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莲[1]2003年在《河北狼山话的声调及连读变调》文中指出怀来县隶属张家口地区。其县城—沙城—位于北京以西91公里。本文所要讨论的狼山话是怀来方言叁个语区(另外两个为沙城区、官厅区)中的一个。这一语区的东部居民所居之地与北京郊区延庆县和昌平县接壤。但和北京话不同的是,整个怀来方言属于晋语,声调方面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保留了入声。因此怀来方言比北京话多了一个入声调。除了声调的数量和调值的不同,狼山话在声母和韵母方面和北京话的差异不是很大。文献中对怀来方言的五个调值有所涉及,但都是通过耳听的方法获得的,而且并未见对狼山话声调连读变调方面的记载。本丈采用语音实验的方法对狼山话进行实验分析,得出其五个声调的调值及连读变调规律。全文共分叁节。(一)声韵调;(二)语音描述;(叁)小结。
王泉月[2]2016年在《延庆方言语音格局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实验语音学的语音格局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延庆方言的语音格局进行实验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对延庆方言内部语音格局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一步对延庆方言格局和北京话的语音格局作对比分析,总结归纳出了延庆方言语音格局的规律和特点,从语音层次为确定延庆方言的方言归属提供了依据,并对延庆方言内部语区进行了划分。第一章介绍延庆的历史地理及方言概况、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说明本文使用的音标符号。第二章至第四章为论文主体部分,根据实验结果分别对延庆方言的声调格局、元音格局、辅音格局进行对比分析。在第二章里,首先说明声调格局实验方法,然后进行延庆声调格局描写和分析,重点进行延庆七个调查点方言内部声调格局的对比分析以及调查点方言与北京话声调格局的对比分析,最后归纳延庆方言内部和外部的声调格局规律和特点。第叁章首先说明元音格局实验方法,然后对延庆元音格局进行描写和分析,重点进行延庆七个调查点方言内部元音格局的对比分析以及调查点方言与北京话元音格局的对比分析,最后归纳延庆方言内部和外部的元音格局规律和特点。第四章将辅音格局分为塞音格局和擦音格局分别进行对比分析,首先说明塞音格局和辅音格局的实验方法,然后进行塞音和擦音格局的描写分析,重点进行延庆七个调查点方言内部辅音格局的对比分析以及调查点方言与北京话辅音格局的对比分析,最后归纳延庆方言内部和外部的辅音格局规律和特点。第五章是文章的结语部分,对延庆方言的整体语音格局表现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延庆方言语音格局的最主要的规律与特征,将延庆县方言内部的复杂情况系统化,确定了延庆方言的方言归属,划分出了延庆方言内部语区,并对延庆语音格局的成因进行了初步解释。
陈伟[3]2014年在《河北怀来方言词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怀来地处河北省西北部,怀来方言属于晋语张家口、呼和浩特片。长期以来晋语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受方言学研究注重语音,不重词汇、语法观念的影响,学者们对方言词汇的研究明显不足。对山西省境外的晋语词汇研究更是缺乏。近年来,研究河北方言词汇的文章层出不穷,但是怀来方言词汇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本文在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怀来方言词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怀来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共时和历时的比较,使人们对怀来方言词汇特点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全文由绪论和正文四章内容构成：绪论：主要介绍了怀来方言的研究现状及选题依据,研究思路、方法、目的和意义,论文材料的来源和发音合作人的情况以及怀来地理人口、历史沿革、声韵调系统。第一章：怀来方言词汇的词形特点。通过怀来方言与普通话词汇在音节数量、构词语素、造词方式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怀来方言词汇的词形特点。第二章：怀来方言词汇的词义特点。通过怀来方言与普通话词汇在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色彩意义叁个方面的分析比较,揭示出怀来方言词汇的词义特点。第叁章：怀来方言词汇的词源特点。主要从历时的角度对怀来方言词汇系统中的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词加以举例讨论,进而分析怀来方言词汇在词源上的特点。第四章：结语。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比较,对全文作了简要的总结。本文一切以语言事实为准,立足于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怀来方言词汇的研究积累些语料,并为今后的更深层次的研究提供些思路和参考。
