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红[1]2003年在《《水浒传》韵文初探》文中研究表明《水浒传》中的韵文，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本文对此作了一些探讨，试图通过对《水浒传》韵文的研究，为有关小说作者及成书过程的探讨，提供一些新材料、新视角。 本文的引言部分，先从小说韵文的文化渊源谈起，指出《水浒传》“韵散结合”的叙述模式源于宋元话本，并且为以后的章回小说提供了样范。引言还对《水浒传》韵文研究的现状作了清理爬梳，指出学术界对《水浒传》韵文的研究还很不够。 论文第一章对《水浒传》韵文的总体状况作了大致描述，在分类及数字统计的基础上，从内容、功用等角度，尽量客观全面地介绍《水浒传》韵文的总体面貌。在第二章“关于《水浒传》韵文的几点思考”中，笔者就《水浒传》韵文的特点，分四个方面作具体分析。(一)《水浒传》韵文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现象，其最可能的原因，是韵文来源不一、出自众手。除了作者的自创，也有直接承自话本，或为后来加工者所增益。(二)每位梁山好汉出场时，都伴随一首出场诗，由此形成很有规律的“出场诗”现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没有出场诗的前十叁回，可能也出自二手。而“出场诗”对【临江仙】【西江月】二词牌的习惯用法，似乎也说明《水浒传》大致以第40回为界，前后两部分的韵文有可能出自二手。(叁)本节主要围绕与鲁智深相关的两首偈语以及武松的出场诗，证明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及“武松打虎”等情节，也可能是后起的。(四)本文还讨论了《水浒传》不同版本对韵文的增删情况，由此得出小说韵散结合形式在明后期发生较大变化的结论。
刘晓军[2]2007年在《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章回小说与话本小说、传奇小说、笔记小说一块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类型体系。元末明初《叁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宣告这种小说文体的产生，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文人评点本的出现则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本文选取明代章回小说为对象对这种影响深远的小说文体作断代研究，试图深入细致地揭示此一阶段章回小说的文体全貌。论文主体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总体研究，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从名称、渊源、流变等方面作宏观的把握；下篇为专题研究，分别选取叁个比较重要而前人涉猎不深的话题作微观的探讨。附录一篇：“明代章回小说编年叙录”，是论文主体得以产生的基础。本文原则上将文体视为一个关乎形式的概念，章回小说的文体形态及叙事方式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但本文并没有对这种文体作纯形式的分析，与文体相关的各种外部因素也是本文关注的对象。本文认为章回小说文体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第一章章回小说文体产生之后，很长时间里处于“名”不符“实”的尴尬状况，本章通过梳理章回小说称谓的演变史，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指称章回小说的不同概念，对“章回体”这一文体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同时依据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来辨认章回小说，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第二章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产生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它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前代多种文体为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型。本章主要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以及诗词韵文四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第叁章明代章回小说的发展很不平衡，洪武至正德的一百五十年里，章回小说的数量较少，主要靠抄本流传；嘉靖至万历年间，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的创作非常活跃，并且从历史演义中分化出来英雄传奇，《金瓶梅》的问世标志着世情小说的诞生；泰昌至崇祯年间，章回小说创作持续兴盛，延至清初，“四大奇书”的文人评改本相继产生，代表明代章回小说最高艺术水平的“四大奇书”完成了各自的文体演变，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定型。