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仁厚[1]2004年在《信息化发展效应的哲学分析》文中提出信息化浪潮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研究信息化的发展效应，就成了发展哲学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信息化发展效应的哲学研究不但可以指导发展的伟大实践，而且能够丰富中国的发展哲学，还可以为各门具体科学的信息化影响理论提供交流的场所。中国共产党对信息化发展效应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国外对信息化的发展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具体观点有余而概括总结不足。中国的学者对信息化的发展效应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仍然处于比较概括的层面。在中国的发展哲学界，信息化的发展效应受到的关注还不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这篇论文就是想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为哲学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近年中国的发展哲学为知识背景，尝试建立一个分析发展和信息化发展效应的理论框架。它以社会对信息的高度依赖为前提，以信息化和发展的特征为根据，以信息化对发展要素的影响为主线，探讨并总结了信息化对发展主体、发展客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方法的诸多影响，力图为理解信息化对发展的最终影响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本文的正文包括下面的五章。第一章 信息化及发展的特征 要理解信息化对发展的影响，就必须首先了解信息化和发展，详细揭示它们的特征。所以，本章首先在简要介绍信息化概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信息化在运行、投入、产出、影响等方面的特征，如电脑化、网络化等。其次，在简要介绍发展概念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发展在主体、客体、目标、方法等方面的特征，如发展主体能力的不高、愿望的不强等。最后，文章分析了信息化影响（动词）发展的前提、机制和结果类型。这也是理解信息化发展效应的重要依据。它认为，社会活动高度依赖于信息是信息化影响发展的前提，对发展活动要素和背景要素的改变是信息化影响发展的机制，信息化影响发展的结果包括机遇、挑战等五种类型。第二章 信息化与发展主体的提升 这一章以发展主体要素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个人、企业、政府等发展主体的提升作用。首先，论文研究了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个人的影响，认为信息化可以改善个人的发展条件，提高个人的发展能力，强化个人的发展愿望，增进个人的发展享受，从而使个人更容易成才。然后，论文分析了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影响，提出信息化能够改变企业的发展环境，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增强企业的发展愿望，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因此从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实力。最后，论文讨论了信息化对政府的影响，认为虽然政府主权受到一定削弱，但是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会大大提高，因为信息化能够增强政府的发展能力，提高政府的发展愿望，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第叁章 信息化与发展客体的进步 这一章探讨了信息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四个发展领域的影响。它提出，在经济领域，除了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信息化还通过扩大经济投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加产品和服务品种、扩大经济需求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本章认为，信息化激
李英宏[2]2008年在《信息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与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信息化是人类社会继农业化、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在信息化社会中,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都以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分配为基础,因此,要对信息化所引发的哲学问题进行理论探讨,首先面临的就是信息定位问题,即信息的哲学本质问题。信息是什么?是物质?还是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在信息时代遇到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信息与物质、信息与意识辩证关系的考察,揭示出信息是物质普遍属性的哲学本质,由此丰富了物质属性的哲学内涵。信息化与认识论的关系更为密切。信息本身就是认识论的最新研究对象,对信息本质的科学解答,也正是信息时代哲学认识论的重要课题。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都呈现出信息化的特征,与此相应,人类的认识方式也出现了信息化的转向:认识的主体已由单一的人类主体发展为“人—机—网”复合主体;认识的客体除现实客体外,还增加了能被计算机、网络加工处理的虚拟客体;认识的中介更是增加了信息要素。人类认识方式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信息时代赋予人类认识活动的时代内涵,这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它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样,也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信息和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现,它们已经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进入到现代生产力的研究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不同于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力形态——信息生产力,已经形成。提出信息生产力,并对之进行理论研究,这是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信息化的发展,不仅为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认识论和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审视信息化发展效应的新课题。这对于我国实现可持续的信息化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洪梅[3]2006年在《论现代信息技术对大学教育创新的影响》文中认为信息技术是新时代科技发展的代表性分支，它与教育的关系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之一。信息技术在大学教育领域的迅速渗透和广泛应用，对大学教育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创新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重视信息技术在大学教育中的应用，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这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大学教育创新的内在要求。深入研究现代信息技术对大学教育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引发的大学教育创新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个学科交叉的领域。因而，在归纳分析其客观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多学科的不同视角，重点以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从多个层面对该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与阐释，力图对大学教育创新的实质内容有一个比较科学而全面的分析与把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尤其是上升到哲学层面，更有助于揭示大学教育创新的时代特征与内涵，并从总体上正确把握大学教育创新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进而对大学教育实践的创新提供应有的指导作用。
