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国[1]2004年在《社会网络存续与选择方式的互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和选择方式理论分析中国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是当代社会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但将他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人际状况微妙的变化进行研究和分析，探索研究社会转型期间不同社会个体形成的社会网络和他们习惯的选择方式之间互动状况，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等方面，提供参考。费孝通先生曾经认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和亲情社会。各种亲缘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形成一种普遍化的亲缘秩序，也发挥着它所特有的整合秩序与配置资源的功能。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关系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的过程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中国老一辈学者几乎都把“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网络的基本单位。这种对亲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并具有很大的惯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也没有因拥有了一定的工商业生产资本，成了雇用他人的业主而改变。如北京南郊一带形成了浙江个体户聚居的“浙江村”；甚至也没有因生活迁居到异国他乡而改变，在巴黎、伦敦、旧金山这些国际大都市，都有中国人聚居的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城”。时下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全面市场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将在市场化的进程中通过一定的选择方式巩固已有的社会网络，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并保持自己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延续和存在，从而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社会资源。
宁慧[2]2010年在《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一种社会网络视角分析》文中认为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大规模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但在当今时代,新生代的农村务工人员已超过第一代的进城农民工,八十后成为城市的主力军。目前,新生代的劳动力正在陆续进入就业的高峰期,但他们在城市中就业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大量的事实证明,新生代农民较第一代农民的就业期望值要高,他们期望去大城市,追求福利待遇好的工作。而择业观是对择业的目的与意义的一种比较稳定的看法和态度的体现,它对人们的就业行为具有指导作用,所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观对他们就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择业观的形成与变化是社会化的一种产物,笔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择业观与社会网络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新生代农民在进城务工、择业与发展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不断重新构建社会关系网的过程,同时,他们的社会网络资本再构也就是一种再社会化的过程。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方式,试从强关系网络、中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来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的影响。最后针对现实状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一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认知与资本的提高；二是父母应树立好榜样作用,适当的调整他们的择业观；叁是政府应当引导文化与媒体起良好的熏陶作用。
邵峰[3]2009年在《转型时期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模式及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引导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回顾中外农村城市化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轨迹,研究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分析转型时期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新形势下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的整合机制。论文分为七章,依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其中,第一章就论文的选题背景、核心概念、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作了基本论述。第二章总结、归纳了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国外农村城市化模式理论的新进展及其启示意义。第叁章从城市化的动力角度对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进行了介绍,认为当前存在内生型和外生型两大类共五种类型的实践模式,分别结合典型案例对这五种模式的主要内涵和利弊进行了深入剖析。第四章分析了转型时期我国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现状特征,即和谐与冲突并存、博弈与失衡并存、整合与分化并存、存续与消除并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约我国沿海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思想观念、生态环境、利益分配、政策等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五章对沿海地区农村城市化互动机理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区域空间和生态的协调发展。第六章提出“转型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以微观的形式揭示了我国山东沿海地区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过程中的一些倾向。第七章提出建立面向多元居住主体的“转型社区”整合机制,包括资源整合机制、服务机制、制度规范机制、自治参与机制、文明创建机制和心理调节机制六大子机制。
