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琼[1]2003年在《试论《左传》事实对于解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左传》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它记载了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二百五十余年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全面详细地反映了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内涵极为丰富，可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 由于《左传》年代久远、史料复杂，在其作者、时代、传授、性质及其与《春秋》的关系、叙事与解经之关系等问题上，今古文学家争论不休，分歧严重。现代学者对这些问题也同样争执不下。本文运用新的视角，在《左传》与《春秋》关系的问题上再做进一步的探讨。文章着重对《左传》所载大量事实材料进行归类和分析，揭示它们对理解《春秋》经文的重要作用。《左传》根据史实对《春秋》作了大量的补充，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对《春秋》所载历史事件更加切实具体的了解，而且对读者加深理解《春秋》笔削的微旨、遣词用字之寓意大有裨益。研究中重点运用对比、统计的方法，排比资料，挖掘内证，以考见《左传》与《春秋》的对应关系。文章的内容涉及《左传》的名称、作者、性质、《左传》以事解经的特点等方面。论述过程中注意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发掘新材料，力求所陈观点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柳琳[2]2012年在《二十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初，西方新思想传入中国，这种文化的冲击，使《左传》学研究也呈现了很多新的特点，产生了一大批用西方思想研究《左传》的学者，这就使二十世纪的《左传》学研究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走向，一是继续传统经学领域的《左传》研究，一是用西方科学思想对《左传》进行新的阐释。基于以上特点，本论文对20世纪的《左传》文献学研究成就，大体从性质、文本内容、注释以及史学角度进行分类研究，力图概括出各类《左传》文献成果的特点和学术价值，说明《左传》文献学研究的进程与现状。本文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前代《左传》学史进行了简要总结，并回顾了20世纪《左传》文献学研究状况，并进行了梳理，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部分，20世纪《左传》性质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刘歆伪作说”的真伪问题，以及《左传》是否为《春秋》之传的讨论。第二部分，《左传》文本内容的研究，主要包括《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左传》的称名、材料来源以及相关问题的考论总结。第叁部分，对20世纪以来《左传》的白话文注本、译本进行简要介绍，并总结其特点及成就。第四部分，《左传》对《诗》、《书》、《礼》、《易》等先秦经典引用情况的研究成果总结。第五部分，《左传》与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其他史籍对比研究成果的总结，主要包括《左传》与《国语》关系问题研究，《左传》与《战国策》史传文学特色对比，以及《史记》对《左传》的继承与发展。结语，简要总结20世纪《左传》文献学成就，并对未来的《左传》文献学研究走向进行展望。
李彬源[3]2015年在《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论文在回溯杜预春秋左传学的思想背景和学术渊源基础上,探讨了杜预与时代、学术之间的配合与冲突,研究了杜预经学思想对汉晋学术遗产的继承和对时代主题的学术回应,分析了杜预在春秋左传学上的研究趣向与义理追求,揭示了杜预春秋左传学体系的构成因素、主体思想的逻辑关系以及其“义经而体史”的实质所在。诸部分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体现了汉晋经学思潮与杜预春秋左传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勾勒了杜预春秋左传学在思想汲用过程中不断递进的各个阶段,以及存在于各种命题中的诸多复杂脉络。
杨世文[4]2005年在《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文中认为清末学者皮锡瑞在其所着《经学历史》中将经学史上的宋代时期称为“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从宋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来说,都与此前的汉唐经学、此后的清人学术有重大的区别。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宋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怀疑精神。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一股经学怀疑思潮,影响深远,及于明清。乾嘉学者往往贬斥宋学,但对宋人的考据成果、疑古辨伪收获,也往往能加以吸取。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古史辨”运动,究其远源,实承宋学绪馀。 一 经学怀疑思潮是与“经学变古”密切相关的。“疑古”是“变古”的前提,“变古”是“疑古”的必然归宿。经学变古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并非北宋庆历之际一蹴而就。