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1]2003年在《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与人们生活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息息相关，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素质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基于中国文化特殊背景，我们把青少年对健康的认知放在与时代相关的社会实践土壤中去考察，沿着理论建构→提出假设→研究论证→理论创新与整合的路线，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寻求青少年心目中的健康包含那些具体内容，从理论上、方法上对青少年健康的内在结构、测评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探讨体育与健康效益主客观指标间的影响机制模型，采用干预策略，分析东西方不同体育锻炼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效益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1)根据青少年关于健康的定量分析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整合，建立一个青少年健康认知六因素模型，它包括躯体机能健康、运动体能健康、人格和谐完整、情绪健康、认知健康、社会接触与整合。表明青少年对健康的认识相对比较全面，不仅认识到生物学的健康，而且还表现在与他人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式及对各种事情处理上，与国际健康观相一致。 (2)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问卷调查，研制出【青少年健康评定量表】，心理测量学分析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结果也支持了健康六因素模型的构想，该工具可作为评定青少年健康的有效量具。 (3)着重对制约青少年健康的指标结构进行理论探讨，通过把体育活动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主客观指标引入方程，看体育活动对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形成多级机制模型，了解体育活动如何作用于客观健康状况与健康心理感受的过程，结果表明：在对青少年健康评价影响途径中，体质变量对健康有直接的影响效果，体育生活方式、体育动机定向、身体自我概念等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 变量作用产生直接健康效益的同时又受其他变量的影响，担当“中介变量” 的角色，在提高健康水平上，虽然体质对健康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变量，但 “中介变量”从影响的性质看也起重要作用。通过模型的研究，可以发现对 健康评价影响的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所包含的内容不能互相替代，作用不能 替代，对主客观作用指标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它们共同联结作用通向改善健 康的终点。(4)探究东西方不同体育锻炼方式干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效益因果促进作用，结 果表明:①不同体育活动方式对心理健康产生良好的效益，且表现出锻炼方 式、性别的差异，整体看，参与不同体育活动方式都可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效益，是保持身心健康的有效方法;从测试结果的多重比较分析看，太 极拳锻炼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效益不如其他体育活动效果好，有氧健身操对 青少年的健康评价整体优于民族舞蹈组，其次为健身跑，再次为太极拳，但 太极拳活动对青少年情绪的调节优于其他锻炼方式;②身体自我概念是心理 健康的重要内容，是最能标示和影响情绪和生活调节的人格变量，研究结果 表明:东西方不同体育锻炼方式促进身体自我概念良好的发展，有显着效应， 同时表现出锻炼方式差异:③身体活动对心境具有双向调节功能的平衡机制， 本研究通过青少年参与东西方不同体育锻炼方式对其心境状态变化的探讨， 寻找体育活动的心理健康效益，结果表明:东西方不同的体育锻炼方式都可 以产生良好的心境平衡效益，参加身体活动的个体心境总体上向良性方向发 展，负性心境有所降低或改善，不同体育活动方式及性别因素对青少年心境 变化的效益也不一样，身体活动确实能够改善人们的不良心境，增进情绪性 的整体心理健康效益。
彭传玉[2]2010年在《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与最佳时程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健康的追求,促使人们对体育锻炼功能进行深入研究。本研究在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体育锻炼促进心理效益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和归纳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和局限,发现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研究方法单一、多采用国外的量表测试心理健康消极的方面、研究内容不够多样化。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关于心理效益生理指标测试的相关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心理测量法、实验法、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的影响因素,建构心理效益评价体系,研究体育锻炼心理效益的最佳时程。本研究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心理效益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测量问卷。采用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方法对锻炼心理效益结构进行研究,并对心理效益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探索与整合,构建了体育锻炼心理效益评价体系,包括愉悦感体验、情绪状态、人际感知和身体价值四个维度。在基础上编制了体育锻炼心理效益量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达到0.953,能准确测量体育锻炼带来的良好心理效益。在青少年体育锻炼心理效益的最佳时程研究中,通过采集被试锻炼结束至恢复安静状态间的不同时间段内心率、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同时采用《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量表》和《体力自我感知量表》测试被试锻炼后的主观感受。结果发现,一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后,青少年在愉悦感体验、情绪状态、人际感知和身体价值方面显着提高,男性锻炼心理效益的自我感受好于女性,锻炼心理效益不存在显着的年龄差异；体力自我感知与锻炼心理效益显着相关；不同时程间的体力自我感知与锻炼心理效益不存在显着性差异,但是在锻炼后4分钟至恢复安静期被试的自主神经系统呈现出协调状态。综合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青少年体育锻炼心理效益评价体系包括愉悦感体验、情绪状态、人际感知和身体价值四个维度；(2)本研究编制的青少年体育锻炼心理效益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3)一次性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提高青少年的锻炼积极感受,锻炼心理效益自我感受存在性别差异,不存在年龄差异；(4)体力自我感知是影响体育锻炼心理效益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5)体育锻炼心理效益在锻炼结束后4分钟至恢复安静状态期间表现最为明显。