丁苏萍[4]2008年在《渡往城市的“船”》文中研究说明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城乡二元格局之间的一个重要群体。农民工城市社会化,也是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过程,主要是指如何将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向市民进行转变,并发展出相应的能力,适应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素质,认同并内化城市市民的价值观(辜志强,2007)。鉴于以往学者关于改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的宏观层面和个体的微观层面,而作为中观层面的企业组织,则是农民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社会空间,其对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即以一个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观察、访谈等质化研究的方法,从传播的视角出发,将企业组织内有关农民工城市社会化进程的文本传播和关系互动展现出来,并通过组织叙事和隐喻的方式探讨农民工自身如何理解组织对于他们城市社会化进程中的角色。研究证明了企业组织在农民工城市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第一,企业组织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组织化的、共同学习的场所。现代性的知识、技能、礼仪、规范等通过组织系统的正式传播帮助农民工逐渐获得适应城市的现代性素质。第二,企业组织不仅为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化提供了规范,还提供了“参照群体”——更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和城市适应的途径、方式,都可能成为后来者的模仿对象。第叁,企业组织的资源和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其员工参与人际网络的机会,并且通过“情感支持”和“资源互换”的互动逐渐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
陈菊红[5]2014年在《“国家—社会”视野下的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是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种极富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既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切合需求的服务，又帮助政府节省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大量成本，为新时期流动人口管理的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在过去的管理和今天的现实中，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采取的是以政府为绝对主导的单一式管理，包括自我管理在内的其它管理力量和治理方式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在学界，有关对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而对凝聚社会力量的流动人口自我管理重视不够。因此，很有必要深入研究并积极推动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使之成为流动人口管理体系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本文在对北京市五个流动人口自组织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文以“国家——社会”关系为框架，总体围绕“流动人口何以进行自我管理——流动人口怎么开展自我管理——如何促进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思路展开分析，既从理论上探讨了流动人口开展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从实践中归纳揭示了流动人口实施自我管理的组织机制、动员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并针对自我管理的发展困境，从政府流动人口管理和流动人口自组织工作改进的角度提出了具操作性的建议。其中，笔者还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的主体意识、流动女性在自我管理中的参与和成长、以及流动人口自组织社会企业化运作的内容，且对它们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管理创新，目前，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流动人口也已具备开展自我管理的能力，但由于自我管理受到政府政策、流动人口自组织运作和流动人口自身特性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政府和流动人口的共同努力。全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在阐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后，对本文涉及到的核心概念予以界定，并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价值。此外，该部分还论述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基础，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调查对象和创新点作了说明。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着重回答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何以进行自我管理”的问题。本章首先分析了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并对其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梳理概括，继而论述了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社会基础和内在动力。