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卓[1]2016年在《贸易投资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文中认为经过改革开放后叁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深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这种以劳动力资源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的低附加值制造业,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生态坏境日益恶化,竞争优势将逐步丧失,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渠道和机制。研究认为:无论通过哪种渠道和机制,进、出口贸易,吸引FDI和OFDI都是通过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技术积累、技术进步及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来实现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转型升级。其次,通过数理推导的方式,建立叁个国家、两个部门模型,分析了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两难处境、转型升级成功的条件,并研究了学习效率、技术进步和要素禀赋积累以及我国政府和企业所做决策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还从数理分析上说明了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情况,从而提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再次,本文对C-H模型进行修正,用修正后的C-H模型实证分析了叁国两部门模型推导的合理性,并弄清学习吸收能力、国际贸易、吸引FDI和OFDI对我国制造业高、低技术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不同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此外,本文对日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做了分析,并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提炼了华为公司转型升级的经验。这些案例研究得到的启示对中国政府如何制定转型升级的产业政策,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下实现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从贸易和投资、政府和企业等角度提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盘活存量科技资源,实现要素禀赋的重新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增量,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凝聚改革共识,抓住转型升级“窗口期”;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加强产业政策的前瞻性、确保政策得以实施;加大开放力度,鼓励新兴制造业发展;整合全球资源,技术与管理升级并重。
王小强[2]2016年在《国际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技术进步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动力,一直以来,国际贸易被认为是技术传播与扩散的重要形式。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都能对一国的生产力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文献关注的重点都是技术溢出的外生技术进步效应,而较少关注国际贸易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研究的主旨就在于探究国际贸易如何影响行业的技术创新决策,从而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内生技术进步是指企业自发地改变技术创新决策而对其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在现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进出口贸易及产业内贸易强度对行业技术创新决策与效率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在对相关技术指标进行测算后,运用我国制造业29个行业(按ISIC3分类)2003-2014年的相关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效率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与结论：一是,梳理了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以现有关于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的理论研究为基础,本文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角度梳理了贸易对行业技术创新决策及技术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的机制。二是,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CCR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9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同时通过因子分析定权法测算了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综合指数。此外,借助G-L指数法,本文计算了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并对其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状进行了分析。叁是,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及产业内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投入、产出与效率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也能够显着地提高中、高技术行业的创新效率与产出；进出口贸易存在关联效应,即产业内贸易能够提高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针对贸易和创新政策提出了以下建议：以出口带动技术创新、发展产业内贸易以促进国内外技术交流、调整进出口结构以充分吸收进口技术溢出、适当降低贸易保护以促进市场竞争、推动产学结合及国有企业改革等。
虎岩[3]2007年在《我国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尤其是在加入WTO的新形势下,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特别是进口贸易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的相关问题更是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研究以内生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为基础,从系统、动态的视角探讨了进口贸易与我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口贸易导致技术进步的机制以及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因素。全文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进口贸易是否产生术溢出、如何产生术溢出以及影响溢出效果的因素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在获取外溢效应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证分析采用Coe & Helpman(1995)的贸易溢出模型,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整体考察,同时对比分析了技术溢出对我国不同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源于不同贸易伙伴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中,溢出技术对中部地区技术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吸收能力不足,使得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此外,源于不同贸易伙伴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着的国别差异,日本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最显着,其次为美国。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方面提出了完善技术溢出机制和优化技术溢出环境的对策,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贸易产品结构,提高国内R＆D投资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另一方面探讨了如何提高西部有效吸收技术溢出能力的对策思考,可从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研发投入和重视当地人才队伍的培养等方面着手。
