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驭日[1]2004年在《国防科研投资的制度成本问题探讨》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主义制度成本理论核心的观点认为交易涉及到实际资源的使用,因而交易是有成本的。交易过程中的成本即制度成本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效率。新制度的安排便是为了节约交易中的制度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目前,我国国防科研投资过程中,存在着“拖进度、降性能、涨费用”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防科研投资的配置效率。制度成本过高便是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把新制度主义制度成本理论引入到国防科研投资中来,在对我国现行的国防科研投资体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制度成本的主要特点及构成要素,并对投资过程中制度成本过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降低国防科研投资制度成本的一些措施。
柴煜[2]2009年在《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激励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激励机制是指,政府、军方为了实现装备保障的军民一体化,所采取的可调动企业积极性,并约束企业行为的对策框架。从理论上讲,符合我国国情军情的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激励机制应当考虑叁个因素:产权激励、专用性投资激励、逆向选择的克服。产权激励的本质是明晰产权和降低制度成本,这是在目前我国环境下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装备保障领域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办法。专用型投资激励的作用在于降低资产专用性给企业带来的损害,消除企业参与装备保障的顾虑,达到激励微观主体的作用。而克服逆向选择则要激励企业传递真实信息,解决军方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防止装备保障市场逆向选择现象的发生。分析完激励机制的叁个因素之后,可看出这叁者对激励机制的支撑作用和其中的层次性,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对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激励机制的要素构成、层次构成、激励过程、激励机构进行了设计。之后,从法制建设、经济杠杆、信息技术等方面构建运行平台,同时提出绩效分析思想和方法,保证激励机制的良好运行。
廖鸣[3]2008年在《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研究》文中认为国防科研成本控制是国防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各国对国防科研的投入日益增长,加之科研成本对生产成本有决定性作用,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此,本文以国防科研成本控制为研究课题,来考察我国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的系统构成及其功能机制。并在分析我国国防科研成本控制制度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理论研究,认为我国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系统应当具备叁层结构。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系统的叁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是决策系统,军方通过成本预测和成本决策来做好事前成本控制,对应国防科研的决策阶段;第二个层次为管理系统,军方通过综合运用协调、激励、监督等职能对国防科研成本合同进行管理,并通过建立成本控制评价体系来进行事后成本控制;第叁个层次为执行系统,军方与科研部门进行协作,主要由科研部门在国防科研成本形成过程中实施事中成本控制。本文通过对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系统叁个层次的展开分析,进行了相关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希望能对我国国防科研成本控制体系的改进有所帮助。
杨筱[4]2015年在《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知识产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国防知识产权是国防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不仅能够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还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然而,当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大量国防知识产权停留在一次性任务应用,甚至作为技术储备被束之高阁,创新驱动效应不明显,还处在从发展拉动创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必须加紧研究推进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方式方法。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从治理的角度研究了如何推动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问题。治理的目的在于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保障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更好地进行。以国防知识产权交易为分析对象,从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逐步构建出适用于多样化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治理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国防知识产权及其交易本质研究。首次提出国防知识产权具有资本属性,具有保值增值的本质特征。推动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重要价值在于让国防知识产权在参与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实现保值增值,并激励创新,最终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其驱动作用不仅表现为提高战斗力和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还在于驱动经济增长。但定量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驱动效应不明显,因此需要研究如何对国防知识产权交易进行治理。2、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系统分析研究。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方式的实质是制度安排,本文详细分析了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交易主体、交易关系、交易现状和制度环境,提出了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四种交易属性:保密性、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其中保密性是国防知识产权转化交易与其他交易相异的首要属性。3、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四种治理结构研究。分析表明,为降低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交易成本,治理结构必须与交易属性相匹配,根据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交易属性,将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治理结构划分为:市场治理、科层治理、双方治理和叁方治理四种,从而创造性地构建出多样化的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治理体系。四种治理结构同时存在、各有特点,是相互竞争和相互替代的组织资源配置方式。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存在本质上的优劣,只有与国防知识产权交易的交易属性相匹配的治理结构才是适用的。针对每种治理结构的特点和不足,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案例分析、建立数理模型、博弈模型等方法,提出了完善的相关办法。