黄芳, 齐爱丽[3]2017年在《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体育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从心理健康效益的获得方面来培养青少年的体育生活方式,让其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不断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通过体育生活方式释放压力,发展认知能力、控制情绪,获得良好的人格,适当降低应激反应。
王晓[4]2007年在《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高校体育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体质测试法、专家咨询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从探讨大学生体质、体育锻炼、健康知识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联性入手,建构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并提出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操作策略,旨在为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效益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和参考。调查结果显示:有24.20%的调查对象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问题阳性检出率为10.1% ,说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依然严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和其体质之间有同向变化的趋势,即随着心理障碍程度的加重,大学生的体质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态度、行为和其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中从事体育锻炼的态度、次锻炼时间和锻炼的坚持程度等3个维度起主要影响作用;大学生的健康知识水平与健康评价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健康知识结构愈高,其健康自我评价愈高;对自我身体认知结构越高,其体质状况就越好,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研究结果表明:建构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须坚持互动性、主体性、活动性和全面性原则,重点围绕组织领导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和互动运作体系叁大系统进行建设。首先,学校成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实行党政统一领导,下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工作的开展和实施;其次,从提高教育者自身的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两方面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同时,寻找高校体育与心理健康的有效结合点,全方位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促进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益互动的操作策略包括:在教学策略方面,高校体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要讲究有机互动、适度互动和灵活互动;在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上,围绕健康认知教育、心理学习教育、情绪情感教育、意志品质教育,良好的性格教育、人际关系指导、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的培养和自我疗治教育等8个方面的内容,灵活运用多种教法进行教育;在教学时空的选择上,以专题心理讲座、高校体育课程教学、课外体育活动和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为主阵地,并不断拓展高校体育教学时空,充分发挥体育的“育身、育心”功能。提出如下建议:1.建立和谐的心理知识教育系统,全方位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教师全员参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2.创建和谐的体育课堂,促进大学生身心协调发展。3.以大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为载体,融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身体素质练习于运动技能学习之中,采用形式多样而有趣的体育教学方法,使体育教育真正做到“育人、育体和育心”。4.拓展高校体育教学时空,搭建身心良性互动平台。
邹巍[5]2014年在《学校体育设施与社区全民健身资源互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设施是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而加强学校素质教育的有利物质保障。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中小学校的体育教育发展水平日益受到关注,国家在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器材设施、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学校体育教育的各种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然而,通过调研发现,由于学校封闭式管理模式的限制以及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学制安排的特殊性,中小学校的体育设施等资源在周末及寒暑假期间基本处于闲置状态,这种闲置性的浪费现象表明学校体育资源并没有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学校体育也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肩负着提高民族素质,实现全民健身战略的重要任务。政府通过“全民健身计划’'("Fitness plan")的实施,以改善群众体育健身条件为目的同时加大了对社区全民健身设施的投建,“计划”对提高劳动者的全面素质,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学校体育提供了发展的契机。但是,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设施占有率来看,社区全民健身资源仍然未能满足群众健身的多元化需求。这种社区群众健身设施“不足”而学校体育资源“闲置”浪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由此也对改善国家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配置方式,全面统筹、挖掘学校和社区各自的优势,从而实现二者的资源互补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思考。