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徐渝萍[1](2020)在《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C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高等教育逐渐迈向大众化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这既体现于高等教育类型的日渐丰富,也彰显于高等教育层次的日益健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生既源于国际社会外部力量的推动,也是高等教育内生发展的客观需求,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了较大份额,其办学质量关乎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大学的职能随着大学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演变,但人才培养始终为其根本,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是关乎应用型本科建设质量的重要议题,具有尤为重要的积极意义。自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口号提出后,全国各地诸多本科院校纷纷开始响应转型发展的号召,提出向应用型本科转型的发展战略。重庆地区成立了市属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联盟,共同探究应用型本科发展之路,经过多方努力,部分高校已实现了从部分学科到专业再到学校整体转型的变迁,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成果颇丰,人才培养模式也日趋成熟。但同时,相关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实际建构中也呈现出一系列问题,例如转型发展理念与人才培养理念的契合度欠佳、盲目强调办学应用性而忽视大学育人使命、地区资源利用不充分、教师选聘及考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诸如此类的问题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完善带来了挑战。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开展:第一部分从重庆市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契机出发,基于当前重庆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对当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把握。第二部分对C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人才培养实践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对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和一线教师进行访谈,总结其转型后的人才培养策略,分析其改革经验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第三部分面向C大学在校学生开展学习满意度调查,通过编制、发放问卷并采用SPSS 23数据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了解该校人才培养成效,把握学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优势与不足。第四部分结合前三部分的内容为该校及重庆地区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研究认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从理念、内容与方法出发,从思想基础的坚实,制度保障的完善,课程桥梁的搭建,实践平台的创新四大方面着手探寻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路径。通过秉持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产业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理念,增强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服务性;通过建立应用型课程联盟,调整课程设置比例,合理设置课程时间,及时更新与优化专业课程,提升应用型本科教学内容的适应性;通过明确政府在校地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利用地区及学校的资源及优势推进实践教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实施方法,增强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法的实践性;通过大力推进应用型本科文化建设,为人才培养实践营造良好氛围等途径为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启示与参考,提升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水平。
姚科敏[2](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3](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李博[4](2018)在《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学科交叉视角出发,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从历史、知识流动、研究内容三个维度对体育学学科知识演化进行研究。历史维度主要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梳理体育学各分支学科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体育学的发展脉络,知识流动维度主要是结合学科交叉测度指标体系、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对改革开放至今体育学学科交叉态势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内容维度主要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并分析体育学和不同学科群交叉的研究热点。研究结果表明:1、体育学的演化经历了“问题研究形态”、“研究领域形态”、“学科范畴形态”三个阶段,学科交叉是体育学形成和壮大的主要途径。体育学最原始的知识形态是以运动技术或者是运动技能为表现形态的实践性知识,为了满足科学化需求,和医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逐渐演化成为一个包含众多分支学科的综合性知识体系。2、我国体育学经历了清末效仿德日,民国学习欧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学苏,改革开放以后全面发展四个阶段。和西方相比我国体育学发展是非线性、碎片化的,但在学科起源、学科演进动力、学科结构演化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体育学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体育理论体系,在知识体系日渐完善的同时逐渐彰显出更多的学术性。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学知识体量和知识流量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知识体量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波动的,经历了复苏期、指数增长期、逻辑增长期3个阶段,知识流量的增长是线性的,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和其他学科相比,体育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较低,学科开放性不高,学科知识体量的增长大部分都是学科“自繁衍”的结果。北京奥运会后,这些现象在逐渐改观,学科开放性在逐渐增加,体育学由“外延式发展”逐渐转向“内涵式发展”。4、我国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是从学科交叉的多样性来看,和体育学交叉融合的学科数量越来越多,学科交叉的跨度越来越大,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所形成的知识流量的分配由混乱向着有序化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逐渐稳固。二是从学科交叉的聚和性来看,体育学和外部学科交叉融合的强度越来越大,学科交叉网络密度越来越高,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5、苏联模式对我国体育学知识体系的影响非常明显,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勃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体育学开始了“科学革命”,进入21世纪后“科学革命”逐渐结束,体育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通过“范式融合”我国体育学由偏向自然科学、教育学的知识体系演化成为综合性的知识体系。6、在现代科学聚合性发展趋势推动下和学科之间可通约性的规制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流出和知识流入两个视角下学科交叉呈现出趋同化的发展趋势。体育学和应用科学、软科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和纯科学、硬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体育学向着“软性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生物学医学学科群、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经济学学科群成为了体育学关系最为稳定的3个交叉学科群。7、和体育学交叉文献数量最多的是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其次是经济学学科群、医学生物学学科群、信息科技学科群、人文类学科群、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学科群。体育学和不同学科群交叉形成的研究热点存在“边缘效应”,体育学和远缘学科交叉尽管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是研究成果的丰富度、异质度更高,研究热点的数量也相对更多。8、北京奥运会对体育学和外部学科的交叉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高频关键词、高突现率关键词还是聚类标注词,奥运会是出现次数最为频繁的词汇,几乎每一个学科交叉领域都有涉及奥运会的研究。在北京奥运会的关照下,体育学学科内部的扩张力和学科外部的渗透力不断增强,使得体育学和外部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深化。9、理论研究薄弱是体育学学科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大部分的学科交叉研究都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单向渗透至体育学领域,体育学无法贡献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理论贫乏和方法的缺失使得体育学在和其他学科进行知识交换时总是扮演知识受馈者的角色,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回馈,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让渡学科的话语权,造成的后果就是体育学和其他学科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王余生[5](2018)在《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其要义就是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基于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本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文化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内涵上主要涵盖涉及承担公共文化权力与责任的党政文化管理机构及其权责配置格局的制度重构。