杨春霞[4]2009年在《涿鹿方言入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涿鹿方言地处于晋语和北京官话的交接地带,其入声现象由北向南,体现出过渡性特征,主要是入声字数量逐渐减少,很多字有两读现象,在老派、新派里有明显的体现,颇有研究价值。本文以涿鹿方言的入声为研究对象,从入声调、入声韵两方面对涿鹿方言入声进行了描写分析和横向共时比较研究,得出中古入声字在涿鹿方言中的存在现状,进一步分析出入声的演变规律。本文主要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是论文主体,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概述。主要介绍了涿鹿地区的概况、入声研究的成果,以及材料的获取及分析方法;第二章是涿鹿方言音系概况。从声母、韵母、声调叁方面描写分析了涿鹿方言及其语音特点;第叁章是涿鹿方言的入声调。这章主要分析了涿鹿方言与中古清声母入声字、全浊声母入声字、次浊声母入声字的关系,体现出涿鹿方言的入声调舒化情况。从中得出了全浊声母归阳平,次浊声母归去声这一规律性结论。第四章是涿鹿方言的入声韵母。这章主要揭示了中古入声字韵类与今涿鹿方言入声韵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并总结出中古入声韵在涿鹿方言中的合并情况。第五章是涿鹿方言老派、新派的入声读音。主要分析了涿鹿入声的老派、新派的共同点及其不同点,并对老派、新派的两读情况和19个现读为入声,中古读为舒声的老派、新派读音情况进行总结。第六章对各个方言点的横向比较研究。笔者选取了涿鹿内部五个方言片和周边的四个邻近方言点,以及河北晋语与大同、太原几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涿鹿方言地域演变的过渡性特征,即总体上呈现出涿鹿比几个邻县保留入声多,但比晋语几个方言点保留的入声要少的趋势。第叁部分是总结。笔者总结了涿鹿方言入声的特点及目前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和今后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描写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涿鹿方言的入声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研究,希望能为汉语入声研究提供涿鹿入声的可供参考资料,填补涿鹿方言入声描写和分析的空白,并能有助于整个汉语入声的研究。
张金发[5]2013年在《清末民国四种国语语音教材及拼音方案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民国的拼音运动体现了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时代要求,其探索与革新,为当代汉民族标准语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本课题立足于清末民国时期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卢戆章《北京切音教科书》、王照《官话合声字母》以及赵元任《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等四种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国语教材及相关拼音方案的比较研究,着重考察清末民国以来四种国语语音教材所体现的语音特征及变化,探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发展演变规律,同时比较清末民国以来较有代表性的教材及拼音方案的特征、源流以及利弊得失。从纵向的角度看,四种教材在时间上的跨度虽然不算大,但是同样反映了这段时间里北京语音所正在发生的的演变及特征。从横向的角度看,不同的作者所记载的北京语音及其拼音字母方案设计体现了个体的差异。四种教材的声母系统与今普通话系统基本一致,区别仅在于具体字母的使用方式上以及少数字母的音值。从《自迩集》到《新国语留声片课本》的韵母记载,体现了《等韵图经》以来北京语音韵母方面的尚未完成的部分演变,包括果摄io-uo-ue的演变,果摄o-uc、o-e韵母的演变及分化,iai韵母的演变以及来母字撮口呼音节luan、lun的演变。在声调方面,四种国语教材的声调类型相同,均采用北京的四声,区别仅在于标调方式以及具体字例读音上。四种国语教材对连读音变及轻声、儿化的记载有相承之处又有所变化,尤其是对轻声的记载体现了由不统一而逐步统一的变化特点。在方案设计方面,有很多字母使用的“首创”行为。几个方案各具得失,但是这些方案设计对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概括而言,四种教材的语音记载,体现了北京语音异读逐渐减少,语音日趋统一的变化过程。四种教材五套拼音字母方案的字母使用特点,体现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与清末民国诸多拼音字母方案的沿革关系。四种教材的总体风貌,则体现了民族标准语逐步走向统一、规范、科学的发展进程。
