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松华[1]2014年在《基于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文中认为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作为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突出人的城镇化这一城镇化的核心。论文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分析了改革前后两个阶段中国在两个不同体制下进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并进行了评述,然后探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最后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公平问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突破了以往哲学家“抽象的人”的束缚,他以“实践的现实的人”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发展完善了马克思主义人本理论,历史上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实践中,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而为以“物本”依赖为基础的人向更高级的“独立的人”转变奠定了基础,真正实现了人本思想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尺度与现实尺度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揭示了城市和乡村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的不断斗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关系的变革,进而改变城乡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乡关系会经历一个“城乡同一——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历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工农联盟政治觉悟的提高,工农整体素质的提高等是城乡融合的基础和条件,城乡融合能够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其终极目的和归宿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大门,也拉开了中国式城镇化建设的帷幕。纵观6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发展历程,期间受政治影响很大,但城镇化总体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概而言之,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是城镇化起步和稳步发展的阶段,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一五”计划的完成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基础；1958年到1965年是城镇化发展剧烈波动时期,大跃进、叁年灾害与政策失误、国民经济调整等大事件都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甚至大跃进停止后还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1966年到1977年是城镇化建设的停滞时期,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等,导致中国再次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顺了发展思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发展都朝着正确方向飞速前进,也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阶段；1984年到1992年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形成时期；2003年至今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新发展时期。在当前阶段,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特别是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更是面临着众多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新型工业化的推进、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突破、产业集聚能力的增强、城市群规模的出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初步形成等,都为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必将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城镇化质量不高、城镇化速度慢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市中出现了新的“城市贫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等,城镇化的推进还面临着不少的困难与挑战,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等,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镇化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从2003年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开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开始由“物本”向“人本”转变,城镇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为此,我们必须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其中,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根本路径,智能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设计的缺失和部门服务的缺位,同时由于新市民的自身素质的限制和传统观念导致的文化冲突和认识偏差,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市民往往遭遇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国家必须同步进行相关制度改革,为市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社区管理,营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新市民加强自我调适,增强主人翁意识。总之,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社区、个人的共同参与,实行叁元参与模式,只有叁者各尽其责,互为补充,才能确保新市民公平的享受市民权利,实现人的城镇化。
马先睿[2]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李成[3]2006年在《基于农村居民迁移行为与意愿分析的城市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出路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途径。只有加快城市化进程才能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城市化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城市化总体推进速度比较缓慢。因此如何快速地推进我国城市化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是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长江叁角洲地区为研究区域,以该区域内新迁入城市(镇)的居民、还未迁入城市(镇)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在模型假设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构建该地区农村居民的迁移决策(包括是否迁移及对目标城镇的选择)的实证模型,全面分析迁移主体在进行城市化道路选择时的个人、家庭、社会环境及制度等影响因素,据此探寻长叁角地区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 第一,人口迁移及城市化的相关理论综述(第二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迁移的经典理论、城市化的相关理论以及关于我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的探讨进行归纳和总结,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世界城市化发展及启示(第叁章)。通过对世界城市化发展历程(包括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的探讨以及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1.城市化与农业要协调发展;2.城市化与工业化要协调发展;3.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必须因地制宜;4.城市化的推进必须实行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第叁,中国及长叁角地区城市化的历史与现状分析(第四章)。通过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发展历程、长叁角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包括上海、江苏沿江地区、浙东及浙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状况)以及长叁角地区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探讨整个长叁角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宏观背景。 第四,长叁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迁移行为实证分析(第五章)。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迁移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以及社会、制度因素对农民迁移决策的影响。 第五,长叁角地区农民对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实证分析(第六章)。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已迁入城市(镇)的农民和未迁移的农村居民的分析,了解农民选择的城市化道路模式,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农民选择迁移的目标城市类型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对已迁移农民和未迁移农民的比较分析,探讨长叁角地区未来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第六,总体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七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
