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1]2017年在《子女数量、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更加受到关注。中年人即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又要为子女提供各种支持,肩负着双重压力,其生命质量也备受关注。自评幸福度是衡量生命质量的重要指标,它不仅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体现,也是其精神生活满足的反映。我国历来就有"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的观念,传统观念认为父母的养老保障和幸福度与子女数目呈正相关关系,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养老越有保障,幸福度也越高。然而又研究证明,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而非子女的数量对提高农村老人的生命质量有积极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使用2013年中国老年人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从子女数量和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来分析其对中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的影响。自评幸福度由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两部分组成,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水平和职业类型叁个指标来衡量。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使用分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家庭和社区叁个层面出发,分析子女数量和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自评幸福度的影响。在定性方法上:围绕子女数量和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相关主题,深入访谈了东中西部地区的7位中老年人。研究发现:1、子女数量对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控制个体的人口和社会变量、健康状况以及家户层面社区层面变量情况下,如,年龄、家户消费水平、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子女数量与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着负相关关系,但是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不具有显着影响。2、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中老年人自评幸福度的重要因素。子女的年收入水平对男性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程度均有显着影响,子女的年收入水平对男性抑郁程度的影响高于女性;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但在控制了家户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变量后影响就不再显着,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能显着降低中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子女的职业类型对城市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城市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均有显着影响。3、子女数量与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中年人的抑郁程度的影响均有替代效应。4、从定性访谈中得出:传统"多子多福"观念在老年人的观念中已经弱化,而多子女会明显降低中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老年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人对子女的积极评价以及与同龄人群子女的对比优势;中年人的幸福感来源于子女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
黄祖军[2]2010年在《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从社会理性人视角出发,以行为与结构关系研究的社会建构论范式为分析工具,揭示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即以理性为中介,农户行为和结构约束的互动与相互建构。克服了以往对农民行为研究的片面和简单化。以往研究要么只看到农民行为是理性的,过于强调农民行为的自觉性和意图性,忽视各种结构约束因素,甚至偏于农民理性是纯粹经济理性的论断;要么只看到各种结构因素对农民行为的约束与限制,贬低或扼杀农民的理性,忽视农民行为的主体性和意图性。长期以来,已有研究在农民行为和农民教育投入上往往脱节,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忽视了农民教育投入行为,对农民教育投入的研究多从经济学上研究投资收益,很少涉及对农民行为的探讨。造成社会学意义上对农民教育投入行为研究的空缺。而通过对个案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存在差异和变化。有鉴于此,论文围绕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回答和解释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和变化的原因。为了揭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背后的深层逻辑,具体分析了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现实表征、理性逻辑和实践逻辑等内容,层层衔接进行阐述和剖析。首先,对农户教育投入行为的社会生态场域进行分析,为理解和探讨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提供现实语境和社会意蕴。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实践场域是社会转型期“教育内卷化”,一方面教育“有增长而无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的边际报酬递减。其次,具体剖析调查所在村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所表现出的差异和变化。差异主要呈现出不同农户教育投入的观念、行为差异,以及同一农户在子女不同教育阶段的投入行为差异。而变化既呈现出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与具体情境相关,也表现出教育投入观念、动机和行为选择的变化。