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红寨[1]2004年在《湖南省农业经营性运输货运量需求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今时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的结构调整和农产品的市场化。随着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农民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产品的市场化，农民收入的增多，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政府倡导的“绿色通道”的实施，都离不开农业运输。农业运输在农业和农村现代生活里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农业经济分析和农业运输量需求问题的研究，介绍了湖南经营性运输存在问题和农业运输在农业中的作用及影响因素。运用运输供给和需求理论，借助数理统计和SPSS软件，建立了农业经营性运输需求货运量模型，并预测其货运量。从而为湖南省农业运输规划提供相关的数据资料。
孙晓飞[2]2011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路运输政策演变研究（1979-）》文中研究指明交通运输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型产业,是维护经济运行与社会正常运转和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公路运输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整个交通运输产业的效率,并影响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在公路、铁路、水路、民航、管道五大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充分发挥了其他运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提高人民群众出行质量、改善生活面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反过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也对公路运输供给能力及服务水平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公路运输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协调参与公路运输活动的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指导、规范公路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上的保证。因此深化对公路运输产业政策的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更有深远的实践意义。本文将当代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历程置入中国公路运输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展开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全文包括绪论、第一、二、叁、四、五章以及结束语,共七部分。绪论首先对公路运输、道路运输、道路运政管理、公路运输管理、运输政策等概念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从历史角度研究公路运输政策的意义,详述了当前理论界在公路运输政策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及研究不足,进而提出研究思路,并说明了本书创新之处,同时也分析了本文的不足之处及努力方向。第一章分中华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对改革开放以前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进行回顾,探讨政策制定实施的经验得失。第二章介绍了初步市场化进程阶段(1979-1991)公路运输政策转变的历史形势,从全面放开的市场准入、运输企业的全而改革、积极推进市场培育、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度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情况及对道路运输业和国民经济产生的影响,并简要分析了政策的成效及不足。第叁章介绍了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1992-2002)的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及推行股份制改革、市场准入的从严、以优化为中心的运输结构调整、全方位的市场监管等方面阐释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具体内容、实施措施,分析了上述政策对道路运输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最后简要评价了该阶段政策成效。第四章交代了市场经济体制完善阶段(2003-)公路运输政策调整的社会背景,然后从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的统筹考虑、运输结构的全方位和深层次调整、市场监管理念及措施的创新等方面论述了该阶段公路运输政策的主要内容、实施举措,分析了政策的实施对道路运输行业和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并对该阶段政策实施成效做了简短归纳。第五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公路运输政策的演变特点,,总结了当代公路运输政策制定实施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并结合行业发展实践提出了对今后10-20年公路运输政策应采取走向的一系列建议。结束语部分在全面分析政策演变特点及实施得失的基础上归纳出一系列结论：今后10-20年既是我国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法制建设必须重视完整性、前瞻性及可操作性；在完善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公路运输政策应当更加注重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道路运输管理中,行政、经济、法律叁种手段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应当把如何实现运输结构的科学调整作为今后政策完善的核心内容之一；解决现有公路运输政策的不足,不仅需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转变理念,更需要各级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转变理念,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输发展,科学构建综合运输体系,指导道路运输行业走科学发展之路。
刘艳春[3]2010年在《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目前我国以国道主干线为主构架的高速公路已初步形成。由于高速公路的修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我国高速公路大部分采用“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方式进行修建,因而高速公路修建完后90%的高速公路采用收费政策。“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的实施,对加快各地公路建设,推动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加快公路建设发展的同时,财政投入却较少,主要依赖银行贷款而建设大量收费公路,造成收费公路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自身财力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增大了偿债风险和资源风险。目前高速公路收费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欠缺,如何提升高速公路收费管理质量,提高高速公路效益是我国高速公路经营管理的重要挑战。因此探讨高速公路收费管理问题,对于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促进高速公路健康发展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论文首先介绍了收费管理的一般理论,其中重点介绍了我国公路(桥梁)通行收费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然后认真分析了当前我国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中存在的收费高、收费期限长、收费标准不统一、收费权转让不规范、收费站设置不规范以及收费效率低等问题。针对收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原因分析,指出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缺陷、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收费方式较落后等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最后从五个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提出进一步完善收费法律法规、清理整顿现有站点并加强社会监督,统一并调整高速公路收费标准以及改进高速公路收费方式等是解决目前收费管理问题的较佳途径。