许瑞芳[5]2007年在《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认为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强弱关系到我国国防科研实力转化为现实战斗力的能力,并且对保障国家安全、提高科技水平、促进民用部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世界各国普遍加大了对国防科研投资的力度,并且采取了许多增强其经济效应的措施。在各国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世界不安全因素增多及世界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如何增强我国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以获取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因而,分析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问题及其策略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的重要课题。而结合现实情况并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就显得极为必要。国防科研投资的经济效应主要是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文中,首先对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这种特殊的“外部性”现象进行了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的分析;接着探讨了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产生机理,这主要包括对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产生渠道和影响其经济效应发挥的因素进行的分析;之后运用美国的相关数据对前述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最后结合我国现实状况,具体分析了我国“弱经济效应”的产生原因,并给出了如何增强我国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的四条建议。
肖海军[6]2007年在《营业准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营业作为特定主体谋求以财产增值和财富增长为目的的营利性活动,具有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相互统一、自利性与利他性的互为依存、国别性与国际性的一体互通等本质属性,此属性决定了营业本身的正当性。营业准入,即民事主体进入营业领域进行营业性投资或从事营利性活动受法律或政策预设条件和程序之限制程度的概称。营业准入制度是特指国家在规制民事主体和交易对象进入营业领域或交易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具有内在系统性与行为约束性的相关法律规范、政策措施之总称,其要素构成包括主体要素、营业准入对象、营业准入规则、营业准入管制措施等四个方面,其内容涵盖营业主体资格准入制度、企业组织准入制度、产业领域准入制度和域外市场准入制度等四个方面。营业准入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制度所在地的经济自由,代表其市场开放程度,决定着国民实际的经济、法律地位。营业准入制度实质上反映了国家与民事主体在营业领域的权力与权利的划分和利益分配关系,从权源的角度来分析,营业本为民事主体之应然的、正当的权利,因之,营业准入制度的目的意义就不应对民事主体的营业权利进行限制,更不得任意禁止,而是应当保护、鼓励、促进和规范。设立营业准入制度,就决定了投资和营业的进入或退出存在制度成本,此即营业准入制度成本,特别作为营业进入的额外代价,营业准入制度成本主要由营业进入过程中额外支出的费用和不应损失的利益两方面构成,其中额外支出的费用之具体形态包括申请支出、行政许可费用、权力寻租费用以及营业规避所发生的消耗等多个方面;不应损失的利益则包括机会利益丧失、期待利益损失、资本价值闲置等多项内容,自然,改革或调整营业准入制度,就必然会对营业准入制度成本的构成变量产生影响,从而或刺激、鼓励交易,或阻碍、限制营业。与此同时,因有营业准入制度成本的存在,从而决定了营业准入制度的效应属性,即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由于其准入制度成本低,会产生消费性投资向营业性投资的转化效应、动态投资的雪球效应、产业的资本集聚效应和地区集聚效应等正向效应;而限制或禁止型营业准入制度因其准入制度成本高,则会产生营业组织形式和营业方式创新的抑制效应、资本挤出效应、民间资本逆向选择效应等反向效应。因此,只有选择自由的、开放的营业准入制度,才是刺激投资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增长、增进社会福利、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最佳途径。基于此,我国未来应选择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从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整体构建,即把“营业权”或“营业自由”载入我国宪法,以最高法律形式把应然的营业权利宣示、确认为国民基本的法定权利,为营业准入制度的设置奠定权利基础;作为专门调整营业关系的商法应以营业自由为基点来平等分配营业初始机会,保障民事主体自由获得营业资格以进入营业领域;选择并不断完善例外主义营业行政许可的制度范式,把主体投资自由、企业营业效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市场交易安全等价值有机地统合起来,充分释放投资主体和营业主体的营业权能,激发营业当事人的创业积极性;通过营业领域的普遍开放、市场一体化建设、反垄断立法等营业竞争机会平等化的制度构架和中小企业营业促进政策、产业指导政策等营业竞争效益持续化的政策支持,来构建一个自由的、公平的、既充满活力又井然有序的营业竞争环境。
谷颖[7]2011年在《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军民融合的视角研究国防科研投资,探讨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内涵、依托方式、基本思路和实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涉及国防、经济和社会叁个系统的复杂关系。军民融合是一种状态,而非过程;军民融合是同时出现的一组相对应概念,“军”与“民”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和内容。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是一个总体上的均衡概念,既是投资主体的“军民融合”,也是投资目的的“军民融合”。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式发展是世界主要国家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既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可行性表现在:军用科技与民用科技的兼容性不断增强,投资主体有共同的经济动因驱动,民营企业部门明显的发展优势为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正在形成。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的特点包括:(1)投资来源的多元化,(2)投资目的多元化,(3)投资决策的战略性。