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勇义, 邓波[1]2004年在《SSK视野中的技术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做了简要的评析,认为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论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这两个特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应遵循“先解构,后建构”的思路进行。这种思路对于目前很难深入的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次,在分析当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的概念,并且从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多元化、技术创新与社会的整合关系叁个方面,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的内容作了简单的说明。最后,对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葛勇义[2]2004年在《SSK视野中的技术创新》文中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进步的巨大动力，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技术创新实践的顺利进行。国内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近几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呈现出裹足不前，难以深入并有所突破的现状，本文的目的在于找出导致该问题发生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以促进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发展。 除绪论外，本论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里，本文就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做一简单的回顾。认为经济学范式下的技术创新研究和科学技术哲学的技术创新的研究都具有局限性，缺乏对技术创新过程化、发生化的本质的认识。需要引入新的观察视角。 在第二部分里，本文对SSK和SST的理论做了简单的介绍，归纳出社会建构理论的两个重要特征：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经验主义。指出对于技术创新这样的复杂的过程的研究有必要借鉴社会建构论的主张。 在第叁部分，本文通过对一个技术创新的实际案例的分析，尝试着建立起一种新的技术创新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SSTI，即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理论，并就SSTI的基本纲领、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 第四部分里，本文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理论中应当注意的几个哲学问题加以初步的分析，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影响SSTI研究的深入。 本文提出的技术创新的社会形成研究是一种新的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的研究，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意义。理论虽显幼稚，但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技术创新的视角，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李静静[3]2006年在《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风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上个世纪以来,科学哲学领域关注的对象始终是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其它地方性知识边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风水即是一例。随着新兴的科学实践哲学进入人们的视野,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品格日益突显,国内学者开始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地方性知识进行研究。本论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风水活动为对象展开研究,试图从实践角度对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形成过程中的风水活动进行探索,为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实践解释案例。本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主要采用科学实践哲学的观点作为分析风水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支点,纳入时间因素,将风水活动置于“社会、文化、人”的历史环境中,哲学地一窥风水活动诸方面在历史变迁中的展演。首先,通过回顾科学哲学内部出现的若干科学划界标准以及在这些标准下风水活动的科学性或非科学性,发现获得一个严谨、精确而统一的科学划界标准尚存在一定难度。划界标准的最新发展就是希望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多个视界寻找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语境下建构起来的风水活动,这也为本文从科学哲学角度研究风水活动提供了进一步分析的合法性基础。其次,论文引入科学实践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新视角,试图在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案例研究的自然主义描述方式、微观的发生学进路和科学哲学对实践和语境重视的背景下对风水进行一次再考察。研究整理出风水活动的基本实践规范和理论架构;风水实践的主体——风水师在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牵制下深深影响了风水活动发展的轨迹;风水实践操作工具(以罗盘为例)的发展止于“实用性”的满足,用于“权力化”,从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淡出。最后,论文认为中国特有的自然观、文化因素和世俗因素是导致风水实践淡出和理论神秘化加强的重要原因;总结了风水活动被中华文化标准化的深刻原因,指出风水的标准化实质上是理念的标准化,地域性限制仍然强大;提出了实践有效性、风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风水神秘性存在原因、地方性知识与近代自然科学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的文化研究等问题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意义,为科学实践哲学和地方性知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例证性研究。