吕东莲[6]2003年在《怀来方言的声调分析》文中提出本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和音系学理论对怀来方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主要描写了怀来方言的声韵系统和回顾了前人对于怀来方言声调的记载，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双字组连读变调及双字组、叁字组中轻声的表现。第二章为详细的实验过程和结果。实验采用“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软件来完成，借助这一软件，可得到所输入语料的基频、时长和五度值。怀来方言有五个单字调：阴平(441)，阳平(542)，上声(352)，去声(51)，入声(51)。从语图上看，怀来方言有4个降调。入声以喉塞音[(?)]结尾，而且时长最短，可以同其它叁个降调区分开。其它叁个降调经听辩实验证明，确实是叁个不同调类；另外，叁个降调的时长不同，由长到短排列如下：阴平＞阳平＞去声；通过语图比较也可证实这叁个降调的不同。双字组连读变调在前人研究工作中均未涉及，为我的新发现，它们是： 阳平+阳平→去声+阳平 上声+阴平→阳平+阴平 上声+上声→阳平+上声 去声+去声→上声+去声 二字组中的轻声作为后字，其起点与前字终点协同发音，属语音学范畴；其终点为默认值L，属音系学范畴。叁字组(S+N+S)中轻声起点同前字终点协同发音，轻声终点由后字调类决定；S+N+N中后一个轻声为固定值32或21。 第叁章为音系分析部分。采用音系学理论——优选论对怀来方言双字组连读变调及轻声的默认值部分进行了音系分析。结果证明优选论可以对怀来方言的连读变调和轻声做出正确的分析。 第四部分为结论。
顾宣宣[7]2008年在《张家口方言的人称代词》文中认为代词是一个封闭的小系统,又是口语中最常用的基本词汇,因而虽然数目有限,用法却非常复杂,颇具研究价值。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张家口方言的人称代词。笔者依据丰富、详实的方言口语材料,从语音形式、意义及用法等方面对张家口方言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与分析,并对其进行了横向共时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概述。首先简要地介绍了张家口地区概况、张家口方言的归属以及(主要是语音方面的)基本特点;其次介绍了代词的概念、基本分类;最后介绍了汉语方言代词的研究现状,包括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以往研究的侧重点。第二部分是张家口方言人称代词的描写与分析。主要从语音形式、意义及用法等方面对张家口13个县的人称代词进行了描写与分析,同时也将各方言点的人称代词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比较。这一部分分为两节:第一节是人称代词的形式。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人称代词的分类,并将张家口13个县(外加宣化区)方言人称代词的基本情况以表格的形式展示出来。第二节是人称代词的意义及用法。这一节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叁身代词的形式及用法。我们首先详细地描写、分析了张家口13个县方言叁身代词单数的形式与用法,并将一些方言点叁身代词单数的形式及具体用法放在一起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其次描写、分析了叁身代词复数的构成方式、语音形式以及一些具体用法。二是非叁身代词的形式及用法。非叁身代词可分为反身代词、旁称代词、统称代词和分称代词四类,我们描写、分析的对象以反身代词和旁称代词为主。通过深入细致的描写、分析,我们发现张家口方言人称代词与普通话相比,语音形式、语法意义都较为丰富,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研究价值。第叁部分是张家口方言人称代词与其他方言的比较。这一部分共分为叁节:第一节是与北京话人称代词的比较,主要从语音形式和人称代词的具体用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第二节是与山西部分方言人称代词的比较,主要从人称代词单数的形式、用法和人称代词复数的形式、用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第叁节是与内蒙古晋语人称代词的比较,由于材料有限,这一节仅限于张家口方言与丰镇方言之间的简单比较。?第四部分是结论。我们总结归纳了张家口方言人称代词的特点和本文研究的意义,指出目前尚未完全解决的几个难题,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目标。本文采用描写与方言共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张家口方言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希望能为汉语人称代词研究提供张家口方言的详尽材料,填补张家口方言人称代词描写和分析的空白,并能有助于整个汉语方言代词的研究。
赵海英[8]2013年在《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所涉及的山西民间音乐主要包括左权民歌、河曲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平遥盲书、武乡琴书、长子鼓书、壶关秧歌。这八个音乐曲种都是历史留给山西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生活、教育环境改变,年轻一代能完全传承民间音乐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现代媒体的冲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面临着消亡。拯救、继承这些民间音乐则成为当代音乐人肩上的重任。然而要拯救、继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单纯的记录是远远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要对这些民间音乐的乐理本质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传承与发展。