本章分叁个阶段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作历时态分析。第四章“四大奇书”不仅开辟了明代章回小说的四种题材类型，而且以其规范的文体格式成为后世章回小说创作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流变史就是“四大奇书”的演变史，考察“四大奇书”的成书经过及其文体流变历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细致地梳理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生成及其流变轨迹。本章从“四大奇书”的版本演变入手，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版本之间的文体差异来透视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发展。第五章明代章回小说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四种类型，划分的标准表面上看参照的只是题材类别，实际上它还潜在地遵循着组织或结构上的准则，在遵从统一文体规范的前提下，不同类型的章回小说有着不同的叙事模式，叙事模式之间的差异又形成了各种类型章回小说文体内部特征的独特性。本章在梳理章回小说四种类型分法的形成历史之后，探讨了在明代即已成型的历史演义与神魔小说的叙事模式。第六章明代章回小说使用插图是一个普遍现象，插图在小说中的主要作用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难度，增加阅读的兴趣，增强小说的通俗性，这种作用是通过图像与文字的配合来实现的。本章将图文结合视为一种叙事手段，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插图版式具有的不同叙事功能来阐述插图对明代章回小说文体的影响。
郭洋洋[3]2016年在《《水浒传》繁简本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浒传》作为一部古代英雄传奇的代表,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自传世以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学界关于其各版本的研究不断增多。本文选择《水浒传》繁本中具有代表性的容与堂本和简本中具有代表性的双峰堂本进行比较,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对比容与堂本与双峰堂本间的差异。本部分将从回目艺术、诗词韵文、人物形象、插图艺术和评点价值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在回目艺术方面,容与堂本比双峰堂本更注意回目的对仗艺术,回目中的人物绰号也用得比较工整。在诗词韵文方面,容与堂本在全文中都有大量诗词韵文,富有文学气息;而双峰堂本的诗词却很少,有一部分被移置页面上方。在人物形象方面,容与堂本刻画的人物比较细致,形象比较丰满、生动;双峰堂本刻画人物的文字很少,人物则显得不够灵动。在插图方面,容与堂本的插图线条优美、画质精良;双峰堂本的插图则线条粗略、人物呆板。在评点方面,容与堂本的评点多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发表评点者自己的观点,情绪比较激烈;双峰堂本则站在作者的角度上,评点蕴含的情绪较平缓。解释造成版本差异的原因,并探究《水浒传》繁简本的关系。《水浒传》各个版本之间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从外在形式和内在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区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本文从传播过程中的出版文化和市民审美等方面对产生版本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首先,由于书坊主重视经济利益而轻视图书质量,致使版本流传、抄录、刻印过程中出现的改字、掉字的情形。其次,由于社会思潮的改变和市民审美的变化,书坊主对小说进行个性化的加工,对文本删改增添。本文通过对比容与堂本与双峰堂本的文本细节,发现双峰堂本有着极为明显的删减繁本的痕迹,认同《水浒传》的简本是删减繁本而来的说法。