最后,深入挖掘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背后的深层机理,揭示了农户教育投入行为具有理性与实践的双重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从表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农户行为的理性逻辑。一方面表现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差异;另一方面表现出在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变化。从深层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的差异与变化源于其实践逻辑。在实践中,农户的理性行为受到家庭、社会、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约束和限制,在各种结构因素约束下,农户理性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并随具体情境的变化而调适目标和行为。表现出以理性为中介的行为与结构的互动和相互建构。总之,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是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这也是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差异与变化的根源。农户从追求生存、经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社会声望、情感等社会收益最大化目标出发,权衡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决策。当子女、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在新情境下农户反思并调适先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确立新的最大化社会收益目标,做出是否对子女教育投入的新决策。农户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行为是结构约束与农户理性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以理性为中介的行为与结构的互动和相互建构。
黄睿[3]2013年在《跨学科视野下我国高校体育科研创新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体育科学已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其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自1923年第一个国际体育学术组织——国际体育教育联合会成立以来,国际上相继成立了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各种学术组织和机构。我国也于1958年成立了第一个体育科学的研究机构——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其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体育科研机构。学科的成熟和科研机构的完善,为体育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初,国际奥委会的大型科研项目——奥运会总体影响评价(Olympic Games Impact,简称OGI),由中国人民大学在公开投标后获得。本应由体育科研机构负责攻关的重大项目,却由非体育科研单位主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体育科学的科研能力进行反思,我们不禁要问“体育科学具有这样的研究能力吗”。另一方面,科学在经历高度分化发展的阶段后,朝着广泛而综合的方向前进,跨学科已成为当前学科发展的潮流,而跨学科研究则成为科研创新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体育科学的研究还处于低水平的“移植型”研究,学科间的互动研究较少,更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研究以跨学科为视角,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内容分析法、系统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探讨体育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和科研创新能力,据此展开实质性的分析。首先,理解和认识跨学科与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概念；其次,分析科学研究的发生模式和体育科学的学科属性,从理论上对部分体育基础学科进行跨学科分析,并对我国当前体育科研的现状进行实证研究；然后,从跨学科与科研创新的互动关系上,分析跨学科研究对体育科研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进而构建体育科研的创新能力体系,并对我国7所院校的体育科研创新能力展开实证分析；最后,就如何促进我国体育科研创新能力提出建设策略。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体育科学的综合属性决定体育科学研究是具有一定深度的“学科互动研究”。而跨学科研究是体育科学发展的内在诉求,应以跨学科研究作为体育科研创新的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导。2.当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对体育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统一认识,研究者对跨学科的学习和运用还存在不足。相对于跨学科研究的丰富理论,体育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实践工作则相对滞后,研究以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移植”居多,且研究水平不高。3.体育科学的问题具有学科交叉属性,其科学研究要以问题的为中心,吸收和融合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源,把不同领域的研究力量聚集到体育科学领域,并以综合治理的方式,产生协同效应,提升体育科研创新能力,推动体育科学的发展。4.体育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体育科研创新能力在结构和关系上具有多层次复杂性。研究从科研创新的投入能力、运行能力和产出能力叁个方面构建体育科研创新能力的指标体系,涉及人力、物力、组织、政策、环境、知识等多个影响因素。该指标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对评估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体育科研创新能力具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引导我国体育科学发展,促进体育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5.跨学科是体育科研创新的一种认识工具和研究手段,为体育科学研究创造必备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环境氛围。要以跨学科教育培养具有“大科学”思维方式和“大体育”观的体育科研人才；要以跨学科研究探寻体育科学的问题,引导多学科协同的创新能力建设,促进科研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转化。6.体育科学在强调跨学科学习与借鉴的前提下,需要追溯体育科学与其它学科的互动发展的历史轨迹,把握体育科学与其它学科交叉发展的规律,为创建自身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共享和整合不同学科资源提供历史借鉴,建设共生共荣地良好生态关系,更好地为当代体育科研创新服务。体育科学的创新能力建设,要依托社会、经济实践中对体育的客观需求来发现问题,寻求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的契机和科研创新的突破点；因地制宜、因研制宜的借助其它学科的优势和成果,积极拓展体育科研创新的空间,形成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学术优势,缩短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差距,尽早建立体育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充分融入到科学发展的大潮中。