周利梅[4]2016年在《中国技术贸易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膨胀、资产价格高企、投资下滑和需求不足等问题,经济面临长期下滑风险。在国际贸易领域,经济下行对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外贸出口依赖性的发展中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频繁的贸易摩擦、贸易制裁、贸易壁垒等现象,国际贸易格局再一次出现了新变化。为挽救经济发展,各国企图通过实施多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新贸易政策手段,以求调整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问题。但面对新国际贸易格局,如何巩固和开拓本国外贸出口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引擎,成为各个国家着力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这次,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科技创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把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带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引擎,一方面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力培养高新技术产业,通过高技术产业带动经济复苏；另一方面发挥高技术产业的优势,通过技术贸易大力出口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扩大贸易出口。科技创新、高技术产品研发生产、国际间技术产品贸易往来,对提升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竞争力的作用已经彰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承接了大量来自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迅速实现了一部分产业升级换代,建立起来相当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别是自从加入WTO以后,外贸规模迅速增长,已经成为第一大贸易大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出口产品结构上,也迅速从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转变,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由于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我国较低的劳动成本和资源价格,在技术和资本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主力,也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中国传统对外贸易过于依赖劳动、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面临诸多问题,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非常容易引发贫困化增长,产业结构难以优化升级,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仅仅依赖数量化规模扩张极易招致国家结构性经济风险。因此,以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需要,在巩固和提升传统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技术及产品贸易,培育有特色、有活力、附加值高的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任务。基于此,本文以技术贸易作为研究对象,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深入探寻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理论基础,总结归纳当前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现状、趋势、特点及其作用,探寻技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引出技术贸易竞争力的概念,并设计出国际技术贸易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此对2005-2014年间的G20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各国的优劣势。总结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技术贸易竞争力的优势及其成功经验,深入分析我国高铁行业近年来技术提升的成功经验,以此为提升我国技术贸易竞争力寻求有效路径和解决方法,从思路、原则和对策方面做了较多深入的探索。
曹玲玲[5]2004年在《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热潮，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化趋势日益加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水平和知识积累的竞争。技术进步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对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而言，不仅需要各国独立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了节约稀缺的世界经济资源，需要各国尽可能地分享这种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进步，而国际贸易正好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全球共享。此外，国际贸易还能从各个方面刺激或促进贸易双方的技术创新活动，使世界整体的技术存量不断增加，从而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有效的保障。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组织能力，从而更有效的提高生产率，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包括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一国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传导机制的影响从而带动技术进步的过程。由传统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扩展而来的模型分析，证明国际贸易和外资对一国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拉动作用；技术传递理论模型强调了一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国际技术传递的巨大影响；而对中国家电业发展的分析，证实了对外贸易对一国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全文强调了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加快我国技术进步的几点建议。
徐圣[6]2011年在《中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中国处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日益深化,但是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却出现了下降的现象。探究劳动收入比重自身变化的规律以及对外开放与经济结构转型对其影响的机理就显得很有意义了。本文首先从劳动收入比重的定义出发构建了劳动收入比重的增长率的理论分解公式,发现劳动收入比重的增长率主要受叁个因素影响：乘数大小、人均资本深化速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乘数大于0时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乘数小于0时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乘数绝对值大于1时乘数会扩大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乘数绝对值小于1时会缩减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会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接着本文利用得到的分解公式对中国制造业部门、工业部门以及美国的工业部门劳动收入比重增长率进行分解,并从资本深化、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的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文章着眼于开放经济,对中国出现背离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现象的原因进行理论解释。根据理论推导发现,国际贸易具有技术进步效应,劳动力丰裕国家贸易开放会引起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该技术进步会降低劳动收入比重,这抵消了正向的要素收入效应,这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上升与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现象。本文还利用中国1987-2006年的29个省及直辖市的数据建立分时间段的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了实证研究与验证,并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提出了稳定中国劳动收入比重的政策建议。同时,本文又探索了FDI对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影响。