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颖[1]2003年在《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全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叙述了鼓浪屿租界地形成的过程。1840年6月，英国政府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清政府的腐败使这场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告结束。1841年8月英军占领鼓浪屿，嗣后，列强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为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明争暗斗。在长达60年的过程中，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无能，1903年5月，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 第二章探讨了租界时期鼓浪屿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租界时期的鼓浪屿建立了以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鼓浪屿租界的联合统治，尽管工部局设立伊始就有华董，形成华洋共管的复杂局面，但工部局大权仍握在洋人手中。工部局日常行政的主要内容为进行市政建设、维持地方秩序、征集市政经费等，对鼓浪屿市政建设与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也有中国官方的的司法与管理机构，还有一些民间社团，但这些中国政府的司法与管理机构形同虚设，无权参与鼓浪屿的政治与经济决策。租界时期鼓浪屿社会是西方各国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军阀、土匪、流氓、恶霸的庇护所。租界时期鼓浪屿经济有一些发展，但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民族工商业在鼓浪屿经济力量中所占比例很小。 第叁章概述了租界时期鼓浪屿的文化与教育。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后，便有英美传教士进入鼓浪屿，修建教堂，开设学校，传道布教。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更多的外国教会与传教士来到鼓浪屿，建起了更多的教堂、教会学校及医院等，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西方宗教文化教育。教会学校主要为外国教会势力服务，但客观上也为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也有中国人创办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当时福建华人办学较为集中的地方。所有这些，使租界时期的鼓浪屿有较为发达的文化教育。 第四章叙述了日本把鼓浪屿变为独占的租界及对鼓浪屿实行的殖民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通过扩大侵略战争及各种手段，使鼓浪屿成为其独占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的殖民地，到抗战胜利，整整达4年之久。这一期间，日本在鼓浪屿实行的是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为配合殖民统治，进行文化侵略，日本也在鼓浪屿设立了学校、文化团体与医院。日本独占的4年，是鼓浪屿租界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第五章概述了租界时期鼓浪屿人民的斗争。鼓浪屿沦为公共租界后，人民群众便开始了团结御侮、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鼓浪屿人民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这些斗争，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反动统治，在我国近代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第六章从司法制度、经济与市政建设、文化教育等叁个方面论述了鼓浪屿租界对近代厦门发展的影响。租界时期鼓浪屿领事公堂的行政诉讼制度与会审公堂实行的西方审判制度，促进了近代厦门司法制度的变革;鼓浪屿租界的特殊地位及厦门为通商口岸的地理优势，使近代厦门经济与市政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与报刊，也使近代厦门的文化教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发展，绝非西方殖民主义者主观愿望所致，而是他们在侵略与掠夺过程中的客观结果。
张灿灿[2]2014年在《近代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研究》文中认为鼓浪屿位于近代殖民中心——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厦门市。近代社会环境的巨大变革，导致了鼓浪屿公共租界内原本的“传统村落式”住区空间形态转变为外国殖民者共管的公共租界，形成中外多元文化共同影响与融合的住区空间。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的演变进程与空间形态，展现了近代半殖民地社会背景下，本土、西方、华侨不同文化群体在城市布局、建筑营造、环境景观等方面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当地与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吸收外来文化，初步完成自我更新后，产生了巨大创新力，引起岛屿原聚居空间结构、建筑风格趋向、环境景象特征等方面的“近代化”变革。而其居住功能的上升，甚至超越港口贸易,而成为近代鼓浪屿发展中的主要功能导向，有别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近代港口城市所形成的“二元结构的城市格局”——其形成过程及原因值得探讨。