胡翠云[4]2015年在《高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读图能力的调查研究》文中提出地理高考中,地理知识的考查主要是通过文字、地图、图表来表达的,图文结合是地理知识最显着的特点。运用地图、图表和图文结合等是地理学习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也是获得地理知识的必备技能。但从地理课堂的教学反馈看,从近几年地理高考试卷分析来看:由于学生的地理读图能力较弱,教师缺乏对地理读图的教育研究和方法指导,这种状况影响着学生各种地理能力的综合发展,进而导致地理高考成绩不理想。可见地理读图能力已成为制约学生地理学习的瓶颈。因此,研究高中地理读图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高中地理读图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地理空间思维能力,可以激发学生对地理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本研究设计了教师和学生调查问卷,问卷的编制依据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S中学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数据统计分析法等,对高中地理读图教学进行现状调查。调查学生地理读图能力的水平状况,教师对地理读图的教学情况,并分析比较教和学之间是否存在着供求矛盾,最后通过SPSS软件和EXCEL进行数据统计,对问卷的结果进行了归因分析,找出高中地理教学读图障碍产生的成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通过对高中地理读图教学的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了高中地理读图教学产生障碍的成因并提出解决的策略。造成高中地理读图教学产生障碍的原因:学生地理基础知识理解不深刻;解读地理图像信息时,地理空间想象能力较弱;学生认知能力不成熟;教师教学专业化知识水平不高及教学观念陈旧。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策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改变学生读图方法;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笔者所分析出的成因及解决策略并不是非常全面,在今后的工作中会不断摸索地理读图教学,希望为高中地理读图教学的突破提出更有效的策略。
贾靖瑶[5]2016年在《论我国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完善》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以及《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新法的颁布、实行,环境修复法律制度也得到了重视,但是我国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立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本文首先从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及理论和现实基础进行了论述。环境修复是指通过人为作用减轻被污染、被破坏环境的压力,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与自我组织能力使其向有序的方向进行演化,或者利用生态系统的这种自我恢复能力,辅以人工措施,使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表现形式多样性、科学技术性和采用的修复手段的复合型。本文通过论述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为本文的论题奠定了理论和实际的支撑。其次,从我国的现状出发,阐述了我国环境修复法律制度中范围、主体、制度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并在分析我国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我国现有环境修复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包括环境修复范围规定过窄、环境修复主体过于单一以及现有环境修复内容存在的简单和不全面。与此相对应的,分析论述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德国这四个典型国家的环境修复制度中的成功经验,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所规定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德国的《环境损害预防及恢复法》中的所规定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等。接着从国外典型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中总结出四点针对我国目前环境修复法律制度可兹我们借鉴的经验,包括明确的环境修复法律制度、专项的环境修复基金、有严格的归责原则、有侧重的修复对象。在综上的分析和论述之后,提出了完善我国现有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设想。首先,从改变政府担责为主的局面出发,将企业、个人纳入到环境修复的范围中来;其次,对受损环境的治理进行整体规划,使之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并尽可能的恢复到原有状态;最后,从环境修复规划制度、环境修复评价制度、环境修复专门基金制度、环境修复监督制度、环境修复责任制度这些具体制度方面提出对环境修复制度内容的完善。
