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琴娥[1]2004年在《胡适实验主义方法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怀疑——假设——求证是胡适治学方法叁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这一治学方法思路的最终确立在时间上有一形成过程，即由胚胎期，到形成期，到成熟期。在其方法有了成熟的理论形态后，胡适总结为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说法因其语言的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因而流传最广，成为胡适治学方法的代名词。 胡适不仅竭力从理论上宣扬“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验主义方法，而且还将其付诸具体的学术研究当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是因为运用方法的得当。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考证《红楼梦》，开创了一代新红学；以历史的方法考证《水浒传》，所得出的结论至今仍为学界所认同。 胡适这一实验主义治学方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这种科学方法的提倡，不仅激起了国人普遍重视方法的自觉意识，解构了自明末、晚清以来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所形成的“中体西用”的僵化模式，而且克服了清代考据学的繁琐，提倡了一种大无畏的探索精神，使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评判传统文化最为响亮的口号。
戴磊[2]2013年在《胡适的“科学方法”再研究》文中指出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是中西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有着深厚的西学和中学理论渊源。他所提出的"科学方法"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和促进中国学术界方法自觉的作用。因此对胡适的"科学方法"进行客观的梳理和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孔超琼[3]2004年在《胡适学术演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篇专门研究胡适先生学术性演讲的论文。全文分为五章，附有笔者编订的《胡适演讲年表》一份。 第一章是胡适学术演讲的历史综述。首先介绍了胡适演讲的概貌，把胡适演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其次论述了胡适学术演讲的历史，指出学术演讲在胡适的学术生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分析了胡适学术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治学方法。通过学术演讲，胡适向国内的听众介绍了杜威(1859-1952)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并且以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例，讲解了形式逻辑学与传统考据学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所起到的指导性作用。 第叁章论述胡适学术演讲的作用。文章指出学术演讲起到了促进胡适学术思想深化成熟的作用。同时，学术演讲补充了学术文章中难以表现或者忽略了的部分，更加有利于治学方法的传播。 第四章分析胡适学术演讲成功的因素与取得的效果。文章指出胡适主观上对演讲本身有着理性的认识，并且注意采用有效的演讲策略，因此他的演讲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同时，他的学术演讲启发了后学，传承了学术文化。 第五章评价胡适的学术演讲既是传播文明的利器，又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一座跨语际的桥梁。同时指出从学术演讲可以看到胡适的启蒙者形象。 附录是笔者编订的一份《胡适演讲年表》，收录了目前为止有记录可查的胡适演讲的篇名，并标明了演讲时间和演讲地点。
张晓兰[4]2008年在《胡适与张君劢人权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思想在中国传播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回首这段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由自由主义者和中间党派发起的几次关于人权与宪政的运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权思想的进步。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上世纪30年代人权论战的发起者,张君劢作为中间党派的主要领导人,是上世纪30至40年代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有力地促进了人权思想的传播。胡适与张君劢人权观的形成,既受到国内的社会政治现状的影响,又与他们对国外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学习密不可分。从哲学层面来看,胡适的人权观主要受到杜威的实验主义怀疑精神的影响,它要求个人破除封建迷信、解放思想,争取自由和人格独立。张君劢则受到德法唯心思想的影响,主张从精神生活层面去寻找个体自由,这是他们人权思想的不同出发点。在政治层面,杜威对胡适的人权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全面的,张君劢主要是接受了英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影响。胡适与张君劢的人权思想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争取个体自由出发到让国家权力压倒个人自由,再到回归到对人权的重视。这一变化轨迹反映了人权自由与民族救亡的双重诉求对他们人权思想的影响。在人权的保障机制上,两人的思想存在着很多共同点,如都赞同保障人权、实行宪政、要求国民要具有争取权利的意识,都要求通过制定法律、建立民主政治、通过渐进改良的途径改革政府来保障人权。在人权问题的一些宏观的问题如对个人自由的看法、对政府或国家的看法、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参与实际政治的观念等方面有较大的区别,而在微观层面的人权概念、人权包括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最后对他们的人权观进行评价,胡适与张君劢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主张普遍的人权观,与阶级人权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由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他们把人权的重点放在思想言论自由等政治层面,忽视了经济权利,对人身权利也不够重视,这种种局限使得他们的的人权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现实的困境。但他们的人权观的某些主张对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人权思想的保障体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宁腾飞[5]2016年在《发明诸子学》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国的诸子学复兴构成了近代中国典型的“学术史事件”。通过回溯从“子学时代”到“子学复兴”之间诸子学的流变,从而把晚清民国诸子学的兴起作为“学术史事件”来分析。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清代学术倒演的“学术理路”和西学兴盛的“思想语境”,并且二者在十九世纪的时间节点上绾合。在“新旧之争”与诸子学争议方面,主要以章太炎和胡适的墨学争议为切入点探究清末民初“戊戌”一代学人和“五四”一代学人在学术研究取向上的差异,进而研究两代人的合力促使的知识转型。两人的争议主要聚焦在“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和“治经与治诸子是否一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清末民初经子关系在知识转型中的现代转化及其作用。