换言之,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纳国内外改革经验与教训启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治理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级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组织体系承上启下的“关接点”,对保障公民文化权益、落实公共文化服务和促进文化管理机制完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进行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就是推动县级各类文化机构向着创造良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要求转变,经由权责结构与组织体系重组,着力解决县级政府文化治理领域党政机构与市场、社会之间,以及党政机关之间及其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问题。论文重点围绕有效澄清与合理配置县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间的职能与权责关系等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制度经济学、工程理论等相关理论成果。尤其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理清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和三个关键领域的演进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历史经验和制度效能进行调研分析基础上,找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制度影响因素。通过设计相应的问卷,列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对参与文化管理体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面谈和调查,归纳出几个大类制度因子。同时,构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列出制度效能的影响要素序列表,为制度创新寻求突破和路径选择。最后,探讨如何完善和理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微观文化管理制度和体制,建立和完善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分类、绩效、人事、资产体系,加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运作效率,确保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不难看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工具,融合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构建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和制度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来透视和分析我国县级政府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虽然新制度主义分析架构的提炼与整合、制度效能指标体系的提炼与检验、制度效能制约因素的萃取以及针对性对策建议的提出面临挑战,但也给研究带来寻求突破的空间。作为一项应用性研究,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有助于从制度上认识文化管理体制的障碍和成因,审视制度效能的成效,从而探索出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层路径,更好地体现和彰显文化管理体制的地方特色。
郭婧[6](2016)在《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研究 ——基于伦敦和上海的比较》文中指出国际化大都市的弱势学生群体通常处于城市空间的边缘化位置。在讨论国际化大都市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问题时,不能仅在教育系统内部探寻答案,还需要考虑大都市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关键影响要素。特别是在应对弱势阶层出身的孩子们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问题上,大都市的教育服务有必要与城市的公共治理寻找契合,将对不同社会阶层出身子女的各类教育资源分配与补偿机制反映到大都市的教育战略和公共治理规划中。本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历史分析法和访谈法,以伦敦和上海两个国际化大都市作为研究对象,在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框架下对英国和中国国家层面、伦敦和上海城市层面的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进行梳理;对伦敦和上海中小学层面的弱势学生群体教育实践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本研究发现:1.伦敦和上海弱势学生群体的主要构成不同,伦敦聚集了大批的少数族裔国际移民,而上海吸引了大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从事密集型劳务行业的国内移民。但是,弱势学生群体形成的原因都要归咎于其家庭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占有量上的差异。因此,在对弱势学生群体进行补偿性教育支持时需要考虑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情况。2.伦敦和上海地方政府层面在支持弱势学生群体发展时,都呈现“扶弱又培优”的趋势。在经济资本的补偿上,上海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高于伦敦,且更倾向于均衡发展。在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补偿上,由于伦敦人口结构和社会阶层更为复杂性,大伦敦政府启动的教育行动更丰富且具有针对性。3.伦敦和上海中小学对弱势学生群体教育实践中,都特别关注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潜在影响,重视通过家校合作活动提升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在其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教育补偿活动中,伦敦中小学在经费使用、项目设计、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合作等方面比上海中小学的实践更灵活、更贴近弱势学生群体的需求。4.伦敦和上海对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的政策与实践表明,国际化大都市教育公共服务需要实现服务多样化,来满足弱势学生群体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基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补偿的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治理模式的设想,有助于通过提高弱势学生群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量,促进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公平和弱势阶层的社会流动。
丁福兴[7](2014)在《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多重归因及其治理路径》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及“去行政化”问题,在上世纪80、90年代即已被学界以“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问题”提出讨论。自2009年“钱学森之问”提出以后,经过2010年“两会”的热议,这一问题逐渐转变为一个公共话题。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表明大学“去行政化”改革业已成为一种国家意志和公共行政语境。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应当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利益中心视角下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解释的复合框架,首先梳理总结中国大学“行政化”现象的特征与危害,对若干命题进行价值论辩,然后着重对中国大学“行政化”现象进行多重归因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治理路径问题。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时代命题”,具有过渡性,不应当因为某些歧见就简单地将其定性为“伪命题”。“行政化”和“去行政化”内涵比较丰富而含混,对其逐步厘清尚需时日和进一步的价值论辩。大学“行政化”的最根本特征是行政管理权的泛化和异化。大学“行政化”乱象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对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即外部“行政化”问题,二是大学组织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即内部“行政化”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从府学关系上讲,是知识的合法化问题,是过度政治化问题;从大学内部管理机制上讲,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组织结构“同形”问题。大学外部“行政化”的最大弊端就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受到了极大的干预、控制与征用,既容易滋长不正之风,也不利于教育家办学。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弊端则突出表现在侵蚀大学的核心价值,引发学术腐败并最终导致大学的异质化等方面。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并非一日之疾,而是一个“问题集合体”,需要从多维视角对其进行归因分析。制度变迁理论可以从“合法性机制”解释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动因。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既有“认识论”哲学基础,也有“政治论”基础。现代化进程促使大学从昔日的学术“象牙塔”演变成今天的社会“服务站”,“国家的需要”是大学为追求合法化而刻意改变知识生产的逻辑与路线的外在驱动力。近代中国大学的兴办肩负着富国强兵和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一开始就被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其政治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意义。其后,中国的近现代大学又经历了狂飙突进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历次政治风暴的洗礼,始终处于政治与行政的深刻影响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运动使得大学的自治权被严格收束并让渡到国家手中,“政治论”逻辑对“认识论”逻辑的凌驾,使得中国大学的发展被设置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之后,高校领导体制虽然历经多次变迁,却始终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一元化管理的色彩十分浓重。中国大学的“行政化”还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大学迫于各种制度性压力,在确立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过程中受到“强制性同形”、“模仿性同形”和“规范性同形”等制度同形机制的作用,而一步步加深了“行政化”程度。此外,单位制度对中国大学“行政化”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权力互动是解释中国大学“行政化”动因的另一个基本视角。从宏观上看,协调高等教育系统的决定性权力主要有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三种,并构成一个“三角协调”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政府作为“上帝之手”调控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市场力量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遮蔽状态”,至今依然式微;而在府学权力关系之间,政府通过对人事权和财产权的掌控,形成了一个“完全依赖性结构”,迫使大学就范。