李罕梁[6]2015年在《国内游客的出游需求和行为影响机制》文中指出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当前旅游目的地的竞争已经不再是静态的资源开发和产品设计,而日渐成为满足游客需求并促使其重游的竞争。在争夺游客市场的巨大挑战下,理解和预测游客出游动机需求的动态变化及其与出游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已经成为国内旅游目的地获得游客青睐抢占市场份额的必然路径。对于目前仍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内大部分旅游目的地而言,必须打破封闭条件下的开发设计,依托游客动机需求的演变规律使之与产品和服务相匹配,以实现游客忠诚度的突破。在这样的情境下,全面系统地了解国内游客的动机需求和出游行为特征,将成为旅游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掌握游客需求和行为特征的关键,在于处理出游动机因素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学术界对于动机因素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动机需求与实际出游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即在受各方面因素的驱动下,游客出游过程中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是否会与这些驱动因素完全对应。在不同的动机理论框架指导下,不少学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使得出游动机与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一直得不到明确的解释。本文加入这一经典争论的探讨中,在紧密围绕“游客动机需求如何与出游行为相匹配”这一主题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回答“在了解国内游客出游动机和限制因素以及动态变化的旅行生涯模式的情况下,旅游目的地该如何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重游行为”这一具体研究问题,来对旅游动机理论中与出游行为相关的争论作出深入探讨。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展开了叁个系统性关联的子研究。首先,通过全面地分析来自于国内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游客样本数据,研究国内游客的动机需求和限制因素构成,以及动机与“负动机”的二元互动机制。然后,通过对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的运用与提升,研究国内游客的出游动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能够服务于旅游目的地的决策模型。最后,基于动机、感知限制、态度与行为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国内着名的旅游城市杭州市为旅游目的地案例,进一步探讨国内游客出游行为的动态影响机制,从而在所有叁个子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动机需求对行为意愿的完整影响机制。本研究选取的目标受访者是在杭州旅游的国内游客,采用纸质问卷以方便样本抽样方法的形式,在杭州的主要景区和国际青年旅舍调查团队游客和自由行游客。问卷发放历时近3个月,共回收有效问卷640份。游客样本来源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其中以女性游客为主(59.7%),大部分是年龄低于30岁的年轻游客(71.3%),月收入集中在8000元以下(86.7%),70%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50.7%有10次以上国内旅游经历,35.2%有出国旅游经历。通过叁个子研究的系统性递进,本文剖析了国内游客出游动机和限制因素的构成和互动机制,厘清了动态的旅行生涯模式,从而提炼出服务于旅游目的地的决策模型,并最终全面阐释了游客动机与重游意愿之间的影响机制,得出了以下叁大方面的结论：(1)国内游客的出游动机和限制因素与西方国家游客基本一致,最重要的动机因素与“负动机”因素之间彼此较为独立。在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国内游客的出游动机同样包括自然、新奇、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目的地涉入)、逃离／放松、自我发展(个人发展)、关系强化、刺激、隔离、怀旧、关系(安全感)、独立自主、社会认同和浪漫十四个潜在因子。根据叁维度感知限制理论框架,国内游客的出游限制因素也包括结构限制因素、人际限制因素和个人限制因素叁个方面。动机和限制因素之间相互产生影响的表现在隔离动机因素与人际限制因素之间的正相关,隔离动机因素与个人限制因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安全感)动机因素与个人限制因素之间的负相关,以及社会认同动机因素与个人限制因素之间的正相关。(2)国内游客旅行生涯模式同样可以被划分为高低两个旅游经历水平,具体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四个动机模式服务于旅游目的地决策。在年龄和先前旅游经历的综合影响下,国内游客的旅行生涯模式基本也表现出高低两个旅游经历水平,其中高旅游经历水平的游客国内旅游经历和出国旅游经历都比较多,年龄相对比较小；而低旅游经历水平的游客国内旅游经历和出国旅游经历都比较少,年龄则比较大。具体根据综合旅游经历的多少和年龄的大小提炼出的TCP决策模型,系统的呈现出四类不同年龄不同旅游经历的游客动机模式,为旅游目的地针对目标客源开展的规划开发和管理运营实践提供了更加明确可靠的理论依据。(3)部分旅游动机、感知限制因子对态度和重游意愿有显着的影响,态度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中介作用。从旅游目的地案例杭州市的情况来看,自我发展(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关系强化、逃离／放松、关系(安全感)、自我发展(目的地涉入)、自然、新奇和怀旧九个出游动机因子对态度有显着影响,自我发展(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关系(安全感)、自然和怀旧五个动机因子和个人限制因素对重游意愿有显着影响,其中自然动机对重游意愿的影响被态度完全中介,其余四个动机因子和个人限制的影响被部分中介。旅游目的地在掌握重游行为意愿的动态影响机制后,能够进一步利用游客人口统计特征更高效地应对不同动机模式的游客群体,更加有针对性地创新设计各类产品和服务,在克服相应的限制因素的基础上激发或满足游客的各类动机需求。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1)贡献于国内游客动机和限制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非常及时地在国内外大量游客动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目前旅游动机理论中最新最有潜力的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进而全面系统地解析了国内游客外出旅游的潜在动机因素。不仅严格遵照心理学的要求梳理了旅游动机相关的理论框架,而且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游客群体或旅游形式的限制,能够被广泛地应用于旅游实践,因此对国内游客动机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贡献。本文的研究前瞻性地引入国外休闲与旅游限制因素研究中最普遍的叁维度感知限制模型,较为全面地解析了国内游客的感知限制因素,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都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本文开创性地运用感知限制理论框架,系统综合地探讨了旅游动机和“负动机”的互动机制,为后续相关理论的改进的完善拓展了全新的方向。(2)贡献于旅游动机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情境化。