因此,运用方言学的方法详尽解读“山西民间音乐”反映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利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分析研究山西民间音乐,发掘其内在规律,指导学习者学唱,建立考核衡量的客观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从方言学视角审视“山西民间音乐”,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和了解山西民间音乐的艺术特色,对于发展和振兴山西民间音乐,有力地推动我国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分六个部分,即绪论、上篇、中篇、下篇、第九章、研究结论和展望。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交代研究对象和材料来源；理清研究思路、步骤和方法；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一、第一次系统整理研究“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为“山西民间音乐”的传承及走向世界提供准确的脚本。二、首次以实验声学分析的方法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拓宽“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领域,提升“山西民间音乐”研究的高度。叁、首次全面考察“山西民间音乐”的韵律、句法等,研究“山西民间音乐”旋律跳进与方言调值和语调的关系,为音乐学、方言学和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帮助。第二部分“上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歌曲歌词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一章、左权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二章、河曲民歌的方言学解读。第叁部分“中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曲艺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叁章、太原莲花落的方言学解读；第四章、大同数来宝的方言学解读；第五章、平遥盲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六章、武乡琴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四部分“下篇”：系统整理山西地方戏曲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主要包括：第七章、长子鼓书的方言学解读；第八章、壶关秧歌的方言学解读。第五部分：是本论文的第九章,山西民间音乐的实验声学分析研究。本章以左权民歌、太原莲花落、大同数来宝等叁个曲种为个案研究,运用实验声学分析方法,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一、在各剧种中,唱调比说调的调值要高,调域也要大；二、在各剧种中,声调的高低、音强的强弱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与自然口语语句中的情况相似；叁、各剧种唱的音色与自然口语的音色存在明显差异。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展望。本论文通过系统整理“山西民间音乐”的唱词及念白,订正唱词及念白中方言词用字、注音及释义的错误,特别是通过叁个曲种声学特点的个案研究,为音乐学界在指导学生学唱“山西民间音乐”时,如何唱出应有的韵味,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论文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尤其是汉语方言学的实证方法,科学地阐释山西民间音乐风格深受山西方言影响的规律,深化山西民间音乐形态学的研究,拓展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系统地构建中国语言音乐学学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李巧兰[9]2007年在《河北方言中的“X-儿”形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X-儿”形式是我们从形式入手，对某音节加“儿”这一现象的概括，它指含有词缀或半词缀化的“儿”的结构，不包括“儿”的实义结构。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无论从读音来看，还是从其表义和语法功能的表现上来看情况都很复杂，加之河北方言的独特地理位置，对其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汉语方言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重要语料，为共同语儿化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证据支持；另一方面，我们在语料详细描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些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儿化的性质、成因、音系地位以及“儿”的语素地位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丰富有关理论研究的内容。