论文以住区空间演变为研究视角，结合历史地图、历史照片及历史文献等基础材料来梳理鼓浪屿现状历史遗存；从总体布局及空间形态两个层面，分析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空间形态的发展过程及特色，对今后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鼓浪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陈丽[3]2008年在《厦门租界园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厦门租界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分析、实地调研、比较分析等方法,以多角度的视野回顾厦门租界时期园林和建筑的内在和外延,对中西融合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园林变迁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画面,为充分认识中国近代园林的发展、利用和改造,以及探寻厦门新时代本土园林的发展方向提供重要的参考意义。本论文首先回顾了厦门租界的起源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厦门两个租界(厦门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的政治和行政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接着搭建了中外传统园林的理论框架,借此分析厦门传统园林的历史沿革,将厦门传统园林分为萌芽、成熟和高潮叁个阶段,并总结归纳出厦门传统园林的特点。然后以厦门租界时期市政建设的发展为主线,引出厦门租界园林和建筑的发展历程,其中针对厦门租界园林的特殊性,提炼出厦门租界园林四大造园要素的艺术特点。同时,本文引用几种典型的厦门租界园林作品作为案例,对其造园思想、平面布局、艺术特点等各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得出厦门租界园林由于受到西方各种造园思想和理论的冲击和影响,在园林风格、形式、艺术特点等诸多方面的交流、融合乃至共生的特征。最后,本论文指出厦门租界园林已摆脱仅仅是承担和表现西方园林文化的载体,逐渐转变成具有厦门特色的新型的园林模式;并通过对厦门租界园林的研究,拓宽其保护和利用的可行性思路。
李苏豫[4]2013年在《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1840年～1949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厦门特定社会背景的推动下,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相辅相成,共同演进。厦门城市在1840年以前初步形成。19世纪下半叶厦门开埠后,厦门英租界和鼓浪屿外人居留地率先开展了现代城市建设,西方建筑开始移植和传播。19世纪末至20世纪20～30年代,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由初期较为平稳、缓慢的演进,进入快速蜕变的重要时期：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设继续发展,厦门老城区基本形成现代城市格局；西方建筑继续传播和地方化,殖民主义语境下民间建筑革新发展和多元化等。至抗日战争前,厦门城市与建筑基本完成现代转型。论文通过挖掘主要的外在推动力与内在影响因素,剖析近代厦门城市的更迭与建筑的发展,从而相对全面、客观地论述1840～1949年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厦门城市与建筑现代化进程的纵向研究,依据内在关联的线索,即社会背景变化、城市相关管理机构组织、土地开发政策与建筑管理制度、城市主要区域的建设状况、建筑的发展变化,逐步展开各个时期内各层次的具体论述,归纳其主要特征,以阐明厦门城市和建筑的现代化进程,结论如下：近代厦门特定社会背景的主要方面：历史背景,即商埠城市和移民口岸；租界背景,即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及其相关的西方建筑移植环境：侨乡背景,即华侨投资、华侨乡土观念,是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厦门城市现代化进程呈现单向推进、分区域发展的特征。特定社会背景推动城市格局更新需求,相关的机构和政策产生,推进城市建设。这一进程开启于租界区,而滞后的老城区大规模市政建设和城市改良,则成为其核心部分。厦门建筑现代化进程呈现二元推进的特征。以外国人为建设主体,西方建筑的传播和地方化；以中国人为建设主体,民间建筑的革新和多元化,这两条线索并行推进着厦门建筑的现代化进程。
赵刚[5]2012年在《遗产保护背景下的鼓浪屿商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于旅游休闲需求的日益增强，城镇型风景区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以鼓浪屿为例，近几年来鼓浪屿游玩的游客量已远远超过景区最大游客接待容量。鼓浪屿目前正在开展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游客量的持续增长带来了鼓浪屿商业的迅猛发展，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岛上各类商铺渐有遍布全岛之势，鼓浪屿慢慢变成了一个热闹喧哗的集市。这种商业化、城市化的倾向，导致鼓浪屿的美感急剧下降，给鼓浪屿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带来极大破坏。因此在目前鼓浪屿申遗的大背景下，鼓浪屿的商业该如何发展，是本论文所关注的课题。论文首先全面阐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保护与利用的思想与方法，进而总结出文化遗产保护对遗产地商业的发展有高保护性、文化性的要求。其次分析并总结了鼓浪屿商业发展历程，即起步、繁荣、稳定、无序、管控五个阶段。再次是展开对鼓浪屿现状商业发展的调查，主要是对街道商铺用途的统计调查、对商业业态的调查、对商业空间分布的调查、对商业经营行为及商业经营空间的调查、商业活动对居住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鼓浪屿商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最后，在对鼓浪屿商业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鼓浪屿未来商业发展的思路，并针对现状存在的问题从五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即价值观念的矫正、制度先行、规划调控、规范引导、社会监护等，以期能为申遗即将开展的环境整治工作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为其他历史城镇型风景区商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参考与借鉴作用。