运用概率论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FDI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呈现U型曲线规律。在FDI较低时FDI对劳动收入比重有抑制作用,当FDI的数量超过拐点之后FDI对劳动收入比重起拉动作用。接着本文还利用1995—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分地区的实证研究与验证。并从FDI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的角度提出了稳定中国劳动收入比重的政策建议。针对中国处在二元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本文分析了这一大背景下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规律。研究发现：“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之前经济结构转型会引起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作用呈现n型曲线,即随着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劳动收入比重先上升后下降。这一过程一直持续直到“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开放经济的因素纳入到这一大背景下,考察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国际贸易、FDI对一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得出结论,国际贸易与FDI对劳动收入比重均有叁方面的效应：“要素收入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劳动转移效应”。对于一个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的要素收入效应一开始为正,后由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获得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的要素收入效应变为负。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为负。国际贸易的叁个效应中劳动转移效应最先显现,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劳动转移效应为正,二元经济的第二阶段劳动转移效应加速了n型曲线的形成,二元经济第二阶段的末期,劳动转移效应逐渐趋向于0。发展中经济体FDI的要素收入效应在二元经济第一阶段是负的,第二阶段是正的。FDI的劳动转移效应在二元经济的第一阶段是负的,第二阶段加快了n曲线的形成。接着本文利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计量回归测度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叁类国家各种主要因素的影响大小与影响方式,并用非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各影响因素对劳动收入比重的贡献率大小,研究了国际贸易与FDI叁类效应的动态演进规律。最后从国际比较与开放经济的综合视角提出稳定中国劳动收入比重的政策建议。
罗海蓉[7]2017年在《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近10%,远远超过同期全球2.8%的年均增速,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跃升至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快速扩大,在全球经济贸易地位不断提高,被誉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内收入分配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在其出版的着作《21世纪资本论》中,利用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揭示了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事实,从而引发了全球各界对劳动者报酬份额过低的激烈讨论。对于中国而言,国内群体收入差异化显着,尤其是中国资产规模超过5千万美元的高净值收入群体的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同时,国内仍有超过5千万人口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许多研究结果都指出中国在国民收入结构、城乡收入结构、行业收入结构和地区收入结构等多个维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特别是中国入世以后,国民收入结构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且持续走低,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引起各方密切关注,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许多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决定因素以及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其中,少量文献系统分析国际贸易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而且极少有文献能够针对中国近阶段经济高增长,外贸高扩张的"两高"形势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经济体,贸易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所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因素和机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以及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许多经济体同样出现了劳动报酬占比降低的现象,是否意味着全球化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之间不是独立的?如果贸易结构会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影响,那么全球化进程是否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降低的主要因素?中国入世以来积极融入全球化,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方,是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为什么生产iPhone的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却不足以使他们购买iPhone手机呢?在当今全球经济形势,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大环境下,如何怎样才能让中国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益呢?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本文通过10个章节的内容来详细讨论并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导论。当前国际贸易结构变化和劳动者报酬占比发展趋势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意义,现有的文献研究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方向。在上述现实背景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的问题、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最后提出主要结论和创新点。第二章,贸易与收入分配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首先,简要梳理了收入分配的基础理论,由此引出劳动者报酬占比有关理论的内涵与意义。其次,通过整理贸易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献,明确贸易结构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角度。再次,对国内外现有贸易与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机理的文献进行综合梳理,掌握本文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和研究路径。另外,从贸易理论对收入分配影响理论的演进方向可以判断,贸易理论的发展脉络遵循分工不断深化的特征,而劳动者报酬占比理论的发展脉络越发突出要素生产力异质性的重要性,所以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将围绕生产要素异质性的角度进行深度融合与发展。这也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向和参考意义。第叁章,传统贸易结构理论与劳动者报酬占比分析。为了系统性地厘清贸易理论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将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结构理论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且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详细论证了传统国际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主要结论为,传统贸易理论基于单一劳动生产要素或劳动要素不可移动的假设条件下,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没有影响,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稳定。第四章,新贸易结构理论与劳动者报酬占比分析。