黄淑琼[4]2011年在《基于现代物流的云南省交通运输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现代物流依赖于快捷顺畅的交通运输。随着物流一体化的发展,交通运输对于现代物流发展日趋重要。国家交通运输部提出了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发展,提高交通基础设施与运输装备技术水平,促进现代物流发展。论文在深入分析云南省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研究现代物流与交通运输协调发展问题。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探讨了云南省发展现代物流的政策、经济和市场环境。描述了云南省物流业发展总体现状以及钢铁、粮食和烟草等重点行业的物流发展现状。描述了云南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运输方式的发展现状。(2)探讨了现代物流与交通运输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以高速公路对物流量的影响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构建了用于评价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二级综合模糊评价模型。以高速公路服务水平评估值为自变量、物流量为因变量研究两者的函数关系。(3)明确了基于现代物流的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主体。总结了基于现代物流的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基于现代物流的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战略及其实施方法。(4)构建了云南省发展现代物流一核心、叁枢纽、五区域的“1-3-5”空间架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划出10大区域物流园区、10大特色专业物流中心和6大口岸(港口)转口与加工贸易物流中心。(5)在现代物流理念下,结合交通运输系统资源整合战略制定了云南省以公—铁—航为主,水运为辅的交通运输业发展规划：公路继续推进“叁纵、叁横、九大通道”建设；铁路逐步完善“八入滇、四出境”通道；航空运输以昆明新机场建设为契机完善机场网络体系；水路运输执行“北进长江、东入珠江、南下湄公河、连接太平洋、沟通印度洋”的目标。
武甲斐[5]2017年在《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新时期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功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农业对于国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产业部门,有着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和关键性的战术功能。当前,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整合,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不可调和,必须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行变革、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条件制约的发展途径,这就需要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农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山西省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旗帜和典范。当前条件下,诊断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明确山西省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场域分析、对策建议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以农业区位条件为基础、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为主要脉络,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营效益、农业协调发展能力为主要衡量依据,即期场域研究为微观验证的基本研究思路,分析论证了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发展特征、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动力,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目标与路径选择。具体结论如下:(一)本文运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山西省农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网络平台调查法对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进行了特征性分析,运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评价了山西省农业的协调发展能力,综合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特征、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特征和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特征得出,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发展极不协调,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在减弱,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扶持政策的依赖在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农业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农业要素规模效率支撑了山西省农业的粗放式发展,2009年山西省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由经营性收入开始向工资性收入转变,2014年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达到极限,2015年成为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起点。(二)通过场域的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因素包含叁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二是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叁是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依据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动力因素,其中山西省经济深陷“资源型陷阱”,传统资源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全省上下认识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坚定了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信念,成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外部动力;由于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发展现状背离了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管理主体的根本目标,因而产生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包含叁个方面:一是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追求效率提升的动力;二是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追求效益提升的动力;叁是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叁)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具体包含以下叁大特征:第一是生产集约型农业,农业生产效率高,11个地市农业生产的超效率DEA值大于1,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农业经营效益好,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本持平,农业经营主体的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叁是环境友好型农业,农业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农业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与农业人口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社会系统形成良好互动,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