在“现代性分化”与诸子学争议方面,首先是后五四时期“科玄之争”对诸子学争议的影响：主要聚焦于五四之后胡适和梁启超的墨学争议,进而探究知识转型基本完成后思想界的分裂对于知识分子认识墨学所产生差异。两人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在墨学具有科学性的大前提下墨学的根本观念是“兼爱”还是“应用主义”,这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争议,还牵涉学术争议背后观念、背景、思想。其次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发的诸子学争议：主要聚焦于郭沫若与梁启超、胡适的墨学争议,以及与左翼学人之间的墨学争议。如果说胡适和梁启超善于用西方学说附会墨子学说,那么左翼学人则试图从墨子的思想中为革命运动提供学术支撑。郭沫若以“打倒墨家店”为旗帜,主张“尊儒抑墨”,往客观学术研究的方向努力,尽管有时候事与愿违。总而言之,清末民国时期的诸子学争议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合力促使着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而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和“现代性分化”为审视民国学术史上的墨学争议提供了有效性线索,从中也可以窥探到学人“发明诸子学”和“非客观的客观主义”的侧面。
梁文冒[6]2014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这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也产生了剧变。为了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一时期我国的历史发展状况,我们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过程。这至少具有以下四点意义：其一,有利于深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其二,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先进文化的历史过程。这可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其叁,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四,有利于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它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虽然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较好的研究成果,但它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和新的材料进行再深入研究。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过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萌芽阶段；第二,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的产生阶段；第叁,十年内战时期的发展阶段；第四,延安时期的成熟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先后从不同程度的反传统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过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不断探索追求科学的文化认识武器；2.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但还存在局限性；3.在激进的变革观中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性、批判性占主导地位；4.虽然早期对传统文化的分析并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但一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后,这些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得到迅速的发展。第二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反对复古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东方文化派”、“整理国故案”和学衡派、戴季陶主义),在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对中国农民传统的重视。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传统文化观视角的一元性与多样性的不足；2.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是国内革命斗争性的要求；3.对传统文化的实践的初步运用性。第叁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辩证法为思想基础对中国农民传统的新认识和对中国传统兵法的批判性借鉴,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批判和研究,在新启蒙运动中对“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批判,以及建立综合性新文化的努力。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对传统文化有益部分的继承；2.对国民党文化观的批判；3.对保守派文化观的批评；4.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第四阶段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功能,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传统史学、传统伦理和传统文艺的扬弃和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1.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趋向成熟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2.从哲学、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弘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3.延安时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在民族战争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民族战争的爆发促使当时全国各阶级、阶层的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达到对传统文化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本文提炼和概括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建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的基本构架。这个基本构架就是：形成了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即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基础上的从民族性、意识形态、地域性特征、历史继承性多个维度看待传统文化；形成了批判继承法、民族形式继承法、综合创新继承法、抽象继承法等对待传统文化的多种方法；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功能,即它本身就成为对指导伟大的民族战争有重要帮助的一种方法,是民族精神的来源、民族文化的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一部分。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以上的研究可知,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认识过程。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认识方法,在反对国民党对文化的复古倒退、西化派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肯定的文化斗争论战中,在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科学认识的理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多维的传统文化观。他们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征途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它至少给我们叁点历史经验：一、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围绕新文化建设这个主题；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坚持独立性和开放性原则；叁、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实践要注重对社会思潮的引领。