本章是在上一章节的基础上,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内贸易理论等新贸易理论框架下,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进行梳理,用理论模型深入分析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重点突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在解释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动方面的差异。主要结论认为,新贸易结构理论放宽了资本要素不流动的限制,并对劳动生产要素的异质性提出了假设,更加符合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现状。所以在理论上论证了新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的影响。第五章,贸易结构与劳动者报酬占比的经验观察。本章以经验观察的方式,分别对OECD等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金砖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国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结构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经验观察得到两个主要结论:一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全球不同经济体的实例论证了贸易结构的发展与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化存在相关性的可能性;二是贸易增长与劳动者报酬占比变动主要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第六章,贸易的要素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机理与实证。首先,跨国企业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要素、中高级技能水平劳动要素和中低级技能劳动要素在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中的国际分工方式取决于要素创造增加值的能力。叁种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增加值的能力存在不同,因而获得不同的贸易收益,从而导致生产率高的资本要素和中高级技能水平劳动要素获得更多的要素报酬,而生产率低的中低级技能劳动要素获得更少的劳动者报酬。其次,在全球普遍降低资本流动性管制的背景下,资本要素的流动性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使资本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而不同劳动要素的流动性存在差异,中高级劳动力的流动性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均高于中低级劳动力,是造成中高级劳动力要素获得较高劳动报酬占比、中低级劳动力要素获得较低劳动报酬占比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而言,尽管中国入世以来不断改善劳动要素结构,培育了大量的中高级劳动要素,但是整体劳动要素水平仍旧以中低劳动力为主,从而对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做出了合理解释。此外,利用世界银行的实证数据显示中国对外出口行业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高技能劳动力获得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劳动力产出占比的匹配度较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占比与劳动力产出占比的匹配度较低。第七章,贸易的税收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机理与实证。第一,通过简单的理论模型可以论证,关税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影响资本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对要素的替代性产生影响,论证了税收结构对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相关性。第二,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进口关税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中关税升级现象和偏向技术设备的关税政策具有技术偏向性,造成鼓励企业通过进口设备替代劳动力的效应,是入世后国内劳动要素劳动报酬占比降低的重要原因。第叁,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偏向资本规模较大的外资和国有企业的差别待遇,相对损害了私营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出口利益,拉大了不同性质企业、不同区域间出口企业的出口效益差异,进而拉大了劳动者报酬占比差距,证明了出口退税政策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的负面影响。第四,加工贸易政策是国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具有轻资产的轻工业结构以及低附加值生产活动的特点,造成国内加工贸易企业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高但难以提升的困境。第五,中国加入《信息技术协定》关税削减以及加工贸易政策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是信息技术本身具有替代简单劳动、资产要素回报率偏高的特征,体现出技术进步偏向性,对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了负面影响。第八章,贸易的所有制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机理与实证。首先,宏观和微观数据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是最重要的出口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始终最高。内资企业劳动报酬占比较低,但是平均工资增资幅度较快。其次,外资企业的高生产技术、高薪吸引高技能人才、轻资产业务以及在出口过程中的垄断地位和马太效应,是外资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偏高的主要因素,并对内资出口企业造成负面影响,压低了内资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再次,内资企业通过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工资吸引高技术人才,以及国有企业在内资企业中具有的资本规模、技术能力和高技能人才等因素,使得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逐渐提高,但仍旧低于外资企业的水平。此外,发达经济体为主的跨国公司在跨国运营的过程中,受到发达经济体内部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关于国际劳工标准和社会责任的要求,通过规范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劳动者环境保护力度的外生机理,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对劳动者保护的内资机理,导致东道国的劳动者保护水平逐渐提高,并趋近于投资母国的水平,最终提高了东道国的劳动者报酬占比。最后,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和投资来源地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实证结果显示,投资来源地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以及投资流量占比,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呈正相关,而中国入世对国内投资的冲击与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负相关。第九章,贸易的模式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机理与实证。跨国企业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建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融合机理,其中外包模式、模块化生产和任务贸易等贸易模式造成中间品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对全球贸易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中间品贸易模式在理论上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外包模式对发包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负面影响,对接包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正面影响;模块化生产是资本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负面影响,但模块化生产会加速产业集群的形成,进而产生"工资俱乐部"效应,提高集群内和当地的工资收入水平。从整体看,中间品的进口和出口分别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起到抑制和促进作用。