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妍[1]2004年在《基于成本动因的产业集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产业组织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了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地变化，并且日益集聚于某个有个性的地区，形成产业集聚。从美国的硅谷、128公路的电子业集聚到中国北京的中关村和浙江的中小企业群，从高新技术产业到传统产业，产业集聚以其在成本节约、知识溢出等方面的显着优势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组织形式。然而，学术界对于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却滞后于实践中这一现象本身的发展，尤其在我国，研究起步较晚，虽然研究内容广泛，但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关于产业集聚现象界定、产业集聚动因、产业集聚效应理论以及产业集聚规模等方面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和方法上的不断创新。鉴于此，本文从产业集聚现象的界定入手，利用博弈模型，从成本角度分析产业集聚的基本动因，解释产业集聚现象的形成机理和集聚过程，进而推论出产业集聚存在规模限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集聚效应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的作用，并以福建晋江制鞋业集聚现象作为实证分析案例，具体剖析论证集聚效应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对福建晋江制鞋业发展给予可贵的政策性建议。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采用动态博弈模型和静态理论解释相结合的方法作为基本分析框架，进而运用计量经济学进行实证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改变了以往对于产业集聚研究一味采用纯理论叙述和事后分析的常规做法，将数理论证引入到产业集聚研究中，对产业集聚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更有力和直观的探索。
周敏李[2]2011年在《集群式供应链成本核算与控制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的管理模式正在由单个企业的内部管理模式逐步向跨企业管理模式转变,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成本管理在供应链中应用的需要,供应链成本管理将会是未来成本管理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而中小企业薄弱的成本管理基础与资金、人才等各方面资源的匮乏使得现行的大多数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无法适用于中小企业的管理需要,这给中小企业的企业实践者和成本领域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供应链环境下中小企业成本管理模式的研究。本文对中小企业在集群式供应链结构下的成本管理模式进行了研究,给出了适合于中小企业的集群式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体系,该管理体系对于中小企业的跨企业成本管理具有一般指导意义,并对该体系中典型的环境成本、制造成本、物流成本的核算与控制技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针对中小企业成本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面向中小企业的集群式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思路,给出了集群式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的概念、特点及研究范围；通过对集群式供应链成本项目、成本性态及成本动因的分析,构建了集群式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体系框架；为了辅助该成本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的理念,规划并设计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下成本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其运行环境。(2)针对现行环境成本核算与控制过程中所存在的成本内部化困难的问题,提出了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的概念,设计了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计量模型；分析了环境成本、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了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集群规模互动关系模型；提出了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控制目标,给出了集群式供应链和谐发展测度计量原理及指标体系；构建了基于资源承载力的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控制模型。(3)基于集群式供应链链内企业高资本成本的问题,引入EVA理念重新界定了集群式供应链集成产品成本(IPC)的概念,将集成产品成本分为集成制造成本(IMC)和集成物流成本(ILC)两部分,提出了集群式供应链集成产品成本管理(IPCM)模型框架,设计了集群式供应链集成产品成本(IPC)的核算原理；将EVA理念集成于RCA系统,提出了基于EVA-RCA的集群式供应链IMC核算模型框架,设计了集群式供应链IMC核算规则与算法流程,构建了基于EVA-RCA的集群式供应链IMC核算模型；引入MAS联盟的概念,运用数学工具对集群式供应链集成制造成本控制问题进行描述,设计了工序Agent完成制造成本优化选择任务,分析了工序Agent任务选择过程,给出了工序Agent的最优组合配置形成过程。(4)针对TD-ABC方法中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集成EVA的时间驱动标准作业成本法(EVA-TDSABC),对TD-ABC方法进行了改进,界定了EVA-TD SABC成本核算系统的内涵,构建了EVA-TDSABC核算体系；分析了集群式供应链集成物流成本(ILC)的构成,构建了集群式供应链ILC核算模型,设计了集群式供应链ILC核算算法流程；提出了集群式供应链ILC控制原型结构,分别建立了确定模糊神经网络模型与随机模糊神经网络模型,在客户需求、提前期、催货成本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Neuro-Fuzzy方法预测随机变量,运用多层感知人工神经网络(MLP-ANN)对总集成物流成本最小约束下的最佳订货量求解过程进行了仿真,实现了对整体集群式供应链物流成本的控制,并进行了仿真实验。(5)根据本文所构建的集群式供应链成本核算与控制模型,将其应用于浙江水头制革集群式供应链中,研究了浙江省水头镇制革集群式供应链的基本情况与特点,分析了浙江省水头镇制革集群式供应链的主要工艺流程、原辅料投入阶段、生产加工阶段和废弃物处理阶段的成本发生过程；对前文所构建的集群式供应链环境成本控制模型、制造成本控制模型和物流成本控制模型分别进行了实例应用研究,验证了所构建模型的可行性与合理性。最后,对全文工作进行了总结,介绍了论文的特色和创新之处,指出了今后工作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刘曙华[3]2012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研究》文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形态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由此导致经济结构处于不断地更新和升级之中,全球经济形态也逐步由商品生产向服务生产转变,人类逐渐步入“服务社会”时代。在“服务社会”时代,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显着,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目前,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及其集聚已成为区域经济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但在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系统理解及其与新经济空间动力学关系的研究仍比较薄弱,两者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探索并需要更多的补充与完善,对其作用的方式、机制和机理还有待深入探讨。