以重庆市云阳县的实证调查数据为依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模型比较其相对效率,结合经济学里的效用论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如果把体育锻炼当作一种投入,那么它将满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投入不断增加时,产出随之增加,直至达到饱和；当投入无止境增加时,产出不再发生变化,效率开始下降。所以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从体育设施配置的数量和规模上一味投入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负担,并且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分析,其使用效率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全面提升当前学校体育设施的利用效率。根据全民健身运动精神,社会(社区)虽然缺乏体育场地等资源,却又具备政策倾斜和补贴资金等优势资源；而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拥有较多的体育师资、体育设施等资源。①所以,如果学校用自己的闲置资源去为社区所用,与社区加强联系,形成资源共享,不仅可以提高学校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从社区获得更多体育乃至其它办学资源；而对于社区来说,学校体育设施的开放无疑会扩大全民健身的资源,为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锻炼需求提供重要途径。可见,学校体育设施与社区全民健身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有效地推动学校打开传统封闭的大门,通过对学校体育设施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科学化的管理实现在校园和社区之间架起资源桥梁,发挥资源共享的作用,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提供政策思路和应用启示。从性质来说,学校体育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社会大众拥有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力,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是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理论基础之一；从目标来说,全民健身运动以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最大化为其价值趋向,社区健身资源是实现此目标的物质保障,因此生命价值理论是全民健身决策的理论基础之一；从效率来说,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能够实现双方效率的最大化,因此帕累托最优理论是分析提升效率空间的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共同为分析学校体育设施与全民健身资源优势互补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且不可否认的是,基于这些理论的现实探索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初见成效,国外配备齐全的全民体育设施以及学校开放、有序的管理体制也引发了我们更深远的思考。然而,国外的经验毕竟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给我们提供借鉴,对于我国的现状来说,理论分析只能为实践提供一个理想状态的假设,基于我国国情而操作的现实案例才能够为学校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提供强有力的可行性依据。研究者通过本人的亲身实践经历,即北碚职教中心与重庆市骞越体育项目的合作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论据,该项目采用“建设—经营一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 BOT)的合作模式使学校通过契约授予私营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学校。该案例充分说明了学校通过转变体育设施管理模式,引入第叁方参与管理体育资源,为学校和社会搭建桥梁纽带,从而实现学校与社会体育资源相互补充。这种校企合作的方式实现了“学校一企业一社会”的“叁赢”,第叁方即企业租用学校场地修建体育场馆,提供体育设施和设备,并充分运用周边资源,吸引在校学生及附近社区居民参与锻炼身体,既保证了企业现金流,更有助于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同时降低了学校自主开放和管理体育设施的风险成本。诚然,要真正实现学校体育设施与全民健身资源优势互补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如政策执行力度有待加强、学校体育设施与全民健身设施的使用功能差异较大、设施投入主体的差异导致资源使用存在矛盾、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与安全保障存在隐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学校、社会双方的协调与配合,也需要为公共产品承担主要职责的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宣传力度、提高认识以转变观念、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推动规范化管理等为其提供政策支持。此外,进一步构建涵盖目标机制、执行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具体运行模式更是二者形成互补的题中要义。
齐爱丽, 黄芳[6]2017年在《贵州省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基于贵州省毕节市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对贵州省毕节市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旨在构建其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的模式,建立并养成健康、科学的体育生活方式。
张文鹏[7]2015年在《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与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校体育政策是指由政党和政府及其他组织为了达成学校体育目标和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所制定的指导方略、发展计划和行动方案,它蕴含了时代特征、社会需要、人才培养规格以及教育方针等诸多的隐喻信息以及丰富的内涵,这些信息与内涵指导并规定了学校体育的运行机制与状态。本文以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的时间维度为轴线,以制度变迁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为视野,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及数理统计法,在对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后,并通过对当代主要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的比较与借鉴,提出了中国学校体育政策进一步改革的路径。