祁航[6]2017年在《基于历史信息整合的近代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布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鸦片战争前鼓浪屿已经形成了具有闽南传统的聚居村落,1902年成为公共地界,大批外来洋人定居鼓浪屿,一战后因国际时局的动荡,华侨、闽台商人以及厦门本地居民来到鼓浪屿购地建房,在19世纪中旬到20世纪中旬的100年间,鼓浪屿发展成为了由原住民、外国殖民者、华人华侨共同管理生活的中外住区。本次研究以历史地图和文史资料为核心,近代鼓浪屿的空间形态为研究对象,将1843年到1951年的历史地图作为研究的图纸参考,按照鼓浪屿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选取绘制标注清晰完整的1863年、1903年、1927年和1935年鼓浪屿地图做为详细解读的对象,在ArcGIS软件中通过地图数字化的方式,将基于史料整合的鼓浪屿空间信息录入到对应年代的历史地图上,然后通过图纸迭加的方法,分析鼓浪屿不同发展阶段历史建筑的空间分布特征。首先从地图的内容表现来看,外国人的建筑物从标注到绘制的精细程度远远超过了对于本地居民相关建筑的刻画。建筑布局选址上,早期当地居民的聚居区位于山间或背山地势平坦处;而洋人住宅一开始出现在地势较高风景视野较好的地方。从道路网的分布来说,当地居民聚居区主要由环山路连接,而洋人聚居区内部支路丰富,连接各个建筑,这种道路建设的不均衡性在华侨和当地居民的主导建设时期被打破。其次对于近代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布局的专题研究中可以发现:(1)住区用地功能呈现出集聚和多元化发展(2)中外住区的空间范围由独立分隔到相互融合(3)宫庙和教堂所代表不同文化信仰的公共领域在鼓浪屿公共地界发展过程中逐步向社区活动空间的转变。
水海刚[7]2018年在《移民企业家与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地域经济圈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发展,背后最大的推动力源于来自南洋的华人移民企业家群体。从地域经济圈的角度而言,华人移民的移动与聚集是环南中国海地区长时期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主题,它与近代中西碰撞、交流的历史格局并行不悖,在一定程度上,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开辟成为环南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近代演变的契机。以此而言,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租界的讨论似仍有再探讨的余地与空间。
吴思慧[8]2013年在《厦门鼓浪屿近代洋楼民居文化地域性格研究》文中指出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厦门鼓浪屿地区在近代作为公共租界和城市侨乡，成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汇、冲撞点。鼓浪屿的近代洋楼民居在其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之下，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本文以建筑特征研究为基石，从文化地域性格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建筑学、美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和方法，从近代鼓浪屿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入手来阐述厦门鼓浪屿近代洋楼民居的形成背景；从平面、立面、庭园叁个方面分析其建筑特征；从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和人文艺术品格叁个方面分析了厦门鼓浪屿近代洋楼民居的文化地域性格。地域技术特征是建筑文化地域性格中的一项重要特征，它由地域性与技术性共同形成，具体体现在适应自然气候、适应地理环境、使用地方材料、传承传统工艺四个方面。近代鼓浪屿的文化包括成为公共租界后由西洋殖民者带入的英、法、美、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多国文化，还有华侨从侨居带入的文化，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具有闽南特色的文化。鼓浪屿这种复杂的文化时代背景使得当地的洋楼民居具备相异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文化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正是当地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内涵的体现。其主旨在于开放、兼容、创新叁点。建筑的人文艺术品格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艺术、风俗信仰等的反映，鼓浪屿的洋楼民居体现出闽南地区的艺术形式、音乐、戏剧、民俗信仰、饮食习惯等形成的独特的人文艺术品格，成为厦门鼓浪屿近代洋楼民居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中的第叁个重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高调炫富的社会心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和多元丰富的艺文风格叁方面。通过以上叁点总体上从自然、社会、人文叁个方面阐述了鼓浪屿地区洋楼的文化内涵，也就是其文化地域性格。在当前世界建筑文化趋同与建筑全球化等问题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推广意义。对于地域特征明显的区域建筑，都可以通过文化地域性格的角度进行分析。所以本文选择研究厦门鼓浪屿地区近代洋楼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作为当代地域性建筑发展的先期探索，能为地域建筑、地域风格的传承提供新的思路，也为洋楼民居的保护发展提供依据。