张静[4]2017年在《《金瓶梅》叁大版本系统诗词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金瓶梅》有叁大版本系统,分别被简称为词话本、绣像本和张评本,这叁者中的诗词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小说文本中诗词的数量、来源、类别、文本作用、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比较,发现词话本的诗词无论在回首、回中还是回末,其数量都要多于绣像本,而绣像本经文人改写的范围较大、程度较深,从而得出绣像本晚于词话本,而张评本评点的底本正是依据绣像本,后二者都是在词话本的基础上进行删改、加工、进而评点而成的结论。鉴于以上对《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和张评本这叁大版本系统中诗词的比较,本文又深入其文化渊源,中国文学史中诗歌入小说的传统,以及《金瓶梅》中的诗词对后世小说的深远影响等对这些诗词作进一步的探究。我们最终发现《金瓶梅》中的诗词确实具有丰富的文学研究价值,而且是《金瓶梅》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这部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孙步忠[5]2003年在《《水浒传》中诗词韵文的艺术功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浒传》中的诗词韵语,主要用于人物形象刻画和场景描写。小说以“特写镜头式”的艺术手法,使这些诗词韵文尽可能地对刻画人物形象,描摹场景,烘托渲染氛围以及把握情节节奏等,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宋丹[6]2015年在《《红楼梦》日译本研究（1892-2015）》文中研究说明自1892年森槐南的《红楼梦序词》发表,至2015年锦埜文的《红楼梦故事》的出版,日本的《红楼梦》翻译已经走过了123年的历程。在这123年间,共产生了38种日译本,其中含摘译本12种、编译本12种、全译本10种、节译本3种、转译本1种。这38种日译本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笔者利用赴日交换留学的机会,竭尽所能地完成了日译本和相关文献的搜集工作。在此基础上,分为明治、大正、昭和前期、昭和后期、平成五个时段,对38种译本进行了逐一分析与研究,并对由这些译本共同组成的《红楼梦》日译体系的整体特征作了综合考察。本文共七章。第一章是绪论,包含选题目的与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至第七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二章“浅尝辄止——明治时代的《红楼梦》翻译”考察了5种摘译本,分别出自森槐南、岛崎藤村、笹川临风、长井金风、宫崎来城之手。本章重点放在揭开百年红楼日译大幕的森槐南和岛崎藤村这两位译者“一汉一和”的两篇摘译上,详细考察了他们各自的翻译背景、考证了他们使用的底本、探讨了他们的翻译目的、分析了他们的译文文体与翻译风格,并探讨了这两篇译文的翻译意义。第叁章“方兴未艾——大正时代的《红楼梦》翻译”考察了6种译本,分别是岸春风楼的节译本,盐谷温、井上红梅、宫原民平各自的摘译本,平冈龙城、幸田露伴合译的前八十回全译本(即国译本)及太宰卫门的编译本。本章的主角是国译本,笔者重点论述了两位译者的分工、只全译前八十回的缘故、训读体和口语体并存的双重文体、被中国红学界忽视的幸田露伴对《红楼梦》的创见,以及该译本对后来译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几大问题。第四章“战时受阻——昭和前期的《红楼梦》翻译”考察了4种摘译本,分别由野崎骏平、永井荷风、神谷衡平、近藤昌翻译。本章的研究重点是为昭和前期昏暗的《红楼梦》翻译增添一抹亮色的永井荷风的《秋窗风雨夕》译文。笔者重点探讨了荷风的父辈与《红楼梦》的渊源、荷风本人与《红楼梦》的接触、其在小说《濹东绮谭》中引用的《秋窗风雨夕》和翻译该诗时用到的底本、译文采用的和歌七五调文体等问题。第五章“异彩纷呈——昭和后期的《红楼梦》翻译”占据了本文大量的篇幅,因为该章涉及的译本多达17种。其中含出自松枝茂夫(2种)、伊藤漱平(4种)、饭冢朗之手的全译本7种、出自陈德盛、大高岩、石原岩彻、松枝茂夫(2种)、君岛久子、立间祥介、饭冢朗笔下的编译本8种,以及富士正晴、武部利男的节译本和佐藤亮一的转译本各1种。在如此众多的译本中,笔者的研究重心集中在两大方面。首先是松枝茂夫、伊藤漱平、饭冢朗叁位译者的百二十回全译本。笔者从以下四个方向着手研究了他们的译本:第一,考察了叁位译者的翻译历程、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与知识背景;第二,他们各不相同的底本选择模式受到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第叁,他们各自迥异的韵文和散文翻译文体及在这种文体下呈现的各有千秋的翻译风格;第四,他们对先译和自身的沿袭与超越。其次是佐藤亮一据林语堂英文编译原稿用日文转译《红楼梦》一事。笔者在日本找到了备受学界关注的林语堂英译原稿,详细介绍与分析了这份原稿的篇章结构、采用底本、编译特色等,揭示了佐藤亮一日文转译本在篇章结构和翻译处理等方面与林译本的不同之处,提出了林语堂原稿出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六章“连绵不绝——平成时代的《红楼梦》翻译”的研究对象是6种译本,含伊藤漱平、井波陵一的全译本,堺行夫的节译本和王敏、小林恭二、锦埜文的编译本。本章重点论述了井波陵一的全译本与小林恭二的编译本。探讨了井波陵一对原文的高度重视,诗歌翻译回归训读传统等的翻译策略和其融入到译本注释里的、对《红楼梦》独一无二的解读,以及小林恭二用四行诗的形式翻译原文律诗和绝句的独创性。第七章是总论。在第二章至第六章对各个译本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从译者的《红楼梦》观、译本结构、底本选择、文体演变、译者身份、出版状况、流传状况、译本影响的角度对整个《红楼梦》日译体系作了综合考察和归纳总结。
