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洁[1]2003年在《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文中提出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从严复系统的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开始，一大批历史学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时间里，把这一产生于西方的史学流派引入中国，用它的进化史观和实证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史学加以改造。使实证主义史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界较具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科学的史学迈进的历程。鉴于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进一步加强，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在西方不同。在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它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早期介绍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严复、梁启超关心的是用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史观和实证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也使实证主义史学回复了学术思潮的本来面目，这一阶段的历史学家注重的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关心的是如何使史学科学化，主张史学与政治和社会问题分离。 论文在充分发掘和利用了一系列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采用专题式的研究方式，论述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代表作以及它对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探讨了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社会条件下，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指出实证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尤其是它提倡的进化史观，不仅是学术上的创新，更是政治上的需要。论文按实证主义史学自身发展规律，把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有代表性的史家的史观及史学成就作了详细论述；对实证主义史学的传播途径和发展规律也作了系统的介绍；论文也逐一论述了实证主义史学的史观及方法以及它同其他史学体系的关系，指出实证主义史学无论在史观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论文还特别比较了实证主义史学与乾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同相对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异同，意在纵向、横向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在史学发展历程中与其他史学流派的关系，以及它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论文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性质、作用、影响、局限性也作了一定的研究。 此外，对于梁启超是否应算作是实证主义史家这一问题，论文通过对梁启超史观及其史学方法的分析，认为梁启超虽然在晚年史学思想有所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仍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实证主义史家。论文还将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发展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定性分析每一阶段的发展规律及发展状况。 全面了解实证主义史学，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史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能加深对中国近代史学近代化发展历程的认识，而且对于发扬传统史学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可取之处，推动当前中国史学发展更具借鉴作用。
刘来兵[2]2011年在《什么是教育史》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一项面向事情本身的问题探索。从理论与实践上对“什么是教育史”这一学科基本问题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在对这一概念的先行理解中,发现通常意义上的“教育史”含有教育历史、教育史学和教育史哲学叁重内涵。教育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术实践领域,由教育史学说与教育史学科两大体系构成。教育史学者在从事教育史学实践的过程中,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教育史”进行了理解,并应用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教育史学者一般以显性与隐性两种逻辑指导学术实践,显性逻辑表现为教育史文本的叙述体系,隐性逻辑在研究范式中体现。教育史学者是活动的人,教育史学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结合生活实践、交往实践来考察其叙述体系与研究范式,是理解教育史学实践的路径。自1901年《教育世界》创办以来,罗振玉、王国维、蒋黼等人率先从事教育史学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是一种以移植为主,结合考据学方法的自发性学术实践。黄绍箕和柳诒徵则在“中国本位”的思想指导下,运用西方思想学说解释中国古代教育史,将考据学与西方实证史学相结合。胡适与陈东原在“实验主义”影响下追求科学的教育史学,使教育史学实践从自发走向方法论的自觉,教育史学说在此过程中创生,并使实证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达到顶峰。梁启超、何炳松提出的相对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针锋相对,姜琦与冯品兰以相对主义史学为理论指导,确立了相对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使教育史学从客观记述转向主观解释。杨贤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唯物主义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以教育实质存在考察教育史。叁种范式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教育史学。1949年后的中国教育史学实践在革命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博弈、阶级观念与历史主义的调和中,逐渐走向了一元化的革命史范式,教育史学沦为思想批判的工具,教育史学说失语,教育史学科停滞。1977年后的中国教育史学实践重新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指导。教育史学在拨乱反正中回归传统,确立了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研究范式。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影响下,现代化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肃清了革命史观的影响,以现代化为视域考察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变迁。文化史与教育史联姻的过程中,教育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并确立了叙事史范式的教育史学实践。教育史元研究兴起,在面向教育史本身的过程中,教育活动史研究同样是一种令人关注的研究取向。四种研究范式使当代教育史学表现出一元多式的学术特征。对教育实践、生活、经验、事件的过程性关注,当代教育史学在实践转向中提升自己的实践品性。基于实践的视域与生活的立场,教育史学者在视域融合中回到教育历史现场,进行历史构境。综上,什么是教育史的可能理解是：一切教育史都是人的教育活动的结果,一切教育史学都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的过程。基于此,本文结构如下：导论：问题提出、方法选择、概念界定、文献综述与意义诉求；第一章：对教育史学的概念、体系、视域与前提作了先行理解；第二章：分析了实证主义、相对主义与唯物主义范式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的教育史学实践；第叁章：分析了革命史范式主导下的一元化的教育史学实践；第四章：分析了回归传统、现代化、叙事史、活动史范式构成的一元多式的教育史学实践；第五章：论述了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教育史学的实践转向；余论：提出教育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教育史学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的过程。