本文对于游客动机与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研究,聚焦于对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的发展与应用,通过国内游客的访谈和问卷数据分析,结果不仅在中国情境下实证检验了原有理论框架的跨文化适用性,推动了TCP理论的可靠性。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和运营实际,通过提出决策模型的方式有效拓展了原有理论的完整性和应用性,使得旅游经营者能够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或运营管理过程中,简单高效地通过游客年龄和旅游经历两个预测指标,快速找到动机需求相匹配的目标游客。(3)贡献于游客对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研究。本文以杭州市为例对游客出游动机、感知限制、态度和重游意愿的研究,不仅从动机和“负动机”的二元辩证角度探讨了游客内心的推动和约束作用机制,由此构建的理论模型是对现有游客行为相关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的创新性尝试,尤其是将动态的复杂动机理论框架整合到研究模型中,使得研究结果能够更加系统完整的反映游客出游行为背后的各方面心理因素。由于游客心理行为特征的复杂性,尤其是公认旅游动机的多维度本质,本研究采用了目前旅游动机理论中最为全面的旅行生涯模式(TCP)理论,结合感知限制这一“负动机”因素以及态度这一出游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多维度动态发展的视角,系统剖析了各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是对现有研究的重要补充和拓展,为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本文针对国内旅游目的地在产品和服务开发设计方面与游客需求不匹配的通病,以旅行生涯模式为主解构旅游动机需求特征与出游行为之间影响机制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并通过旅游目的地案例杭州市进行深入地剖析与探讨,为国内其它正在或将要面临这些问题的旅游目的地提供从游客的角度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与实践参考。
顾辉[7]2010年在《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并没有促进教育在社会阶层间的均衡分布,调查发现,学生的教育获得与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存在对应关系,社会中、上层家庭的子女保持着教育获得的优势。现代社会,教育获得与个人的社会阶层定位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教育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未来社会阶层地位的必要手段,因此,教育获得在各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预演了社会阶层的再生产。本文通过对教育过程的挖掘,发现教育获得与阶层背景之间的对应关系包含着隐含于教育过程中的一整套机制与策略,通过这些,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产了现存的社会阶层关系。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高中阶段作为大学教育的准备阶段,在个人获得高等教育并进而影响未来社会阶层定位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了高中这个教育阶段,以H市两所学校为样本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吸收和借鉴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深化对教育过程的挖掘,从家庭和学校两个教育场域探讨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与途径。在我国,学校分流首先是一种由国家利益主导的制度安排及长期历史变迁的结果。在国家有意识的利益导向下,重点学校和普通中学的资本获取和动员能力不断分化。重点中学更容易获得政府各种教育资源投入以及相关政策倾斜,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成功地将这种制度资本转化为学校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普通中学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在教育资源悬殊的情况下,不同学校长期形成了与其教育地位相一致的一系列学校文化。调查发现,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教师和学生呈现的文化差异对应了来自相应阶层教师和学生在家庭中习得的文化惯习,而家庭中阶层惯习的习得又是家庭资本长期投入和转化的结果。从家庭角度观察教育过程中的阶层再生产,我们发现上层家庭往往能够成功地将其丰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文化资本并进而获得优质的学校教育;下层家庭不仅缺乏各种形式的资本,而且这种资本转化能力弱,子女更容易分流到普通学校。上层家庭中各种资本转化为子女的教育投资适应了学校的文化需求,学校教育依赖的正是源自上层家庭成员各种资本转化为与学校文化相适应的文化资本。显然,下层家庭的学生在这种资本转化和适应学校文化过程中处于弱势,他们不得不付出了比上层学生更多的努力,即便如此,在学校内部的分层策略下,他们往往处于学校分层秩序的边缘地位。在学校教育过程中,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教育选拔和分流掩盖了家庭资本数量及其转化能力与学校分层等级具有的对应关系。同时,学校内部也在不断地制造与社会阶层相一致的等级,这种制造过程同样掩盖在学生不同的禀赋、努力和欲求导致的结果之下。学校不断制造“好生”与“差生”的角色分层、“好班”与“差班”的班级分层,“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的学科分层等等。各种形式的学校内部分层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是学校教育自然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学校通过隐蔽的、不为人们察觉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分层对应关系,参与了社会阶层的再造,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规训手段强化学生对于这种等级制的认受。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尽管高中的教育获得不能决定学生未来的社会阶层地位定位,但是在这个教育阶段,各个阶层的子女已经开始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延续和强化了教育的社会阶层不平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再生产了社会阶层。教育的社会阶层再生产掩盖在家庭和学校的一系列教育策略中,学生的教育地位获得既是家庭资本转化的结果,也是学校分类教育的结果,而学校的分类术依据又是隐藏在社会阶层背后的文化基础。学校教育与家庭背景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对应关系,共同把学生推向设定好的阶层流动轨道。至此,我们通过对国内两所高中的研究在一定范围内检验了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为进一步深化教育与社会阶层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