陈峰[7]2005年在《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文中研究指明发生于1927—1937年间的社会史论战是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事件。以往学术界对论战的认知,多侧重于政治方面,将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作为基本预设。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遮蔽了史学史的研究。本文拟采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主要着眼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适当兼顾制约学术生长的社会语境。具体做法是将论战置于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抽取20世纪史学变迁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追索论战与这些问题的关联。 本文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对作为一个学术史事件的社会史论战的总论和概说。 第一章梳理论战的发生脉络。论战是在近代中国史学随西潮而动的过程中激发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可分解为两部分:西方史学主流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西方汉学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直接示范。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西潮汹涌的产物。作为一种西方学理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唯物史观史学与国际汉学也有关联,与之同气相求的是当时尚未当令的葛兰言学派。论战发生的思想语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流行,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着作大量出版,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大学讲坛,叁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思想事件频繁发生。从此,马克思主义由涓涓细水汇为滔滔洪流。 第二章追踪论战的过程。广义的论战包括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农村性质论战叁部分,是环绕中国社会形态一个问题而展开的叁个方面。狭义的社会史论战可区分为概说阶段、论战阶段和研究阶段叁部分。在概说阶段,各家初步提出论点,自拉自唱,各不相谋。后来各种观点发生冲突,进入论战时期。论战在《读书杂志》上达到高潮。《读书杂志》停刊后,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转而从事史料搜讨;郭沫若、吕振羽等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开始了相对平静扎实的研究活动。此为研究时期。1937年论战终局,但胜负无定论。 第叁章是关于论战定位问题的商榷。主流看法将其作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它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
刘来兵[8]2011年在《什么是教育史》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一项面向事情本身的问题探索。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什么是教育史”这一学科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在对这一概念的先行理解中,发现通常意义上的“教育史”含有教育历史、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哲学叁重内涵。教育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术实践领域,由教育史学说与教育史学科两大体系构成。教育史学者在从事教育史学实践的过程中,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教育史”进行了理解,并应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教育史学者一般以显性与隐性两种逻辑指导学术实践,显性逻辑表现为教育史文本的叙述体系,隐性逻辑在研究范式中体现。教育史学者是活动的人,教育史学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结合生活实践、交往实践来考察其叙述体系与研究范式,是理解教育史学实践的路径。自1901年《教育世界》创办以来,罗振玉、王国维、蒋黼等人率先从事教育史学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是一种以移植为主,结合考据学方法的自发性学术实践。黄绍箕和柳诒徵则在“中国本位”的思想指导下,运用西方思想学说解释中国古代教育史,将考据学与西方实证史学相结合。胡适与陈东原在“实验主义”影响下追求科学的教育史学,使教育史学实践从自发走向方法论的自觉,教育史学说在此过程中创生,并使实证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达到顶峰。梁启超、何炳松提出的相对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针锋相对,姜琦与冯品兰以相对主义史学为理论指导,确立了相对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使教育史学从客观记述转向主观解释。杨贤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唯物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以教育实质存在考察教育史。叁种范式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教育史学。1949年后的中国教育史学实践在革命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博弈、阶级观念与历史主义的调和中,逐渐走向了一元化的革命史范式,教育史学沦为思想批判的工具,教育史学说失语,教育史学科停滞。1977年后的中国教育史学实践重新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指导。教育史学在拨乱反正中回归传统,确立了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研究范式。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下,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肃清了革命史观的影响,以现代化为视域考察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变迁。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的过程中,教育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并确立了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教育史元研究兴起,在面向教育史本身的过程中,教育活动史研究同样是一种令人关注的研究取向。四种研究范式使当代教育史学表现出一元多式的学术特征。对教育实践、生活、经验、事件的过程性关注,当代教育史学在实践转向中提升自己的实践品性。基于实践的视域与生活的立场,教育史学者在视域融合中回到教育历史现场,进行历史构境。综上,什么是教育史的可能理解是：一切教育史都是人的教育活动的结果,一切教育史学都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的过程。基于此,本文结构如下：导论：问题提出、方法选择、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意义诉求；第一章：对教育史学的概念、体系、视域与前提作了先行理解；第二章：分析了实证主义、相对主义与唯物主义范式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的教育史学实践；第叁章：分析了革命史范式主导下的一元化的教育史学实践；第四章：分析了回归传统、现代化、叙事史、活动史范式构成的一元多式的教育史学实践；第五章：论述了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教育史学的实践转向；余论：提出教育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教育史学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的过程。