从中唐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带来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的变化,反映在文化学术领域,儒、佛、道叁教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儒学、经学方面来讲,出现了叁股新思潮: 一是以刘知几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对一些儒家经传提出疑问。 二是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他们叁人的主要贡献是开创了“舍传求经”的经学新方法。 叁是以韩愈、李翱、柳宗元为代表,对儒学理论体系的重建。 这叁股新思潮,是对汉唐儒学、经学的矫正与发展。中唐以后,儒家经学已经表现出与汉学不同的面貌,经学变古的起点,应当上推到中唐,天宝、大历之际可以作为旧经学与新经学的一个分水岭。北宋中期的经学变古与怀疑思潮,实际上是中唐以来儒学新风的延续与发展。不过,庆历以前,这种变古只
朱夏楠[5]2013年在《二十世纪《左传》研究述评》文中提出《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赡完整的编年体着作，自诞生以来，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二十世纪以前，对《左传》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经学的领域之内进行的。而二十世纪之后，《左传》研究不仅产生了新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绪论部分，对二十世纪之前的《左传》研究历程进行回顾，并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等加以阐释。主体部分以时间为线索，分叁个阶段对二十世纪的《左传》学研究成果进行阐述：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以前，《左传》学从经学研究转向史学研究，焦点集中在真伪之争上。不同于传统的经学研究,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产生的古史辨派从史学的角度对《左传》重新加以审视，在学术界掀起了疑古思潮。他们倡导学者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古史，促成了学术思想的活跃，但其身上同时又残存着今文经学家的习气，先入为主，疑古太过。在《左传》真伪问题上，他们没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来否定《左传》的真实性，因此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驳。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受政治的干预较大，研究重心开始从史学研究转向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相对减弱，主要是对前一阶段的主要争论议题和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文学研究方面，《左传》的文学价值开始得到重视，许多学者开始将其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只是尚未形成体系。该阶段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一批以童书业、杨伯峻、钱锺书等为代表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代表性的着作，是前一个阶段研究成果的集成者，也是下一个阶段研究趋势的开启者。第叁个阶段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术环境开始宽松，学者们研究热情高涨，在史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同时，文学研究逐步拓宽。史学研究方面，重在对争议问题的梳理和总结。文学研究方面，研究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在主题和艺术手法研究、《左传》学史研究、与《诗》关系研究、影响研究等各方面逐渐深入，成绩斐然。但同时，重复研究等现象也开始出现，需要学者警惕。结语部分，对二十世纪《左传》在文史上的研究成果加以归纳与总结，同时又对新世纪《左传》学情况略作了介绍。
孙旭红[6]2011年在《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春秋》学史上,宋代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要进一步寻绎中国经学对宋代社会的浸润和影响,以宋代《春秋》学为切入点无疑可以达到窥一斑而视全豹的效果。另外,宋代由于继五代乱世而建国,学者思有以拨乱反正之策,这思考反映在学术研究上,便是在抵制释迦教理入侵的同时,还逐渐舍弃了汉唐注疏之学,试图从中国传统经典中挖掘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理想秩序的建设方案。因此,本文在架构与论述过程中,也力图反映宋儒对儒家经典思想资源的嫁接与利用,从中体现其精神折向,也即体现出“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将宋代《春秋》学作为“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整体性的思考需要局部实证加以支撑。本文探讨宋代《春秋》学,拟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向度来分析。具体言之,本文首先展开论述经学变古思潮的发展脉络,进而论证这种思潮的发展对理学、《春秋》学崛起的影响,以及在理学产生后,理学与《春秋》学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影响的。