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军事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主要国家在推进国民经济发展时大都采取了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根据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利益需求的变化,既有“军转民”,也有“民参军”,还有军民并行。美国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采取以军带民的模式,先后实施“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催生和带动了核工业、航天、计算机、GPS、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日本在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上采取的大多是先民后军、“以民掩军”模式,瞄准未来高技术,为国防建设积累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则是军民并行的全球导航服务发展项目,既带动了欧洲国家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提高了欧洲防务与安全保障能力。还有俄罗斯的“军转民”模式,以色列“以军促民”模式等等。根据国防科研投资类型的分类,实现国防科研投资的军民融合,可相应地采取“嵌入型”、“互动型”和“依托型”叁种模式进行相应的国防科研投资。当政府决定实现某种国防科技产出活动时,可直接投资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即“依托型”模式;可通过招标的方式按合同订货将国防科研任务交给非国有企业,即“嵌入型”;介于二者之间的情况,可采用“互动型”国防科研投资。应用经济学模型,对军民分离时与军民融合时国防科研投资规模与社会最优需求水平进行比较。从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可以确定最优的国防科研投资规模,在经济社会的可承受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协调性。实现我国国防科研投资军民融合的对策是:加大R&D投入,多方快速积累国防科研资本;优化投资结构,全面提高国防科研投资效益;对接供需平台,实现国防科研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军民融合的相关法规法律;实现双向转化,拓宽军民共享成果转化渠道。
宋兰旗[8]2011年在《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校筹资制度是与高校筹资相关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高校筹资制度是高校获取资金的保障,与高校的运行密不可分,也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完善的高校筹资制度可以促进高校的发展,反之,将阻碍高校的运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高校筹资制度经历了由单一筹资制度向多元筹资制度变迁。多元筹资制度对于促进中国高校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国内高等教育需求也出现了多样化。各高校在努力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资金短缺越来越成为其发展的瓶颈,现有的高校筹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因此,探讨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围绕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这一主题,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从高校筹资制度环境、高校筹资制度安排与高校筹资制度变迁等方面对高校筹资制度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筹资制度实践,借鉴国外高校筹资制度经验,对我国高校筹资制度进行了创新设计。一、高校筹资制度研究综述及评析国外学者研究高校筹资制度早于国内学者。改革开放后,国内学者才逐步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是否存在筹资制度、政府与市场在高校筹资中应发挥的作用、高校筹资制度结构、高校筹资中的产权与交易费用、高校筹资途径等方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已有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尚未构建系统的高校筹资制度理论框架,等等。二、高校筹资制度环境研究高校筹资制度环境对高校筹资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高校筹资制度环境由存续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对高校筹资活动起约束和激励作用的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构成。社会结构叁分法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叁大领域构成的,因此,高校筹资制度环境主要是由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构成。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决定或影响高校筹资制度的建立、运行、效率和变迁。叁、高校筹资制度安排研究高校筹资制度安排研究界定了不同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高校筹资制度安排应符合效率性、公平性、客观性、协调性、完整性与稳定性标准。高校筹资制度的形成过程就是高校筹资制度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高校筹资制度安排受制于制度供给和需求。四、高校筹资制度变迁研究高校筹资制度变迁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在捍卫既有利益与争取更多利益的过程中进行博弈的结果,有质变和量变两种形态。高校筹资制度变迁需要动力推动。高校筹资制度变迁动力是一个集合,主要子动力有:生产力发展引起高等教育需求的变动、社会基本制度环境的变革、利益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突发或偶然事件的发生和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等。高校筹资制度变迁具有不同的类型。受高校筹资制度环境、制度成本、利益最大化者对既有利益捍卫以及历史与经验等因素的影响,高校筹资制度在变迁过程中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五、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实证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校筹资制度经历了单一筹资制度阶段、多元筹资制度探索阶段、多元筹资制度发展阶段和多元筹资制度完善阶段的历史演进。在演进或变迁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中国现行高校筹资制度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支持制度、学杂费收取制度、负债经营制度和其它自我筹资制度等方面。六、国外高校筹资制度与启示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高校筹资制度,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高福利国家,还是低福利国家,都十分重视高校筹资制度在保证高等教育发展、提高高校运作效率和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高校筹资制度体系。历经多年的发展与改革,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高校筹资制度构建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对这些国家的高校筹资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可以为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七、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建议本文结合中国国情,依据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借鉴国外高校筹资制度的成功经验,从高校设置制度、财政支持制度、学杂费收取制度、负债经营制度、自我筹资制度和高校筹资制度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建议。