周丽昀[4]2004年在《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议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的双重效应使其自身的发展陷入悖论之中。随着不确定性、终结论以及其他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影响，现代科学认识论遭遇前所未有的理性危机和表述危机。首当其冲的是科学认识论是否享有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尤其是传统的科学知识观面临巨大的挑战。科学究竟是什么?如何表述科学?谁有资格表述科学?科学将走向何方?面对这些问题，是人云亦云，还是另辟蹊径?凡此种种都需要进行不懈探索和合理性重建。 本着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循着科学观发展的脉络，首先对富有代表性且又互相竞争的两种科学解释方式——科学实在论和社会建构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本文重点探讨了它们共同的形而上学根基，即都是对知识的有效性的追求，都有某种预设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倾向，都从表象走向了实践；然后对他们的分歧，同时也是作为科学观内核的客观性、真理以及方法论等进行了比较，从而勾勒出科学发展的理论图谱，挖掘出科学观的理论根基。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开放视野中的科学研究进行了理论透视和实践扫描。通过对科学史和科学观的梳理和反思，以及对当今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的追踪，进一步指出：由于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客体的无限丰富和本体的归隐以及逻辑不完备的局限，绝对完美、不可替代的科学观是不存在的。每一种科学研究都对科学发展做出了个性化的贡献，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局限性。 论文指出，以往的科学观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将一切对象化这一表象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不能很好地解释科学，也无法实现人的解放。鉴于对科学史以及科学哲学发展逻辑的多重分析，比较有前途的选择是坚持“开放的理性”和“实践的科学”。“开放的理性”要求我们与非理性对话，对科学保持有张力的批判和宽容；要求我们“遗忘”和“沉思”；要求我们“超越”前提而不是结论；并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通。“实践的科学观”除了其认识论意义，更因实践的广阔视角、深刻内涵和整体向度而被赋予更多的存在论意蕴，具有与境性、主体间性、历史性和反思性等特征。在实践的科学观看来，科学是在一个由认知因素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动态网络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并处于生成和流变之中的开放的体系。所有因素构成的“合力”使得科学在有张力的自由之中逐步获得完善自身的力量。这种科学观亦坚持一种“实在”，就是万事万物变化中的不变性，它依然保持相对特殊的品格，具有不断进步的可能。对科学的研究应该回归生活世界，在实践中实现自由的科学和人的解放的汇合，不断达到澄明之境。
李琦[5]2012年在《认知实践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项跨越科学哲学、人类学、农学等人文与自然学科的交叉性研究,旨在以科学实践解释学的视角重新理解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现代科学是当今知识的主体,主流文化中描述自然现象的唯一合法者。科学实践哲学中地方性知识观的提出,为理解非西方的知识体系,以及跨越知识体系间的相互阐释带来一丝曙光。合理性的知识不是唯一的,不存在中立的、完全无理论负载的方法以断言哪一种标准更为优越,然而对民族知识的地方性本质的研究,在传统理解下仍然未能深入文化与实践的层面。地方性知识是一整套知识体系,包括形而上的文化和形而下的技术,传统上从各角度研究地方性知识的问题,往往将其肢解为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疗知识或者天文历法知识等,不仅抛弃了文化信仰、世界观、人生观等成分,而且对于形而下的部分也做碎片化处理。这是对地方性知识解读的一大误区。理论优位的知识观是导致这种误读,以及知识体系间不可通约的矛盾根源。以构造和推广普适性理论为目标的现代科学,有着与传统知识不同的旨趣,因此,必须重新理解“认知”与“实践”,以发掘“地方性”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过程中的表达。认知是分布性的、情境性的,实践包含了此种意义上认知的历史和知识的形成史,以认知实践的方式阐释地方性知识是一条实践哲学解释学道路的实证研究。在中国云南,哈尼族传统的梯田农业十分发达,作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尼梯田经历了上千年的使用仍能保持产量,他们传统上也有一套维持梯田农业和生活的地方性知识,仍在运用。哈尼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源自于此,哈尼族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现代文明迥异,哈尼族传统农业知识与现代农业难以兼容,但是,哈尼族地方性知识有着自洽的逻辑和施行方式。本研究通过分析定居哀牢山地区前后各阶段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阐释了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形成史。随后,又以认知实践的方式阐释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包括关注二者对世界理解的差异,哈尼族生活方式、人生观的变迁,现代农业与哈尼族农业的接触与冲突,以表现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在现代文明下的动态发展过程。认知是携带情境的阐释,认知实践是携带历史情境的、对过程的阐释,而阐释的更高境界是在同一情境下淡化规则的涉入性理解。在尝试对现代知识与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相互阐释中,以梯田稻作系统的灌溉、病虫害防治、肥料的观念和施肥技术、保护生物多样性四个主题作为参照物,通过比较同一目标、同一主题下的现代知识与哈尼族知识的对策,找到涉入性地理解彼此的平衡点,来揭示作为文化与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认知实践只是理解地方性知识的一个手段,既然知识不再以理论为终点,对哈尼族地方性知识的讨论就必然要回到实践之中,地方性知识所持有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应被现代文明所埋没,它的传承需要大力发展传统教育,提倡民族文化来获得；它的创新有待与现代文明相互借鉴,本文给出了以建设哈尼族有机农产品基地为提议的哈尼族地方性知识创新方案。