特别是,在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关系这个领域,还缺乏一种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据此,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分析其与区域经济结构的关系,不但在学术上可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实践中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以上思路,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为绪论、概念界定、相关理论和研究进展及其述评。首先基于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技术路线,同时构建了研究的总体框架,并对全文的创新之处及其存在不足进行了说明；然后在明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空间重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古典区位理论、产业区理论、竞争经济理论、空间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等视角,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从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和圈层结构理论等视角,对区域空间结构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最后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区域空间结构研究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分别加以述评。第二部分(第叁、四章)在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驱动因素与基本模式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其重构区域空间的作用途径与机理。首先通过在全球、区域、城市叁个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的分析,总结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七个驱动因素和五个集聚模式；然后具体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四大作用途径,并从叁个方面分析了其作用机理；最后从城市和区域两个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作用的表现形态。第叁部分(第五章)从行业角度出发,着重就叁个重要的生产性服务行业(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探讨其集聚与区域空间重构的关系。首先分别分析了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集聚的空间表现及其动力因素；其次分析了这叁大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最后对叁大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作用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第四部分(第六、七章)主要以长叁角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分析了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态势及其演化模式；其次探讨了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传导路径及其效应；最后分析和提出了推进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现实依据、结构形态、实现途径和战略选择。第五部分(第八章)为结论与展望。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别是在城市的集聚对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传导路径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重构作用,由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和跃升的推动力,在此过程中遵循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域空间结构重构——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2)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结构的作用存在异同,但总体上遵循服务行业集聚——服务行业集聚区——空间结构重构的作用路径。在此过程中,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空间集聚的差异,促使行业集聚区的表现形态和空间分布有所区别,从而形成具有不同功能和性质的产业空间结构。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可从不同地域层面进行考察。具体表现为,在全球层面是有选择性的跨国迁移与集聚发展；区域层面是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不断增强；城市层面则向城市核心区集聚不断强化。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各类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包括了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服务生产与交易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服务生产的非标准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动、制造企业的服务外置等因素,也包括了地区人力资本、政府产业发展规划与政策等驱动因子。5)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可形成核心区、集聚区、功能区和发展轴带等多种布局形态；而在微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轴轮式、多核式、网状式、混合式和政府驱动式等五大模式,不同集聚模式形成的原因及其采取的集聚方式有所不同。6)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的重构作用有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途径。具体为：重构产业空间布局、变换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改变交通设施空间走向和变更土地空间利用类型等。其作用的机理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博弈、集聚区的空间演进和集聚发展的区域空间响应等,由此导致两个地域层面表现形态的差异。也即,城市层面服务业集聚布局的差异化与空间经济非均衡的产生、区域层面服务城市的区域化与城市等级新体系的形成。7)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行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效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金融业、物流业和研发业集聚的空间表现、动力因素及其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存在许多相同点和不同点。所以,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整个产业的分析,基于整体的个案(行业)分析也十分重要。