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伟[1]2003年在《近代湖南报刊述论》文中认为清末民国是湖南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积极演进的一个历史时期。甲午战后，近代湖南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运动，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本文试图结合社会变迁这个大环境，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拟对近代湖南报刊起步、发展进程及作用和贡献作一全面、系统的考察，进而揭示出报刊事业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同仁。全文共分叁大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维新时期湖南报刊的起步过程及其影响与地位，说明维新报刊开通了办报风气，造就了湖南第一批办报群体。 第二部分具体考察报刊发展进程，文章分四个阶段分析了报刊发展的态势。(一)清末新政时期(1902—1911)报刊的初步发展；(二)民初报刊(1911—1927)发展的新气象；(叁)抗战前报刊(1928—1937)的平稳发展；(四)抗战后报刊(1937—1949)发展的新阶段。说明在湖南人民民主意识逐渐增强，舆论环境总的趋于宽松的大背景下，报刊手段日益进步，发展范围逐渐扩散，社会功能越来越完善，最后与时俱进，完全代表民意，报界舆论一致“倒向人民”，显示社会变迁对报刊发展的决定支配作用。 第叁部分阐述报刊对近代湖南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与作用，说明报刊对社会变迁的反作用。
李晨曦[2]2016年在《维新时期湖南报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维新运动时期,湖南由“铁门之城”变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唐才常、谭嗣同、刘善涵、熊希龄等跳出科举旧制的湖南士绅以办报开新为目的的“合群”之路及近代湘省报业序幕的拉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上述报人视为一个群体,从历史背景、地缘条件等方面分析了该群体的产生；以“成立浏阳算学馆”、“筹办《湘报》”、“《湘学新报》发刊”、“创办《湘报》”四个节点梳理了该群体的形成过程；在考察群体成员主要报刊活动的同时,对群体与本省官员、外省维新志士等围绕报刊展开的联系与互动进行了考察；又从报刊角色观、报刊实务观、报馆经营观叁方面归纳了群体成员的报刊思想与观念,最后,对维新时期湖南报人群体进行了评价,归纳出了湘省报人群体“以社会变局为最大动力”、“同外省同志建立的独特合作模式”、“政商学叁位一体”等特点。本文通过对谭嗣同、刘善涵、江标等与相关人物往来信件的阅读与分析,深入揭示在维新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湘省报人们曲折艰难的合群历程,梳理此过程中湘籍报人们与外省报人、本省官绅之联系与互动,探究了当时报人合群之内在精神动力、联系纽带及合作方式。同时,通过对《湘学新报》、《湘报》等报刊原件,及《翼教丛刊》等当时守旧派声讨文集的阅读,分析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宣传维新变法的效果,考察该群体在梁启超所说“湖南人自此昭苏”、“后此奇才蔚起”这一层面上的影响与贡献。此外,本文还希冀以对报人群体的研究,管窥晚清维新运动之风云际会中湖南近代报业的滥觞与兴起。
韩伟表[3]2006年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迭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刘丽, 胡槿, 杜华[4]2004年在《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论 文一、总论、专题2 0 0 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 ,1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 .陈向阳 .安徽史学 ,2略论中国传统的近代境遇与当代定位 .赵志强 .山东社会科学 ,1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潘荣华[5]2010年在《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大规模的西医东渐发端于19世纪初,传教士具有首创之功。传教士传播西医的初始目标是引领中国人皈依基督福音,但是其结果却造成另一种历史图景：大批传教医生掀起“福音婢女”的神秘面纱,开始把医院作为撒播西医仁爱精神的初始阵地。此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西医学校、成立西医社团、译述西医书籍和创办西医报刊,这些现代性传播工具在将西医传播到中国的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方式注入崭新的现代性因素,特别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的采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价值打破普通人际传播的局限,不仅揭开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序幕,将大众传播工具和传播模式引入中国,标志着中国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而且大大提高西医传播的效果。如果说传教士拉开报刊传播西医的序幕,那么,晚清时期,早期的本土西医群体和留日医学生群体创办的启蒙报刊,则打破外国人操控西医传播权的局面,开创国人主动接受和自觉传播西医的历史新篇章。当然,从其规模和影响上看,自办启蒙报刊尚不足以与传教士报刊相抗衡,但客观上加速了西医传播的本土化进程,对启迪民族精神、谋求救国良策、祛除教会医学的毒魅,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特别是陈垣,在学生时代就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支持收回医学教育权的运动,善于利用报刊的强大宣传和教育功能,开辟一条独特的医学救国之路,他以“着述医”自称,以卫生报刊为阵地,以医学救国为主线,努力宣传救国、保民、强种思想,使救国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彰显和传播。从历史传承和空间扩散上看,民国时期西医传播事业较之晚清时期有空前发展,这不仅表现为西医报刊总量飞速增长,也表现在西医传播事业的历史进程上。虽然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使得西医传播进程呈现出阶段性顿挫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始终弦歌不绝,艰难发展。特别是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报刊总量超过前期任何一个阶段,传播中心也历经数次变迁,先是以上海为全国性中心向周围扩散,抗战时期又移至中西部中心城市和革命根据地,最终形成一个多中心多向性扩散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良性生态的形成,进一步增强报刊传播西医的能力。革命根据地地处偏僻落后的农村,生活环境艰苦,文化教育卫生条件落后,疫病严重威胁军民健康。但是革命根据地克服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广泛利用各种党报党刊和专业报刊,结合其它形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卫生宣教运动。虽然根据地卫生报刊种类少,生存难,但是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下,胜利完成各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把根据地建设成中国卫生宣教事业的先进地区,为各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卫生建设积累了经验,也为解放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推进奠定了基础。革命根据地卫生宣教事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传播主体上看,医校报刊、团体报刊、官办报刊、专科报刊和报纸副刊的纷纷出现,表明多主体传播格局已经形成,组织传播最终成为报刊传播西医的主要形式。