从微观上看,大学内部本应存在一个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规范性权力的连续谱,但强制性权力——行政权力往往更具具有强势。权力与权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由于权利对权力仅仅具有软约束性,加上行政权力的扩张本性,导致学术权力不足以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衡。在权力制衡问题的思考上,必须从过去一元化社会结构条件下的统治和管理的视野中跳出来,克服“非此即彼”的极点式思维定势,防止大学治理过程中再度出现权力的“单一中心化”倾向。利益分析视域下的大学“行政化”归因则运用“效率机制”以及“交易范式”来解释组织的结构与变迁。利益是权力的原动力,也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从“比较利益人”假设出发,可以有效地解释大学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的机制。在中国的社会依赖性结构中,主要存在着两个依赖环节,即单位组织对国家的依赖和个人对单位组织的依赖,其核心内容都是利益的依赖。单位组织兼具政权的性质和经济的性质,将经济控制力和国家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国家对单位组织的统治、单位组织对个人的统治。大学“行政化”过程中的利益交换范式可以概括为“服从-资源”范式和“赞同-资源”范式,这两种交换范式都有助于巩固和强化权力的合法性,因而加深大学的“行政化”程度。行政与学术的“权力同谋”等学术腐败现象正是权力主体为追求“超常收益”,通过利益交换范式来实现的。探究制度变迁的根源还离不开对文化的考量,因为文化“植入”的内化作用对人的行为具有持久而有效的先验性影响。“松散耦合”的组织特性以及自身使命,使得大学组织的内生型文化主要包括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人文精神三大传统。但在“政治论”哲学支配下,大学组织又被“植入”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元素,例如“纪律”和“责任”。大学既是文化传播的地方,又是文化冲突的地方。现代大学中存在着的学术与行政两个系统蕴含着两种逻辑,形成了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从而产生了文化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中国在数千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超稳态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大一统”的高度集权思想、学在官府的政教合一思想、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等,都产生了极强的“同化”作用,导致“行政化”的官僚文化在高等教育场域内畅行无阻。此外,人的现代化不足与大学“行政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尊官、畏官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大学的“行政化”也产生了若干内驱力。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这一与时俱进的改革举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从府学关系的调整来看,可以采取“传导性巨变”策略,实现“政府推进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实行网络治理模式,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利益主体视为相互博弈的行动者,大家相互依赖、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协调一致,在博弈中实现均衡,在冲突中实现整合。政府的责任与担当对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从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重塑来看,构建服务型管理范式是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应将“服务行政”的理念引入到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中,以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导向,通过民主协商机制达成合作共治的目的,为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高质量服务。中国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虽然具有逻辑合理性,但却并非水到渠成,而是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外部制度环境的先天性不足以及内部草根性变革主体力量的后发弱势,决定了这一变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因此,这一既需要上级部门的发起与推动,也需要社会的认同与配合,更需要大学本身的自觉与努力。
钟秋波[8](2013)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提出面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内农业资源的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实践证明,有效的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创新,更重要的取决于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是改善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为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改革和创新。虽然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组织体系、推广内容、推广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推广、生产三者衔接不紧密,推广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与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典型调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对我国超级稻推广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美国、日本、印度三国农业推广体系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提出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推广组织的作用,建立高效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组织系统;构建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的保障机制;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试构建,研究制度框架中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与农业科技推广相关的文献和推广理论研究,包括国外主要研究动态、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理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第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与问题研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机制、推广人员等方面,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我国超级稻推广的典型调查,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研究提供依据。第三,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考察,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和印度推广体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第四,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制研究。探索和创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第五,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创新研究。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投入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进行研究,力求为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坚强的后盾。第六,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试构建。以发挥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潜能为出发点,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创新。第七,我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践与探索,分析大学农业推广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以河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模式为案例,分析我国大学推广模式的创新实践,探索我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成功经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原理、农业创新扩散原理和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的理论依据。农业科技推广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导作用。大学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发挥农业高校科技推广的优势和潜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路径依赖决定并影响着推广制度变迁的轨迹,因此对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既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2)美国、日本、印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构建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和创新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应建立健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企业、组织与个人参与农业推广投资,形成农业科技推广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协作,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农民协会、涉农企业等市场组织的作用;通过严格的考核和培训制度,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3)我国现行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存在着职能不清,管理体系不规范;农业推广与农业教育、农业科研衔接不紧密;投资机制不健全;推广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迫在眉睫。(4)鉴于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应明确实行分类推广,公益性推广服务主要由政府推广机构承担;经营性推广服务主要由市场型推广组织承担;中介性技术推广采取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5)提出加强政策法律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推广财政投资、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保障措施。