张伟[9]2005年在《美国民间机构参与国防研发的政府引导研究》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方兴未艾,美国在这场新军事变革中起步最早、水平最高、进展最快,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高新军事技术优势。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吸收借鉴美国在发展国防科技研发方面的成功经验。基于这一理念,本文系统分析了美国民间科研机构在国防研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选取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激励引导民间机构参与国防研发的叁种典型方法——资助方式、设计与技术竞争采办方式和独立研发补贴方式,进行分析。运用要素分析法,利用激励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论述美国各种引导方式的制度设置、取得的效果、优缺点、成功实施的制度条件和环境因素,使我们对美国引导民间机构方式的制度设置和措施在宏观上有所了解。然后分析我国国防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借鉴美国各种引导激励方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制度设置,得出一系列启示,如加快军民科研体系融合,增强公平竞争的深度和广度,采取灵活有效的激励方式,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等。据此提出改革我国国防科研体制,提高国防科研能力和科研投资效率的建议和措施。
贾国雄[10]2010年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经济体制的世纪演进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与转型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环。本文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希望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变迁与转型做一个全景式的探讨,从而发现新中国60年来经济体制变迁的内在规律。本文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从国家(政府)和成本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围绕计划经济体制怎样形成和怎样变迁这样两个有逻辑联系的问题展开,经过理论分析和史实佐证,得出了一系列有新意的观点。全文共有9个部分,除去开头的导言和结尾的结论两个部分,主要内容共有7章,各章的要点如下：第1章,计划经济从理论模式到现实体制。主要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模式(我们称之为计划经济理论模式)与计划经济现实体制的各自特征,探讨了计划经济现实体制的理论源头。该章的基本观点是：计划经济现实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极端模式,计划经济现实体制显性的和主要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思想,而李斯特等人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对计划经济现实体制有重要影响,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现实体制的一个隐性理论源头。第2章,国家效用与制度成本：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与变迁的分析框架。本章首先对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了一个梳理,然后利用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和解释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与变迁的框架。本章的主要观点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是国家在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制推动制度变迁的结果。资源全球化时代国际暴力竞争所造成的强大外部压力不断强化着落后国家的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外部压力之下,国家(统治者)在选择经济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把实现国家安全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也即最优先的效用),国家主导型经济的极端模式——计划经济现实体制是实现国家这一优先效用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强大政府的传统以及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现实使得工业落后的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构建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本相对低廉,这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国家得以形成的根源。当计划经济体制建成以后,体制的运行成本和维护成本产生。由于计划经济现实体制未能充分考虑到民众(制度的接受者)的效用实现问题,所以,民众对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出不满意,计划经济体制也就表现出非均衡性。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与维护成本的不断增加,制度变迁的需求就会出现。由于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本过高,所以,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进而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就有可能给制度的决定者和制度的接受者双方都带来制度净效益,于是,制度的转型也就有了发生的可能。第3章,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本章首先分析了外部压力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精英们经济思想的影响,接着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路径和计划经济体制产权基础的形成过程。本章形成的主要观点是：资源全球化引发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以及中国国内相对较低的计划经济体制构建成本影响了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精英们对中国经济制度安排的考量,形成了有利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意识形态氛围。在中国近代经济体制的演进过程中,匡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使得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条件逐渐完备。而苏联已经建立和运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又降低了制度设计成本。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最终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第4章,计划经济控制系统的建立。