马兆杰[9]2007年在《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争鸣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选取20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获得广泛关注并时常引起争鸣的五个问题构成研究框架，每个问题专设一章，每章叁节，每节两个层面。在论述中注重将这些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相联系，于厘清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学研究之影响的同时，表明中国文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摘要如下：一、文学遗产的论争。20世纪古代文学以遗产的面目存在，需要首先探讨在文学遗产问题上的不同观念。20世纪最初30年，在如何对待文学遗产上产生论争，集中表现在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革命派针对各种非难文学革命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论争。在论争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崛起。建国初，在国家政治体制下制定了批判继承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重批判轻继承的失误，古代文学研究蒙受损失。新时期以来，学者以实际的整理、考证等方法研究古代文学，使文学遗产既被继承，又能在此基础上创新。二、文学与政治交互行进。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关注的。在20世纪前半期阶级斗争与民族自救的运动中，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尚不十分紧密。建国后，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取向确立，文学研究受制于政治状况，表现为研究中对爱国主义精神的讨论、对阶级性人民性的挖掘、对人性的否定等。新时期后，思想理论界反思教训，古代文学界摆脱了以政治为中心的思考模式，立足文学本身做研究，从自身特点出发参与社会思潮涌动和社会文化建设，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开拓着研究的崭新局面。叁、现实主义的争鸣。现实主义问题被广泛讨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一段实际路程。建国后由茅盾关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理论的提出所带动，文学研究中开始对现实主义的争鸣，文学史编着中出现把茅盾的观点直接应用的做法。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思潮有关，也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情况有关。在对现实主义的反思中，可以找出它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根源。新时期以来对现实主义的讨论继续进行，但更学术化、更理性化，因而取得了巨大成绩。四、研究模式的嬗变。对文学研究中研究模式与方法的探讨，可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学界取得的成就。建国前的研究模式经历了由信古到疑古、从疑古到释古的嬗变过程，一大批坚持传统方法的学者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大师。建国后的初期，在一元化的社会政治体制下，由于文学党性原则的突出，社会历史方法成为最主要的方法，虽能取得实绩，但有其狭隘之处。新时期研究方法多元化，经历从理论热、方法热到理论冷、方法综合的嬗变，整体上表现了真诚坚持研究、实践方法的学者精神。五、学术话语的交锋。在学术活动中，话语意味着权威，应当发掘可适应于当代的有生机的学术话语，充实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运动中的语言变革和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都促使白话俗语的产生，在语言形式上体现着话语权的转移。建国后意识形态话语泛滥，虽出现双百方针下的学术争鸣，仍然给文学研究带来损失。新时期学界呼唤重建学术话语，表现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马克思主义话语方式在与时俱进中仍有其普适性。在研究中，采取以论带史、以史证论的方式。通过对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事实的描绘，证明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内外关系，以及学者的深刻智慧和执着求索。这也可激励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前行。
郑春[10]2018年在《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读胡适,最为感怀的是那一代学人对"中国与世界"的崭新理解,以及竭尽全力沟通两者的不懈努力。求学海外,胡适等人强烈意识到人文科学对提升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境界,对输入新思想再造新文明的决定性意义,努力完成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的留学答卷;重回祖国,他有效运用在国外学到的现代思想和理论,大力倡导文学改良,并在创作上率先尝试和实践,建构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他大胆提出"充分世界化"的主张,热切期待新一代中国人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适合新世界和新时代的新文化。这一切,使后人深深感念这位20世纪新文化的播种者,他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应对今天的诸多问题,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适实验主义方法再研究[D]. 胡琴娥. 安徽大学. 2004
[2]. 胡适的“科学方法”再研究[J]. 戴磊. 金田. 2013
[3]. 胡适学术演讲研究[D]. 孔超琼.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4]. 胡适与张君劢人权思想比较研究[D]. 张晓兰. 厦门大学. 2008
[5]. 发明诸子学[D]. 宁腾飞. 山东大学. 2016
[6].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实践研究[D]. 梁文冒.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7]. 社会史论战与现代中国史学[D]. 陈峰. 山东大学. 2005
[8]. 什么是教育史[D]. 刘来兵.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9]. 中国文学研究问题争鸣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D]. 马兆杰. 复旦大学. 2007
[10]. 再读胡适:他们的“中国与世界”[J]. 郑春. 文史哲.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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