(6)高校具有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的优势,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优势显着,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多年来我国大学推广模式创新实践为构建新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现代新型农业服务体系过程中大学理应当仁不让。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是我国一项可行而有益的举措。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制度设计必须突显农业大学的重要作用,突出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产、学、研三位一体的融合特征,调动科教人员、推广人员、企业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论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从推广体系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基本框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进行试构建,从体制创新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在研究视角方面较以往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创新。(2)以四川省超级稻推广实地调研为例,从种植效益、农技人员推广积极性、政府经费和补贴政策四个方面对影响农户种植超级稻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加快超级稻的推广速度和效果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灵活、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结论,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的有力证明。(3)提出了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确立了政府型主导模式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并对农业高校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进行了试构建,这些创新性设计主要包括新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推广模式。(4)从实践层面提出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即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府扶持政策;投入保障机制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5)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采用案例分析法。用调研个案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了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东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在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三个不同类型大学农业推广实践创新的案例,深化了农业推广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弥补了我国农业推广研究案例分析不足的缺陷。
岳武[9](2012)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方面标志着我国的市场配置资源模式已经进入到制度化建设阶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在高等教育领域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入探索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并寻求其优化路径,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高等教育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制度及管理因素。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是指通过调整高等教育发展要素组合,改变不合理的配置方式,完善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控制成本、提高效益、提升质量、实现公平的目的。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正面临着物质财富不丰富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社会现实,还面临着民众对高等教育资源需求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突出矛盾,更面临着由于经济体制转轨而带来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需要进一步完善等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探索并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不仅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还是应对国际经济社会重大变革等艰巨挑战的需要。本文的主体部分由上、下两篇所构成。上篇即总论篇,包括前五章内容:第一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基础理论;第二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历程和主要成绩;第三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第四章即主要发达国家及俄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和启示;第五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原则和对策。下篇即分论篇,包括后三章内容:第六章即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专题分析及政府角色定位;第七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着力点;第八章即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在归纳总结我国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系列问题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针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内涵和外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系统整合了国内外关于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理论;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为基础,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部分内容,从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视角,以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问题,使得教育公平的实现和发展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朱世桂[10](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二、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C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问题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一)关于“应用型本科”的相关概念界定 |
(二)关于“大学转型”的相关概念界定 |
(三)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评论 |
四、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价值和创新点 |
(一)研究的价值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重庆市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契机与问题 |
一、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契机 |
(一)理论依据 |
(二)现实契机 |
二、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支持 |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
(二)地方层面的政策支持 |
三、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
(一)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措施 |
(二)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问题 |
第二章 C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
一、C大学转型发展概况 |
二、访谈设计 |
(一)访谈对象 |
(二)访谈时间 |
三、访谈结果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 |
(一)转型后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策略 |
(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经验总结 |
四、C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现实困境 |
(一)物质保障基础不牢 |
(二)课程探究易受利益相关方影响 |
(三)教师教学热情及学习转化能力有待提升 |
第三章 C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调查 |
一、调查设计 |
(一)问卷设计 |
(二)问卷发放与回收 |
二、问卷信效度检验 |
(一)问卷信度分析 |
(二)问卷效度分析 |
三、问卷调查结果 |
(一)C大学学生学习满意度的总体情况 |
(二)各维度满意度情况 |
(三)学习满意度的差异检验 |
(四)学习满意度的各维度相关性分析 |
四、问卷结果分析与讨论 |
(一)学生满意度整体情况良好,但满意度可持续性欠佳 |
(二)教师水平受认可,但课后学习指导力度略显不足 |
(三)课程比例设置合理,但开设时间及性别适应性问题仍有待优化 |
(四)校内可利用资源充足,但校外资源开发程度有待加大 |
(五)个体能力培养效果显着,但获得感仍有待增强 |
第四章 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路径探究 |
一、思想基础:革新人才培养理念 |
(一)立足发展,厘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地位与作用 |
(二)立足服务,树立“教学服务”之理念 |
(三)立足特色,寻找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突破点 |
二、制度保障: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
(一)完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
(二)建立有效教学评价体系,完善教学评价制度 |
(三)健全教师发展与管理体系,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构建 |
三、课程桥梁:强化人才培养根基 |
(一)建立应用型课程联盟,实现课程设置主体多元化 |
(二)完善课程开发与设置,增强课程合理性 |
(三)重视专业课程更新,增强教学适应性 |
四、实践平台: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
(一)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人才培养现代性 |
(二)践行人才培养新模式,以融合教学辅之传统知识讲授 |