8)长叁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十分明显,并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或功能区。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在演化上出现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交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空间功能分化和集聚城市的功能扩展等模式。而且,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遵循了企业之间、集聚区之间和城市之间的传导路径,由此带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城市效应、区域效应和全球效应等叁大效应。9)长叁角现代制造业基地的建设需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效支撑,城市群的构筑需要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分工相配合,区域一体化的推进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分布相协调。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在空间形态发展上体现为产业业态和空间结构与布局的层级性、企业之间和集聚区之间以及集聚城市之间的网络性以及产业空间发展的一体化。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是市场和政府共同驱动的结果,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互动、服务业的发展及其空间优化以及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集聚发展,只有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引导扶持手段才能充分实现,并以此促进产业集聚的进一步深化与细化。10)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发展战略应与其他产业有所不同。也即,既要结合自身产业特性,又要区分行业各自特性。据此,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具体战略选择必须加以统筹考虑,有调控引导战略、分工发展战略、融合互动发展战略、功能提升发展战略、特色专业化发展战略、集群发展战略、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战略和重点扶持发展战略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等。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过程中,应根据长叁角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采用合适的发展战略与实施路径。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空间研究视角的确立。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发展的传统研究主要把着眼点放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对空间分析重视明显不够。本论文把着眼点重点放在由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导致的区域空间结构变化上,以此确立了空间研究的新视角。2)研究尺度的动态变化和范式转换。为了能体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结构作用的动态变化,本论文采用了不同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市场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对比分析等动态研究方法,分别对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发展类型、竞争方式、市场范围及其空间效应的差异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空间演进、驱动机制及其空间功能等作了详细探讨,以此区别于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经济进行研究的静态方法。而在空间维度上,从微观到宏观采用整体分析与局部分析、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紧密结合的研究范式,对全球、区域和城市叁个层面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生产性服务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叁个层次,进行了分层论证和综合分析,做到统分结合,由此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3)在文献调查、案例剖析、理论归纳和提炼的基础上,论证和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本规律、驱动因素与基本模式；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基本规律的详细分析,论证和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与机理；通过对长叁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态势、演化模式及其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方式和传导路径的实证研究,论证和提出了推进长叁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与空间合理布局的实现途径和战略选择。
赵云[4]2017年在《高速铁路对区域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估计》文中研究指明高速铁路发展正在进入成熟阶段,其带来的区域空间高可达性效应越来越显着地影响了区域的知识创新结构与区域间的知识溢出。研究高速铁路与知识溢出效应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分析知识的外部性解释高速铁路外部性产生的动力机制,利用知识溢出的产生、传导过程量化阐述高速铁路对区域社会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过程。本文依据可达性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地理信息系统,运用面板数据分析等空间计量方法与复杂系统科学仿真方法,研究高速铁路对知识溢出影响的空间依赖及其对区域知识创新结构的影响。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与创新。首先,建立了高速铁路对社会经济直接影响的多维度量化框架,为后续的知识溢出研究提供高铁效应度量基础。为了从多个维度特别是知识维度准确衡量高速铁路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广义出行成本、就业可达性、市场潜力指数及知识可达性等指数,充分考虑了知识的传播规律,量化了高速铁路对区域间的知识互动产生的直接影响。研究发现高速铁路建成前后平均旅行时间与就业可达性的空间结构变化较小,而知识可达性、市场潜力空间结构变化显着。计算结果从可达性角度解释了高速铁路的影响产生与变化的框架,也从侧面说明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系统知识溢出的影响是高速铁路社会经济影响的主要动力。第二,通过构造中心外围知识创新模型,在瞬时均衡的条件下推演出知识创新系统中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并通过博弈模型解释了高速铁路对知识溢出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生产主体创新行为的寻优选择与区域间的公共知识池共享是知识溢出的主要动力。在知识创新系统中高速铁路通过叁个路径改变企业间博弈均衡对知识溢出产生影响,知识溢出效应与知识创新的中心外围分布相互促进,在高速铁路影响下知识溢出动因由投入导向转为效率导向。第叁,通过改进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高速铁路影响下区域间知识溢出效应的时空变化。