樊俊丽[6]2007年在《库恩“范式”与SSK科学观》文中研究说明当代着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在20世纪风靡全球,对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许多领域产生了诸多影响,对科学观的影响尤甚。SSK的思想来源于库恩的范式理论,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成为当今科学哲学界勃兴的思潮,它对传统科学观进行深刻批判引人瞩目。对库恩范式和SSK科学观进行对比研究,将可更深刻地理解库恩的范式思想,同时可以探明科学观的发展趋势。作为历史主义代表人物的库恩,与先前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相比,更强调历史、社会、心理的作用。其范式思想的形成,受益于众多前人。所以,本文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库恩范式的思想来源,主要提及图尔敏、汉森、波兰尼等人的有关理论。其次,对库恩范式的内容和以范式为核心的科学观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库恩的范式概念是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库恩用范式来描述和解释科学发展、科学革命以及科学共同体思想的形成,是整个科学观的中心思想。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该书中其定义是模糊的。英国的马斯特曼做了专门的统计认为有21不同的理解,对此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例如我国学者夏基松教授提出了对范式的10种不同理解,等等。库恩面对这些争议,在《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对范式进行了两种分类,一种是综合的,包括一个科学群体所共有的全部承诺,另一种是把其中的特别重要的承诺掏出来,作为前一个的子集。本人认为,不管范式有多少定义,范式的本质就是把人文科学的解释学理解模式引入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吸收了库恩的范式思想,尤其是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相对性、非理性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片面的发展,将传统的科学及其标准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将之与宗教、神话等非科学置于同等的地位。费氏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传统科学观的转向,是库恩范式与SSK科学观结合的桥梁。第叁、四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在第叁部分,首先对SSK的形成过程、理论基础、思想来源以及各个流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做了介绍。其次,将各个学派对库恩范式思想的吸收情况做了探讨。库恩的范式思想是SSK思想的源泉。范式的不可通约、相对性、社会性等观点,挑战了科学的客观性,促进了科学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相对主义的兴起,范式转换的理论,解释了科学发展的机制问题,阐明了科学认识的跳跃式发展路线,质疑了科学的合理性,开辟了新的认识论视域,也为SSK科学观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范式思想倡导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从内、外史的角度对科学进行全面的考察,启发了SSK的方法论研究。总之,从爱丁堡学派到柏林学派,SSK的研究者们从宏观研究走向微观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研究,在总纲领的思想基础上,每个学派又提出自己学派的亚纲领。“社会建构论纲领”、“利益分析纲领”、“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实验室研究纲领”等,都是“强纲领”的亚纲领。由于研究的背景和侧重点不同,致使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不一样。然而,他们的主旨是相同的,尤其在对于库恩范式思想的吸收方面,更是相通的。虽然SSK的研究者有把范式思想的相对性、非理性推到了极端等不足。但是,重要的是它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将科学置于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使库恩的范式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学转向后又开始人类学转向。本文的第四章,就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主要包括对科学文化研究的理解、库恩范式与CSS的比较、科学实践哲学对库恩范式的吸收、库恩范式视域中的CSS科学观共四个部分。就库恩范式对CSS的影响问题,笔者主要从相对性、自由性、多样性叁个方面加以阐述。之所以重点选择科学实践哲学这个学派予以论述,笔者认为它相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更成熟,对科学观的未来发展趋势影响更深刻。它将科学置于实践的层面进行论证,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当今科学哲学的一个新转向。本文创新之处,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库恩范式是如何影响SSK各流派,将SSK不同阶段的科学观变化展示出来。
于洪波[7]2009年在《基于范式的STS学科演进逻辑分析》文中提出STS学科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摆脱初期的幼稚与激进,开始逐步走向成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STS在演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争论和困境,这显示了STS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STS学科的体系化、建制化还有待深入和完善。虽然这些争论和困境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但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整体上把握STS的学术发展方向,进行系统的和全面的研究还不多见。整合STS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提高学术凝聚力是一项基础的和十分必要的工作。本文试图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性工作,旨在充分阅读STS主流文献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有关STS研究成果,结合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解释学等背景知识,从范式的研究视角对STS学科演进逻辑进行尝试性分析与探讨。论文首先基于范式的生成性和层次性等特质,从特征和功能角度对学科范式进行了新的阐述,认为学科范式由逻辑起点、研究进路、解释语境和社会建制四个层面的内容构成。以此为基础,坚持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追溯了STS的近代缘起,分析了现代STS思想在科学论和技术论领域的萌发；运用了跨学科、比较研究等多种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STS学科范式的生成状况,指出虽然STS初步实现了建制化,在STS领域内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产生了持续的主导影响,但为大家所公认的具有内在一贯性的STS整体研究范式还处在生成之中；目前STS研究正呈现多元化走向,其学科范式也在发生着转换。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尽管STS研究的进路可能趋于多元,但其价值诉求越来越趋于统一,并从两个方面解读了STS价值诉求的统一。最后提出了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通过对STS学科进行整合性研究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性认识,为促进STS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一些理论思考和学术努力。