(三)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为人才培养实践营造良好氛围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所发表的文章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二、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二、研究方法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四、辅助软件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一、研究不足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体育学科研究 |
二、学科交叉研究 |
三、体育学学科交叉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安排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难点及创新点 |
一、研究难点及解决办法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起点与分析维度的确立 |
第一节 学科的考辨和理解 |
一、学科的起源 |
二、学科的内涵 |
第二节 研究起点的确立 |
第三节 分析维度的确立 |
一、宏观层面——历史维度的确认 |
二、中观层面——知识流动维度的确认 |
三、微观层面——研究内容维度的确认 |
四、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
第三章 历史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第一节 体育学主要分支学科演化历程 |
一、主要分支学科的确认 |
二、体育教育学 |
三、运动生理学 |
四、运动训练学 |
五、体育心理学 |
六、体育社会学 |
七、各个分支学科演化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体育学学科演化历程 |
一、晚清时期(1860年-1910年) |
二、民国时期(1911年-1948年) |
三、改革开放前新中国(1949年-1977年) |
四、改革开放之后新中国((1978年-至今) |
五、中国体育学演化的特点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一、学科演进路径模型 |
二、学科交叉的动力机制 |
第四节 学科交叉视野下体育学演化路径分析 |
一、问题研究形态(15世纪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 |
二、研究领域形态(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 |
三、学科范畴形态(19世纪末至今)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知识流动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第二节 我国体育学知识流动总体特征 |
一、我国体育学知识产量增长趋势 |
二、我国体育学跨学科知识流量增长趋势 |
第三节 基于自引与被自引对我国体育学跨学科知识流动的考察 |
一、我国体育学学科自引分析 |
二、我国体育学学科被自引分析 |
第四节 基于学科交叉测度指标对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的考察 |
一、学科交叉评价模型的构建和测度指标的选取 |
二、1981-198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三、1986-199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四、1991-199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五、1996-200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六、2001-200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七、2006-2010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八、2011-2015年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发展态势 |
第五节 基于知识流动网络对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结构演化的考察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的获取 |
二、知识流入视角下我国学科交叉结构演化 |
三、知识流出视角下我国学科交叉结构演化 |
四、对于我国体育学学科体系的探讨 |
第六节 基于学科分类对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的考察 |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的获取 |
二、知识流入视角下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 |
三、知识流出视角下我国体育学亲缘学科演化 |
四、对体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研究内容维度下我国体育学学科交叉知识的演化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一、文献检索策略 |
二、学科交叉知识的挖掘 |
三、学科交叉知识的展示 |
第二节 体育学与医学、生物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身体素质训练 |
二、学生体质健康 |
三、运动对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的影响 |
四、运动损伤 |
五、老年人体育 |
六、运动性疲劳 |
七、肥胖 |
第三节 体育学与教育学、心理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竞技运动心理学 |
二、体育教学 |
三、体育教育心理学 |
四、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育 |
五、农村学校体育 |
六、体育专业研究生教育 |
第四节 体育学与经济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体育产业与体育市场化 |
二、体育营销 |
三、各分支产业的相关研究 |
四、体育旅游 |
第六节 体育学和信息科技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体育计算机辅助教学 |
二、体育传播 |
三、体育媒介事件 |
四、体育新闻 |
五、训练、比赛信息化 |
六、体育文献计量 |
第七节 体育学与人文类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奥林匹克文化 |
二、体育史 |
三、体育文化产业 |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
五、体育翻译与体育英语教学 |
六、体育与艺术 |
第八节 体育学与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学科群交叉研究热点演化 |
一、警察体育、体育犯罪、赛事安保 |
二、体育志愿者服务 |
三、体育赛事管理 |
四、体育法学 |
五、公共体育服务 |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对体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索引 |
个人简历 |
(5)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提升县域文化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 |
1.1.2 落实文化强国战略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策略选择 |
1.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部署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3.3 国内外文献析评 |
1.4 核心概念厘定 |
1.4.1 县级政府 |
1.4.2 文化管理与文化管理体制 |
1.4.3 制度与制度逻辑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方法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点 |
1.6.1 研究难点 |
1.6.2 研究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新制度主义理论“硬核”与“保护带” |
2.1 “硬核”与“保护带”理论要义 |
2.2 新制度主义的“硬核” |
2.2.1 新制度主义的源流 |
2.2.2 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
2.2.3 新制度主义的特征 |
2.3 新制度主义的“保护带” |
2.3.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
2.3.2 社会学制度主义 |
2.3.3 历史制度主义 |
2.4 三个理论流派的融合起点与理论依据 |
2.4.1 强调制度因素的是三派融合的基点 |
2.4.2 拓展核心假设的是三派融合的重点 |
2.4.3 结合研究层面的是三派融合的场域 |
2.5 小结 |
3. 分析框架: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制度逻辑 |
3.1 有关制度阐述 |
3.1.1 制度内涵和外延 |
3.1.2 制度功能和分类 |
3.2 分析框架: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制度创新 |
3.2.1 分析框架的理论谱系 |
3.2.2 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 |
3.2.3 分析框架的学理价值 |
3.3 分析框架与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契合性 |
3.3.1 分析框架对解释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适用性 |
3.3.2 分析框架对分析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性 |
3.4 小结 |
4. 制度变迁: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演进 |
4.1 县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4.1.1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初创阶段(1949-1956) |
4.1.2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化阶段(1956-1966) |
4.1.3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锐变阶段(1966-1976) |
4.1.4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修复阶段(1976-1978) |
4.1.5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化阶段(1978-2002) |
4.1.6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阶段(2002-至今) |
4.2 县级政府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4.2.1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探索(1949-1978) |
4.2.2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突破(1978-2002) |
4.2.3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的深化(2002-至今) |
4.3 县级政府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
4.3.1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探索(1949-1978) |
4.3.2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发展(1978-2002) |
4.3.3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的深化(2002-至今) |
4.4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三个关键领域的演进逻辑 |
4.4.1 激励与收益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 |
4.4.2 改革成本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