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空间样本存在非线性空间依赖关系,传统的相邻或欧氏距离权重矩阵将产生系统性偏误,因此本文引入面向知识可达性的广义距离权重矩阵,结合SDM、SEM、SAR等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了知识溢出效应空间面板数据估计模型,以2005-2014年社会生产与知识创新数据为依据,证明了高速铁路建成前后各地区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溢出动因的变化,量化了知识溢出在空间中衰减的变化规律。根据空间权重分析可得区域知识产出与社会总产出都存在空间相关性,说明社会生产空间相关性产生的主导动因,既包括地理特异性,又包括时间滞后效应,知识创新空间溢出的主要动因是时间滞后效应导致的路径依赖。社会生产的空间溢出对广义知识可达性的依赖比知识创新的空间溢出更显着。相比于欧氏距离,知识溢出的衰减更显着地依赖于广义距离。对比知识创新与社会总生产中的知识溢出可以发现,在高速铁路的溢出作用下区域创新趋向于集聚,而区域生产趋向于分散。第四,基于前文归纳出的高速铁路影响规律,仿真了不同环境参数下高速铁路的知识溢出效应。以两阶段社会生产模型为基础,结合高速铁路影响下的知识溢出动因,运用元胞自动机建模仿真方法,建立了基于公共知识存量的知识创新演化仿真模型,通过分析仿真结果,获得了有无高速铁路假设下不同环境参数对区域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差异。通过仿真分析发现,高速铁路对知识创新活动集聚效应的促进作用显着,知识创新与社会生产的空间分布演化过程中高速铁路对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影响分为叁个层次,高铁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呈现圈层效应,另外,知识私有化率较高的环境下高铁对知识溢出影响更显着,而劳动迁移率较低的背景下高速铁路增加了区域知识创新的对外溢出潜力。
何广延[5]2014年在《金融后台服务空间外置与集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后台产业发展与集聚为班加罗尔带来的经济效应成为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榜样。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发展战略影响下，我国各地纷纷投入资金建设产业园协力金融后台服务产业的发展。因而，对金融后台产业发展及集聚动因的探究将有利于我国金融产业组织结构的空间优化，并为我国各地区金融后台服务产业园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本文选择金融后台业务的空间外置及集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动态变化及静态结果两个维度展开。金融后台业务从前台业务中分离，空间外置，而后形成产业集聚的动态演进过程属于动态发展，金融后台产业发展及集聚必然受到外部或内部条件的影响，因而，在动态演进过程中本文着重就动因进行理论解析；而金融后台产业集群则是金融产业结构及规模等发展演化的静态结果，本文采用实证及案例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后台产业集群进行探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核心商务区的房租及人工成本也开始不断上涨，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金融机构不得不另辟蹊径借助内部业务流程的重构将重复性的标准化业务从前台分离。信息技术的完善为后台业务的分离提供了有力条件，对金融安全的考虑进一步催化了金融后台业务从前台区域的分离。面对经营压力剧增，更多金融机构将会选择将后台业务流程简化从前台分离选择空间外置。空间外置的金融后台业务在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一方面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包括政府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及教育水平等，特别是在以政府推动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中此类影响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班加罗尔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集群是吸引离岸金融机构建设后台的重要原因。本文在选取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的城市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地区后台产业集群绩效进行分析排序的检验中，区域的一般竞争力及产业政策的权重值最大，对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最大的影响作用。在对广东省后台服务产业集群内企业进行的问卷调研也印证了政府政府政策、劳动力资源、经营成本等因素是后台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因。
仲丹丹[6]2016年在《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使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即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时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中国,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融合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在很短时间内成为部分先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之一的。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这种融合的产物之一,成为非常具有活力与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而其中通过对工业遗存进行改造再利用的项目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那么,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在我国典型城市的发展概况是怎样的?文化产业的原初特性使其在空间集聚过程中对宏观地理和微观载体有何特殊要求?划拨土地使用权制度变迁、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进程、市场规律作为中国工业用地更新的基本构成对这种结合发展的模式有怎样的作用力?认真回答这叁个问题是研究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的基本前提。基于以上动机,本研究以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特性以及中国工业用地的更新特征为切入点,以我国8个代表性城市的具体项目为基本研究范围,结合对既有现状的理解建立全观的研究架构,从经济学的视角针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进行析论,讨论这两种事物结合之基础、发展之根本推力,并试图创造一种解释上不致发生矛盾的、按不同保护再利用主体推动这种结合的不同过程对既有相关项目的分类,阐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产业升级相结合的真正的、应然的内在动力及外在表现,进而为如何实现城市中心区存量土地盘活、产业结构调整与历史文化延续的整合,如何更好地从政策及发展策略上推进这一过程提供有限的理论参考。