王盼盼[9]2017年在《鼓浪屿街道网络形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历了机动化引领之下的城市快速扩张,城市街道(道路)以汽车通行效率至上,产生大城区、大住区、大马路、大立交等形态类型,引发了步行空间失落、城市丧失人文活力等问题。近年来随着规划领域存量转型、公共空间精细化设计的蓬勃发展以及各界对低碳环保出行理念的倡导,对适宜步行的城市形态的研究成为规划学科的一个重要课题。决定步行城市形态的根本要素是街道网络,利于步行的街道网络与车行道路网络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现今机动化方兴未艾,对于步行城市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对于现存的经过历史检验的适宜步行的街道网络的研究有助于夯实基础。鼓浪屿街道网络是国内少有的完全以步行尺度建造、到现在也以步行出行为主,历时生成、建造精细、保存完整,并且具有多样态文化内涵的“实物标本”,在街道网络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学术研究价值。针对这一形态与文化兼备的研究对象,本文以空间句法为主要分析工具,结合历史分析法、地块分析法等,研究鼓浪屿街道网络形态演变特征与规律,并探索影响鼓浪屿街道网络形态的主要要素。文章的主体研究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阐述鼓浪屿城区建设过程与街道网络生成过程,对鼓浪屿街道网络的建设主体、发展过程作基本的判别(第二章);第二部分,选取鼓浪屿五个时间节点的街道网络进行空间句法线段模型的分析,分别从整合度指标、选择度指标与可理解度指标对街道网络空间形态进行定量测算,并对测算结果进行横向与竖向的对比分析,同时结合当年的建设主体作简要说明,以求对空间本体有更为准确的理解(第叁章);第叁部分,在历史建造研究与空间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分析鼓浪屿街道网络与山海环境、权利制度、群体文化、土地利用方式、人流分布的关系,从而了解鼓浪屿街道网络与其它要素之间的关系,对街道网络形态有更全面的认识(第四章)。文章的结论部分(第五章)综合鼓浪屿街道网络的历史研究、空间本体研究与影响要素研究做出总结。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从街道网络构形角度总结街道网络形态演变规律与特征;从建造主体、形成过程与作用方式方面阐述影响鼓浪屿街道网络的主要要素;从街道网络密度与尺度参量、建造过程、出行半径方面提出未来适宜步行的街道网络设计建议;从街道网络文化内涵、景区展示方面提出鼓浪屿未来保护与发展的方向。
赖婕[10]2009年在《鼓浪屿工部局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鼓浪屿四十二年的租界历程形成了其特有的行政管理体制,租界时期的行政管理体制由英美时期的鼓浪屿租界和日本独占时期的鼓浪屿租界两部分组成。租界时期鼓浪屿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是以各国的工部局为主导来进行,其中也有华人的参政。英美租界时期的工部局对鼓浪屿的管理体现出的是“法治化的管理”、“民主化的管理”、“社区自治”等,客观上让鼓浪屿得到了进步和发展。英美时期的鼓浪屿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也得到发展。日占时期的工部局与英美时期的工部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体现出来的是“人治化管理”、“专制化管理”、“社区行政化”。也正是因为日本破坏了英美时期建立起来的有效管理鼓浪屿的机制,导致了日占时期的鼓浪屿一片混乱,政局动荡,经济萧条,最终以日本的退出告终。回收后的鼓浪屿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局面。社区功能消退,岛上居民生活十分不方便、旅游业也不尽如人意,只能靠不断上涨门票船票价格来维持局面。现今的鼓浪屿困境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本文试图在吸取租界时期鼓浪屿行政管理体制优点的同时结合现今鼓浪屿的实际情况,探讨鼓浪屿行政管理体制的出路。提出鼓浪屿需要重新定位,以及借鉴英美工部局时期的民主化、法治化等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为鼓浪屿走出困境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租界时期的鼓浪屿之研究[D]. 何其颖. 厦门大学. 2003
[2]. 近代公共租界时期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研究[D]. 张灿灿. 华侨大学. 2014
[3]. 厦门租界园林研究[D]. 陈丽.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4]. 厦门城市与建筑的现代化进程（1840年～1949年）[D]. 李苏豫. 浙江大学. 2013
[5]. 遗产保护背景下的鼓浪屿商业发展研究[D]. 赵刚. 华侨大学. 2012
[6]. 基于历史信息整合的近代鼓浪屿中外住区空间布局研究[D]. 祁航. 华侨大学. 2017
[7]. 移民企业家与近代鼓浪屿公共租界:地域经济圈的视角[J]. 水海刚.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8
[8]. 厦门鼓浪屿近代洋楼民居文化地域性格研究[D]. 吴思慧.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9]. 鼓浪屿街道网络形态研究[D]. 王盼盼. 重庆大学. 2017
[10]. 鼓浪屿工部局行政管理体制研究[D]. 赖婕. 厦门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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