纪德君[7]2016年在《“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错误问题新探》文中认为《水浒传》在描写长江以北的时令气候、地理方位时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的产生当与《水浒传》脱胎于民间说书有一定关系。受口头文学叙事惯例的影响,说《水浒传》的艺人习惯于采用程式化的韵文套语来描写气候风物,这样就难免会出现文不对题的现象。至于其地理描写的错误,则与《水浒传》"聚合式"的成书方式有关。《水浒传》的集撰者为了将各地流传的宋江故事聚合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有意选择了以山东梁山的水浒故事为核心来吸聚其他地区流行的好汉故事的做法,这样就难免要做一些地理方位上的腾挪或改变,而不管其是否符合实际的地理状况。因此,对于这样一部基于口头传统、累积聚合而成的英雄传奇,似乎不宜以考证的眼光审视其气候与地理描写存在的错误,也不宜以此作为实证的材料来证明其作者是一个不懂江北气候、地理状况的南方人。
赵秀华[8]2014年在《水浒传诗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以《水浒传》中的诗词为研究对象。早在小说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就被用于小说，不过当时尚属小说家无意识行为。到唐代，传奇小说开始有意识的揉进诗歌，开启了中国古典小说运用诗词之开端；到了宋元时期，通俗小说蓬勃发展起来，从口头故事，到话本小说，再到拟话本小说，其不但用了诗,而且用了词。这时小说诗词的运用达到了形式多样化，运用手法熟练的新阶段。到了明代，小说依然继承使用诗词的传统，并且处于结合紧密程度不断提高的状态。据统计，《叁国演义》的诗超过198首，而《水浒传》的诗词多达602首，比《叁国演义》多出近叁倍，达到了小说使用诗词数量、密度上的一座高峰，可以说是当时使用诗词成就的佼佼者之一。对《水浒传》的诗词的运用情况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以《水浒传》中的诗词为对象，统计了诗（律诗、绝句等）、词在各个章节的分布情况，并通过图表进行分析总结，得出诗词在小说中使用特点，并对这些诗词的来源进行探索。第二部分，对《水浒传》中诗词的呈现的艺术特点进行了探讨，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为语言通俗易懂、表现手法丰富（比拟、夸张、用典、借代）、意境多样化（恬淡闲适、雄伟壮阔、凄清悲凉、旷达开朗），诗词的这些艺术特点，使诗词能够在渲染环境、衬托人物形象、辅助叙事、议论说教等方面上起到很好的作用。第叁部分，全文的重点部分，重点分析了《水浒传》诗词的内容及功能。主要从四个方面探讨：渲染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塑造人物（描写人物肖像、刻画人物心理、描摹人物动作）；辅助叙事（设置悬念、勾画情节、点明主旨、证明事件）、议论说教。第四部分,从《水浒传》诗词的特点、内容及使用情况，来探讨明代诗词创作特点：语言率真自然、俚俗明白和创作题材的世俗化。第五部分，得出结论：《水浒传》诗词总体水平很高，其成就不可忽视。
张守连[9]2003年在《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文中提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然而，笔者认为所谓中国传统文学在描写的对象和创作主体上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为了正确地了解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思想，必须考究当时的俗文学。说唱文学是俗文学的代表之一。我们有必要在传统文学史中提高“说唱文学”的地位，以便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学史，更加多方位、立体化地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并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从这个意义上看，《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以下简称《说唱词话》)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说唱词话》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被发现的，它所收录的是明代中叶成化七年到十四年(1471—1478年)间的作品，为北京永顺堂刊印，现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可以说是上海的宝物。