杨鹏[3]2011年在《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文中研究表明在英语中,"Japanese Sinolog"一词可以翻译成中文：“日本汉学”或者“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其包涵的内容也许远不止这两个中文表达。它可能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或是日本人对中国学术经典的理解与诠释,也意指日本人采用自己的方式和眼光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明作出的反应。笔者对此词的理解倾向于第一种指向,即日本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而“日本近代中国学”则系指1880年代到1940年代以“东洋史学”派和“支那学”派为中心,包括部分其它人士的中国研究(主要是中国史研究)。近代意义上的日本中国学与传统的日本汉学在性质上不尽相同,它是在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识的近代化潮流中形成的一种“国别文化研究”。其最显着特点,在于摆脱了传统的“经学主义”文化观念,而以“近代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其学术的导向。日本近代中国学在创建之初,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日本元素逐渐占据了指导地位,愈来愈多的研究家抱有日本国体神圣论、民族优胜论而轻蔑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目的服务。背离历史科学的客观主义原则,甚至任意捏造和曲解有关历史。面对从客观主义走向反动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中国史学界其始因钦佩而表现出“倾听”和“学步”,其后亦因民族觉醒、文化自觉而逐步争取学术自立,对日本近代中国学有接受有抵制,彼此交流,互相影响。终因其蜕变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工具而坚决抵制,少数纯正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日本也被边缘化,在中国也难免被忽略。文章分七部分呈现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回应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相关概述。主要围绕日本近代中国学产生、发展、蜕化、衰亡的过程进行阐释,找出中国学界反应的系列聚焦点；第二部分主要以清末支那史、东洋史作品介译及响应情况为中心,探讨“新史学”思潮对日本“东洋史学”的移植；第叁部分是通过王国维、胡适与日本近代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的交流和互动,分析“二重证据法”、“整理国故运动”形成、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对争论己久的古史辩运动与日本疑古史的关联问题,作进一步的厘清,肯定顾颉刚“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说借鉴了日本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和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第五、六部分集中突出中国学者对日本近代中国学中的侵略主义成分的拒斥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回应的焦点在于日本近代汉学家的侵华史观与满洲史地研究，结语部分则重点强调近代中日学术交流重要意义,分析指出中国史学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交流与互动中,中日双方学者所展现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心态。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角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重点研究1890年至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1880到1940年代的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认识与回应,从而把以前的“交流”或“传播”的研究向思想深层推进,并且回到历史现场,探讨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变化及其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互动。
谢远笋[4]2010年在《胡秋原思想初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以历史哲学为中心,对胡秋原思想的初步探讨：一方面梳理了胡秋原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又以问题为中心,分析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就理论历史学的整体架构而言,哲学人类学是其基础；社会学是其主要的诠释路径；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是其主要内容；将理论历史学应用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探求其出路,所得到的答案即是文化的超越前进。本文分为五章。导论部分结合现实处境的变化,论述了胡秋原思想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回顾其践行人格、民族、学问叁大尊严的一生,指出胡秋原又是立身于道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胡秋原的史学方法论与价值判断论。本章首先遵循时间的线索,清理了胡秋原如何从科学到文艺,最后到哲学的发展过程,进而论述了胡秋原历史哲学所经历的叁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即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史观、理论历史学。接着,本章从历史及其性质、史学方法论、价值判断论、同时比较法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理论历史学的基本理论。第二章清理出了胡秋原文化思想的发展线索,指出胡秋原文化思想,即哲学人类学构成了理论历史学的基础,分析了历史与文化的同构关系；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与创造活力及其成果,则构成了历史与文化的主体。将理论历史学应用于中国历史,形成了胡秋原的秦汉历史模型,秦汉以来历史公式,中国史、世界史的九大时期的思想。第叁章通过对“现代”概念的分析,以及对现代西方兴起过程的考察,指出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论断并不能成立。胡秋原着重批判了所谓封建社会论及东方社会论,指出这两种论述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再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两种叙述模式的考察,分析了胡秋原对判断近代史开端之标准的厘定,论述了胡秋原以元代作为世界近代史开端的意义。第四章论述了胡秋原的民族主义及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胡秋原是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重镇。在胡秋原的思想体系中,“民族”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囿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分析了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主张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合起来；他通过对中国的道统—天下、政统—国家的深入探讨,分辨出了古今中西民族观念的异同。