洪晓楠[8]2006年在《科学文化哲学前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热点领域就是文化哲学，随着科学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课题——科学文化哲学研究。本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文化哲学、科学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科学哲学和文化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对科学文化哲学的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中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逻辑与历史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系统地考察、整合了西方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史等(统称Science Studies)的成果，分析了科学文化哲学的四个向度：科学史向度的科学文化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向度的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研究向度的科学文化哲学以及科学哲学向度的科学文化哲学。通过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在分析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文化哲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划界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以及科学客观性问题。 通过讨论在科学文化哲学中科学与非科学划界标准的演变以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的划界问题，考察了在西方引起很大轰动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论证了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的必要性，并站在科学文化哲学的立场对科学划界问题进行评价；通过对逻辑主义的理性观、历史主义的理性观的分析，重点考察了SSK、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理解的新视野、新观点，并进行评价；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客观性、历史主义与科学客观性、SSK对科学客观性的分析，重点研究了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视域中的科学客观性；后殖民主义对科学客观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客观性(如哈丁主张的从“弱客观性”到“强客观性”，朗基诺主张的情境经验论)的理论，并站在科学文化哲学的角度对科学客观性问题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的结论、局限性以及今后研究的前景作了展望。后现代科学文化哲学、后殖民科学文化哲学、女性主义科学文化哲学对科学划界问题、科学合理性、科学客观性等问题研究的实质就在于如何从多维的视野深刻地揭示科学的本质，丰富了科学的形象，拓宽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科学文化哲学将带来科学哲学领域的革命，科学文化哲学将成为整合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门重要学科。
郭明哲[9]2008年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文中研究说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是当代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社会建构论者、爱丁堡学派早期核心人物和巴黎学派领军人物。其开创的“实验室研究”,直接促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继“社会学转向”之后的又一次转向——“人类学转向”;他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构建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英文缩写ANT),标志着科学研究中与爱丁堡学派分庭抗衡的新学派——巴黎学派的诞生。此学派将实验室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技术-政治磋商联系起来,认为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过程中产生,并不具有因果关系,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的实践转向的重大趋势。本文围绕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力求对其科学哲学思想做出全面探讨。主要通过对布鲁诺·拉图尔本人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专着和论文进行翻译、梳理,以把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内涵;并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其科学建构,同时运用对比、逻辑分析等方法,尝试对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深入辨析。拉图尔的学术思想与其研究经历密切相关,受多方面理论背景的浸染。