首先,医校报刊是教育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师生学术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和弘扬医学救国精神和职业理念的重要平台。其次,社团与报刊共生是当时中国医界的一道风景线。西医群体、西医社团和西医报刊相辅相成,构成医学发展的内部支撑体系,特别是专科报刊,为西医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现代医学体制在中国的建立作了充分的准备。再次,以通俗、简明为特征的报纸副刊纷纷问世,标志着西医传播已经开始由精英阶层向普通大众进行科学教化的等级传播模式。此外,作为政府喉舌的官办报刊,在舆论导向、采编质量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对西医传播事业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多元传播格局下西医传播事业的繁荣,给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文章分别以医校报刊、学术期刊、医团报刊为中心,对西医传播的效果作一宏观考察。首先,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推行学制改革,自办医学院校逐渐取代教会医学校,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西医传播组织,为西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大批后备人才。其次,西医的不断传入预示着西医传播已经从信息接收转变到体制构建上来——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实践模式的本土化。学术社团和学术报刊的问世为西医体制在中国的移植与再造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基础,促进学术研究向专深方向发展,也促成西医共同体的壮大。再次,西医共同体不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而且成为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政府施为、社会参与、服务大众是公共卫生的基本特点。公共卫生制度的建构过程实质上是医学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过程。事实上,西医共同体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卫生制度时,非常注意公共卫生的国家化、社会化和大众化推进,从而指明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问题和发展方向。
江凌[6]2010年在《两湖地区近代新闻史研究百年评述》文中认为两湖地区系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单位和区域研究对象。湖北、湖南两省在地理区域、行政区域、文化区域上都具有同一性或相似性。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长沙、衡阳、岳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相当发达,而近百年来两湖地区新闻史研究成果也时有所见。总的来看,两湖地区新闻史料性研究成果有一些,但有一定水平的专着或文章很少;个案研究有一些,有的文章在考证方面也有一定的力度,但综合性分析的研究成果少;表面性的论述文章有一些,但不少文章堆砌史料有余,论述不足,视角不新颖,视野不开阔。近代两湖地区新闻史研究整体理论层次不高,仍处于史料整理层面上,缺乏有分量的力作。
刘杰[7]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周彤[8]2017年在《近代报刊媒体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灾害频发,战乱连年。在多灾多难的社会大环境下,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体无时不刻的参与其中。《申报》等报刊媒体真实的记录了近代慈善思想的嬗变过程,一方面报刊媒体对传统慈善活动的弊端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积极的改良之策,另一方面积极宣传西方先进的慈善理念,对在中国建立诸如“红十字会”类型的新型慈善组织提出了设想。《申报》等报刊媒体通过报道晚清义赈组织、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世界红卍字会、香山慈幼院等众多近代慈善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概况,宣传慈善组织的慈善业绩和慈善贡献,满足了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认知欲,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知名度,推动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申报》等报刊媒体在积极报道灾情的同时,通过大量发布各种类型的慈善募捐广告迅速凝聚社会财富用于救援,唤起民众慈善意识,营造乐善好施的社会氛围。公布慈善收支账目,关注善款来源去向,为慈善组织搭建征信平台。《申报》作为近代新闻媒体的领头羊,依托本身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晚清时期创办了隶属该报馆的申报馆协赈所,搭建筹款平台,开展灾荒救济等慈善活动。此外,在民国时期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体大胆披露抗日救国捐的账目问题,关注清查事件,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完善慈善组织他律机制,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为代表的报人同时兼具媒体人和慈善家的双重身份。史量才在新闻媒体事业、爱国救亡运动、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公益慈善寓于新闻媒体事业之中,又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开展,广泛的结识当时重要的慈善人士,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媒体人与慈善家双重身份在史量才的身上得到了高度的浓缩。近代报刊媒体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互为所需,互为土壤,两者的密切合作提高了慈善组织和新闻媒体的社会公信力,共同推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两者的双赢。
佚名[9]2002年在《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论 文一、总 论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 .吴剑杰 .近代史研究 ,2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 .李良玉 .安徽大学学报 ,1要多研究转型期的历史 :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 .来新夏 .福建论坛 ,5俯瞰中国近代的新视角 .〔日〕
参考文献：
[1]. 近代湖南报刊述论[D]. 张大伟.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维新时期湖南报人群体研究[D]. 李晨曦. 湖南大学. 2016
[3].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 胡槿, 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4
[5]. 中国近代报刊传播西医研究[D]. 潘荣华. 安徽大学. 2010
[6]. 两湖地区近代新闻史研究百年评述[J]. 江凌.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0
[7].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8]. 近代报刊媒体与慈善组织关系研究[D]. 周彤.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9]. 2001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佚名. 近代史研究.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