4.4.3 “变与不变”是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
4.5 小结 |
5. 制度效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审视 |
5.1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5.1.1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思路 |
5.1.2 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5.1.3 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的过程 |
5.2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应用 |
5.2.1 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赋值 |
5.2.2 评估指标体系的有效确立 |
5.2.3 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践运用 |
5.3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效能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
5.3.1 文化行政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5.3.2 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5.3.3 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5.4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经验的实证分析 |
5.4.1 文化管理运行制度不流畅 |
5.4.2 文化基础设施制度不完善 |
5.4.3 文化人事管理制度不匹配 |
5.4.4 文化资产经费制度不健全 |
5.5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案例 |
5.5.1 H省S县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举措 |
5.5.2 A省C县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举措 |
5.6 小结 |
6 制度创新: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路径 |
6.1 县级文化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6.1.1 人才队伍建设的制度创新 |
6.1.2 文化经费保障的制度创新 |
6.1.3 文化设施体系的制度创新 |
6.1.4 文化管理运行的制度创新 |
6.2 县级文化事业单位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6.2.1 文化单位分类的制度创新 |
6.2.2 文化单位绩效的制度创新 |
6.2.3 文化人事管理的制度创新 |
6.3 县级文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创新的实施路径 |
6.3.1 文化资产产权的制度创新 |
6.3.2 文化资产运营的制度创新 |
6.3.3 文化资产监管的制度创新 |
6.4 小结 |
7. 结语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外文文献 |
电子文献 |
政策法规 |
附录 |
附录1. 《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评价指标筛选问卷》 |
附录2. 《H省M县文化管理体制“制度效能”综合评价问卷》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6)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研究 ——基于伦敦和上海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缘起 |
1.1.1 为什么关注国际化大都市问题? |
1.1.1.1 国际化大都市在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领袖角色 |
1.1.1.2 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过程充满复杂的社会阶层区隔与矛盾 |
1.1.1.3 国际化大都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必须回应弱势阶层平等的利益诉求 |
1.1.2 为什么关注国际化大都市中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问题? |
1.1.2.1 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资源分配对大都市教育服务与治理提出挑战 |
1.1.2.2 国际化大都市需扩大教育服务与治理范畴以促进弱势学生群体教育公平 |
1.1.2.3 伦敦和上海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促进大都市教育公平的有效措施 |
1.2 研究设计 |
1.2.1 研究假设 |
1.2.1.1 研究假设 |
1.2.1.2 研究问题 |
1.2.2 研究方法 |
1.2.2.1 比较历史分析法 |
1.2.2.2 访谈法 |
1.2.3 研究路线 |
1.3 研究意义 |
1.3.1 学术价值 |
1.3.2 应用价值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 |
1.4.2 不足 |
第2章 核心概念及文献述评 |
2.1 弱势学生群体 |
2.1.1 弱势与弱势群体 |
2.1.1.1 社会分层的多种方式 |
2.1.1.2 社会分层中的弱势群体 |
2.1.2 弱势学生群体与教育公平 |
2.1.2.1 谁是弱势学生群体 |
2.1.2.2 弱势学生群体、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 |
2.2 都市教育 |
2.2.1 都市教育及其空间下弱势学生群体教育需求 |
2.2.1.1 中外都市教育研究的不同倾向 |
2.2.1.2 中外都市弱势群体教育研究的时空错位 |
2.2.2 伦敦与上海两大都市教育相关研究 |
2.2.2.1 关于伦敦教育的研究梳理 |
2.2.2.2 关于上海教育的研究述评 |
第3章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溯源及应用 |
3.1 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 |
3.1.1 布迪厄的经历及其理论发展 |
3.1.2 布迪厄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 |
3.1.2.1 场域(Field) |
3.1.2.2 惯习(Habitus) |
3.1.2.3 资本(Capital) |
3.2 布迪厄资本理论与弱势学生群体教育研究 |
3.2.1 布迪厄资本理论在弱势学生群体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
3.2.2 布迪厄资本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方式 |
3.2.2.1 布迪厄资本理论用于教育政策分析的设计依据 |
3.2.2.2 本研究对布迪厄资本理论技术化的原理和路径 |
第4章 伦敦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 |
4.1 英国国家层面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
4.1.1 英国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 |
4.1.1.1 新工党上台前对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关注 |
4.1.1.2 新工党上台后对弱势学生群体范围的延展 |
4.1.1.3 苏格兰对弱势学生群体的一些特殊教育支持政策 |
4.1.2 英国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主要措施 |
4.1.2.1 教育行动区 |
4.1.2.2 城市卓越计划 |
4.1.2.3 免费学校午餐 |
4.1.2.4 教育津贴 |
4.1.2.5 健康成长项目 |
4.1.2.6 免费学校交通 |
4.2 伦敦城市层面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
4.2.1 伦敦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 |
4.2.1.1 内伦敦教育局(ILEA)期间的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 |
4.2.1.2 大伦敦政府(GLA)成立后的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 |
4.2.2 伦敦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典型措施 |
4.2.2.1 伦敦的“城市卓越计划” |
4.2.2.2 “伦敦挑战”行动 |
4.2.2.3 免费学校午餐在伦敦的实施 |
4.2.2.4 教育津贴在伦敦的实施 |
4.2.2.5 “夺取金牌”行动 |
4.3 伦敦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的资本补偿特征 |
4.3.1 英国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的资本补偿特征 |
4.3.2 伦敦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的资本补偿特征 |
第5章 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 |
5.1 中国国家层面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
5.1.1 中国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 |
5.1.1.1 2002年前对特殊学生群体的关注 |
5.1.1.2 2002年对弱势学生群体范围的延展 |
5.1.2 中国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主要措施 |
5.1.2.1 财政上:减免学费,转移支付,提供助学奖学资助 |
5.1.2.2 环境上:校舍改造、建设标准化 |
5.1.2.3 区域间:加强教育对口支援 |
5.1.2.4 城乡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5.2 上海城市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与行动 |
5.2.1 上海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相关政策 |
5.2.1.1 2000年以前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 |
5.2.1.2 2000年以后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 |
5.2.2 上海支持弱势学生群体的典型措施 |
5.2.2.1 中小学标准建设工程 |
5.2.2.2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行动 |
5.2.2.3 “委托管理”项目 |
5.2.2.4 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改革试点 |
5.2.2.5 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建设工程 |
5.3 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的资本补偿特征 |
5.3.1 中国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的资本补偿特征 |
5.3.2 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的资本补偿特征 |
第6章 伦敦和上海中小学弱势学生群体资本补偿的教育实践 |
6.1 伦敦中小学弱势学生群体资本补偿的教育实践 |
6.1.1 伦敦校长们眼中的弱势学生群体 |
6.1.2 伦敦校长们对弱势学生群体形成原因的探索 |
6.1.3 伦敦中小学针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 |
6.1.3.1 依托中央政府的经济补偿 |
6.1.3.2 应对多种族多阶层的文化补偿 |
6.1.3.3 对接社区和外部机构的社会补偿 |
6.2 上海中小学弱势学生群体资本补偿的教育实践 |
6.2.1 上海校长们眼中的弱势学生群体 |
6.2.2 上海校长们对弱势学生群体形成原因的探索 |
6.2.3 上海中小学针对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实践 |
6.2.3.1 依靠区县政府投入的经济补偿 |
6.2.3.2 弥合家庭背景差异的文化补偿 |