曾宪明[4]2005年在《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是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的世纪,21世纪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全新时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l世纪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社会结构变革。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国提出了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重大战略方针。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它有哪些内容和特征?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些都是贯彻落实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必须正确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片面、简单,对于其中部分问题的看法还存在较大的分歧,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对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以促进中国城市化更快更好地实现。 城市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是人们追求城市富裕文明生活的必然结果。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城市化道路,是关于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战略、动力、机制、速度及有关方针政策的总称。各国的城市化道路并无统一的固定模式,一般是根据本国国情慎重抉择。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主要包括城市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城市化类型的选择、城市化动力及实现机制的选择、城市发展方式的选择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是决定城市化进程快慢和成败的关键。因此,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避免或少走弯路。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及巴西、印度等非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具有不同的特点,分析、比较这些国家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走好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走了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其主要特点是:(1)滞后型城市化道路。(2)政府主导型城市化道路。(3)城镇体系结构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4)城镇地区布局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的国际经验表明。中国既不能走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滞后型城市化道路,也不能走部分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而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因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既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选择,还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城市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同时推进,集
孙宏[5]2003年在《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般地讲，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在聚集机制的作用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数量增加及规模扩大。城市通过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成长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发挥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使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不断发展、扩散，城市和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升级，城乡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城市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在缓慢地发展着。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应该从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通过在国内剥夺农业剩余和非农产业劳动者收入以及海外殖民掠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工业化时代，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长期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持续的动力机制，城市化与工业化具有一致性和相互促进作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系不像历史上那么密切，甚至不再表现为同一过程，出现了松散化的趋势，第叁产业则对城市化进程起了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欠帐大，出现“滞后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前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影响，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这条发展战略相适应，实行对基本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一系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政策，通过挤压和剥夺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国防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以高积累、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道路成为典型的政府推动型。首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而工业化初期具有基础地位的农业发展的波动和滞后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城乡分离的户籍等制度安排使人口不能向城市自由迁移；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排斥劳动力向二叁产业转移。这一切使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水平波动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没有表现出正相关关系等逆城市化特点，使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从 1949年的10．6％增长到1978年的12，5％，30年间只增长不到2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和初步建立，使我国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改善，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这一切使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2．5％上升到1999年的30．98兄平均每年上升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2001年达36．1％。但总的看，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仍很明显。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这条道路与经典的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区别在于：控制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的作用受到制约；从规模比较小的小城镇起步，引导人们向小城镇迁移。使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乡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虽然有数以千万计的的乡村一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不稳定，呈准城市化状态。概括地说是一种小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大量的非农化和工业化在城市以外进行，使有形的物质形态上的城市化发展较快，无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显着落后。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经济相对过剩阶段到来以后的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阶段。结合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总结建国50多年我国城市化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要使中国的城市化健康发展，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进行发展战略调整，实现工农业的平衡发展，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排除城市化的一系列制度障碍，实现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移。 遵循世界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在目前阶段，实施抓两头、促中间战略，充分发挥大城市作用，完善城市功能。发展长江叁角洲、珠江叁角洲、京津唐等大城市经济带，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统一制定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施计划，引导城乡工业由过去的资源竟争走向联合、合作发展的轨道。农村城镇化作为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重点发展县城和有优势的建制镇，大力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二、叁产业的职业转换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
刘嘉汉[6]2011年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叁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叁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叁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何志扬[7]2009年在《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当今世界,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2008年全球人口中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50%,联合国也预测203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然而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约束条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化过程和结果却迥然不同。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所言,“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也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①当前,个国家如何选择正确的城市化道路,是关系到其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探寻正确的城市化发道路,本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道路的差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比较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观点概述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部分,集中说明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并介绍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安排,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对国内外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在国外部分,重点概括了国外与城市化发展相关的各种理论,如二元结构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规模与城市体系理论、区位理论和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市化理论；并介绍了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研究的叁个基本发展阶段。在国内部分,侧重于从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国内城市化和城市化道路研究进行了梳理概述。通过综述发现,国外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发展的运行机理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并重视市场机制在城市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而国内学者注重对城市化基本模式和类型的探讨,且普遍重视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中的积极作用。