在《说唱词话》的作品种数和分类上，众多学者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笔者考虑到艺术表现形式和主题思想内容的不同，把它们分为讲史类叁种、公案类八种和宗教类二种来进行研究。 本论文首先述评有关《说唱词话》的先行研究，介绍其发现的过程。 第二章陈述《说唱词话》的成书背景，分为叁节，第一节辨析“饲话”，第二节研究它的生产者和接受者阶层，第叁节评述本书中珍贵的插图的作用。 第叁章分析《说唱词话》的思想内容特征。它表面上阐发了儒教的价值观、佛教的道德观，而同时却包涵着对封建统治阶层的对抗和讽刺。它通过描写有关道教与世俗信仰的结合，使故事内容更加具有神秘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书中反映了大量的民俗文化，如算命、占卜、解梦、元宵节、寒食节、婚礼和祭祀等的习俗。 第四章分为叁节进行研究，第一节研究叁大类即讲史类、公案类和宗教类不同的叙事结构模式特点。讲史类是四段叙事结构，即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公案类的叙事结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叁个阶段结构，另一种是四阶段结构，即发端呻发展→高潮→结局，在此所说的“发端”，指“事件发生”；‘发展’指“案情的暴露、起诉”；“高潮即是“破案过程”；“结局”指“案子的处理”。宗教类的两个作品，在表面上具有叁段叙事结构，但其内在结构可以用韩国盘嗖里的二元结构来分析。在此，二元结构意味着以紧张和舒缓的反复形式来推动故事情节。第二节进一步精心分析各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特点，从中探索、总结了它们具有一定公式的叙事结构模式。第叁节分析了它们的叙述层差，可见其叙事结构并不单纯，而是千变万化，这使故事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第五章着重叙述《说唱词话》的说唱艺术特点，并且探索塑造人物形象的规则，即从二元性的特点来说明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构图。《说唱词话》虽然具有韵散结合体，但明显以唱为主。本文细致地研究了说唱的运用方式，从中提出了〔说」和【唱]各自固有的作用。〔说]部分大致具有四个作用，即事件之间的连接;暗示或预示;【唱」内容的总结或要略;叙述独立的故事或神话的逸话。〔唱」部分一般具有五个作用，即描写某种情况或景物;描写人物外貌、性格、心理;[说]的内容反复叙述或更加详细叙述;事件进行的转换或者场面转换;主要事件的反复叙述。除了【唱]以外，其他韵文形式有【攒十字〕和插久诗歌。最后，分析其谚语和典故的用法，使语言具有娱乐性和教化性的两面性。 第六章阐述《说唱词话》的各个作品与其他文体文学互相影响关系。从中可知，讲史类叁篇中，传说人物花关索是古来民间名将，《花关索传》与研究不同的《叁国演义》版本有关，有关戏曲至今广泛流传。五代的历史人物石敬塘经过宋、元时期的变化，故事情节也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历史记载，到了《石郎验马传》才成为独立的、完整的文学故事。((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叙述唐朝时随太宗征伐辽国、多次建立战功的薛仁贵这一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人了越来越多虚构成分，甚至薛仁贵成为救出皇帝的英雄。有关薛仁贵的故事显示了从历史到平话、从戏曲到说唱、从说唱到戏曲、从说唱到小说等等所有的文体形态之间的转移，其《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则具有桥梁作用。包公类的作品与元杂剧、明清传奇、贵池摊戏、《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叁侠五义》和地方戏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说唱词话》在从元杂剧向明后期的包公小说演化的道路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继承了已存的元杂剧的故事内容，并且把那时在民间流传并上演的故事迭编而刊印出来，影响到明后期的短篇包公案小说集的出现，并一道影响到清长篇小说《叁侠五义》和《七侠五义》。由此可见，说唱、戏曲和小说之间的互相影响关系，揭示了从短篇故事集向长篇小说演化的典型模式。包公类故事，到了《说唱词话》增加了神话的色彩，并且情节内容更加丰富多姿，因此，获得了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中国说唱的形式是从佛教俗讲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说唱本身具有宗教的色彩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宗教传统一道影响到明清宝卷。尤其是《莺哥行孝义传》，显示了从唐变文到明词话、从明说唱词话到宝卷的演化过程。在形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即从以七言为主的佛教讲经，经过明词话中l?