此外,通过全球主要贸易经济体的增加值数据库的实证检验,证明了中间品贸易的贸易模式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显着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本方对外出口中,本地含量越高,劳动者报酬占比越高;进口中间品会降低本方劳动者报酬占比,出口中间品会提高本方劳动者报酬占比;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本方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越高,本方劳动者报酬占比越高。第十章:总结及政策建议。本章在前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将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做了系统性的归纳和整理:首先,全球化进程中,资本要素、中高级劳动要素和中低级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和流动性上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不同要素收益差距的拉大,导致在资强劳弱和中低技能劳动要素为主的整体格局下,劳动报酬占比偏低。其次,进口税收、出口退税机制和《信息技术协定》关税削减在理论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技术偏向性的特征,造成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而加工贸易政策使从事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偏高,但难以增长的两难困境。第叁,中国国内不同所有制的贸易企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主要产生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劳动报酬占比同样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导致中国整体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结构。但是,发达经济体劳工团体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推动的国际劳工标准和跨国公司国际社会责任,通过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机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外生性机制,对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第四,跨国企业通过不同的贸易模式,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全球供应链和全球价值链,导致中间品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对全球贸易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中间品贸易模式在理论上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外包模式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负面影响,模块化生产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负面影响,但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产生"工资俱乐部,,效应,提高集群内和当地的工资收入水平。而中间品的进口和出口分别对劳动者报酬占比影响起到抑制和促进作用。此外,通过全球主要贸易经济体的增加值数据库的实证检验,证明了中间品贸易的贸易模式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产生显着的影响。虽然研究结果论证了全球化对劳动者报酬占比主要体现出负面影响的机理,但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本质是强调经济的"公平",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强调"效率",不能片面在"公平"和"效率"间做单选题。相反,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重要性的前提下,通过提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实现包容性发展,避免让中国陷入劳动要素丰裕禀赋的"资源魔咒"中。因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在鼓励吸引外资的过程尽量避免简单的偏向性税收优惠政策,保证外商投资的可持续性,保证政府获得合理的税收用于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技能水平;二是改善和规范出口退税机制和退税金使用流程,保障民营企业享有出口退税权益;叁是加大政府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加强公共教育类的服务投入力度,提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技能水平,提高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四是谨慎使用针对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税收减免政策,避免高收入要素获得实质财政补贴的情况,避免低收入要素群体向高收入要素群体转移支付的怪圈;五是鼓励加工贸易企业的产业升级,提高对外出口的附加值,稳固和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地位;六是逐步取消限制劳动力流动的不合理规定,加大扶持落后地区,促进全国经济和谐发展;七是积极改善国内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外资企业通过技术转让和联合研发的方式,提高国内技术研发水平和生产率。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有较好的创新价值,从开放经济的视角下研究劳动者报酬占比和收入分配问题,较封闭经济视角下的研究更具说服力;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具有创新性,初步构建了贸易结构与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关系分析框架,即贸易的要素结构、贸易的税收结构、贸易的所有制结构和贸易的模式结构四个影响机理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叁,本文在分析视角上具有创新性,突出强调全球价值链的新贸易理论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第四,数据创新,在实证分析和统计分析中使用大量宏观、中观和微观数据,在微观企业数据上创新性地将工业企业数据和贸易数据进行整合,弥补了工业企业数据失真的问题;第五,研究方法有合理性,将中国入世作为重要因素考察;第六,借鉴比较政治学分析方法,利用案例分析反映劳工权益组织通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渠道影响东道国劳动者报酬占比;第七,具有较高时代研究意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指出全球化与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提出合理的建设性的建议。
郑永杰[8]2013年在《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的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以来，为推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一大批资源地区伴随着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而相继兴起，这些资源型地区的资源开发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资源型地区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渐每况愈下，这极大的拖累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使资源型地区摆脱资源约束，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有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研究文献以及国内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成功实例都已经明确表明技术进步是实现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如何推动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相关研究却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有文献多是注重R&D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却忽略了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机理。本文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地探讨了资源型地区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本地区技术进步，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机理，本文的研究旨在为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与政策依据。