李玉梅[7]2016年在《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规模经济与劳动力空间集聚互为因果,集聚经济的本质是资本和劳动对土地的替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省际间比较优势不断深化,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隐蔽性失业人口得到释放。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全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2014年,15-59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达1.97亿,占流动人口的78%,约占总人口的15%。卫计委预计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十叁五”期间全国人口仍将继续向沿江、沿海、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从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层面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分析框架,研究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探讨能动性资源要素在特定背景下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理论及现实意义。根据以上认识,本文把劳动力的空间集聚界定为,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由于就业上的某种关联,从不同区域向某一个或几个特定区域内集中的现象,这种集中的过程和趋势具有明确的空间地理指向,存在规模性特点,并由此呈现出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明显特征。文章主要采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并使用ArcGis和Geoda软件展开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借助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劳动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为基本学科背景,依托地域分工、产业集聚与劳动力集聚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计量探讨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演变特征及其动因。(1)通过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梳理发现,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对1949-1978年,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及流动缺乏较好解释。但对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集聚却表现出较强的解释能力。(2)1990-2010年,中国劳动力集疏格局进一步分化,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密度增加有限且始终较低,劳动力密度增加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超大、特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京津冀、珠叁角和长叁角叁大主要劳动力集聚地。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也证明了上述地区具有持久稳定性的特点。至今,这些地区与西部其它地区共同构成了全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中心-外围关系。(3)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劳动力空间分布格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但全局劳动力集聚有减弱的趋势。局部自相关检验则发现,2000年以后,“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六地,“低-低”分散区则分布在西南及西北边陲的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广西,在“高-高”与“低-低”区域中间存在一个过渡带,即“低-高”区,包括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福建和重庆,而上海成为唯一的“高-低”区。(4)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构建的劳动力空间集聚均衡模型表明,由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本地市场效应是产业和劳动力集聚的关键,生活成本效应、知识共享和知识溢出等外部收益递增效应是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劳动力空间集聚力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从而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即较大的市场规模导致垄断非农厂商的集聚,非农厂商的集聚又会导致生活成本的改变,对劳动力产生吸引力。劳动力的集聚又进一步扩大本地市场规模,进而加速垄断厂商的集聚,如此往复形成一种正反馈机制。最终劳动力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5)基于劳动力集聚动因的空间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规模经济向量、地理区位条件、知识共享及消费能力的指标,都对劳动力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劳动力集聚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关系。其中,公共财政收入、对外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社会零售商品消费总额、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国内有效专利数7个变量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二、叁产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受教育年限4个指标在5%的显着性水平显着,具有明确的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
方澜[8]2005年在《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本应使区位经济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事实恰恰相反，全球经济持久竞争力的获得通常依赖于相互依赖性很强的企业、竞争对手、知识生产机构以及老练客户的集群发展。自20世纪初期以来，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一直是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产业集群或产业集聚，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产业领域，通常以一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持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区域性产业外部规模经济和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目前，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产业集群的发展机理与动因，类型与形态，辨析产业集群同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的关系，与竞争力的关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设计基于集群的产业政策以及实证分析等方面。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集群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集群类型与发展道路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逐渐成为研究重点与前沿问题，而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认识与研究。纺织产业是一个传统产业，是工业革命的发端，也是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包括美国、意大利、法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支柱产业。它已成为世界贸易格局变革，产业结构整合和国际关系矛盾冲突的焦点。哈佛大学纺织服装研究中心(HCTAR)分析意大利普拉托地区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并由此提出了美国纺织服装业的发展战略。