他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术流派中汲取营养,同时反对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权威地位的辩护,批判科学社会学的默顿模式,不满布鲁尔(David Bloor)等人的强纲领对科学知识的对称解释,强调把知识社会学的原理推进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全部知识领域;拉图尔延续了法国科学哲学传统,同时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和符号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实验室、追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使用“网络”这一隐喻,在卡龙(M.Callon)和劳(J.Law)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出巴黎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于拉图尔和布鲁尔之间关于强纲领的论战,其核心是布鲁尔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与拉图尔的普遍对称性原则之间的争论,二人理论的本质不同在于坚持还是消解主体-客体模式,由于所持不同的形而上学标准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相对主义,而争论双方陷入了相同的哲学困境;关于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后SSK)与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耶尔莱(Steven Yearley)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争,集中体现了社会建构内部间在本体论、认识论、科学观上的分歧,分别表现为:社会实在论与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的对立、规范主义进路与描述主义进路的对立、表征科学观与实践科学观之间的对立。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如行动者、网络和代理等需要追溯并澄清,其构建过程需要细致分析;ANT的理论样态展现为普遍对称性原则、行动者网络、转译社会学和经验假说;ANT的理论依据是:区分社会的社会学和联系的社会学,关于群体、行动、客体、事实的性质以及如何书写文本的问题等方面存在五个不确定;ANT的界定难题在于,是否授予非人(non-humans)以行动者的角色、如何进行科学解释、致力于“重塑”社会还是坚持分化和解构;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践本体论意义因此凸显:一种以实践建构取代社会建构的理论。拉图尔的实践转向不但给SSK带来了新的活力,也启发了80年代以来相对沉闷的科学哲学。以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本体论学说为参照,可以追索拉图尔的实践本体论如何成为学术上激进、实践上具批判力的思考基础。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消解了传统的主客体模式,回到混沌、权力与实践的本体论哲学,打破了自然-社会的传统二分法,从整体论上重构科学与社会关系,坚持知识是权力的产物,走向科学实践的考察。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等几个方面均具有启示意义,然而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既是对拉图尔思想的尝试性探索,又是介绍当代国外知名学者学术思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拉图尔的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国内有关拉图尔研究方面的进展,同时对我国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国外科学哲学思想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拉图尔的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改良社会的意涵,或许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新刚[10]2005年在《从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角看SSK》文中研究指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cault 1926-1984)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被很多人称为“权力哲学家”。他对知识、权力和主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知识是由权力建构的,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权力/知识”观。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受后现代哲学家,特别是福柯的影响而诞生的。SSK主要研究了科学知识和社会的关系,认为科学理论、科学事实、科学表述等是由社会建构的。 福柯的“权力/知识”观与SSK有密切的关联。福柯是对SSK影响最大的后现代哲学家,他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从默顿学派向SSK学派的转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他都对SSK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文对福柯的“权力/知识”观进行了研究,考察了福柯理论中的包括酷刑、惩罚、监狱等权力的微观技术支撑系统和包括纪律、层级管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权力的宏观技术支撑系统,以及权力的其它一些特征。并以其为视角来看SSK,得出结论:科学的社会建构就是科学的权力建构。这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全新认识。这种全新的认识,为对科学进行政治分析提供了可能,进而带来了科学政治学的转型。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卓越的工作。 最后,对“科学的权力建构”进行了反思,并对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做了初步阐发。
参考文献：
[1]. SSK视野中的技术创新[J]. 葛勇义, 邓波.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2]. SSK视野中的技术创新[D]. 葛勇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4
[3]. 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风水研究[D]. 李静静. 清华大学. 2006
[4]. 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议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D]. 周丽昀. 复旦大学. 2004
[5]. 认知实践视野中的地方性知识[D]. 李琦.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6]. 库恩“范式”与SSK科学观[D]. 樊俊丽. 广西师范大学. 2007
[7]. 基于范式的STS学科演进逻辑分析[D]. 于洪波. 东北大学. 2009
[8]. 科学文化哲学前沿问题研究[D]. 洪晓楠. 大连理工大学. 2006
[9].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D]. 郭明哲. 复旦大学. 2008
[10]. 从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角看SSK[D]. 刘新刚. 山东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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