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琼（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3）
中图分类号：A7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047-01
摘要：毛泽东发动“文革”是经过再三思量的，是由于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巨大分歧，并且这个分歧愈演愈烈所最终导致的。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最早出现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此“文革”发动的渊源也就可以追溯到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键词：八大；文革；分歧
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对于这样一场全局性的国家运动的最终发动，毛泽东思量很久，而它的渊源可追溯到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其发动的根本原因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对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对于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分歧所致。这个分歧存在的根源可追溯到中共“八大”。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按照以下思路来探究一下：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的内容、毛泽东对八大一次会议的回应、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进一步加剧、文革发动
一、中共八大一次会议
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不仅系统地论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指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指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和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按照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调整经济关系，也有初步进展和新思路的探索。八大以后，自由市场有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的调整，八大一次会议要求合作社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大的集中、小的分散”，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实行“主要公有，次要私有”，强调必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后来又决定增加社员的自留地。提出调整社队规模，一般一村一社。
二、毛泽东的反应
对于这次大会所作出的决策，毛泽东的认可度如何，可从很快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明显看出。在为八大二次会议作准备的南宁、成都会议中，毛泽东联系到1956年经济工作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制定的争论，更加严厉的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上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路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但是这种转移同批判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同‘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不能不走偏方向。”[1]于是1958年五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就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实际上是对八大一次会议的否定。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公开严厉批评一些党中央重要领导人，这在建国后还是不曾出现的，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分歧很大，并已凸显，至此，毛泽东开始警觉，他认为他所一直警惕的事（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了在中国也发生的苗头。
三、七千人大会
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出生率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2]这些惨痛的事实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的最强有力的否定。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只是让刘少奇出面调查、调整，他不认为是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而是希望得到其他的结果，是其他原因影响所致。然而刘少奇在由他主持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令毛泽东异常失望。1970年斯洛先生访华回国之后，撰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1962年党的会议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受到了刘少奇的批评。这个论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构想。因此，刘少奇等人的批评意见，毛泽东是难以接受的，加之会有人把“三面红旗”与“左倾错误路线”相提并论，这是毛泽东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症结所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多次扬言，要出七千人大会的气。她攻击刘少奇等人说，七千人大会他们出了气，毛主席可受了气。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我认为这个“气”不是简单的因为有人和他意见不一，而是因为否定了他所认为不能触动的三面红旗之“大跃进”，他把三面红旗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只有坚持“三面红旗”不动摇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认为八大一次会议上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层所提出的一系列见解是在拖社会主义的后腿（如前提及‘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甚至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会毁掉社会主义。他意识到他身前尚且如此遭到公开否定，身后就不用提了。毛泽东不是害怕会被人鞭尸，而是担心他的理想，他辛辛苦苦创建的社会制度将会毁于一旦。毛泽东很不甘心，觉得刘少奇已不是同路人，正如他在此后不久，1966年8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指责刘少奇，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更令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还得到了在一线工作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这使毛泽东更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他认为在中央已经形成了一股妄图搞资产主义复辟的集团。此后他意识到必须毁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势力，社会主义才能不至变色。但是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国家副主席，享有很高威望，不是能够随便打倒和治罪的。又想到刘的支持者从中央到地方甚多，加之对地方官员不放心，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不少地方官员则是他的同路人。（“四清运动”中也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他认为地方官员的一些错误行为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至此他认为在执行他的路线时总是遭到失败，不是路线错误，而是人心不齐所致，有必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样一来既能坚持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又能剔出不纯粹的思想和不纯粹的人，使全国人民都变得纯粹起来之后再搞社会主义建设将会顺利和快得多。所以文革对于毛泽东来说意义真得是太重大了，他仿佛找到了治疗久病不愈的良药。他的这一思路可从文革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上看出，他临终前的话语中说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3]
由以上可见，围绕如何发展新中国的经济（是应坚持毛泽东的大跃进模式还是坚持刘少奇主持八大时制定的调整模式），从中共八大开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领导层之间已开始出现巨大分歧，此后愈演愈烈，让毛觉得“根子”在上头，非打倒不可。于是“文革”非发动不可，而刘少奇也就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中中央高级领导人。
参考文献：
[1]《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91页.
[2]同上，第412页.
[3]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312页.
作者简介：甘琼，女，1983年出生，河南信阳商城县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