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珍[1]2003年在《晚清驻欧使节与海军近代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驻欧使节是指常驻欧洲的外交官。晚清驻欧使节作为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从方法上看，多注重驻欧使节的个案研究，将其作为群体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从内容上看，在晚清驻欧使节与海军近代化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尚缺乏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入手，采用人物群体研究的方法，侧重论述甲午战争前驻欧使节在晚清海军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认识和活动，并指出其发挥的独特作用，认为晚清驻欧使节的这些认识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特点，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不仅促进了晚清海军的发展，而且也成为整个中国社会向近代化方向变异的重要因素，对晚清经济、政治近代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也能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李杰晶[2]2016年在《李鸿章的英国观》文中认为本文通过李鸿章对与英国有关事件的处理、对英国经济、军事、教育的认识和相关实践,以及李鸿章游历英国等一系列过程与活动的考察,探究李鸿章英国观的形成、发展和深化。笔者认为1894年之前李鸿章英国观主要是来自间接途径和方式,而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才让他更直接接触到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本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了李鸿章英国观的形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通过“常胜军”的建立与裁撤、“苏州杀降”事件以及“阿思本舰队”事件接触和认识了包括戈登等众多英国人士。不仅对英国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有了了解,而且对英国试图控制“常胜军”和舰队的指挥权以扩张在华利益有了进一步认识。第二部分,主要写了李鸿章英国观的发展。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通过前人着作、报纸译着、驻英公使等途径认识到英国发达的经济、强大的海军以及先进的海军教育。同时也认识到了经济的发达主要依靠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另外电报和铁路的普及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强大的海军不仅依靠先进的海军理论知识作支撑,更是需要威力十足的舰船作后盾。为了训练北洋水师,李鸿章还重视引进英国海军军官帮助训练士兵,在这过程中士兵素质得到提升,海军管理得到改善,同时中英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矛盾也在加深。李鸿章认为英国海军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海军人才,在于海军教育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种教育模式主要是通过创办学堂和舰船操练相结合的方式。第叁部分,主要写了李鸿章英国观的深化。1896年李鸿章访问英国,在访英过程中,李鸿章主要考察英国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工业建设。公共服务行业主要介绍英国银行、铁路、电报行业的发达。此外通过参观英国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认识到英国工业的发达。此前李鸿章通过驻英公使了解关于英国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此番考察英国议会,对西方政治制度优越性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闫俊侠[3]2007年在《晚清西方兵学译着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文中认为西方兵学的东渐,由明末清初开其端,后来虽由于种种因素而中断,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传教士的再度入华而再次复兴,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呈现出强劲的势头。晚清翻译刻印的西方兵学着作浩如烟海,但目前尚未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及研究。笔者对目前收藏西方兵学译着最为集中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馆藏晚清西方兵学译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然后,在爬梳整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1860年至1895年间的西方兵学译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正文部分除绪论、余论之外,另包括四章。本文第一章“明末清初兵学新知识的导入”,主要在依据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了明末清初引入的兵学新知识点。通过考察发现,此时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范围还很有限,并未与中国传统的兵学体系发生正面的交锋与冲突,更不要说成为一般中国人的兵学常识了。第二章“晚清西方兵学知识的传播(1860-1895)”,通过宏观和微观结合的研究方式,先对该期西方兵学着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全景式勾勒。然后以机构、译员、类别、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并进而探讨了出现这些特点的原因。最后以此期有代表性的译着文本《枪炮操法图说》、《海战新义》为中心,对其进行了个案研究。第叁章“机构与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对该期在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着作的进程中发挥有重要作用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进行了专门考察。首先梳理了该馆此期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着作的情况,接着以译员、种类、出版量、文本选择为切入点,归纳分析了此期该馆兵学翻译活动的特点,然后以中西译员的代表(舒高第、傅兰雅)为线索,梳理他们翻译兵学着作的情况、种类及影响等,以考察中、西译员在兵学翻译活动中各自所做出的贡献,最后选择该馆其他译员若干比较重要的译着文本进行个案介绍。第四章“文本的价值——以《普法战纪》为例”,从文本价值的角度,对王韬编译的《普法战纪》进行个案分析。首先梳理了该书的编撰过程,接着对该书的版本内容、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然后又探讨了该书中所呈现出的王韬的军事思想,最后揭示该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附录一“晚清西方兵学译着知见录”,系以笔者所见兵学译着为基础,参以晚清各种西学目录及大量文献资料编制而成。附录二是本文所征引的文献目录。
张传磊[4]2010年在《晚清驻外使臣与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引进（1875-1895）》文中研究说明洋务运动时期的驻外使臣是近代中国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知识分子,也是晚清中国探寻东西方富强之道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出使驻外期间,他们作为中外交流的中介,积极购办军舰、枪炮、弹药等武器装备,雇募外国军事技术人员,参与军事留学生的管理,翻译并编撰军事技术书籍,并通过日记、奏折、函电等形式及时而详尽地将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的有关情况传回国内,供决策者参考。这些积极作为客观上促进了晚清军工企业的发展以及新式军队训练的转型,甚至促进了“道器观”的嬗变。然而,由于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风气仍然相当凝滞,传统思想的桎梏仍然普遍存在,晚清中国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的活动缺乏宏观的考量和完整的规划,急功近利,“重器轻技”,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
