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越[1]2013年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叁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丁小强[2]2004年在《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研究》文中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开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遵循的就是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思路,并且产权制度改革成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绕不过去的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之所以关注产权问题,是因为产权制度改革是使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国有企业产权问题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矛盾。 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的产生和发展,使国有产权国有企业退出一些领域,而加强另外一些领域,或积极参与到某些经济领域,从而在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二是通过产权界定和产权制度安排确定国有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制度。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出资人制度,实现国有资产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相结合,从而真正确立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地位。叁是通过产权关系调整完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起国有企业所有者与代理者、经营者、企业职工之间一种新的责、权、利关系或新的契约关系,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 改革本身就是制度创新和设计的过程。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我国的改革正是寻求一个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更高效益的经济制度的创新与设计过程。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开展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问题的研究,不仅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产权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基本思想为指导,科学吸收国内外产权理论和企业治理理论的成果,在进行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国际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对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的类别、角色定位与目标选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框架、政府行为选择等进行科学设计,并就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与宏观层面上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的构建提出系统的设计原则与架构。
李关政[3]2010年在《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宏观经济波动给各国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宏观经济因子是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我国商业银行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或者简单量化的方法来估计宏观经济因子对信用风险的影响,未能进行较精确的模型化的度量。国外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也只考察经济周期因子而没有涵盖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改革因子,不适合在我国直接应用。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更加注重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在此背景下,研究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宏观经济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然后分两步构建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进而将宏观经济分析和信用风险度量模型有机结合,形成基于宏观经济因子预测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已有研究还未能为经济周期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跨周期模型来分析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刻画出银行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的顺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本文着重研究企业产权制度变革、金融体系改革以及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建立一个两部门风险生成模型来剖析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机制；指出金融体系改革对商业银行存在双重硬化效应——预算约束硬化和资本约束硬化,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建立一个对外开放叁阶段模型,指出对外开放在增加企业收入的同时也会加大企业收入的波动性,因而对银行信用风险产生双向的影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因子是我国商业银行当前及未来信用风险度量都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分两步来建立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第一步,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子测定模型(Macroeconomic Factor Determine模型,简称MFD模型),从经济周期和经济体制改革两方面测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宏观经济因子。实证分析确定了五个宏观经济因子：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企业产权多元化指数、金融市场化指数和外贸依存度,说明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中,经济体制改革因子和经济周期因子同样重要。第二步,运用宏观经济因子将测算借款企业违约概率的Logistic模型扩展为MF-Logistic模型(Macroeconomic Factor-Logistic Model),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到分行业和分地区的MF-Logistic拟合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各个MF-Logistic拟合模型均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各个宏观经济因子具有不同程度的显着性。MF-Logistic模型的信用风险判别能力高于传统的Logistic模型,并能量化宏观经济变化对企业违约概率的影响,为商业银行更科学的信用风险度量提供了基础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宏观经济因子预测为基础,计量银行贷款组合在未来不同宏观经济情景下的非预期损失。本文首先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压力测试方法以及MFD模型预测宏观经济因子并组成未来叁种不同的宏观经济情景,再运用MF-Logistic模型和基于频带划分的CreditRisk+模型计量贷款组合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情景下的非预期损失。基于宏观经济因子预测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能有效量化未来的宏观经济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有助于商业银行改变遵循“摩根规则”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式,进而缓解经济资本的顺周期性,满足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我国商业银行应用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因子的监测,建立经济资本的顺周期缓释机制,以及运用MF-Logistic模型开展信用风险压力测试。
邓沛琦[4]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叁期迭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叁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叁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叁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叶龙祥[5]2016年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叁,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顾钰民[6]2000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文中认为本书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内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在分析制度起源问题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的两个基本假设;在经济活动与制度因素的关系中,提出了价值运动的两个制度条件;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问题上,重点分析了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生产总过程运行制度;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财产公有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新观点。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揭示制度因素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