实际上,在宋代,许多注经着作中都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的解经方式、内容的理解等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在理学的浸润下,也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其次,本文对《春秋》的性质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从经、史相通的学术视野考察宋代学者对《春秋》性质之争的深层原因。为了清晰地梳理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前理解”,笔者不惜笔墨地概述了先宋时期学者对《春秋》性质的认识,然后重点转向宋儒对《春秋》经、史性质的讨论。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被视为经的性质的倾向十分明显。从杜预到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为经、史合一的性质,这一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分歧不大,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等人是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合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论证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本文第叁章继而讨论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虽然王霸观点向来属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但在《春秋》学中却体现了“经”与“史”的双重特征。即宋儒一方面描述了春秋时期的王霸盛衰的事迹,另一方面又以此事迹为突破口,重点以心术动机为契机,进而衍申出义利、理欲、名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加之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对尊王攘夷的强调,一起构成了宋代《春秋》学中王霸之辨的主要特征。因此,本文于《春秋》学中寻觅宋儒对“王霸之辨”的思考轨迹,这个问题若放在经、史相通的《春秋》学视野中考察,既能加深对宋代“王霸之辨”内涵的认识。也可以以一个具体个案来分析宋儒“以史通经”的经解思想。另外,本文第四章主要讨论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虽有研究者概括宋儒解经乃“依经废传”、“舍传求经”、“会通叁传”等特征,但是,宋代《春秋》学的解经方法绝非仅限于此。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仅仅局限于成说,则会产生一个误导：即至少汉、唐时期众多的解经传统至宋代全都断裂了,而宋儒则完全走上了不同于前人的解经“新路”,这种理解显然是十分片面的。例如《春秋》求情责实、原心定罪的解经依据,正名定分、别嫌明微的用心,反经行权的思量等等,都是《春秋》学独特的解经方法,这些都是当今的研究者所无法回避的宋代《春秋》经解问题。第五章讨论宋代学者对《春秋》起止与断限的研究。传统经学家强调所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甚至连《春秋》的起始与断限都有其特殊意义。《春秋》于鲁隐公元年开端,却于哀公十四年终结,这一年既非鲁国某公的始年,亦非末年。这样,关于《春秋》的起止之争,在整个《春秋》学史上就没有停息过。另外,自孟子伊始,已经瞩意孔子作《春秋》的意图,宋儒对此问题的关注更是十分普遍,因此,孔子为何作《春秋》、《春秋》为何止于“西狩获麟”,这些已经是《春秋》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争论自汉代发端,一直延续到宋代亦未能获得一致见解,因此,对其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作出相应的评价,也是宋代《春秋》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以上为本文欲完成的目标和拟解决的相关问题的概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结论,也必然是对宋代《春秋》学的整体评价,因此,本文结论认为,宋儒将理学思潮融入《春秋》经解、辨明《春秋》的经、史性质、探讨《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以及追问《春秋》的起止与断限,其根本目的仍然是要通过对原典资源的重新审视和诠释,使儒家的价值理念获得进入历史的鲜活生命力,并转化为自身时代“所拥有的传统”。宋代学者开创的《春秋》学研究的新阶段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恣意驰骋的思想空间仍然是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且当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已经远离先秦时期的宋朝,依然喋喋于陈陈相因的大义微言,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