孙艳[10]2005年在《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汉藏语系(以下简称“汉藏语”)为研究对象,描写汉藏语四音格词的基本特征(包括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并揭示四音格词产生、发展的内部动因和外部影响。研究表明,汉藏语系的语言普遍存在四音格词,在特征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非来源于原始汉藏语的共同特征,而是在各自的语言系统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本文认为汉藏语四音格词是语言类型作用的结果。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 绪论。确定研究对象并说明研究的意义;简述汉语和非汉语四音格词的研究概况;提出研究的难点和本文的突破点;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第二章 汉语的四音格词。通过共时描写,说明汉语四音格词是由四个音节按一定的结构规则构成的、结构词化、意义词化或准词化的特殊的词汇单位。尽管四音格词在形式上呈现多样性,构成方式不同,但其结构功能都相当于一个词。历时考察表明,先秦时期是汉语四音格词形成的初期,此期大量的经典文献是后世汉语四音格成语的重要来源;魏晋南北朝的四音格固定语的数量已超过前代:唐五代的四音格词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宋元时期的四音格俗语空前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汉语四音格词的突出特征;明清时期是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接轨的重要时期,汉语四音格词进入了全面、稳步发展的阶段。考察还表明,四音格词始终沿着语音造词和语法造词两条途径发展,而以后者为主要途径。第叁章 汉藏语系中非汉语的四音格词。通过对汉藏语非汉语34种语言四音格词的描写,发现整个语系语言类型特征多样、复杂,分布不均衡。藏缅语族中的语言大都拥有丰富的四音格词,受汉语等同语系语言的影响最少,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本语言固有的四音格词的特征;苗瑶、壮侗语族四音格词的语音形式和结构特征均比较一致,与汉语差别不大。总体上说,非汉语的四音格词在来源和演变发展上都有各自的途径,尚未找到发生学方面的联系,其关系拟似类型学关系。 第四章汉藏语四音格词的共性与个性。论述汉藏语四音格词在语音类型、语法结构和语义特征方面均存在语言类型的一致性。具体表现为:四音格词的语音形式以ABAC、AABB、ABCD为主,语法结构以并列关系为主,语义特征以描写性为主。但不同语言之间又呈现出个性特点,即语音类型分布的不平衡性,语法结构功能的复杂性和语义搭配关系的多样性。本文研究发现,四音格词的出现和丰富与否,与语言类型有着直接关系。具体表现为,缺乏形态手段的分析性语言,一般比形态手段丰富的语言更易产生四音格词。 第五章制约四音格词发展演变的语言动因。指出韵律、双音化、词汇化和重迭是四音格词形成和发展的语言类型动因;语言内部的对称机制、羡余机制、经济机制和类推机制等对四音格词具有制约作用;语言接触和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在四音格词发展演变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正是语言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共同制约着四音格词的发展。 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的意义在于:(l)有助于加深对四音格词的认识。四音格词是汉藏语的一个特殊的词汇单位,具有独特的构造方式。本文从汉藏语不同语言的比较中观察、分析四音格词的共性和个性,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四音格词的属性。(2)有助于语言类型 lI学研究的深化。汉藏语四音格词存在的共性特征,是汉藏语类型学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其深入研究必能在某些方面丰富类型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3)能够为语言机制研究提供新语料。四音格现象的存在与语言自身的机制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类推机制、对称机制与四音格词的产生和发展关系更为密切。(4)能够为历史比较研究补充参考证据。无论四音格词是不是原始汉藏语的共同特征,它的研究成果至少可以成为下位语言亲缘关系的辅证,同时也是汉藏语谱系分类的参考因素。(5)有助于语用研究。四音格词是语言交际中十分活跃的单位,在口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中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四音格词独有的描写性特征又使其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是提高表达效果的有效手段。 本文采用描写和比较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掌握丰富语料的基础上进行微观的、系统的描写,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既对汉藏语中绝大多数语言的四音格词作出共时描写,也选取有代表性的语言进行历时的考察分析。通过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的相互验证,为汉藏语拥有丰富的四音格词提供语言机制方面的解释。本文还对典型语言的四音格词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统计,为整体研究和最后的结论提供了可靠的论证数据。关键词:汉藏语,四音格词,共时描写,历时考察,类型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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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沌乾坤”是如何造成的?——《水浒传》气候、地理描写错误问题新探[J]. 纪德君. 求是学刊. 2016
[8]. 水浒传诗词研究[D]. 赵秀华. 赣南师范学院. 2014
[9]. 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研究[D]. 张守连. 复旦大学. 2003
[10]. 汉藏语四音格词研究[D]. 孙艳. 中央民族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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