,马克思主义信仰又经历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信仰困境以及“法轮功”的冲击等,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地发展。特别是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中国化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信仰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信仰实践中,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积极引导人民群众的信仰观念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信仰目标的确立,激发了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产主义的豪情壮志,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需要通过持续不断地信仰建设来巩固。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都为这一信仰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这一信仰建设又受到“资”强“社”弱,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等多种因素的挑战和影响。后者也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的现实紧迫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且在当代中国它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的迫切需要。为此,就要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效相统一、示范引领与主体选择相统一、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相统一、批判斗争与吸收借鉴相统一的方法,并通过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加强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加强党及党的信仰建设、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等途径来扎实推进这一信仰的建设。
段鹏飞[10]201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党的旗帜和灵魂,它在维护我们党的领导和权威、团结和凝聚全体社会成员、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而且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与命运。全球化背景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既面临着来自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和“和平演变”的严重威胁,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反动势力的肆意攻击和破坏的严峻挑战。因此,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神圣职责。本文立足于全球化这个时代背景,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这条主线,从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在当代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与受到的外部挑战入手,进而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途径,以期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供某些借鉴或参考。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关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或问题,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概述了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本章从意识形态概念的渊源与创立出发,探讨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意识形态理论流变与发展,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功能；第二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首先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在此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历史教训；第叁章考察了国外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状况。首先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做法,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特点及其现实启示,然后考察了前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衰亡历程,总结了其失败的教训；第四章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境遇。首先,阐述了全球化的科学内涵、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其次,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第五章探索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首先,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其次,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的六大基本原则。最后,探索了全球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八大具体途径。结束语部分主要阐述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客观趋势和历史进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必须要高度重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并且要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 哲学视野中的个人崇拜[D]. 丁四海.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青少年偶像崇拜与教育[D]. 何小忠. 苏州大学. 2005
[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D]. 胡春阳. 安徽大学. 2016
[4]. 对领袖崇拜的理性思考[D]. 于观杰. 黑龙江大学. 2009
[5].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6]. 新时代的“知”与“行”[D]. 王童谣. 山东大学. 2017
[7]. 德宏少数民族大众“马克思主义认同”的历史演变及其内在逻辑[D]. 杨世奇. 云南财经大学. 2016
[8]. 思想建党的里程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D]. 康厚德.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9].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演变研究[D]. 陆攀. 安徽大学. 2014
[10].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段鹏飞.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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