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百年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学校体育政策从单一类型转向为复合类型;二是学校体育政策数量的变迁与不同时期的社会事件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叁是学校体育政策主题始终围绕着学校体育教学展开;四是学校体育政策工具从单一工具转向为复合工具;五是学校体育政策目标始终以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为主;六是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主体由单一主体转向为多元主体。2.在对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研究后发现:预防肥胖、减少久坐行为、促进健康以及提升竞争力是当代部分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目标的基本诉求;权威工具、激励工具以及能力工具是当代部分发达国家学校体育政策重点关注与建设的内容;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协作伙伴型、社团主导型以及结合型叁种类型。3.在对中国与当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学校体育政策比较研究后发现:从政策目标看,在坚持"健康第一"的同时,可以将提升竞争力、促进参与以及形成积极生活方式作为今后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治理的新目标;从政策工具看,应对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工具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度调整与改革,加快形成以权威工具升格立法为重点、以激励工具形成活力为抓手、以能力工具为促进的新局面;从政策治理机制看,应该调整中国学校体育的治理层级、进行相关立法以及实施扁平化管理。4.百年以来始终以学校体育教学为主题的政策治理过程,在中国社会、文化以及教育等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中,其政策的溢出效应明显不足。而学校体育政策溢出效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对体育认同的缺失,这种缺失导致了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在落实中陷入了弱化的窘境,并致使学校体育政策的效应难以彰显。5.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工具体系的深化调整与改革,既需要强化中央文件、法律法规等权威工具的运用,也需要进一步推动体育师资培训、资格准入、场地设施以及信息等能力工具的建设,以拨款、补贴以及税收优惠等激励工具来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落地生根。6.中国学校体育政策深化调整与改革的主要路径为四个方面:从理论路径看,要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总体目标的多元化、具体目标的操作化以及实施目标的绩效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权威工具法定化、激励工具多元化以及能力工具制度化;从现实路径看,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协调,实现学校体育政策制定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以促进学校体育政策效应的最大化;从关键路径看,要构建学校体育政策的评估体系,以促进学校体育政策的贯彻与落实,让学校体育政策落地生根;从根本路径看,要从政策上促进人们对学校体育的文化、社会以及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是彰显学校体育政策效益的起点,社会认同是学校体育政策效益实现的关键,心理认同是实现学校体育政策效益的核心。
全海英[8]2012年在《体育活动发展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从3～6岁开始出现，并且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本研究从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对187名幼儿进行了为期1年的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活动的教育学实验，探讨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活动对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假设恰当的、适合幼儿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体育游戏活动可以有效地培养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以期为幼儿体育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在查阅资料、访谈专家和调查幼儿教师及家长后，利用数理统计（SPSS）和结构方程模型（AMOS）对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维度指标，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分为四个维度，其中情感方面包括同情、安慰；利他方面包括帮助、捐助；协作方面包括合作、分享；责任方面包括守信、轮流。调查显示，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其具体情况为，中班幼儿仅在同情行为和安慰行为方面有明显发展；大班和学前班幼儿的帮助行为、捐助行为、合作行为、分享行为、守信行为和轮流均有一定发展。进一步通过实验验证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活动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同时采用教师、家长观察、幼儿谈话、体质测定及个案等方法，为研究提供辅助性依据。研究中的中班是指3～4岁幼儿、大班是指4～5岁幼儿、学前班是指5～6岁幼儿。研究结果发现，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四个维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1.对促进中班幼儿同情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效果；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同情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如中班明显。2.对促进中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促进大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促进学前班幼儿安慰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3.对促进大班幼儿帮助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对于促进学前班幼儿帮助行为的发展，具有明显效果。4.对促进大班幼儿捐助行为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明显；对促进学前班幼儿捐助行为的发展没有作用。5.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合作行为的发展，有非常显着的作用。6.对促进大班和学前班幼儿分享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效果。7.对促进大班幼儿守信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对促进学前班幼儿守信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8.