胡秋原承继梁任公的“新史学”,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来彻底唤醒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第五章考察了胡秋原有关近代以来二重文化危机及其出路的思想。胡秋原认为文化危机的根源是文化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近代文化内部与外部的不平衡,分别表现为科学的帝国主义与政治的帝国主义,而且二者是紧密相关、相互依存的。胡秋原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的西化派称为新西化派,他们唯美国马首是瞻,鼓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胡秋原认为现代化理论并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其本质仍是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在胡秋原看来,只有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做到文化的平衡发展,才能真正拯救文化的危机,实现文化的复兴。结语部分考察了有关胡秋原学派归属及思想定位的问题,并将胡秋原的思想看成是儒学在当代的开展,属于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文中指出胡秋原与当代新儒家的不同,主要就是思想进路的不同,或者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诠释范式的不同。熊十力和牟宗叁是哲学的进路,他们二人显然与同为历史进路的徐复观和胡秋原不同。徐复观和胡秋原虽然同为历史的进路,但是亦有不同。其一是关注领域的不同；其二是历史观的不同。附录部分还整理出了胡秋原先生年表简编。
王东[5]2001年在《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文中研究表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梁洁[6]2007年在《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文中研究说明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建立在科学发展基础之上,除了继承兰克客观主义史学要求的如实直书外,还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实证主义史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进化观念、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念、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有着相通之处,从现实条件讲,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
郑先兴[7]2010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因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以及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而其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中西史学的异趣问题,主要包括中西史学的起源及其精神异同、中西史学的进程和史学家的学术侧重点等方面;二是有关西史东渐的过程和细节,以及输入之后中国学者对其的接受和发展,可以分为整体性研究,即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回响作整体性、全盘性的论述和专题性研究,即探讨诸如文化史学、实证主义和心理史学等流派的传入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叁是有关西史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化问题。
肖艳[8]2013年在《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文中研究表明近代科学崇尚求真,强调客观证据即实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依据新的“科学学”理论,相关材料、证据的规则法则,也是支持各学科能否成立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核心要素之一。历史研究一贯求真,强调言必有据,近代甚至有人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故“史证(历史证据)范式”,在历史科学的“科学范式”①构架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乐史学,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互渗透结合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不见且不易保存的音乐作品,古代相关史料极难搜寻考订。近代科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般以叶伯和、王光祈等撰写的着作为诞生标志。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逐渐明确不断拓展；代表性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自身“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建立。这一过程中,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和深化,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从初创阶段的叶伯和、王光祈等先生,到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阶段的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均为这一学科“科学范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叶伯和首先指出音乐是一门艺术。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提出,在音乐史的纵向研究方面,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朝代体系,按照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考虑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在特定时段的横向研究方面,则考虑按照音乐艺术体裁形式特点、参考民族音乐五大类进行叙述。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则结合自己学科特点不断深化拓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他们既遵守一般历史学的规则,还联系本学科自身特色,有机运用多学科“科际结合”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力求坚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史实建立。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有力揭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光辉发展轨迹,也为中国音乐史学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创建了学科的“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培育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简而言之,中国音乐史学近百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种范式的形成是依靠多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与贡献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为广大后学及后继研究,树立了成功范例和学术标杆,留下了优良丰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助我们开启思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音乐史“史证范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尝试借鉴“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也称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某些理论,结合对东西方哲学、史学中证据法则的发展历程,对近百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史证方面成果,特别是借鉴深化多重证据法的成果,选择一些成功案例,进行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当前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证方而的一些间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如何学习借鉴当今史学新理论新方法,进一步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和发展完善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证范式”,也大胆提出些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