日本纺织业自60年代末后进行了五次重大战略调整，这些调整都基于学术界和业界对纺织产业的深入分析，其中包括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及国际比较。韩国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包括韩国东大门纺织服装市场和大邱纺织产业集聚区。中国是世界纺织大国，纺织业是我国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部门，被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等省列为支柱或主导产业。中国加入WTO后，纺织产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竞争，集群是比单个公司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因此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高纺织产业集群的能级，对学术界与实业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立足于探求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设计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政策，给中国纺织产业的规划和发展提供帮助。研究中主要以理论建模、数学建模与案例分析为主，同时辅以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案例调查主要集中在中国纺织产业集聚表现明显的江浙地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结论有：①集群形态对应集群的一种类型，也是集群演化发展的基础，即集群演化成长的一个阶段。形态，是一个从总体上反映对象外形和对象系统构造特征的概念。在产业集群的研究中，一种形态即对应集群的一种类型，也即是集群演化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的基础是集群形态，集群形态也是演化发展的阶段。当然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是从低能级形态趋向高能级形态。②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形态从能级高低角度可以分为水平集聚型、纵向集聚型或混合集聚型、创新集聚型或协同创新集聚型，依次对应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叁个阶段。我们基于形成原因、主要特征及发生时期的视角、产业环境视角、竞争优势与经济绩效视角，对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形态之间的差异做了比较。通过对每一个视角选取指标作对比，我们发现从集群的能级角度来说，水平集聚型能级最低，纵向集聚型或混合型集聚能级居中，创新集聚型或协同创新集聚型能级最高，这也与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阶段相符合。③自然禀赋、市场需求、外部规模经济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动因，历史文化与政府行为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条件，激烈的竞争与合作是水平集群最后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自然禀赋可以成为引发中国纺织产业集聚的重要诱因，但并非是决定中国纺织产业布局的关键性或决定性因素，它可以解释20％左右的产业集聚现象。纺织服装品的广泛用途(市场需求)真正刺激了在位纺织服装企业的规模扩张冲动与新企业因追求利润不断进入该行业的冲动，其结果是同类纺织服装企业开始集聚，它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重要动因。纺织服装企业追求区域化经济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实现成本最小化或市场价值最大化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的这种行为会导致众多同类企业在某一区域形成水平集聚。外部规模经济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的最主要动因。历史文化与政府行为能够促进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形成条件。本文通过在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中构建协同论模型并求解，得出集群企业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是集群中其它企业的产量饱和度贡献程度小于1，这也暗含着激励的竞争与合作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的稳定共生条件。④大企业孵化、运输成本、交易成本是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聚转向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的动因。大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大，小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小是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最后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大企业孵化，这是中国纺织产业的水平集群转向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的最主要动因。这里面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随着大企业的进入，与大企业相配套的中小企业也相应地跟进，由此形成一个网络性资源全面的进入；二是在中国纺织产业水平集群内部，随着中小企业的壮大，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逐步显现，这在江苏乡镇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表现的较为明显。通过构建运输成本模型，我们得出运输成本越低，纵向集聚越容易形成的结论，这也暗含着追求运输成本的节约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得以形成的又一动因。此外，追求交易成本的节约也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得以形成的一个动因。本文通过在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群或混合集群中再次构建协同论模型并求解，得出集群达到稳定共生的条件是大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大，小企业的产出规模比较小，这也符合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的特征。⑤协同创新激励、环境管制、社会责任、国际竞争是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转向协同创新集聚的动因。合作产出效果系数越大、正向激励效应越大、合作次数越多、收益因子越大，中国纺织产业协同创新群落越容易达到稳定共生。本文通过构建与分析协同创新激励模型，得出了纺织服装企业加入协同创新群落的动机取决于协同创新净优势的多少，这说明协同创新激励成为中国纺织产业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转向协同创新集聚的最主要动因。随着后配额时代的到来，环保压力、社会责任压力、国际竞争压力迫使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必须重新考虑竞争战略，以保持持续竞争力，这叁种压力也成为中国纺织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展的潜动因。本文通过构建与分析博弈论模型，得出提高合作产出效果系数值、正向激励效应值、合作次数值、收益因子值、政府塑造信任合作环境或是加大对背叛行为的处罚力度都可以促进中国纺织产业协同创新群落的发展，从而促使协同创新群落达到稳定共生。⑥促进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演化的政策要有阶段性与针对性。