季晓南[7]2009年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企业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绩效高低是判断其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问题,理论界分别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步成为普遍共识。但单纯分析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足以全面揭示问题的核心。本论文认为,产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经营激励、并购重组、监督约束等治理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些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因而,产权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执行是否有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转移、市场竞争等企业内部和外部机制主要也是通过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公司治理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绩效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构成了复合函数。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是首先对现行理论分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局限和不足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其次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优点缺点、优化机制进行了比较;再次在充分肯定股份制对大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提出要区分好的股份制与坏的股份制;四是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内涵、意义、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整体上市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应将整体上市作为路径选择;最后对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与引入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类董事会有效性差异背后的制度和机制的不同,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宋智勇[8]2009年在《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会计模式变迁》文中研究指明产权是一个经济体系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它决定着经济体系的效率与人们的福利水平。关于产权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集中在产权的本质、内涵、效率及其变革规律等方面,而很少涉及产权运行的技术条件。事实上,如果没有这种技术条件,产权就无法运作起来,其界定、交易、流转与重组等都无法实现。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权的运行都是通过契约(明示的或默认的)的方式来组织的,但要达成产权契约,就必须对契约各方的权利与义务、贡献与报酬等做出明确的界定与计量,这个任务一般是由会计来完成的。企业是产权契约的联结体,它远比单个的产权契约更为复杂,涉及了众多的产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他们之间既有合作生产的一面,又有利益博弈的一面,因此,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也就更为重要。产权从进入企业到退出企业,以及在企业内部存在形态的变化与周转,都离不开会计的计量与控制,会计实际上成为组织企业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的基本工具,是产权运行的技术手段。会计与产权具有天然的联系,从产权角度看,会计的本质可以界定为“在法律产权制度的约束下,对经济产权的价值计量与利益分配制度”。一个国家的财税法律制度和民商法律制度构成了会计活动的基本约束,会计就是在这些法律框架下完成对产权经济价值及其运行结果的确认、计量、记录、核算,并向相关的产权主体进行报告等工作的。最大限度地使产权在会计账面上的价值接近其真实的经济价值、使产权运行的会计收益接近其真实的经济收益,是会计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方面看,会计技术进步主要是人们会计知识积累的结果。但是,会计的发展总体上又是反应性的,它主要是为了适应一个社会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状况而发展变化的,产权制度决定了会计的核算内容和价值取向。因此,会计又深深打上了产权制度的烙印,比较、研究不同的会计制度就应该联系相应的产权制度。同时,会计又是非中性的,具有经济后果,它能够影响不同产权主体的决策,影响企业的价值,因此,在考虑产权制度改革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会计制度的影响。产权与会计的关系在企业层面,就表现为企业产权制度对企业会计模式的决定作用,企业会计模式又会影响企业产权制度的运行和绩效。转型过程中,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传统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政企关系方面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对企业高度侵权,表现为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在企业与职工关系方面,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企业对职工高度侵权,表现为职工没有就业、择岗、薪筹谈判等各种权利。同时,企业之间没有直接的横向经济联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服从于政府与企业的纵向联系。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格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中心是政企关系的调整,通过放权让利等一系列的措施,政府的行政权力逐渐从企业退出,最终保留了企业出资人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身份,企业最终获得了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独立的财务主体地位。与此相适应,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债权债务关系都建立起来,企业真正成为各利益相关者的契约的联结体。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历程相适应,我国企业会计模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逐渐转变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会计模式,会计核算的基本结构、会计规则的制定方式、会计目标以及会计运行机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会计对产权的核算是以价值形式来进行的,不能够价值化的产权就不能够进入会计系统中,即使进入也不能够在会计核算中得到准确的计量与保护。因为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国有产权以实物运营为主,计划价格不反映国有产权的真实价值,这造成了国有产权在会计账面上的价值与实际价值差距过大,会计核算对国有产权的保护作用被严重削弱,国有产权的运营也困难重重。因此,我国国有产权制度的优化路径就应该是要实现价值化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本化的运营。我国企业会计模式的优化,也应与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在充分考虑技术进步的同时,对各种不同性质的产权实行平等的核算与保护。为此,企业会计模式的优化应从以下叁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努力与法律产权制度相协调,采取综合平衡的目标导向,优化会计规则的制定模式;二是要严格会计规则执行,大力发展会计职业化体系,重构企业会计运行机制;叁是要积极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审慎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李艳[9]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李萍[10]2003年在《上市母子公司制度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由国家统一包揽的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股份公司。历经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上市公司已达1200多家，股份制公司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为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母－子公司制度的不合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企业股份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本文将母－子公司制度变革作为主研问题，试图为解决我国现行母－子公司制度中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论文阐述了国内外公司制度的演变及现状，分析了不同类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母子公司制度的特点及不同形态，对中外母子公司制度的实践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制度的特点及现行母子公司制度存在的问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现行母子公司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现行母－子公司制度与内部关联交易、绩效失真、税收流失、信息披漏不实等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不合理的现行母－子公司制度是上市子公司多种违规行为的根源。基于过渡经济学理论，对上市公司制度变革理论及途径进行了研究与探索。分析中国渐进式改革对公司制度变革的启示；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公司制度变革的理论框架，提出母－子公司制度变革的途径应为：首先发展上市公司，逐步兼并母公司优质资产，最终实现母公司转换为资产管理公司。以邯钢集团公司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其现行产权制度，对不同产权制度下运作新上冷轧薄板项目的优劣性进行了分析比较，提出以新上冷轧薄板项目为契机进行产权制度变革，并分析论证了公司制度变革的途径。得出进行公司制度变革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剔除了公司非正常的关联交易之后，邯钢集团公司在全国钢铁行业中的有效性大大提高了，从而证明这种变革是可行的，不仅对改革产权制度，而且对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都有重要作用。从而，证明本文所提出的母子公司制度变革途径对中国产权制度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
[2]. 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设计研究[D]. 丁小强. 武汉大学. 2004
[3]. 基于宏观经济因子的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度量研究[D]. 李关政. 湖南大学. 2010
[4]. 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D]. 邓沛琦. 武汉大学. 2015
[5]. 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D]. 叶龙祥.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6]. 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D]. 顾钰民. 上海财经大学. 2000
[7]. 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季晓南. 北京交通大学. 2009
[8]. 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与会计模式变迁[D]. 宋智勇. 南开大学. 2009
[9].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10]. 上市母子公司制度变革研究[D]. 李萍. 天津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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