杨芳[5]2005年在《宗藩体制与晚清外交》文中研究指明宗藩体制是中国的传统的外交体制。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潮流的发展,传统宗藩体制的解体和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已不可避免。晚清时期,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前,从国际背景来看,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本扩张的目的,为了获得一个有利于贸易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局面,一直试图使清政府主动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承认他们的文明,接受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并实行近代化的改革,以确立他们所习惯的通商和外交的“国际惯例”。从国内来看,在资本主义扩张潮流的刺激下,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务实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外交往的不可避免性和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并开始主动谋求外交近代化的努力以适应中西之间的交往。但是,近代外交体制的确立却最终表现为战败后外力强逼的结果。故此,探讨(examine)传统宗藩体制与晚清外交的关系,揭示传统外交体制下的制度、机构、外交政策、观念、心态和守旧势力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束缚和影响,不无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鉴于目前研究现状存在的不足和需求,着重就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一、晚清外交的国际背景和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国家的对华外交政策及影响;二、鸦片战争以来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寻求外交近代化的努力和主动性;叁、晚清宗藩体制的演变及解体的必然性和微观原因; 四、宗藩体制及宗藩体制下的旧势力对晚清外交近代化的影响。晚清中国的国际环境和资本扩张世界潮流刺激下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士思想的新变化不仅直接影响着晚清宗藩体制的变革,而且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传统外交体制和旧势力对晚清外交的影响之
刘振宇[6]2014年在《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如果把近代中国人留学史比作一首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那么留美、留日、留欧等具体留学活动则是构成这首交响乐的各部华彩乐章,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谱写出近代中国学子为求国强民富而负笈海外、刻苦求学的一幕幕动人故事。作为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苏(俄)史是学界较为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内容,其中又尤以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两次留苏热潮为重中之重,有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而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则是留学苏(俄)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学界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亦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留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占有与使用大量档案史料与各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及多种研究方法,从全新的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的视角出发,对晚清时期留俄教育的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学生状况、学习内容、管理体制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其作用与历史影响予以重新审视和评价,并着重分析了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对晚清留俄教育的重大影响,以及晚清留俄教育对当代中俄教育交流乃至文化外交具有的启示与借鉴。本文结构大体如下：第一部分是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和研究现状,阐释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本选题的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第一章。本章主要分析了晚清留俄教育产生的历史基础与动因,并对本选题研究应用的文化外交理论进行了阐述。具体而言,晚清留俄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中俄外交关系形成的基础之上,并深受两国对文化外交的不同理解及具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自17世纪中俄外交关系建立后,中国与俄罗斯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即表现出明显差异性,特别是在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上更是如此。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通过派遣宗教使团、留学生、交换书籍、汉学研究、汉满蒙语教育等方式积极开展对华文化教育交流,而清政府则仅仅在俄语教育上稍有建树,表现可谓消极。借助文化外交理论进行分析即可发现,中国与俄罗斯在外交传统与现实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别,导致了其时中俄文化教育交流不平衡局面的出现。基于对外扩张传统与寻求更多在华利益,俄国为深入了解中国而积极开展多种对华文教交流活动,试图利用文化外交手段达成目标；出于保守外交传统与防范沙俄入侵的目的,清政府则在对俄文化外交上采取防卫策略。中俄两国在文化外交上的不同认识与策略,最终决定了晚清留俄教育的性质、起源及发展走向。第叁部分是第二章。本章主要阐释了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与早期发展状况。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应付日益严峻的外交局面与顺利办理外交事务,开始建立外语教育机构培养通晓外国语言的学生。俄语教育借此时机获得一些发展,培养出一批能够掌握俄文俄语的学生,这就为晚清留俄教育的起步创造了必要条件,提供了人力支持。随着清政府陆续向西方列强派遣各类外交使团,掌握俄语及其他语言的中国学子得到了赴俄国实地学习考察的机会,借此时机锻炼语言与外交技能。由是,晚清留俄教育开始起步,“随使游历”、“住馆肄业”、“官员游历”等不同类型的早期留俄活动就此相继诞生,并在学习性质、学习过程、学习内容等方面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点,体现了晚清留俄教育在发轫阶段的特殊性。第四部分是第叁章。本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初留俄教育步入正式化阶段后的发展状况,重点探讨了这一时期官费、自费留俄教育的演变过程、留学情形、管理体制的确立与运行等内容。伴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留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及中俄关系的发展,留俄教育亦一改此前的非正规形式,转而开始正式化,官费、自费等不同类型的留俄教育渐次兴起,留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不仅分布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及远东、中亚地区的部分城市,还在俄国实际控制下的中国领土出现,展演了中国人留学史上最为特殊的一幕。留俄教育的正式化,也对清政府的留俄教育管理提出更多要求。因此,留俄教育管理体制随清政府对留欧教育的管理而逐渐成型并最终独立存在。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晚清留俄教育的结局、意义、特点与历史影响。清王朝覆灭后,晚清留俄教育的发展进程虽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自身特点而未致中断,于民国初年仍旧延续,留学管理的职责亦由地方接手,直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才宣告终结,留苏教育随之开始兴起。基于晚清留俄教育起源的特殊性,其不仅在留学生派遣、选读专业、留学政策、学业生涯、学生任用等方面具有与留学其他国家教育截然不同的特点,而且通过培养的留俄学生对中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国内政局产生了直接的、突出的作用。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本选题的主旨,即中俄外交关系与文化外交策略对晚清留俄教育具有决定性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语。本章主要在总结晚清留俄教育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力求以此为借鉴,对当代中俄如何开展留学教育乃至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俄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晚清驻欧使节与海军近代化[D]. 李华珍.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李鸿章的英国观[D]. 李杰晶. 安徽大学. 2016
[3]. 晚清西方兵学译着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D]. 闫俊侠. 复旦大学. 2007
[4]. 晚清驻外使臣与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引进（1875-1895）[D]. 张传磊.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0
[5]. 宗藩体制与晚清外交[D]. 杨芳. 山东师范大学. 2005
[6]. 外交与留学：晚清留俄教育研究[D]. 刘振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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