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我们对河北省156个县市方言进行田野调查所得语料，观察和描写材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在描写材料时我们采用点面结合的方法，既有分类型的整体描写，又有方言代表点的个案描写。在语料描写的基础上，以语音渐变理论、词汇扩散理论、非线性音系学有关理论以及语法化理论为指导，主要采用历史比较法、演绎推理和归纳考据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X-儿”形式的语音、语义和语法方面的特点、成因及其规律性作了深入探讨。全文共分七章，并附方言地图15幅。第一章概述部分，对河北方言的概况、“X-儿”形式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课题的意义、研究依据的基础理论和运用的方法、语料来源和方言代表点选取原则以及文中术语、符号和常用概念等情况进行了论述和说明。第二章对河北156个县市方言中“儿”和“X-儿”的读音情况进行了详细描写，并附读音情况分布图7幅。从调查的材料看，“儿”在河北方言中有10种音值，分别为：(?)[ar](?)。“X-儿”的读音类型共有独立音尾型、拼合型和化合型叁种大类型，每个大类下面又分出几种不同的小类，主要有：(1)平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如迁西，迁安等。(2)卷舌元音独立音尾型。如定州、保定等。(3)边音独立音尾型。如井陉。(4)平舌元音拼合型。如迁安等。(5)卷舌元音拼合型。如定兴等。(6)边音拼合型。如柏乡等。(7)平舌元音韵尾型。如蔚县等。(8)边音韵尾型。如柏乡等。(9)单纯元音卷舌型。如石家庄等。(10)混合变化型。如赞皇、曲周等。其中边音独立音尾型、平舌元音韵尾型、边音韵尾型和混合变化型的读音类型是河北方言中未见前人报道过的新读音类型。在语料描写的过程中，我们除分类型的对全省情况的整体描写外，还选取新乐、定州、蔚县、柏乡等11个方言代表点，对其音系及“X-儿”的读音情况进行了比较具体地描写。第叁章在前文的基础上，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其读音复杂性的成因进行了理论探讨，同时对其进行了特征几何诠释。我们发现：在河北方言中，我们按韵尾的不同，将基本韵母分成开尾韵母(无尾韵)、元音尾韵母、鼻音尾韵母、入声韵母(在尚有入声的县市)和“儿”韵母五大类，各类韵母与其“X-儿”的读音类型之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对应，但有特例存在。从与普通话比较的角度来看，河北方言中儿化韵具体音值和儿化韵的归并情况与普通话并不完全一致。从儿化韵的音值上看，与普通话差异最明显的是后鼻音尾韵母的儿化韵，主要是在河北的很多县市其儿化韵没有鼻化色彩。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之所以如此复杂，是由于不同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不同方言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它们反映了儿化不同的历时层次。最后我们用特征几何理论对“X-儿”语音的形成进行了简要说明。第四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读音历时过程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与其相关的“儿”音值的历史演变、“X-儿”独立音尾型读音的性质、“X-儿”中的音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方言语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讨了河北方言中“X-儿”语音演变的时代问题。在河北方言中，“X-儿”的读音形式，呈现出了：“独立音尾→拼合→化合”这样一个连续的演变过程。河北方言中“X-儿”读音，是不同音值的“儿”与前面音节逐步合音的结果。主要有叁个大的相互平行发展的连续系统：卷舌(?)式系统、平舌(?)式系统、边音(?)式系统。不论是哪种类型的“X-儿”语音系统，它的发展演变都是受一个共同的规律在支配，那就是“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原则。“儿”音的语音特征与前面音节韵母的韵尾或韵腹的语音特征是否冲突，是决定其在历时过程中次序先后的决定因素，有冲突的发展得慢，无冲突的发展得快，冲突小的发展得较快。各个系统儿化韵发展的最终的趋势都是由繁趋简，儿化韵不断归并，数量不断减少。对于与“X-儿”演变相关的几个问题，我们在充分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认为：(1)儿音发展的大致轮廓如下：(2)河北方言中独立音尾式读音类型时间层次早于化合型的读音类型。(3)河北方言中的音变现象，为我们研究“儿”尾的轻声年代及其化合形式的产生都是很有意义的。(4)“儿”音的轻声化当发生在明代之前，大致在元明之间。(5)“X-儿”语音化合形式的产生当在金元至明之间。第五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的表义特点及其认知基础进行了研究。一方面我们对河北方言中X涉及的范围及“X-儿”的语义特点进行了描写。另一方面我们从认知的角度，对其表义特点的形成进行了解释，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其进行印证，同时说明了“儿”语义的变化过程。