根据山西省的区位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山西省农业应该将“莱茵+生态+智慧”模式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即从农业发展形态上以发展中小农场为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选择生态智慧发展路径,借助旅游、休闲、养老、养生、景观这些农业资源业态,突破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局限性,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宽农业的增收渠道,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条的整合,将本地化农业进行特色化、共享化、一体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二是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叁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四是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五是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六是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七是成立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八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高晓民[6]2005年在《发电企业价值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的电力行业目前正处于稳步和有序的改革阶段,体制改革,尤其是电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将对发电企业的价值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2005年,我国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电力投资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对电力企业的关注也在升温。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都对发电企业的价值深感兴趣。随着国家对发电市场的逐步开放,我国的电力市场也逐步成为一个竞争性的、国际化的市场。本文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以边际投资者的角度,对我国发电企业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的方法做出探讨。首先,论述了乘数估价法的不足之处,然后构造了两阶段现金流贴现模型对发电企业的价值进行了评估。文中对无风险利率的选取、国家风险补偿及资产风险溢价的计算提出了见解。最后,对企业债务成本的选择及期权价值对股权价值的影响做出了论述。最后,对于非上市公司,本文介绍了企业贝塔系数的估计方法,并针对非上市公司股权价值的弱流动性折价方法进行了论述。
曲斌[7]2013年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上世纪80年以来,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逐步推进,城市基础建设逐渐加快,所需资金规模日益增长,而地方政府城建资金却相对不足,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各级地方政府先后开办了一些“市政公司”、“城投公司”或“交通公司”等经济实体,专业投资公司、建设投资公司相继成立,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雏形开始形成。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进行了重新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财权不断上移而事权不断下降,税制改革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被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减免税收的权利被削弱；另一方面其支出责任的划分依然表现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特点,并没有随着税收划分模式的改变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地方政府仍然需要承担提供基本公共品的责任。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均衡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巨大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所承担的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地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完善社会、教育、医疗保障制度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民计民生的公共责任不断加大,给地方财政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和负担,使得地方财政逐渐捉襟见肘而缺口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十七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是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这从法律方面限制了政府直接借贷的可能性,政府要想融资,必须要有新的方式和突破。地方政府通过建立融资平台,绕开各种制度障碍大规模融资举债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时期,我国为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为提振信心,帮助中国的出口型为导向的经济克服外部需求疲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了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将财政资金、土地、国有股权等注入到融资平台的资本金中,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平台数量从2008年上半年的约3000家,贷款余额约为1.7万元亿迅速扩至2009年末的8221家,贷款余额约为7.38万亿。截止2010年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约为一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偿债风险加大,因此国务院主管部和有关监管金融部门要求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要求全面清理和整顿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明确提出“对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公益性在建项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得再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仍面临着严峻的信贷政策环境。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国信贷投速减缓,房地产调控政策力度不减趋势未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资本市场和土地财政融资的前景也不乐观,面临着艰难的融资环境,再加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模式相对单一,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进行融资,从而使得大量的平台债务集中在商业银行。同时商业银行也将政府融资平台作为贷款发放的主要对象和客户。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来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很多项目属于非经营性项目,资金投入量较大,项目本身的经营性收入较少或者根本不产生回报,难以通过自身的经营现金流来实现贷款本息的全覆盖。而且政府融资平台短期内一般会承担多个建设项目,往往需要大量举债,不能有效控制负债规模,造成其资产负债率普遍较高,资产质量不断下降,最终使得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功能逐渐丧失,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不断加大。虽然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责任主体定位模糊,信息不透明,缺乏内外部约束,债务风险较大等缺点,但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为针对我国政府职能和政府融资目的的特殊性而产生的一种政府融资方式,它的产生和发展突破了地方政府融资在财政体制上、法律上等方面的束缚,有效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及结构调整,实现资金集成,有利于拉动社会投资,推动地方政府公共建设项目的市场化运作。本文旨在通过建立适当的指标体系,以科学、系统、合理的方式对政府融资平台做出效率评价,为政府融资平台效率评价建立科学合理的框架,为其运作和发展提供科学的标准和依据,从而提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率。本文从经济效率的一般含义出发,结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特殊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率做出理论探讨和界定,以可获得性、实用性和动态性的一般原则为指导,选取在经济性投入、经济性产出、社会性产出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以科学的方法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指标体系,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效率评价提供科学、系统和精确的依据。