6.2.3.3 受限于户籍制度影响的社会补偿 |
6.3 伦敦和上海中小学对弱势学生群体资本补偿实践的比较 |
6.3.1 基于经济资本补偿实践的比较 |
6.3.2 基于文化资本补偿实践的比较 |
6.3.3 基于社会资本补偿实践的比较 |
第7章 比较与思考: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的教育补偿及治理 |
7.1 教育棱镜:伦敦和上海弱势学生群体资本补偿诉求的表达 |
7.2 三种资本:伦敦和上海弱势学生群体教育的补偿映射 |
7.3 教育场域的资本补偿: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治理模式的设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A 访谈知情同意书 |
附录 B 中小学校长访谈提纲 |
附录 C 政府教育官员/专家访谈提纲 |
附录 D 访谈对象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后记 |
(7)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多重归因及其治理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文献述评 |
一、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三、综合评价 |
第三节 研究方案与分析框架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主要观点及创新与不足 |
第二章 中国大学“行政化”现象概述 |
第一节 大学外部“行政化” |
一、大学外部“行政化”的实质 |
二、大学外部“行政化”的表现 |
三、大学外部“行政化”的典型实例 |
四、大学外部“行政化”的弊端 |
第二节 大学内部“行政化” |
一、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实质 |
二、大学内部“行政化”的表现 |
三、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弊端 |
第三节 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中的若干命题论争 |
一、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 |
二、是“去行政化”,还是“去官僚化” |
三、是否应当去行政级别 |
四、是否应当去行政管理 |
第三章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大学“行政化”归因 |
第一节 教育的合法化与府学关系 |
一、教育的合法化 |
二、合法化作用下的府学关系 |
第二节 大学治理结构范式的变迁历史 |
一、西方大学 |
二、中国大学 |
三、大学“行政化”制度变迁的启示 |
第三节 制度同形与当代大学的“行政化” |
一、制度同形理论概述 |
二、大学“行政化”的制度同形机制 |
三、单位制度对大学“行政化”的特殊影响 |
第四章 权力互动视域下的大学“行政化”归因 |
第一节 权力解释的适切性 |
一、权力与权利的概念 |
二、权力解释的适切性 |
三、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权力关系 |
第二节 府学权力关系与互动 |
一、政府干预大学的动因与理据 |
二、政府干预大学的手段 |
三、政府干预大学的失当与弊端 |
第三节 大学内部的权力谱系 |
一、大学内部权力的划分及连续谱 |
二、大学校长的权力问题 |
三、大学内部的权力制衡 |
第五章 利益分析视域下的大学“行政化”归因 |
第一节 利益分析的内涵与预设 |
一、高等教育场域中主体的基本利益 |
二、利益分析的适切性 |
三、利益分析的理论预设 |
第二节 利益驱动对大学“行政化”的影响 |
一、利益驱动对大学外部“行政化”的影响 |
二、利益驱动对大学内部“行政化”的影响 |
三、大学组织成员的身份区分及其利益差异 |
第三节 大学“行政化”过程中的利益交换 |
一、权力效用的特殊性 |
二、大学“行政化”过程中的利益交换范式 |
三、利益交换范式下的权力同谋 |
第六章 文化传统视域下的大学“行政化”归因 |
第一节 大学文化及其影响因素 |
一、大学的组织特性及其文化特征 |
二、大学中两种文化的冲突 |
三、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大学“行政化”的影响 |
第二节 人的现代化不足与大学“行政化”的关系 |
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
二、知识分子的小农意识对大学“行政化”的影响 |
第三节 人治传统与大学“行政化”的关系 |
一、人治传统 |
二、中国大学法治观念的不足 |
三、人治凌驾于法治的现象 |
四、大学章程的缺陷 |
第七章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理论选择与实践路径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障碍与挑战 |
一、改革的资源性凭据不足 |
二、改革的社会生态环境不佳 |
三、改革的动力机制障碍 |
四、民主行使学术权力的争议 |
第二节 大学外部“去行政化”的路向与策略 |
一、大学外部“去行政化”的理据路向 |
二、府学关系调整的“传导性巨变”策略 |
三、大学外部“去行政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与担当 |
第二节 构建服务型管理范式: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路径选择 |
一、“服务行政”的理论溯源与借鉴 |
二、大学服务型管理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特征 |
三、大学服务型管理范式的理据支撑 |
四、大学服务型管理范式的构建路径 |
五、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契约重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的目的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的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2.1 国外主要研究动态 |
2.1.1 关于农业推广作用的研究 |
2.1.2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研究 |
2.1.3 关于政府投资的研究 |
2.1.4 关于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的研究 |
2.2 国内主要研究动态 |
2.2.1 关于国外农业推广体制的研究 |
2.2.2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现状研究 |
2.2.3 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 |
2.2.4 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研究 |
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3 核心概念与相关理论基础 |
3.1 核心概念 |
3.1.1 农业科技推广 |
3.1.2 农业科技推广组织 |
3.1.3 体系与体制 |
3.2 公共产品理论 |
3.2.1 公共产品 |
3.2.2 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 |
3.2.3 农业科技推广的经济学性质 |
3.2.4 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
3.3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理论 |
3.4 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 |
3.4.1 技术创新理论 |
3.4.2 农业创新的采用 |
3.4.3 农业创新的扩散规律 |
3.4.4 农业技术扩散与农业技术推广 |
3.5 制度变迁理论 |
3.5.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
3.5.2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 |
3.5.3 路径依赖与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 |
3.6 本章小结 |
4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研究 |
4.1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发展历程 |
4.1.1 创建阶段(1949-1957年) |
4.1.2 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7年) |
4.1.3 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1年) |
4.1.4 改革创新阶段(1992年至今) |
4.2 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探析 |
4.2.1 管理体制分析 |
4.2.2 运行机制分析 |
4.2.3 投资机制分析 |
4.2.4 推广人员分析 |
4.3 农业科技推广的成效 |
4.3.1 推广农业科技重大技术 |
4.3.2 推介作用发挥明显 |
4.3.3 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
4.3.4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
4.3.5 参与执法监督,促进农业安全 |
4.4 其他农业科技推广组织概述 |
4.4.1 农业教育科研型推广组织 |
4.4.2 农民专业协会与专业合作组织 |
4.4.3 农业企业型推广组织 |
4.5 实证分析——基于四川省超级稻推广现状的调查 |
4.5.1 调查方案设计 |
4.5.2 调研点基本情况 |
4.5.3 超级稻推广现状 |
4.5.4 影响超级稻栽培技术推广的因素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5 农业科技推广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5.1 美国“三位一体”的农业推广体制考察 |
5.1.1 农业推广立法 |
5.1.2 组织机构与职能 |
5.1.3 推广内容与方式 |
5.1.4 推广经费来源 |
5.1.5 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
5.2 日本的协同农业普及事业考察 |
5.2.1 农业推广立法 |
5.2.2 组织机构与职能 |
5.2.3 推广的内容 |
5.2.4 推广经费来源 |
5.2.5 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
5.3 印度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考察 |
5.3.1 组织机构与职能 |
5.3.2 推广经费来源 |
5.4 经验及启示 |
5.4.1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
5.4.2 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
5.4.3 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协作 |
5.4.4 充分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 |
5.4.5 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 |
6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制的构建 |
6.1 分类构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系统 |
6.1.1 公益性服务是政府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任务 |
6.1.2 经营性农业科技推广采取市场化机制 |
6.1.3 中介性技术推广采取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 |
6.2 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创新 |
6.2.1 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 |
6.2.2 投入保障机制创新 |
6.2.3 激励约束机制创新 |
6.2.4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 |
6.3 本章小结 |
7 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创新 |
7.1 高校农业科技推广创新设想 |
7.1.1 组织体系设计 |
7.1.2 运行机制创新 |
7.1.3 推广模式创新 |
7.2 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实践 |
7.2.1 我国农业科教体系概况 |
7.2.2 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优势 |