乔芳[7]2015年在《北宋《论语》诠释史论》文中研究指明北宋是中国传统经学与儒家哲学发展的转折和变革期,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 《论语》诠释也实现了重大转折与变革。《论语》地位空前提升,注家注本众多,流派倾向不一,流寓着宋儒的怀疑与批判意识,贯穿着宋儒的革新和创造精神,成为宋儒实践宋学、复兴儒学、建构理学思想的重要资源。本文属于《论语》诠释的断代史研究,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北宋《论语》诠释的文化生态,总结北宋《论语》注本的诠释方法、诠释思想和诠释成就,厘清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诠释特点与贡献。北宋《论语》诠释寓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境遇之中。建立在社会长期动荡基础上的宋王朝,为了稳固政权,谋求长治久安,从开同初就确立了尊孔崇儒、“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为选拨和笼络人才,宋廷扩大科举取士范围,革除科考舞弊可能,以经义取士,强调通经致用。文化建设方面的举措,促进了学校教育、图书整理和典籍印刷业的迅速发展,也促成了北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全民读书热潮。凡此,预设了北宋《论语》诠释的政治制度土壤和社会文化条件。中国传统经学和儒家哲学发展至唐代陷入沉寂,经学研究株守师说,无所创新,严重禁锢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儒学受到释、道思想的冲击,独尊地位丧失。冲破旧学风的束缚,通过创造性诠释儒家经典以复兴儒学,成为中唐至北宋时期经典诠释和儒家哲学发展的历史使命。儿此,规定了北宋《论语》诠释嬗变的内在趋向和外在形态。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前,北宋《论语》诠释经历了官方和民间新旧学风双线并行的嬗变轨迹。邢昺《论语注疏》章句训诂细密,名物考证周详,标志着《论语》汉学系统的完成,在熙宁变法以前是北宋官方科举考试的唯一教本。但是《论语注疏》旧中寓新,不愚忠、不专守,“稍傅以义理”,成为北宋《论语》汉学向宋学转关的标志。在官方学风守旧的情况下,民间解经新风涌动。 《宋元学案》所存胡瑗《论语说》8章,对研究胡氏《论语》诠释思想以及宋代《论语》诠释走向弥足珍贵。作为宋学奠基人、理学先驱,胡瑗适应宋初学者治经理路,以义理阐发为释《论》方法,以修养德性为释《论》主旨,以教育弟子为释《论》诉求,二者相辅相成,辟出了一条属于宋儒的释《论》之路,是宋学《论语》诠释的开先河之作。刘敞《论语小传》诠释《论语》87章,驳难旧解,自出新意,虽仍不为完本,外在形态上还间有章句注疏之学的痕迹,但是内在思想倾向和诠释方法已属于宋学风貌。不过,刘敞诠释《论语》立足于经文本身,在道德性命和哲学思辨方面发明不足,仍应视为北宋前期《论语》宋学发展演变阶段的产物。北宋中后期,以义理为重的《论语》诠释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官方解经倾向与民间新风合流。蜀学派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是宋学释《论》的典范。苏轼《论语说》覃思深念,讲究“尽心”、“会心”常常撇开文句束缚,注重从整体上阐明道理, “时发孔氏之秘”。其诠解《论语》多参引历史事实,联系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遭际,站在世俗理性的角度,或批评时弊,或反映世态炎凉,或辩驳孟子,虽存有援引释、道思想的影子,但最终旨归在于通达孔子,在发明儒家道德性命方面颇有创获,是蜀学派《论语》诠释的代表。苏辙《论语拾遗》诠解《论语》27章,援引历史事实改易辩驳苏轼“意有所未安”、以释道思想释《论》以《论》释《论》等特点突出,在儒家“仁”的诠解方面有新见解, “其聪明独到之处亦不可磨”,在北宋《论滔》诠释语上有一定的地位。同一时期,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母体中。陈祥道《论语全解》既是荆公新学派释《论》的唯一存本和集成之作,也是以“理”释《论》的重要文本,成于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时期,哲宗绍圣(1094-1098)后,作为科考的标准教材行于场屋,在当时颇有影响。陈祥道注重征引儒家经典和汉及前代历史事实、经师言论,并杂据《老子》、《庄子》、《墨子》等先秦文献诠解《论语》,章章立别解,篇篇出新意,总体思想倾向不失儒学的纯正性。陈氏认为《论语》是圣人言“理”之作,诠释《论语》注重穷理,讲究尽性,其中体现的理学思想虽然还不具有系统性,哲学思辨方面也较弱,但足以反映荆公新学派《论语》诠释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贡献。程颐诠释《论语》除《论语解》外,还有散见于《河南程氏遗书》及《河南程氏外书》中的诸多相关言论。其视《论语》为建构理学思想的要籍,诠释《论语》有两个向度,一是发明儒家修齐治平之道,阐述了学习自修与教育并重的修道路径和自敬而诚的守道机制；一是以玩味涵咏之法,将经学层面的“道”导入哲理层面的“理”,借诠释《论语》以理论道,推明心性天理。程颐《论语》诠释很好地平衡了宋儒追求的“内圣”功夫和“外王”之道,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在两宋《论滔》诠释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逐渐合流。以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邢昺进献《论语注疏》书板为界, 《论语》诠释史上以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为重心的汉学系统完成,但是旧学风的影响直至熙宁变法时才终结。新旧学风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中唐韩愈、李翱诠释《论语》起,民间探求《论语》深层义理的诠释实践或隐或显从未停歇。宋仁宗庆历(1041-1048)以后,释《论》新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推行科举改革,以儒家经义道理取士,官方经学风气才与民间宋学新风合流,标志着《论语》宋学对汉学的全面取代。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复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程颐等理学家以《论语》为探讨和建构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资源,在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两方面对南宋理学家的《论语》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北宋《论语》诠释虽然注家注本多,学术流派不一,但诠解方法和解经追求具有趋同性。