“后总体性社会”的形成为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孕育了发展的土壤，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多元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他们的主体意识又不断增强，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开展自我管理的内在动力。第叁部分是论文的第二、叁、四章，主要以北京市的五个发展比较成熟的流动人口自组织为案例，从社会视角回答“流动人口怎么开展自我管理”的问题，重点对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叁个实施机制进行了论述。第二章分析组织机制。完整阐释了流动人口自组织的含义、类型、功能和组织结构的特点，揭示了流动人口自组织争取合法性的策略，并对流动女性在流动人口自组织中的地位进行了研究。第叁章探讨动员机制。社会化动员是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动员的主要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流动精英是动员的主导力量，他们采取一系列动员策略，灵活运用不同的动员方法，较好地实现了对流动人口和社会力量的动员。在这个过程中，流动女性也成为自我动员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第四章考察资源整合机制。流动人口自组织构建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社会企业化的资源整合方式都较好地促进了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流动女性也在自我管理和资源整合中实现了自身的成长。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回答了“如何促进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问题。第五章从政府、流动人口自组织和流动人口角度探讨了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发展困境。第六章则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从政府和流动人口自组织层面提出了促进流动人口自我管理发展的对策。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前景。梳理和总结前文的主要观点，并对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的未来图景作一些前瞻性的讨论与分析。
李沺[6]2014年在《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研究城镇化问题的角度从工业化和城市向农业和农村地区的转变赋予了农村社区特殊的意义。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的洗礼中,抵制与适应、成效和代价并存,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图景,这种回应同时对历经演化和变迁的乡村社会作出反馈。当前我国存在乡村经济发展乏力、从业人口老化、生态危机严重、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村镇建设方面尤其缺乏对乡村特点的把握和对乡土文化尊重与延续；在社会治理方面,自上而下的建设管理模式不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的自治传统和村镇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缺乏对村镇发展特点的规划理论和技术。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仍旧处于认识阶段和实践探索阶段。农村建设囿于规划的工程性特征和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偏重于对农村社区物质空间改造,缺少对社会空间的研究。而在乡村结构转型背景下,农村社区已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呈现出具有内部二元性的“城乡连续谱”的空间样态。基于现有半城市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总结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基础,本文试图以南京市江宁区周村社区为实证对象,展开大城市近郊农村社区的这一典型二元社区的社会空间研究。研究从整体社会样态和个体行为空间两个方面展开实证分析,确定以周村为典型的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具备这一显着特征,并认为过渡性的二元社区是迂回城镇化模式下的不可逆选择。整体社会样态特征研究部分首先分析了二元规制的社会“嵌入”现象,其次通过居住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呈现出非正规性和边缘化的社会空间静态特征和潮汐行和游移性的社会空间动态特征。乡村社区的生活、生产空间嵌入城市体系中,农村社会整体呈现出参与人群多元分化、地点多级分化的非正规性的组织逻辑和规范系统,相对于城市居民乡村社区居民呈现日益边缘化的倾向。潮汐性和游移性的社会空间动态特征则表现为长期的规模城乡通勤者的存在以及农村社区的职住分离下的社会群体复杂化和流动性。个体行为空间特征研究部分在“城市性”行为生活方式的理论框架下进行,依据沃思的经典的“城市性”分析模型展开了行为、意识、结构叁个层次的社区行为空间特征分析,归纳总结出个体行为空间具有二元性和流变性特征。“城市性”只停留在城市生活营生的需要,而乡土文化和习性依旧发挥着路径依赖作用。通过整体与个体分析,基于“城乡连续谱”的空间验证,界定在制度、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下,乡村空间结构呈现出嵌入城市体系的社会空间特征,即“家庭——家族——城市空间”向“家庭——社区——城市空间”的准“城市性”嵌套结构的嬗变过程。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呈现出乡土性与城市性重迭、领域感与开放性互构的二元特性。乡土性与城市性在二元社区的内部空间中相互依赖作用而得以固化,增加的社区社会的开放性程度的同时,社区社会的领域感也逐渐增强。并得出叁点研究启示：第一,城市性的提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核心内涵,其次,乡土性的延续是维持城乡和谐稳定的重要线索。第叁,社区建设对于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的空间策略包括提出设施和服务均等化、产业服务功能化和居住环境品质化是引导城市性的叁大空间策略；乡土性则可通过经济生产在地化、特色风貌原生态化和农民群体主体化叁大路径得以重塑。社区的再造则可通过合理布局居住空间、塑造公共空间和加强建设社区自组织的管理模式得以实现。