河北方言中“X-儿”中X的分布范围主要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词、代词、拟声词，以及具有这几类词特点的结构形式。“X-儿”的词类各不相同，而其语义却有着相似性。“X-儿”的语义相似表现在两个方面：1指称“小”义：2表达一定感情色彩。“X-儿”类词以“儿”为形式标记形成了“表小称爱”这样一种语义范畴的类聚。“X-儿”类词的产生是以这样的前提为条件的，即是人由自身及它物的结果。具体来说它是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的：由人的“小者”称“儿”，进而推及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中的小者，从而出现了“牛儿、狗儿、桃儿、杏儿……”，再进而到无生命的器具、天文、地理类名词，指其形状、体积、面积等较小者，形成了“刀儿、小雨儿、村儿、沟儿、……”等。表达喜爱的感情色彩的用法是与其表“小”义密不可分的，因为小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可爱，从而使“儿”具有了表达“喜爱的感情色彩”的意义。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检可以勾勒出“X-儿”类词的形成过程如下：不附于词后→附于人名(小名)／卑微职业名词后→附于表有生命的动物名词→无生命的器具、人体、服饰、抽象名词、称谓、地理建筑、方位、时间名词后→附于数词后→附于量词、动词、形容词后→附于副词后→附于的字结构后→附于拟声词后、固定结构、名词重迭式后。这个过程正好印证了它的认知基础。“儿”语义在“X-儿”类词形成过程中，其语义的磨损是一个渐变过程。“儿”语义由实义到虚化，而成为一个虚语素的过程，是它的“表小”义位的引申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它出现了作为合成词语素进而引申出各种用法之后，它的实义仍然存在，而在它的“表小义”弱化和虚化以后，它的“表小义”这个义位仍然在一些词中体现出来。第六章对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特殊语法功能以及与其相关的语法功能的地域性、特殊语法功能的“X-儿”形式的来源、“X-儿”反映出的音义关联的演变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河北方言中“X-儿”中的“儿”除了构词、别义等语法功能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地域性的语法功能，这种用法主要分布在唐山、丰润、丰南、遵化、玉田、滦县、滦南、乐亭、昌黎、秦皇岛、青龙等地。它特殊的语法功能主要有：(1)“儿”用在“A儿去咧”结构中，“儿”不能独立成音节，“A儿”的读音是儿化形式，其表现了一种实现的语法意义。不独立成音节的“儿”的语法功能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了_1”。(2)“儿”用在“名词+儿”中，其中“儿”相当于“里”。(3)“V-儿”相当于“V的”结构。(4)用在“V-儿”中，“儿化”相当于时体虚成分或方位介词。在河北方言中，之所以“儿”的构词和表义功能具有地域性特点，反映了“儿”尾与“子”尾词的竞争关系。河北方言中“X-儿”形式的句法多能性不是其语法功能的扩展，而说明了它是一种同形异源的迭置结构，“X-儿”应该有不同的来源，除了像普通话那样来源于“日”“里”的儿化词，还来源于其它与“了、得、着、到、在”语法功能相当的读音弱化的虚成分(?)。“X-儿”的语音形式是历时过程的积淀，是历时音变在共时平面的体现，而它又不是一种单纯的语流音变现象，它的变化和一定的语义和语法相关，它的音变已不是一种简单的纯语音过程，而代表了汉语派生音系统，包括Z变音、D变音和小称变音等所特有的一种音义关联的音变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语义的虚化与语音的轻声化是其变化的一个关键步骤。从独立音尾向拼合型语音的变化是由轻声化引起的，轻声化又是由语义的变化引发的语音变化，此后这个变化过程又受到了语音系统的制约，它是一个音义互动过程，它同时联结着语音和语义两个层面。而从拼合型读音向化合型读音以及化合型读音内部的语音变化，诸如变声、变调、变韵等，则是一种受语音条件制约的过程。所以我们说“X-儿”语音的变化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变化过程，这个音义互动的演变模式不是“X-儿”所独有的，其它的派生音系统的演变与此相同。最后，我们在前文的基础上，对“儿化现象的产生是外来因素，主要是阿尔泰语影响的结果”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前人之所以认为它不是汉语自身的产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儿”已经不限于用在名词中，副词、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加上“儿”字构成的不是名词，这跟“儿尾”的构词规则相矛盾。从前文我们对“X-儿”类词产生的过程及其中“儿”语义的变化来看，不论是读儿尾的还是儿化的词，它们的产生都是名词“儿”语义逐渐虚化，直至在读音上与前一音节发生化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义和语音是两个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因素。“X-儿”类词所共有的特征不是某个词类的特征，而是“表小称爱”这样一个语义特征。所以我们说儿化的产生当是由“儿”语义的虚化导致了语音上的变化这样一个音义互动过程的结果。阿尔泰语对儿化的产生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有可能加快了儿化的步伐或对儿化的结果起到了加固作用。