经学家们普遍不重章句训诂,不受旧注束缚,善于从《论语》篇章整体出发,以己意对《论语》作了创造性新诠。但是也要承认,北宋诸儒释《论》并未尽费训诂、尽弃旧注,对经文个别文字辨音释义常成为深掘义理的基础,旧注中契合经文意涵的说解也常得到采纳,北宋诸儒的说解也有明显的关联和传承。邢昺、欧阳修、苏轼、程颐等学者虽然对《论语》个别章句提出疑问,也作了微调,但怀疑只针对言语记录的真实性和版本传抄的错讹,并没有否定《论语》和孔子思想本身,诠释实践体现出强烈地尊经崇圣倾向。《论语》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得到宋儒的一致推崇。、理学家将《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四书”统合,置于诸经之上,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阐发儒家政治伦理和心性修养思想,又借鉴释、道的某些内容和方法,参伍《周易》的某些哲学范畴,抽绎出具有思辨性的宇宙生成体系和哲学本体论,为理学思想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对后代《论语》诠释影响深远。
王寅[8]2013年在《李光地与清初经学》文中提出李光地是明末清初着名学者,在经学、理学等上都取得了显着成绩。他又是一位政治家,历任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在平息叁藩之乱、统一台湾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前人对李光地学术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学,而对其经学的研究比较薄弱,更没有全面考察其经学的着作。本文以李光地经学作为研究对象,从学术史与经学史的视角,深入分析李光地经学及他与清初经学间之关系,以期全面准确地勾勒出其经学的面貌,并探究其对清初经学的影响。李光地在经学上用力甚勤,对清初经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对历代《诗经》学的批判与继承,他明确主张孔子确曾删《诗》,并总结出孔子删《诗》的原则与目的。他总结宋儒的诗说,把朱熹与吕祖谦的诗说融会贯通。他对汉唐以来的“《诗》亡”说提出了反驳,指出“《诗》亡”是指“正《风》、正《雅》亡”。他力证《古文尚书》不是伪书,主张《尧典》、《舜典》应为两篇,《皋陶谟》、《大禹谟》本为一篇。对黄宗羲、阎若璩怀疑“虞廷十六字”,他站在程朱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反驳。他以“数图”解“洛书”,认为《洪范》中“洪范九畴”是指“洛书”,实质是《周易·说卦》之“参天两地”。他反对汉儒的“阴阳五行说”,认为“五行”即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五种物质。他重新论证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认为孔子只是抄录、删节鲁史而成《春秋》。他认为《春秋》的性质是史书,其中保留很多史书的写作方法。他总结归纳了《春秋》中的“书法义例”,从义理与礼制的角度对“书法义例”进行了分析。李光地主张打破对宋儒的迷信并重新审视宋学经典。他论经往往站在朱子经说的反面立论,并非全据朱说,对朱子的经说常有批判。他对朱熹的《诗集传》提出批评：一,取郑玄之说攻击朱熹的比、兴说,并对《诗集传》中“兴”例加以辨别。二,批评《诗集传》所取毛、郑旧说与朱熹自创新说的疏漏之处。叁,对朱熹所解释的诗意进行了批评。他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也有批评,指出“大学”即“太学”,“知本”即“格物”,不须以“敬”来补“大学”,“格物致知传”也不必补,《大学》篇的中心应为“诚意”章。李光地对蔡沈《书集传》也加以指摘,他批评《书集传》更多从文字训释上着眼。对待陆王之学,他认为“陆王于程朱有助”,主张不立门户,朱陆兼采。他作《大学古本说》,取王阳明《大学》以古本为宗,直到晚年也没有舍弃陆王之学。李光地认为“六经”有“理”,“理”即“性”。而要想求得“理”、“性”,就要借助“六经”,“求理”的目的又是为了“明道”,由此他构建出“求理于经”的学术理路。李光地提倡科举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考试中增加经世之学的内容,改变八股文的文风及写作方法,此举,推动了经学发展。李光地经学具备如下特点：第一,勇于推出新说,不拘泥,不守旧。第二、注重运用以四书证经。第叁,汉宋兼采,融会众家之长。第四,认为程朱、陆王殊途同归。
吴秉坤[9]2006年在《《左传》叙事与弑君凡例之关系》文中研究表明《左传》是一部充满争议的古代典籍,历代学者围绕着《左传》的作者、写作时代及其与《春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争论,时至今日也无法达成共识。在这些争论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左传》叙事与解经义例之间的关系。坚持《左传》传经性质的学者强调二者的相辅相成,坚持《左传》原是独立史书的学者则认为义例为后人所添加。本文抛开门户之见,承认《左传》叙事对于解释《春秋》的重要意义,同时又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指出《左传》叙事与弑君凡例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从而说明《左传》叙事与解经义例之间确实存在不相吻合的情况。至于这种张力产生的原因,人们可以做出各种解释,本文从叙事的自身特点出发,认为叙事在解经的同时还表达了叙事者的自身思想,这可能是导致张力产生的一个原因。