本文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技术溢出的概念进行了理论界定，对国际贸易技术溢出的前提条件和传导方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在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研究框架下探究技术溢出的过程机理，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构建本文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整体理论框架，为本文后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为进一步明确本文关于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主题，本文还将资源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建立了国际贸易、资源约束与技术溢出效应的数理模型，以此来为进一步说明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推动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同时也从整体上建立本文的数学模型和理论研究框架。在建立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推动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理论研究框架之后，本文开始对国际贸易技术溢出不同的传导方式对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的推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本文首先从技术溢出传导方式中的技术模仿入手，对技术模仿进行了概念界定，探讨了技术模仿与技术溢出的之间的理论关系，同时详细分析了资源型地区通过技术模仿实现技术进步的机理。其次在本文国际贸易、资源约束与技术溢出的均衡分析框架下，通过将知识产权引入到研发部门，构建了资源约束、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模仿与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资源约束、国际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模仿与技术进步的均衡增长路径。最后利用在不同参数条件下的数值模拟分析，探讨了经济参数变化对均衡增长路径的影响机理，并给出了经济学的解释。国际贸易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也是实现技术溢出重要的传导方式。本文首先从理论方面详细论述了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的制约作用，并且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论探究了国际贸易推动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机理。其次，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文分别建立国际贸易促进教育和培训的代际模型和国际贸易推动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理论研究；最后，本文建立叁部门的均衡分析模型，阐述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国际贸易、人力资本、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机理。在国际贸易扩大竞争效应实现技术溢出方面，本文首先在分析竞争效应的概念和转化条件基础之上，梳理了国际贸易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其次，本文从内源驱动力、外源驱动力、创新的微观激励、打破能源产业垄断、竞争情报五个方面阐述了国际贸易通过扩大资源型地区的竞争程度实现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最后，本文构建了一个四部门的内生模型，通过对市场竞争状态下的均衡路径比较静态分析与数值模拟分析，阐述了通过国际贸易扩大资源型地区的竞争程度提高资源型地区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我国资源型地区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本文所涉及的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首先本文以CH计量模型为实证的基础模型对资源型地区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贸易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对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并不大。其次，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资源型地区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资源型地区贸易的技术溢出在资源、人力资本、技术差距、贸易开放度方面分别存在溢出门槛。最后，本文对技术溢出的传导方式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技术模仿、竞争对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动态变化的传导机制，以及贸易对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
马汴京[9]2011年在《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9-2008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多倍，这种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实施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使东部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并由此带动国民经济总体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东中西部之间区域经济差距日益拉大的代价。本文以增长回归作为分析框架，分别使用省际样本和地级以上城市样本考察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各种因素，试图厘清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制度变迁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正文主要分为叁部分：理论分析、经验研究与结论和展望叁部分。第二、叁、四章为理论分析部分。第二章考察了地区经济差距的理论基础：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平衡发展理论。前者包括新古典区域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以及纳克斯的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平衡增长理论。本章通过梳理经济增长理论、平衡及非平衡增长理论，为后文考察地区经济差距具体影响因素提供理论前提。第叁章首先以历史视角，考察了我国70年代末以来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影响。始于改革开放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型塑了以后数十年的经济地理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绩效远远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国家层面战略的实施，初步遏制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一系列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陆续出台。从实施效果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东部地区总产占全国份额在2009年前后首次跌到60%以下；中部、西部占全国份额都有所上升。本章最后探讨了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可能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凸显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第四章为机制分析。作者首先分别考察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作用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可能渠道；接着刻画了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国际贸易等要素的地区分布不平衡特征以及制度变迁地区不同步现象。这种要素分布不平衡以及制度变迁不同步现象，必然导致地区间经济绩效存在显着的差异。本文经验研究包括叁部分，依次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进行定量考察。第五章使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资本深化和不同类型的科技投入对省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全国样本看，资本深化可以解释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的35%-43%；技术消化、技术引进购买以及它们与资本深化水平交互项，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均没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自主研发不仅本身影响劳动生产率，还通过与资本深化水平的良性互动显着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资本深化、异质性科技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着的地区特征。