第叁章对城市化道路进行了基础性的理论分析。文中探讨了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并提出了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八种方面的选择,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产业关系、城市空间布局、城市规模结构、发展协调性、动力机制、资源环境关系和社会融合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析了城市化道路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制度体制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对于城市化道路的分类,本文主张采用多层分类法,即在第一层次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城市化道路的差别,在第二层次上再分别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城市化道路的差别。第四章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达国家城市化起步较早,发展速度相对平缓,并具备宽松、有利的国内外环境。从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市环境由乱到治、城市人口分布先集中后分散的动态均衡的发展道路。从动力机制来看,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市场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城市化,同时也重视政府的规划和调控功能,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城市化道路。从结果来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从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导向以非农产业和城市人口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并且在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因而其城市化道路也是一条健康的、比较成功的道路。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也存在明显的内部差别,如以政府调控和中小城市为主要特征的西欧国家的城市化道路,以自由放任和低密度郊区化为主要特征的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以政府调控和高度紧凑的大城市为主要特征的日本的城市化道路。第五章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及其内部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但速度迅猛,城市过度膨胀,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般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失调、城市人口分布和空间布局过度集中、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市场失灵”和“政策失当”并存。发展中国家中也存在叁种不同的城市化道路,即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控制型城市化道路,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过度型城市化道路,以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低水平型城市化道路。第六章讨论了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的启示。通过城市化道路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启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应当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国情条件、历史基础等因素决定,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城市化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过程,它一般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认识和把握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特征和问题是正确定制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基础。自由放任的城市化政策会带来严重的城市问题,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到城市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管理与服务之中。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平衡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就中国而言,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后经历了城市化道路的重大转变,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显着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众多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进一步调整,其方向在于由数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提升型、由城市自我发展型转向区域城市协同发展型、由二元结构型转向一元结构型、由资源浪费型转向可持续发展型、由传统管理型转向现代治理型。
杜受祜, 宋道全, 王晓红, 张学君[8]1986年在《关于开展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的几个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学术界对城市化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城市化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失时机地进一步开展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此文就如何开展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扼要地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我们希望它能引起对此有兴趣的同志们的关注,并共同来促使这一研究不断深入。
孙全胜[9]2018年在《国内外城市化道路的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城市化起步晚,需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但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国外学者研究了城市化的形成机制、城乡关系的演变和理想城市的建构。国内学者注重考察城市化的宏观过程、城市化的多元动力机制、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影响、城市化的提升路径等问题。很多学者的城市化研究重在宏观进程的考察,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色之处研究较少,需要加深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总结出适合中国的城市化道路。
何念如[10]2006年在《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文中指出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经济基础也由乡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基于上述考虑，本论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这是第一要务。笔者将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分为叁种类型：一是基本属于独创的中国城市化理论；二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评价；叁是受到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启发或者是借鉴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有关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更有说服力，即西方传统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但笔者的思路不局限于此，还要探讨西方城市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何。换言之，西方城市化理论为何会经历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理论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异同点以及隐藏在差别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论文试图解答的问题。“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1990，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19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第叁阶段，1990年代末至2005年。此外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给以评价并提出了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第二章对四个方法论问题一一作出阐释，奠定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通过界定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同时寻求新的研究方法，确立论文主体部分的行文规范。第叁章以1979年吴友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入。传入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第四章在整部论文中所占的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初具雏形。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二是随着大量的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不亚于一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经济理论态度的转变。第五章的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了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都市圈模式。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第六章作为整部论文的结束语，除了总结前五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做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着的区别。笔者从宏观经济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基于以上理解，论文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最后，总结全文，对形成的结论进行了概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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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D]. 孙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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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开展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的几个问题[J]. 杜受祜, 宋道全, 王晓红, 张学君. 天府新论. 1986
[9]. 国内外城市化道路的研究综述[J]. 孙全胜.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8
[10].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D]. 何念如. 复旦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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