李靖丰[8]2015年在《基于经济发展的农村公路区域均等化评价》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公路是农村生产生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我国农村公路近几年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各省间的不均等状况越发明显。目前国家各级政府都逐渐从农村公路增“量”建设向增“质”建设转变,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意愿,注重民生和公平正义,实现区域均等化发展已成为农村公路投资建设的根本目标。首先,本文对福利经济学与公共产品相关理论进行阐述,从农村公路概念、特点、属性等基本内容出发,对基于经济发展的农村公路均等化进行界定,即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目的,实现与经济状况相匹配的农村公路建设,最终使全体农村居民享有大致均等的农村公路使用状况;其次为了有效衡量区域农村公路发展均等化状况,论文提出了一种选取多因素指标的多属性决策方法对区域农村公路发展均衡状况进行评价,论文所选取的评价指标既包括了农村公路网的基本建设现状指标,也包括农村公路网运行与经济发展指标,并采用基于gλ模糊测度与Choquet模糊积分的多属性决策方法作为定量评价手段;然后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判定当前农村公路与农村经济适应性,来衡量均等化状况;最后利用全国各省的相关农村统计数据进行了实例验证,并分析了影响农村公路均等化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指标体系及方法能够较好的评价农村公路均等化发展的情况,可为农村路网发展战略规划与相关资金分配计划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刘小燕[9]2014年在《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现代化交通运输通道，高速公路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是高投入、高成本的建设现状，高负债造成借贷难的融资环境以及高收费、高利润的舆论压力，严重危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高速公路总里程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大规模的建设将持续到2030年。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对高速公路的建设需求，一方面是不容乐观的行业发展和融资环境，在此背景下如何破解行业发展困局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高速公路的属性决定了其企业化的客观性，区别现有集中于融资体制、融资方式、融资风险的研究视角，本文以高速公路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微观个体的投入产出效率与宏观环境影响因子相结合探讨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以期通过系统研究影响融资效率的深层次原因，提出措施建议，有效缓解行业融资困境。本文以融资理论、效率理论等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知识，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对高速公路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创新研究。文章通过对高速公路企业特征和融资行为分析，指出对效率的忽视是造成融资现状的重要原因，在梳理现有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内涵及研究范畴，结合融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构建了由7个经济性指标和5个环境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形成了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部分通过选取21家高速公路企业2009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叁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融资效率评价体系进行实证测算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现有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较低，企业经营的路产规模、融资结构、资金配置和运作是影响融资效率的微观因素，而区域经济基础、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投资比重则是主要的宏观影响因素，验证了理论部分对融资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规模经济角度提出高速公路企业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针对行业现状提出规模化和跨区域规模化经营的建议，从内部管理效率角度提出高速公路企业混合所有制经营的建议以及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优化措施，行业管理从优化发展环境、提高市场化程度角度提出完善法律体系，建立行业监管机制和竞争性机制。
许慧松[10]2002年在《长沙铁路总公司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今天，企业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国内外资本运营正风起云涌，国企在走过了生产经营阶段后，资本运营正成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激发国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 本文在借鉴了国内外资本运营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铁路企业的资本运营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铁路企业是国有资本的代表，也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产物，铁路企业由于存在点多、线长，资本数量大以及需要集中管理的特点，资产重组难度较大，文中结合长沙铁路总公司资产管理发展现状，以及当前铁路在国民经济和运输市场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综合了当前资本运营的理论，阐述了资本运营适用于铁路企业的方法，以及资本运营的内涵及相对于生产经营的特点和作用，同时对国外铁路企业资本运营方法进行了研究，为寻找中国铁路企业的资本运营模式提供了依据。提出了在长沙总公司乃至整个铁路企业进行资本运营和管理创新的模式选择，即：实行“网运分离”成立客货运公司，对非运输主业资产剥离；成立支线铁路公司，探索股份化融资的办法。因而本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湖南省农业经营性运输货运量需求问题研究[D]. 许红寨. 湖南农业大学. 2004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路运输政策演变研究（1979-）[D]. 孙晓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3]. 高速公路收费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刘艳春. 湖南大学. 2010
[4]. 基于现代物流的云南省交通运输发展研究[D]. 黄淑琼. 中南大学. 2011
[5].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D]. 武甲斐. 石河子大学. 2017
[6]. 发电企业价值评估[D]. 高晓民. 清华大学. 2005
[7].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效率研究[D]. 曲斌.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8]. 基于经济发展的农村公路区域均等化评价[D]. 李靖丰. 长安大学. 2015
[9]. 高速公路企业融资效率研究[D]. 刘小燕. 长安大学. 2014
[10]. 长沙铁路总公司生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策略研究[D]. 许慧松. 湖南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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