集聚准备阶段，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建立研发等创新机构；起飞阶段(水平集聚)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帮助开拓市场空间(如政府采购)和需求指导(如需求信息供应)等；成长阶段(纵向集聚或是混合集聚)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于促进整合和帮助建立社会中介组织以及法律契约制度的规范等；成熟阶段(协同创新)政府政策重点集中与进一步完善创新机构以及促进合作等。产业集群强大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创新，中国纺织产业集群亦是如此。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在某一地方引进大学、研究院所、培训组织等创新机构(这些机构以研究纺织服装为主)，通过对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成果的利用，从而带动相关支持企业形成纺织服装产业集群。或者说在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机构等周围划出一定地区，给予优惠政策，促使对纺织服装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投资者在此区域内投资形成企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这当然在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大都市、大城市更为合适。中国纺织产业集群起飞阶段——水平集聚期的政策主要包括纺织服装专业市场、批发市场与需求信息中心建设，纺织产业为特色的工业园区建设，塑造信任与合作的社会文化环境，水平整合与中小企业合作网络建设等。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成长阶段——纵向集聚或混合集聚期的政策主要包括鼓励联合兼并、培育大企业与垂直整合，促进大、中小企业间的直接交流，推进法律契约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纺织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与完善等。中国纺织产业集群成熟阶段——协同创新时期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合作行为或是加大对背叛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政府对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网络整合，专业市场升级，品牌建设，研发、设计和信息化建设，教育与人才建设等。
夏素芳[9]2011年在《产业转移机制与动因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首先在对我国近十年来制造业地理集中和地区专业化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分为东部、东北部、中西部叁大区域,并较为系统描绘出这叁大区域的主要制造业一级分类的转移路径,得出我国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七类制造业一级分类。接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整合了比较优势论、新经济地理论和经济政策叁大产业转移动因论：要素禀赋和政策因素都作为外因起初始作用,新经济地理因素则作为内因经循环累积作用机制推动产业转移和集聚。在该理论框架下,本文通过对上述七类制造业一级分类1999-2008省级面板数据的转移动因计量分析,得出以下启示性结论：第一,资本存量对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有显着作用,而劳动力要素以及与其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作用不明显。在细分制造业实证中进一步发现,相比于设备制造业,要素禀赋因素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影响更为显着。第二,新经济地理因素中,投入产出关联和交通运输成本因素对制造业转移有显着影响,而市场需求因素则有着与预期相反的影响作用。相比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运输成本因素对设备制造业影响更显着。第叁,政策因素如对外开放度、政府财政支出等对我国制造业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无直接显着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最后对如何引导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以实现东中西之间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马丹[10]2007年在《金融集聚浅析以及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金融企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某一城市和区域,这似乎与金融企业降低成本的基本目的相背离,但是这也说明了金融集聚需要其他许多基础性的条件和原因,这些原因无法用成本概念进行度量和概括,需要将金融集聚和产业集聚联系起来,从另外的角度发现解决问题的思路。本文围绕着金融集聚来展开研究,通过吸收区域经济学、区域金融学、金融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对空间集聚研究的理论成果,结合实际,对金融集聚的内涵、金融集聚的特征以及金融产业集聚形成模式分析做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形成对金融集聚研究的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然后介绍产业集聚评估的叁种分析方法,分别是:(1)层次分析法(2)主成分分析法(3)因子分析法,重点介绍前两种。按照产业集聚评估的方法,本文对华东地区金融集聚程度做了实证性的探讨和研究,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1)金融产业集聚程度的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指标,它是一个地区金融产业集群在规模集聚、灵活专业化、集聚环境和经济依赖等方面的综合体现;(2)产业集聚程度的评估方法千差万别,本文创造了一种基于18项指标的主成分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数据获取相对简单,同时能够比较全面客观的判断金融产业集聚程度;(3)无论是层次分析法还是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结果,都支持华东地区六省一市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越来越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基于成本动因的产业集聚研究[D]. 刘妍. 福州大学. 2004
[2]. 集群式供应链成本核算与控制模型研究[D]. 周敏李. 南京理工大学. 2011
[3].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途径和机理研究[D]. 刘曙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4]. 高速铁路对区域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估计[D]. 赵云.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5]. 金融后台服务空间外置与集聚研究[D]. 何广延. 暨南大学. 2014
[6].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结合发展之动因研究[D]. 仲丹丹. 天津大学. 2016
[7].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问题研究[D]. 李玉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6
[8]. 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D]. 方澜. 东华大学. 2005
[9]. 产业转移机制与动因研究[D]. 夏素芳. 浙江大学. 2011
[10]. 金融集聚浅析以及金融产业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D]. 马丹. 华侨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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