主要是分析和介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叁大控制系统——人民公社制度、单位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本章的基本观点是：生产资料公共产权的建立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完成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又在农村创建了人民公社制度,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的组织与控制；在城市创建了单位制度,实现了对城市居民的组织与控制；最后还通过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固化下来。人民公社制度、单位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这叁大控制系统的建立使得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变成了一个可以运行的体制。第5章,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成本与运行效率。主要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成本与运行效率的变化情况。本章的基本观点是：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的时候,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也就跟着产生,由于受到体制运行条件的影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呈现出由低走高的变化趋势。体制的运行成本决定着体制的运行效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效率由于受到运行成本变化趋势的影响,总体呈现出短期高效而长期低效的态势。第6章,计划经济体制变革要求的出现与早期变迁。本章主要是通过探讨计划经济体制的离散问题以及国家为解决体制离散问题对该体制进行的维护与调整。本章的主要观点是：计划经济体制是国家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目的是由国家把民众的生产剩余强制配置到需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中去,从而尽可能快速的实现建立强大国家的目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效用取向决定着该体制的接受者——民众的效用无法很好的实现,所以,计划经济体制一经建立,民众就有了变革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这也决定了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非均衡的制度。民众变革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未能立即推动体制转型的发生,但造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离散趋势。由于体制的国家效用尚未得到满足,所以,为了消除体制的离散趋势,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加重了制度的不均衡性,给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带采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了降低体制的运行成本,国家又被迫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一些调整,在有限范围内保留和吸纳了一些非公有制因素,非公有制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一些“计划外”的因素,这在一定程度的缓解了计划经济体制运行造成的高昂的社会成本问题,但却增加了国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维护成本。第7章,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本章探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型要求的提出与转型的条件,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转的方向与内容,总结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特点。本章的主要观点是：当中国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基本建立以后,统治者最优先的效用——安全效用因为综合国力的提高而基本得到满足,而原来处于次级地位的效用——获得民众的认同成为国家统治者效用层次中新的最优先考虑的效用。于是,国家有了提供新的制度安排来实现新的优先效用的动机,国家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愿望出现。而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减轻了国家所受到的外部压力。内外在条件的变化一方面增加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另一方面相应降低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这就为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启动提供了契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以及该体制早期变迁产生的一些影响最终决定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型的内容和特征。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体制由原来国家控制一切资源的这种极端模式逐渐过渡到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以上观点的综合,我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形成与变迁历程体现了“两个必然”,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历史的选择与存在,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变迁与转型,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总之,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与转型都是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当然,与这一结论相关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国防科研投资的制度成本问题探讨[D]. 曹驭日.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4
[2]. 军民一体化装备保障激励机制研究[D]. 柴煜.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9
[3]. 国防科研成本控制研究[D]. 廖鸣.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8
[4]. 国防知识产权交易治理研究[D]. 杨筱.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5].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国防科研投资经济效应分析[D]. 许瑞芳.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7
[6]. 营业准入制度研究[D]. 肖海军. 湖南大学. 2007
[7]. 军民融合式国防科研投资研究[D]. 谷颖.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1
[8]. 中国高校筹资制度创新研究[D]. 宋兰旗. 吉林大学. 2011
[9]. 美国民间机构参与国防研发的政府引导研究[D]. 张伟.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05
[10].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变迁研究[D]. 贾国雄.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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