黄翠龙[7]2011年在《基于社会网视角的农民工关系型求职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独特劳动力队伍,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下,企业技术变革与创新速度加快,国际化市场竞争激烈,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整个全球市场以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大量农民工因失业返乡。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复苏,绝大多数外出农民工经老乡亲友的介绍或带领外出务工,企业用工荒形势渐变严峻。在经济危机与复苏背景下,农民工工作稳定性不断地受到冲击,对工作是否能够存续的不确定感的困扰始终萦绕心头。因此,理解农民工求职和工作不安全感等问题是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希望藉此为企业管理者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和政府机关行政决策者解决农民工社会问题提供有益借鉴和思考。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视角来探索农民工的关系型求职对其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关系,验证了工作不安全感对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关系,以及工作不安全感在关系型求职与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探讨了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网络规模、网络成分和网络资源)对其关系型求职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305个农民工样本,运用SPSS 15.0和Amos 7.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关系型求职对其进入组织后的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着的影响。第二,农民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对关系型求职与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第叁,农民工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网络规模、网络成分和网络资源)对其关系型求职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改善农民工工作不安全感,提高工作卷入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建议。本研究认为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应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因素来讨论,特别需要关注员工个体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差异性,在改善员工管理方面还应该考虑到其个体社会资本因素。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德鲁克“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
赵衡宇[8]2017年在《城市移民人居空间自组织机制下的“城中村”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在人居环境设计学的基础上,借鉴“自组织”理论,从学科交叉的视角重新观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移民人居空间—“城中村”、“类城中村”及其衍生人居现象,解析其内在的设计价值体系,以适应设计学科转型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以“城中村”为典型的移民自组织人居现象是作为城市人居环境研究中的“另类”问题空间而展开讨论的,主要基于制度保障未覆盖、住房空间短缺、经济能力不足与空间管理缺位等背景,其问题锁定更多地局限在正规性、自上而下的体制框架内,存在不足。设计学、建筑学受学科壁垒的局限,讨论此问题仍留有很大空间。本研究沿着“自组织”适应性机制引导人居系统性演进的分析路径,对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借鉴跨学科理论分析与案例综合研究,对这一自组织空间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反馈了建构的时序性、人居社会机理的完整性等内在规律,提出应从更深层次研究自组织系统的共生与协同问题。基于中微观的人居尺度,对自组织人居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就杭州城西叁村、武汉大学城周边村以及武汉老旧社区混聚区等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自组织”设计在具体时空环境中的形态衍化特征和独特设计价值。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引入“城市融入”理论为关键切入点,从城市融入的多维度、渐次性与内在关联等内涵特征出发,对自组织人居形成的社会空间绩效展开比较分析与综合评价,结论是:自组织人居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维度具有系统整体性;在城市融入的动态性与不平衡进程中,各维度形成的价值之间不是孤立的,需要有机转化,形成差异化、多元化的方法路径。这些系统深层特性影响并推动住居生活方式的创新,进而形成人居空间自组织的动力,也有助于辨明不同阶段人居环境的真实价值与关键问题。基于上述结论,从设计学“时、形、态”的角度对自组织空间的认知误区与问题困境进行深入的反思,提出基于人居自组织的建构启示。提出人居空间设计范式转型与重构的问题。就城市性、主体性、时态性、美学性等四个设计学关键概念切入,提出设计内涵扩展、价值担当、范式转型等重要内容,以此重新思考人居空间设计与生产、更新与优化等具体策略。论文研究的路径、结论与方法,在于促进对移民自组织人居机制的充分认知,剖析“自组织”机制的适应性、多义性价值,以弥补设计学、建筑学相关理论认知与实践应对的不足,促进对城市人居环境健康发展的思考。
李倩[9]2014年在《消失的村落，存在的农民》文中认为失地农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在物理形态上悄然消失,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社会群体,农民是否会在城市化的大潮下走向终结?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本研究采用实地研究的方式,运用参与观察、无结构访谈等具体方法对北京拆迁上楼十年以上的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试图呈现失地农民目前的市民化状态,并分析影响这一群体市民化进程的因素,从而探讨农民是否会走向终结这个问题。本文从结构与文化两个方面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呈现,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外部客观的结构性因素,具体表现在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无一不在对失地农民群体造成挤压,使其分别在社会交往、经济收入、社会空间、生活空间和制度保障上与市民产生区隔；内部的文化性因素,具体表现在基于乡土文化和人际联系方式的社会交往、基于文化差异的身份认同、农民特有的社会记忆以及乡土生活习惯的延续,又在文化层面上客观地区分着失地农民和市民,并且强化着失地农民的农民身份认同和行为。