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卫国[1]2003年在《扬雄的文学思想》文中研究指明在扬雄的文学思想研究中，复古模拟的特色以及扬雄思想中儒、道思想之间关系问题构成了两个并存且相互关联的分析模式。郭绍虞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盖他一方面泥于复古宗经的主张，于是好用古文奇字，于是模拟经典形式。”这是扬雄研究的主流观点。顾易生、蒋凡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以“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模式”评扬雄，同时指出这个模式的灵活性，认为扬雄在明确奠定了明道、征圣、宗经的传统文学观同时，又受到道家自然观的影响能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入探讨道法自然、鸿文无方的问题。许杰先生在其着作《汉代文学思想史》则认为扬雄具有“双重主旨的文学思想体系”，“宗经征圣与崇尚自然是扬雄文学思想中互为矛盾互为影响的双重主旋律。” 本文认为，以“模拟”、“复古”抑或“本儒兼道”等分析模式评判扬雄的文学思想固然可以指出其文学思想的外在特征，但是就对于扬雄文学思想中的特质的把握而言，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因革通变的意识贯穿于扬雄的整个思想，其文学思想中亦如是。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扬雄的文学思想展开分析。 要理解扬雄文学思想的特质，必须将扬雄置于其所生活的两汉之际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去探索。 就西汉末期的政治而言，君权旁落、政局多变，以外戚为主，宦官为辅，沆瀣争斗，交替专权，为西汉末期政坛的主要景观。政局的混乱与多变作用于社会则表现为平民生活的困苦。从思想上来说，以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以及公羊学思想为代表的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当时最大的背景。儒学理论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给士人们带来了种种世俗功利的益处，使汉儒在学术趋向上显现出神学化、庸俗化、固陋化的特点。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繁琐的解经方式、迷信的神学色彩构成了西汉末期的思想主流。而哀平之际凿纬的兴起，进一步发展了经学中神学化的倾向，使西汉末期的思想界笼罩在神秘主义与非理性之中。 在西汉末期这种经学庸俗化、固陋化并充满了神秘主义与非理性思想的氛围中，扬雄恰恰是作为与上述诸种风气无缘的一个边缘化的智者的形象出现的，体现出与上述现象的疏离。尚智、“好深湛之思”、“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构成了扬雄“知识型” 的人生形态。从思想上而言，扬雄以儒为宗，并吸收了道家思想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有别于当时的经学风气，扬雄反对家法、师法，而推崇五经，通过自己的理性能力去把握圣人之意，强调新变，具有破时代陋习的意义。 在扬雄的思想中，通变因革的意识贯穿始终。其拟经着书，在两汉重家法。师法的氛围中实己具有革新的意义。“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这种应时损益的思想体现于宇宙观则为天道应化，体现于人生则重祸福倚伏，体现于政治历史则强调偕时变化，体现于学术则曰道可损益。 具体于文学思想，则体现于扬雄对于“宗经”与“损益”、“文”与“质”。“丽以则”与“丽以淫”的辩证分析上，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可知，扬雄力求在“文”、“质”动态转化中求其统一，而对于文学作品的要求“丽”、“则”兼备。其关于“心声”、“心画”等观点明确表达了文学作品来源于心的观念，并指出了在创作以及接受活动中“心”——“言”——“书”之间存在的矛盾。在动态中把握对象的特质构成了扬雄文学思想突出的特质，扬雄的文学思想实围绕“因”与“革”而展开。
刘大年[2]1999年在《评近代经学》文中认为引言王国维在告别他心爱的哲学研究时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近代经学这个题目,我捡起来,又搁下,反反复复,耗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现在要作个了结。不过没有可能像王国维那样从此开个新的头。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中,阐释孔子学说的经学与人们关心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种种问题,相隔何止像隔山!如今为什么还要提出来评论呢?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一定的范围。要求
陈壁生, 高小强, 丁纪, 曾海军, 廖恒[3]2012年在《《经学的新开展》及相关讨论》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副教授于辛卯十一月十九至廿四日来川讲学一周。其间,共举行学术讲座两场、学术讨论会叁场。廿一日上午讨论会,四川大学哲学系师生参加者近四十人,壁生教授做《经学的新开展》主旨发言;廿二日上、下午各一场讨论会,儒家哲学方向师友二十余人参与。今录叁场讨论会基本内容于兹,分为上、中、下叁篇:上篇壁生教授《经学的新开展》;中篇围绕《经学的新开展》所进行的讨论,由研究生吴丹、万春晓记录整理;下篇为儒家哲学方向师友讨论,以上午讨论会内容为主,由研究生薛莲、王江月、李婉祯、李毅记录整理。
参考文献：
[1]. 扬雄的文学思想[D]. 康卫国.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2]. 评近代经学[J]. 刘大年. 明清论丛. 1999
[3]. 《经学的新开展》及相关讨论[J]. 陈壁生, 高小强, 丁纪, 曾海军, 廖恒. 切磋集系列.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