7.2.3 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现实瓶颈 |
7.3 我国高校推广模式创新案例 |
7.3.1 河北农业大学“太行山道路” |
7.3.2 东北农业大学“农业专家在线” |
7.3.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 |
7.3.4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序言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关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 |
(二)国外关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研究 |
(三)国内外研究评论 |
三、 研究的方法、目标和基本框架 |
(一)研究的方法 |
(二)研究的目标 |
(三)研究的基本框架 |
四、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点 |
上篇:总论篇 |
第一章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基础理论 |
第一节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概念界定 |
一、 高等教育资源的内涵及属性 |
二、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 |
第二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重大意义 |
一、 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 |
二、 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时代化和市场化,缓解学生就业难问题 |
三、 有利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
四、 有利于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可持续提高,加快人力资源的转化 |
第三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基础理论 |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相关基础理论 |
二、 西方经济学说中的相关基础理论 |
第二章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历程和主要成绩 |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历程 |
一、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动因 |
二、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历程 |
第二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成绩 |
一、 初步形成了中央统一领导、地方统筹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
二、 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
三、 初步形成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并存的教育投入体制 |
四、 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
五、 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
六、 初步形成了面向市场自主择业的就业体系 |
第三章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关系未理顺 |
二、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规模效益待提高 |
三、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布局不均衡 |
四、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现冲突 |
五、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投入量仍显不足 |
第二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 官本位的行政化体制,是导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体制原因 |
二、 教育发展方式的粗放,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现实原因 |
三、 高等教育理念的滞后,是引发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的思想原因 |
第四章 主要发达国家及俄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和启示 |
第一节 主要发达国家及俄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 |
一、 美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 |
二、 德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 |
三、 日本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经验 |
四、 俄国高等资源教育配置的主要经验 |
第二节 国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一、 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的资源配置规划 |
二、 健全社会参与监督管理高校的机制 |
三、 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的制度建设 |
四、 鼓励各高校在特色办学中追求发展 |
第五章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原则和对策 |
第一节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基本原则 |
一、 一般性原则 |
二、 特殊性原则 |
第二节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对策建议 |
一、 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新型体制 |
二、 转变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实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国家战略 |
三、 彻底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 |
下篇:分论篇 |
第六章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专题分析及政府角色定位 |
第一节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专题分析 |
一、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规模效益分析 |
二、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布局分析 |
三、 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效率分析 |
第二节 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
一、 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推动者 |
二、 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设计者 |
三、 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市场的培育者 |
四、 政府是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矛盾的调节者 |
第七章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着力点 |
第一节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主要任务 |
一、 建立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多元参与机制 |
二、 扩大明确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分配教育资源的权限 |
三、 加大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实践力度 |
四、 加快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法律体系的步伐 |
第二节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的着力点 |
一、 构建以改善民生为基石的现代教育公共治理体制 |
二、 构建多种形式协调科学发展的多元化办学新格局 |
三、 构建适应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教育对外开放体制 |
四、 构建能力本位和有利于人才辈出的人才培养体制 |
第八章 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
第一节 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相对落后 |
二、 公立高校产权不明晰 |
三、 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空间不足 |
第二节 妥善处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的遗留问题 |
一、 进一步明晰公办高校的教育产权 |
二、 落实民办与公办高校的同等地位 |
三、 明确民办高校与独立学院的去向 |
四、 加快完善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政策 |
第三节 重构高等教育国有资产产权新体制 |
一、 重建高等教育国有资产管理结构 |
二、 重建高等教育国有资产运营体系 |
三、 对高校国有资产试推行股份制运营 |
四、 构建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产权体制 |
第四节 优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 |
一、 尽快明确民办学校事业法人身份 |
二、 稳步落实民办高校的法人财产权 |
三、 切实给予民办高校投资合理回报 |
四、 依法规范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3.1 相关理论 |
3.2 研究方法 |
3.3 资料来源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 历史文献类 |
(二) 专着类 |
(三) 论文类 |
(四) 学位论文类 |
(五) 电子文献类 |
附录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四、高等教育体制创新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重庆市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以C大学为例[D]. 徐渝萍. 西南大学, 2020(01)
- [2]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3]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4]学科交叉视域下我国体育学知识演化的多维研究[D]. 李博. 福建师范大学, 2018(12)
- [5]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王余生. 武汉大学, 2018(06)
- [6]国际化大都市弱势学生群体教育支持政策与措施研究 ——基于伦敦和上海的比较[D]. 郭婧.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7]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多重归因及其治理路径[D]. 丁福兴. 南京大学, 2014(05)
- [8]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D]. 钟秋波. 西南财经大学, 2013(01)
- [9]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D]. 岳武.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10]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