东部地区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全国样本更为接近，为了减缓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东部地区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施新产品开发，以率先在国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应该利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积极引进东部投资，加速资本深化，同时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以节约自身稀缺的资本的同时，提升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主要内容，二者都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六章与第七章都立足于城市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检验内生制度变迁、国际贸易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第六章使用IV方法考察内生制度与城市间经济绩效的关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获得政绩以提高晋升概率，地方官员有激励为非国有投资提供非正式产权保护；改革开放初期集体工业产值比例影响了当地领导人对非国有产权保护的态度，可以视为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IV结果表明物权保护程度不同可以稳健地解释中国城市间大部分经济绩效差异，一旦控制制度因素，高级别城市没有表现出更好的经济绩效。第七章使用某城市将一集装箱货物运至其常用出海港口的费用即头程运费，刻画国内不同地区面临的进出口阻力，考察内生国际贸易与经济绩效的关系。IV结果表明OLS并没有高估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一旦控制国际贸易，沿海地区没有表现出更为出色的经济绩效；若国际贸易量提高1%，该地区人均GDP可望增长0.19-0.22%；有必要进行全国性的运输改革以提升内陆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工具变量通过了严格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检验，子样本敏感分析和控制变量方法保障了结论的稳健性。
刘志恒[10]2016年在《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使中国走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由之路。经济结构的调整伴随的必然是技术结构的调整,因此技术进步方向如何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前沿研究已经借助技术进步方向理论解释了很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如:要素收入分配或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技能溢价、环境技术变迁等问题,然而却鲜见挖掘中国技术进步方向产生根源的相关研究。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两个来源,后者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显然成为中国近年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为此本文以发展中国家为视角以物化于进口产品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为切入点试图探究进口品贸易结构及其对中国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并旨在解决以下问题:进口商品结构如何影响技术进步方向、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和技术进步方向特征是什么、进口商品结构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技术进步方向、进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策略是什么。主要内容和结论为:第一,构建了发展中国家视角下生产与研发的两部门模型,在模型中提出了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的一般化测度方法并以之为基础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揭示了中间品进口结构、消费品进口结构与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的数值关系,结果显示:短期中间品进口结构对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存在正向的水平效应,而其促进效果受两部门相对技术改进率和部门内技术进步增长率影响;长期中间品进口结构对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存在负向的增长效应;消费品进口商品结构不会直接影响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但可能会通过“价格效应”对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形成间接影响。第二,在BEC分类维度上揭示的中国进口商品结构特征表明中间品进口占比最高而资本品进口占比与消费品进口占比相近且呈“镜像”变化;在SITC分类维度上计算的中国进口商品贸易结构特征表明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占比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基于BEC分类和SITC分类的二维数据揭示了中国要素密集度视角下的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口结构特征:资本品进口结构波动较大并呈现倒“U”型变化,中间品和消费品进口结构变化相似且均呈现出前低后高的“M”型变化。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国际经济环境、本国经济发展水平、汇率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外部因素和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内需、政策导向、技术进步方向和出口等结构因素都会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影响进口商品结构。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结构而言:(1)出口是导致中间品进口占比趋高的主要原因;(2)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比重过大;(3)技术进步方向主导了资本品进口结构的演变规律;(4)产业结构是影响中间品进口结构的主要因素而消费品出口结构也对其有一定间接影响;(5)消费品进口结构本质上取决于内需结构。第叁,通过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等进口商品结构和自主研发结构对中国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短期对其促进的有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结构,而自主研发结构和消费品进口结构对其存在抑制作用;长期自主研发结构和消费品进口结构促进了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中间品进口结构作用方向相反,资本品进口商品结构作用甚微。第四,对技术进步方向与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分析。主要结论有:(1)与短期相比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更为显着,资本品和中间品进口结构是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长期稳健的格兰杰原因。(2)各因素按照对技术进步方向变化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消费品进口结构、自主研发结构、中间品进口结构和资本品进口结构。
参考文献：
[1]. 贸易投资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D]. 杨立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
[2]. 国际贸易对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 王小强. 浙江大学. 2016
[3]. 我国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虎岩. 同济大学. 2007
[4]. 中国技术贸易竞争力研究[D]. 周利梅.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5]. 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D]. 曹玲玲.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6].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研究[D]. 徐圣. 浙江大学. 2011
[7]. 贸易结构对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D]. 罗海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8].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资源型地区技术进步的机理研究[D]. 郑永杰.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3
[9]. 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马汴京.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10]. 中国进口商品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D]. 刘志恒.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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