敦莎[9]2012年在《郭廷以近代史学的理论成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廷以先生是20世纪中国着名实证主义史学家,是南港学派的创建者及主要代表人物,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运用比较法、文献分析及诠释法,对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近代中国的变局》、《近代中国史纲》等近代史方面相关着作进行深入解读,并从史学思想、历史观念两个理路对郭廷以在近代史学理论领域的成就进行分析研究,力图形成对郭廷以近代史理论成就的正确认识。考虑到具体情况,笔者所进行的郭廷以近代史理论研究,本文并不包括其太平天国和台湾史相关部分。本文以史学理论为核心关键词,在对其进行粗略的构架基础上,结合郭廷以的具体实际,把郭廷以的史学理论分为史学思想和近代史观两大范畴,并在解析归纳的基础上,将郭廷以定位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践行者。郭廷以先生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培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奠定了其学术研究的文化功底。在东南大学的求学对郭廷以影响更为深刻：柳诒徵的文化观、徐则陵的史学方法以及罗家伦的近代化研究都直接影响了郭氏的近代史研究。郭廷以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史学思想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秉笔直书和渗透主观性的客观主义是郭廷以卓越史识的集中体现；郭廷以对西方民主科学的回应及重视边疆史地的经世思想,显然是脱胎于晚清并且受西方相对主义影响而产生的,极具时代特色；而在与同时代的范文澜、蒋廷黻对近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标准及其具体评价的比较研究中,更直观地体现了郭廷以将主观动机和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标准的实际功用和独特创见。本文对近代化历史观的解析是从近代史分期及具体近代史观两条路径展开的,郭廷以将中西关系的转变和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作为划分近代史的主要标准,并提出了1840年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重要观点。笔者在对郭廷以着作的细致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和中西交往这叁个最具特点方面的诠释,以架构起郭氏近代化史观的全貌。郭廷以的近代化史观是其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他对近代化概念的本土化解读以及贯穿于近代化理论的以人为本思想对当代现代化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作为实证主义史学的践行者和南港学派的创建者,郭廷以史学理论的诸多方面都得到继承和发展。其弟子王尔敏从史料观到历史观的全盘继承更直接体现了郭氏史学理论的生机及现实意义。郭廷以史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具的鲜明特点,是20世纪初期那批积极追求史学科学化及中国近代化先进群体的历史单线写照。郭氏对史学理论的有益探索及对中国近代化的时代卓识不仅对现当代历史学科的发展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亦可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易兰[10]2005年在《兰克史学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史学史上,兰克史学的地位与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本论文对这一重要史学的内在构成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体系中“如实直书”、“上帝之手”和政治性这叁种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试图以此展现兰克史学的全貌,揭示兰克史学的实质,彰显兰克史学的成就与影响,触及兰克史学的深层内核,指出兰克史学的不足与缺陷,展示兰克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传承关系,弘扬兰克史学的优良传统。 全文由导论、五章、结语共计七个部分组成。 导论主要阐释国内外研究兰克史学的状况,论述研究兰克史学的必要性,阐明本文的写作旨趣与写作思路。 第一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者结合十九世纪初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背景,阐明兰克的学术生涯,说明兰克对历史的认识是一流变的发展过程。 第二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的“如实直书”。文中论述“如实直书”的内涵,阐明“如实直书”的外延,分析兰克史学的特点,叙述“如实直书”的理论来源,说明“如实直书”面临的挑战,指明兰克史学的性质。 第叁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中的“上帝之手”。文中论述兰克世界历史观念,阐明兰克历史研究的“体认上帝”这一史学认识目标,分析“体认上帝”的方式方法,叙述兰克历史神学的理论来源,说明“上帝之手”在世界历史中的具体表现。 第四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的政治性。文中论述兰克政治观念,阐明这种政治观念对兰克史学的意义,分析兰克的政治倾向,叙述其对兰克历史撰述的影响,说明兰克史学的政治性。 第五章主要阐释兰克史学的世界影响及其中国回响。文中论述兰克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影响,阐明兰克史学对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影响,分析兰克史学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结语主要对兰克史学的贡献进行了总结,点明了兰克史学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研究[D]. 梁洁.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2]. 什么是教育史[D]. 刘来兵.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3]. 中国史学界对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迎拒[D]. 杨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4]. 胡秋原思想初探[D]. 谢远笋. 武汉大学. 2010
[5].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J]. 王东. 河北学刊. 2001
[6]. 近代中国接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因缘[J]. 梁洁.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7].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研究[J]. 郑先兴. 南都学坛. 2010
[8]. 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D]. 肖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9]. 郭廷以近代史学的理论成就研究[D]. 敦莎. 广西师范大学. 2012
[10]. 兰克史学研究[D]. 易兰. 复旦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