综上,外在结构和内部文化两大因素相互形塑,并共同构建了失地农民目前的状态,不断生产和强化着失地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区隔和分化,从而造成都市中村民的存在,与之伴随的,城市空间中存在着具有相对明确界限的、有凝聚力的村落场域,即城市中的“亚文化圈”。所以,城市中农民的存在并不依托于物理形态上村落的存在,也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但由于失地农民群体内部分化的产生以及结构与文化内化程度的个体差异,失地农民群体的市民化也会产生个体差异性结果。但从本研究来看,仍然作为都市中乡民的失地农民占有绝对数量,所以,笔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中,虽然村落消失了,但农民将在很长时间内从文化意义上仍然存在。
王萍[10]2013年在《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文中提出在国家、市场与社会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代化洪流冲击中的村庄命运,应该不只有走向终结这一种趋势。相反,在经济变迁、社会文化重组和国家角色再调整的综合作用下,村庄转型正在经历一场复杂的,从农业型社区到居住型社区的转型。这意味着,从经济变迁的维度来看,村庄会出现从农业经济组织转向某种不确定的社区经济组织；从社会文化重组的角度来看,村庄将会从传统的地域型社区向现代的功能型社区转变；从国家角色的再调整来看,村庄会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单位的转变。村庄转型是指村庄从一种组织形态到另一种组织形态的质性的变化。从发达国家乡村转型研究的经验来看,选择合适的研究单位非常重要。相比较而言,英美等国的乡村常常作为一个“非都市区”、甚至是一种文化建构,或者常处于“后乡村”的状况,这与我们的“村庄”有着明显差异。因此,本研究首先强调把村庄作为基本研究单位的重要意义,强调其作为村落共同体、行政单位、国家治理单元的内在涵义,明确其在理论研究、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着实质性意义。在市场机制和国家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村庄经济普遍出现了“去农业化”的变迁,表现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农村土地的非农化以及农业的非生产化等方面。换句话说,随着农业与村庄的日益分离,村庄则出现了农业“去中心化”和“后农业化”发展趋势,如工业化村庄、消费型村庄、空心村以及季节性村庄等各种复杂类型。更为重要地是,“去农业化”不仅带来了村庄结构转型,如农民分化以及村庄权力结构的分化,而且导致了村庄功能的转型,如从生产功能逐步向居住、消费等多功能的转变。在这种趋势下,国内不少农业村庄的存续和发展则似乎成为了一个“反例”,因为它们仍然非常有活力地展示出农业与村庄之间独特的社会联结关系,从而为村庄转型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更为积极的一面。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主旋律,其内在的诉求有两种：减少乃至终结村庄,边缘化村庄。因此,村庄的现代命运常常被置于弱质化发展的通道中,即村庄运行资源的缺失以及同步出现的共同体消解趋势。简言之,村庄出现了“去社区化”发展。从已有经验来看,弱质村庄的发展需要政府发挥更加积极地主导作用,从而带来一条村庄复兴之路。就我国近年兴起的农村社区建设来说,不仅意味着国家在战略层面承认村庄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把村庄作为一个政治性的单位组织,是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和依据,并且强调其在共同体意义上,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同时,合村并居、公共服务下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及建设社区的做法能否真正地在制度、社区意义上推动国家与村庄、城市与村庄的友好相处,这有待于在策略上重新评估。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村庄社会的失序化发展等所谓村庄治理危机,主要呈现为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同时,我们注意到治理危机与村庄市场化、城市化发展几乎是同步出现的,集中在土地、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制度变迁的层面。治理危机给村庄转型带来的影响则表现为农民生产策略的调整、社区组织社会控制力的弱化、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妥协以及中间农民的崛起。总之,国家与村庄关系的再调整,意味着村庄正在逐步从自治社区到共治社区的转型,而这一切,除了国家制度和村庄社会重组的共同作用之外,也得益于日益兴起的新农村运动。可以说,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既有经济及其市场要素的变迁,亦有社会及文化重构的力量,也有国家角色再调整的作用,是一种综合作用机制。在村庄转型路径的选择上,则会出现多样化的可能,既有“去农业化”,也有“再农业化”的转型；既有“去社区化”,也有“社区再造”的转型；既有治理危机的发生,也有新乡村运动的反向保护力量的发挥,这些均可以在当下中国村庄转型的过程中被观察、被捕捉到。
参考文献：
[1]. 社会网络存续与选择方式的互动[D]. 张立国. 吉林大学. 2004
[2].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一种社会网络视角分析[D]. 宁慧. 中南大学. 2010
[3]. 转型时期山东沿海农村城市化模式及整合机制研究[D]. 邵峰. 天津大学. 2009
[4]. 渡往城市的“船”[D]. 丁苏萍. 复旦大学. 2008
[5]. “国家—社会”视野下的流动人口自我管理研究[D]. 陈菊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6]. 大都市近郊农村社区空间研究[D]. 李沺. 南京大学. 2014
[7]. 基于社会网视角的农民工关系型求职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效应研究[D]. 黄翠龙.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8]. 城市移民人居空间自组织机制下的“城中村”研究[D]. 赵衡宇. 江南大学. 2017
[9]. 消失的村落，存在的农民[D]. 李倩. 中国农业大学. 2014
[10]. 村庄转型的动力机制与路径选择[D]. 王萍. 浙江大学. 2013
标签：社会学及统计学论文; 流动人口论文; 自我管理论文; 自组织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村庄规划论文; 自组织网络论文; 农民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