贡贵训[10]2011年在《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语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是安徽境内分布最广的两种主要方言,两大方言在皖北淮河流域的接触密切、相互影响深远,方言特征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的复杂局面。两官话在皖北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与淮河在我国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都有关联。虽然以往的研究对本区域有所涉及,但大多数集中在江淮官话区,皖北中原官话语音调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江淮官话与相邻官话与非官话的关系比较、特别是皖北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的关系比较研究目前尚属空白,更缺乏以淮河为观察点、对沿淮分布的两大官话共时和历时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本文以淮河为视点,在清楚描写沿淮各方言点当代语音面貌的基础上,对本区域江淮、中原两大官话语音的区别性特征进行共时比较,并力图理清其历时演变的过程;结合本区方言的发展与江淮地区社会发展、政区沿革、人口变迁以及淮河的共存、共变关系,找寻制约皖北沿淮方言格局的形成、变迁的因素。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淮河流域自然与人文背景、安徽淮河流域方言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材料来源。第二章是音系描写。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描写本区域的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主要方言点的声韵调系统;简要介绍了淮南话、怀远话的音系及内部差异。第叁章是两大官话的语音区别特征项的读音及地理分布类型比较。主要分叁个层面:一是皖北中原官话内部比较,根据知庄章叁组声母的读音,认为中原官话郑曹片接近济南型、信蚌片的凤阳等地是南京型、萧县等地属昌徐型。统计了古入声字的分派规律和入声舒化后的韵母归向,并据此认为淮南话应划归中原官话信蚌片、怀远北片话应划归中原官话郑曹片。根据x-f分混情况的不同,认为中原官话信蚌片可以分为东西两小片。二是江淮官话洪巢片皖北小片与皖中小片语音特征比较,重点是入声韵归并过程的描写,认为入声韵的简化不仅体现在韵尾上,主要元音的合流简化是入声韵归并最后阶段的主要途径;从声韵特征上看,江淮官话洪巢片皖北小片除保留入声与中原官话信蚌片不同外,其他特点基本一致。叁是皖北两官话各片音系地理分布类型的比较,通过声母、韵母、声调叁个方面,描述中原官话语音特征由核心区向江淮官话核心区过渡的地理渐变,即:中原官话郑曹片/洛徐片→信蚌片→江淮官话洪巢片皖北小片→皖中小片。第四章是语音特征的历时比较。结合文献材料,对重要语音特征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描述,尤其是对淮南、怀远两地方言五十年来语音的变化作了重点描写。结合相邻的凤台县魏郢村方言入声的现状,我们认为淮南话原属江淮官话洪巢片皖北小片,但已经完成向中原官话信蚌片的转型;怀远南片话处于变化的过程中,从其语音特征上看,仅因有入声与中原官话信蚌片不同,一旦入声消失,立刻并入信蚌片。第五章是主要论述安徽淮河流域方言格局的形成与淮河的关系。认为在皖北沿淮方言北方化以及本区域方言语音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淮河具有“南北阻断、东西贯通”的独特作用;结合移民史阐释了沿淮方言所经历的叁次大的“北方化”过程,认为中原官话信蚌片是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混合的产物,是江淮官话在中原官话侵蚀下的变种;结合历史行政区划、移民来源等因素解释了中原官话信蚌片各小片形成的人文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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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怀来方言词汇研究[D]. 陈伟.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4]. 涿鹿方言入声研究[D]. 杨春霞. 河北师范大学. 2009
[5]. 清末民国四种国语语音教材及拼音方案比较研究[D]. 张金发.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6]. 怀来方言的声调分析[D]. 吕东莲.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7]. 张家口方言的人称代词[D]. 顾宣宣. 河北师范大学. 2008
[8]. 方言学视野下的山西民间音乐[D]. 赵海英. 山西大学. 2013
[9]. 河北方言中的“X-儿”形式研究[D]. 李巧兰. 山东大学. 2007
[10]. 安徽淮河流域方言语音比较研究[D]. 贡贵训. 河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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