汪传艳[8]2014年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政府财政责任不明确、农民义务教育负担过重等问题是长期困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2005年,我国颁布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从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及巩固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等几方面入手,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此次改革对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城镇化发展为背景,立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大规模问卷调研和访谈,探讨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工作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新机制改革工作的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理顺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关系,保证了农村中小学校日常运转、减轻了农村家庭经济负担、确保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然而,此项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改革过程中操作不规范的问题,也有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不全。新机制改革保障范围主要包括四项内容,许多需要正常开支的项目如代课教师工资、后勤人员工资、中心校运转资金、配套设施建设资金、债务偿还及学校维稳费用等项目都未被考虑在政策范围内,导致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不足或造成违规列支行为。(2)公用经费拨付方式不合理。我国按照学生生均人数单一的拨款方式对学校规模、学校类型、地域类型及教育政策、教育目标等影响学校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考虑不够,客观上造成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公用经费不足。其中,农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及高寒地区学校最为严重。(3)公用经费拨付总额不足。总体上看,公用经费拨付额度仅能维持最基本的运转需要。公用经费不足的具体体现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高寒地区主要体现为取暖费不足；中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日常运转资金不足；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资金不足。(4)贫困寄宿生补助政策的实施存在地区差异,补助比例、受惠群体范围及补助方式均存在不合理之处：补助比例过大或过小,不能适应实际需求；部分群体因政策因素被排除在外；一次性发放现金的方式造成资金利用低效。(5)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呈现出“中部塌陷”格局。较之其他地区,中部地区的县级财政在各项目的责任分担上均承担了更多的投入责任,但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央政府资助力度均赶不上其他地区,从而使得中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落后。(6)政府间的财政责任划分不合理。对具体项目而言,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分项目”的责任划分存在错位现象,将占义务教育经费大头的教师工资交由县级财政负担；而将不易核定、需要因校制宜的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交由省级财政负担。这种责任划分方式导致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及校舍维修改造机制成为新机制改革成效最低的两项内容。(7)“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对社会时代背景考虑不够。“问题导向型”改革方式拘泥于解决过去体制下存在的问题,缺少对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的考虑。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学校布局及农村学生上学方式、就学地点都有了较大变化,新机制改革执行“城市”、“农村”两种不同的标准,使得部分农村学校、部分农村学生无法分享改革利益。通过上述研究,研究者认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改革应立足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立足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建立科学、合理的拨款方式,进一步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维持运转的正常开支项目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内。
李芷欣[9]2017年在《广州主城区典型水系景观整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州自古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城市水系,从而奠定了广州的海上交通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华,被誉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水上交通、水系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城市的水系空间给予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水系景观也成为广州城市文化的和地域风情的象征。