郑雯[10]2013年在《俞正燮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俞正燮,字理初,是清代嘉庆、道光时期的着名学者。他一生以佣书为业,其治学中所展现出的学识、见解有过人之处,受到学界的推崇,时人多称颂其“博闻”“高明”。俞正燮学术、思想的形成,与他佣书生涯中的日积月累,个人坎坷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嘉道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学术自身逻辑发展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嘉道时期社会变动的影响下,考据学内部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治学范围的扩大与注重义理的阐发。作为嘉道时期皖派考据学的重要学者之一,俞正燮自觉继承了戴震的学术“范式”,并将戴学“范式”扩展到对史、子等内容的研究,使得考据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加深。同时,他在治学过程中提出了不少具有启法意义的独到见解,表现出鲜明的思想性,彰显出考据学在嘉道时期的思想活力。本文力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明清早期“启蒙哲学”研究范式的指导下,对俞正燮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文章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勾勒俞正燮的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从治学内容、治学特色、以及社会思想叁个方面,对他的学术、思想展开深入分析与讨论。在此基础上,确定俞正燮思想的特色和地位,并评价其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全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俞正燮的生平经历,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术前缘等内容,共分叁节。第一节介绍俞正燮的生平经历,对俞正燮生平、交友以及着述的简要回顾。第二节讨论俞正燮思想的时代背景。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术等叁个角度,对俞正燮思想的时代背景做简要分析。第叁节探讨影响俞正燮学术的前缘内容。主要从乾嘉学术的兴起、“皖派”考据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皖派”考据学对俞正燮学术的影响等叁个方面,对俞正燮与乾嘉考据学之间的关系做一简明的梳理。第二章探讨俞正燮的经学考据实绩,共分叁节。第一节介绍俞正燮《尚书》、《诗经》考据实绩；第二节介绍其叁《礼》考据实绩；第叁节介绍其《春秋》叁传考据实绩。通过分析俞正燮经学考据实绩,探讨其经学研究方法,并结合时代背景,考察嘉道时期经学研究特色。第叁章考察俞正燮史、子考据实绩,共分两节。第一节从边疆史地考、时政制度考、历史人物生平考叁个方面分析俞正燮史学考据特色。着重发掘嘉庆时期,俞正燮借边疆史地考对当时与清朝紧密相关的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探讨,其研究实发道咸边疆史地研究之先声。第二节则对俞正燮子部考据展开探讨,分别对其诸子,佛、道等研究成果展开分析、讨论。注重考察嘉道时期时代背景变化,着重揭示俞氏史、子考据内容选择与时代变动之间的联系。并且,详析俞氏史、子考据方法对乾嘉经学考据方法的继承与发展。第四章探讨俞正燮考据学的思想特色,共分叁节。第一节探讨俞正燮考据学内容特色,揭示嘉道时期治学内容由“精”到“新”的转向。第二节探讨俞正燮考据过程中对”理”、“情”、“礼”观念的解释,分析他通过考据所阐发的义理思想。第叁节,探讨俞正燮考据学所透露出的“求真”“平等”意识。俞氏在治学方法上,发展了考据学者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并将新的方法运用于对史、子等内容的考证中,这都是其考据学“求真”价值的反映。而其治学过程中所彰显的朴素人权意识以及对“平等”的倡导,是对晚明以降早期启蒙思潮的继承与深化。第五章探讨俞正燮的社会思想,共分叁节。第一节探讨俞正燮的“同情女性”思想。我们通过对俞正燮“同情女性”思想的全面剖析,发现其“同情女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倡导恢复先秦儒家对女性应有礼制地位的肯定。他将对女性应有礼制地位的考察,运用到对“室女守贞”现象的批判中,探讨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应有的礼法地位。第二节探讨俞正燮的“四民观”。俞正燮对商贾职业正当性的思考以及对四民等级秩序的审视,都是对晚明以降“士商异术而同志”思想的承续与发展。第叁节探讨俞正燮的“伦常观”。分别从俞正燮对君臣、父子、师徒等叁组人伦关系的论述中,剖析他对日常人伦关系的再思考,分析其“伦常观”对晚明以降所产生的现代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总体而言,我们认为俞正燮不仅是一位考据学者,而且还是一位有自己的独到之见的“思想者”。他的思想虽然表面上涂抹着浓郁的复古主义色彩,但在精神实质上则继承了晚明以来所产生的近代思想文化,是万历至“五四”叁百年启蒙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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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代经学怀疑思潮研究[D]. 杨世文. 四川大学. 2005
[5]. 二十世纪《左传》研究述评[D]. 朱夏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6]. 居今与志古：宋代《春秋》学研究[D]. 孙旭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7]. 北宋《论语》诠释史论[D]. 乔芳. 扬州大学. 2015
[8]. 李光地与清初经学[D]. 王寅. 南开大学. 2013
[9]. 《左传》叙事与弑君凡例之关系[D]. 吴秉坤. 清华大学. 2006
[10]. 俞正燮学术、思想研究[D]. 郑雯. 武汉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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