对促进大班幼儿轮流行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促进学前班幼儿轮流行为的发展，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对个案研究的结果发现，故事情境启动下的体育游戏对改善个案的不良行为有一定的作用：首次干预可以使个体不良行为出现频次减少，停止干预会导致不良行为次数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大且未达到原始水平，干预具有维持效应；再次进行干预时，被试不良行为的出现次数频率最低。幼儿体质与其社会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研究中发现，体育游戏对促进幼儿体质健康具有一定作用，但我国幼儿体质测定过程存在普及性差、反馈机制滞后、测试结果误差大等问题，导致幼儿体质评价缺乏科学性，这将使体质与幼儿社会性发展关联的研究受到限制。建议：1.应建立健全幼儿体育教学大纲，增加幼儿体育游戏的比重，以发挥体育游戏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效益。2.应建立健全法制法规以保障幼儿体育游戏的权益，让幼儿在体育游戏中，充分发展个性。3.应加强幼儿教师的体育知识培训，以确保幼儿体育教育过程的合理性。4.重视幼儿体质与社会性发展的相关关系，建立健全幼儿体质测定制度。5.应深入开展幼儿体育教育研究，以使体育游戏为幼儿社会性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谢宜轩[9]2013年在《基于社区体育俱乐部构建社区、学校、家庭青少年体育网络》文中研究表明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正式提出要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青少年体育网络”的表述,其构建发展的重要性从中央政策层面得到突显。实际工作中,社区体育俱乐部这种新型社区体育组织所展现的工作成效与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目的相吻合。本文以基于社区体育俱乐部构建社区、学校、家庭青少年体育网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案例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以场域理论为视角,在梳理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基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之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对社区体育俱乐部组织开展相关活动的现状进行调查,总结其现存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主要研究结果如下：(一)学校、社区、家庭青少年体育网络作为体育场域而存在。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被上升到国家利益和社会民生高度,青少年体育网络进一步通过国家政策被构建成政府介入的政治场,倡导学校、社区和家庭要以供给者身份为青少年联合提供体育产品。但鉴于惯习和资本差异,包括学校在内的叁方供给者在现实中多不能发挥基点作用理顺供给者内部的利益关系,往往产生出离散的行动策略和实践逻辑,从而掣肘着青少年体育网络的有效构建。(二)作为新型社区体育组织,社区体育俱乐部在青少年体育网络中的利益诉求不但与青少年体育需求相契合,还指向于家庭和学校,故其拥有主动与家庭和学校联合为青少年提供体育产品的惯习；不仅如此,俱乐部自身资本的强大也使其惯习外化为有效行动策略和实践逻辑得以可能。(叁)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基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起到了较好的工作成效,参与活动青少年体质健康得到了较为有效的促进。政府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的政治介入以俱乐部为载体得以体现,各家俱乐部开展相关工作都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支持。但出于各自利益指向、惯习和拥有资本的相对差异,俱乐部在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中仍形成了依托行政力量、依托经营手段、依托文化载体叁种各有侧重的组织行为路径,由此在与家庭、学校的合作方式及对青少年体育兴趣、态度、习惯、能力(技能)和体质健康的促进程度上展现出相对不同的效果。(四)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基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展现出时空衔接紧密性、资本互换多样性、教育张弛有度性、效益获得多元性四种基本特征。模式内涵：俱乐部根据拥有资本种类和数量,从自身利益指向出发,以相应的资本互换方式理顺了俱乐部、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供需关系；叁方由此确立了稳定的联合供给结构和机制,以此形成合力使之对青少年体育产品的供给效能大幅提高。模式构成要素有：1、俱乐部拥有资本类型数量；2、俱乐部利益指向；3、俱乐部与相关各方的资本互换方式。(五)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基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共生成行政主导模式、行政—经营主导模式、行政—文化主导模式叁种模式。行政主导模式的特征为：各类资本平均化,利益指向行政化,资本互换随机化；行政—经营主导模式的特征为：经济资本集中化,利益指向市场化,资本互换针对化；行政—文化主导模式的特征为：文化资本突出化,利益指向综合化,资本互换主线化。将叁种模式有效结合,打造行政—经营—文化主导模式,是对社区体育俱乐部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模式的最佳优化方式。(六)以社区体育俱乐部为基点构建青少年体育网络的发展策略有：1、加强构建网络的重视程度,调整政策指向的方向力度；2、保持俱乐部行政隶属关系,把握行政力量的弹性介入；3、促进俱乐部服务观念转变,提升青少年体育服务意识；4、坚持全员性体育发展目标,注重家庭体育的同步发展；5、明晰学社双方的利益诉求,推进学社合作的双向主动；6、敦促青少年课业减负落实,确保政策落实的连贯效应。
参考文献：
[1]. 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D]. 杨剑.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心理效益与最佳时程研究[D]. 彭传玉. 上海体育学院. 2010
[3]. 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研究[J]. 黄芳, 齐爱丽.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
[4]. 高校体育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D]. 王晓. 武汉体育学院. 2007
[5]. 学校体育设施与社区全民健身资源互补研究[D]. 邹巍. 西南大学. 2014
[6]. 贵州省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效益互动模式的研究——基于贵州省毕节市实证研究[J]. 齐爱丽, 黄芳. 统计与管理. 2017
[7]. 中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发展与改革研究[D]. 张文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体育活动发展3~6岁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全海英. 辽宁师范大学. 2012
[9]. 基于社区体育俱乐部构建社区、学校、家庭青少年体育网络[D]. 谢宜轩.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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