广州主城区的水系景观在各个时期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反馈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风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广州的水系空间的发展倾向于水利及防洪排涝的功能为主,其他功能为辅,如此,导致了广州的水系空间存在功能不全、景观效果不突出和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对宜居、城市魅力和生态景观提出了更高的追求,人们逐渐意识到水系空间对于广州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形象、城市品位和历史印记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绪论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论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先搜集了目前国内外的水系景观领域的研究理论和发展动向,分析了若干国内外典型的城市水系景观整治案例,提炼出有利于城市水系景观设计的关键因素,并总结了城市水系景观发展至今依旧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第叁章立足于广州主城区水系空间的历史演变和现状问题,就不同类型的水系空间的特性,结合使用功能、生态资源、历史文脉等多方面,分析影响近代广州水系空间发展的因素。第四章以现代广州主城区水系景观的整治更新为研究对象,以实际工程案例为依托,探讨当前广州主城区水系景观的存在问题和整治难点,从安全、生态、文化等方面对水系景观进行分析设计。最后,从生态修复、营造公共活动空间、延续历史文化、融入地域特色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提出适用于广州水体生态修复的工程整治思路和技术措施,为今后广州水系景观的恢复和整治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路,最终实现水系空间中生态环境、公共空间、历史文化、地域特色的综合提升,展现广州的城市品位、城市景观及时代文化。
江秀[10]2016年在《文字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判定及其法律研究》文中认为在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的时代,随着人们认知意识的提高和贸易活动增多,人们对商标的关注也日益加强。2015年,我国受理商标注册申请287.6万件,同比增长25.85%。截至2015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突破1000万件,达到1034.4万件,连续14年保持世界第一。随着商标注册量的上升,商标侵权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商标侵权的判定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议,给立法和司法工作带来诸多问题。2013年以前,我国商标侵权判定一直采用的是相同、近似标准,这与国际通行的混淆可能性标准具有典型的区别。2013年商标法进行修改并首次引入了混淆可能性标准。本文以文字商标为出发点,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分析我国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存在的问题,运用认知心理学和语言逻辑学的理论以及跨学科分析方法研究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的影响因素。在比较分析国内外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不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商标混淆可能性的判定提出几点完善建议。本文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法、跨学科分析法以及辩证分析法。文章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创新之处。第二章是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理论的概述,从文字商标的含义和功能着手,介绍认知心理学和语言逻辑学的基础理论,在对比国内外立法现状基础上提出我国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存在的问题。第叁章是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分别从文字商标的近似、商品近似、文字商标的显着性和知名度、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程度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完善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的若干法律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创造性的运用了语言逻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语言逻辑学的理论证明商标显着性的强弱,认知心理学的内容影响相关公众的注意程度,为本文的文字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判定的研究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本文通过具体分析,理清了诸多法律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将混淆可能性的影响因素纳入到法律条文中。为解决我国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完善文字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的叁点建议,第一是完善混淆可能性判定的相关理论问题；第二是完善混淆可能性判定的司法措施；第叁是完善混淆可能性判定的立法建议。期待时机成熟时立法机关对商标法的相关内容做出修订,进一步完善混淆可能性标准,使司法实践活动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 子女数量、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中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张欣.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2]. 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的行为逻辑研究[D]. 黄祖军. 上海大学. 2010
[3]. 跨学科视野下我国高校体育科研创新能力研究[D]. 黄睿.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4]. 高中地理教学中培养学生读图能力的调查研究[D]. 胡翠云.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5]. 论我国环境修复法律制度的完善[D]. 贾靖瑶. 河北地质大学. 2016
[6]. 国内游客的出游需求和行为影响机制[D]. 李罕梁. 浙江大学. 2015
[7]. 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预演一项对H市两所高中的研究[D]. 顾辉. 上海大学. 2010
[8].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研究[D]. 汪传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广州主城区典型水系景观整治研究[D]. 李芷欣.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10]. 文字商标的混淆可能性判定及其法律研究[D]. 江秀. 大连理工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