杨昌新[4]2015年在《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风貌特色危机是当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持续困扰的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尽管,城市政府视鲜明、独特的城市形象为主要的城市竞争力,世界流动资本也在追逐城市特色的稀缺性,设计单位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过程中也特别关注于城市特色环境的塑造,但是始终无法逆转城市空间日益同质化和趋同化的趋势。这种在城市局部形塑空间特色却造成整体风貌特色流失的矛盾局面,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对城市和城市风貌系统复杂性的认知不足。倘若,要真正认识矛盾的根源和本质,必然要超越经典科学的简单思维范式,借助全新的视角——“复杂性思维”,对城市风貌现象的复杂性进行重新认识,才能破解城市特色衰微的窘境。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的研究课题,以城市风貌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城市风貌系统及其特色的生成机制。本文研究的目的是,试图在复杂思维范式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嫁接、比较分析、实证考察,获取以下结论:城市风貌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的形成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即从“潜存”、经“缘结”再到“显现”的过程,其中“潜存”与“显现”是一种间接的关系,需要通过随机影响因子——“缘结”的作用才能实现从“潜存”向“显现”的转化。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城市风貌特色模糊、衰微的趋势,是源于“缘结”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经济要素作为主要的有效因子,而城市风貌特色维育的途径是,通过政治“缘结”的介入,对经济“缘结”进行干预和控制,并且利用宏观控制、中观分布和微观机制的融贯作用,才能实现地方性、地域性、特殊性的回归。根据上述总体性的结论,论文从以下五个主体章节展开论述:第二章,现代生成思想多向度溯析生成性原则是复杂性思维范式的重要组成,本章在澄清“生成”概念的基础上,从物理学、生成哲学、生成科学、生成理论四个方面展开对现代生成思想内容和渊源的追溯,阐述了生成思想的形成过程、发展脉络及核心内容,以此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理论的思想基础。第叁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原理本章的成文构架是:建立解析框架——提出生成视角——阐明生成原理。其具体步骤是:首先,通过分析复杂性科学理论的整合效应和挖掘城市风貌传统理论的生成思想内涵,来建立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论的基础理论体系,提供理论的解析框架;其次,在生成论与构成论对比分析中,阐述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观的具体观点和内涵;最后,在生成观的观照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其涉及相关概念、生成过程、生成逻辑以及原理等具体内容的描述。第四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本章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试图解释造成城市风貌系统复杂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此,首先,以系统理论为基础,依据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来建构城市风貌系统的解释框架,从系统要素、系统缘结以及系统样态和事态叁个方面,来刻画城市风貌系统的组成内容,以表明城市风貌系统具有一般性系统的属性:关联性、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等等;其次,借助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来描述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特征:适应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认为这些表征的根源在于,城市风貌系统中适应性主体(包括自主体和人化组分等)的集聚和适应行为所导致的以流体为媒介的非线性作用;最后,认为城市风貌系统主体性的存在与实现及其适应性造就了城市风貌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第五章,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与演化机制本章应用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通过考察城市风貌系统的生成因子、生成机制、演化动因、演化机制,试图揭示城市风貌系统生成与演化的规律。并且指出贯穿整个生成过程的生成机制:标识机制、积木机制和适应机制,以及演化过程所隐含的演化机制:广义目的机制、竞争协同机制、信息分形机制、受限涌现机制和超循环更新机制。最后,结合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系统特征和演化规律,提出了基于城市风貌系统生成原理的原则和方法:整体原则与系统方法、过程原则与动态方法、时间原则与文脉方法、信息原则与传播方法、事件原则与节事方法、贯通原则与融贯方法,藉此探索城市风貌系统的发展趋势和特色路径。第六章,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路径本章运用生成原理的方法,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生成的研究框架,从特色生成步骤和显现方式两个方面入手,为城市风貌特色的塑造指明方向和路径。首先,从构建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观念出发,在与构成路径的比较中,提出了特色的生成原则和干预机制。随后,在特色研究框架下,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生成步骤的叁个环节: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及微观机制创新化。其叁,从传播学和感知角度出发,提出了城市风貌特色显现方式,其概括为:特色样态信息的组织、特色事态信息的整合及特色感知系统的部署。最后,以福州城市为例,在分析福州城市风貌的演化特征的基础上,着重从宏观约束承继化、中观分布鲜明化、微观机制创新化叁个方面,来解析福州城市风貌特色的培育路径。
刘成新[5]2006年在《整合与重构：技术与课程教学的互动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与课程教学的关系源远流长。课程教学的发展变迁既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同时它更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传统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技术作为文化裂变的重要动因，它对当下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全部领域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观，本文从历史、现实和社会文化联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大量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适当的实证研究与质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过去和现状，以及技术与课程整合发展的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 全文共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叁个部分。 作者在“上篇”中首先辨析了诸如技术、课程、整合、课程整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等基本概念的实质内涵及其思想嬗变过程，然后基于文献分析探讨了技术与课程教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关系，并提出了技术与课程教学互动发展的框架模型。 “中篇”集中探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现实和认识问题。作者采用了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以对教师信息化教学“知-能”状况、教育信息化对教师的心理影响、以及信息化教学资源设计与应用等问题的调查分析和教学实践行动案例分析以及对一线教师的访谈调查分析为基础，提出并论证了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本质问题的再认识问题。作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视野来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质上是社会信息文化对当代课程改革、建设和发展发生作用的过程，是信息文化环境下传统课程体系解构和新课程体系及其文化重新建构的过程。 在论文“下篇”中，作者首先从分析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着手，初步探讨了技术教育化的发展过程，并简要分析了技术教育化发展所孕育的课程文化转型问题；然后基于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发展现状，作者提出了立体化课程的建设构想，分析了立体化课程的基本特征，并提出将现实课堂和虚拟教育联结起来，以打造多元化、超时空的学习共同体为突破口，来促进信息时代的新型课程及其课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鄢显俊[6]2010年在《信息垄断：信息技术革命视阈里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革命是当代最重要的科技-产业革命,它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美国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造着人类社会。就技术和社会互动的角度观察,在美国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过程,美国社会为信息技术革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经由信息技术革命“重塑”的当代资本主义被称为信息资本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诞生了信息垄断,它指独占信息核心技术的信息产业垄断资本、凭借其市场权力,滥用知识产权以攫取高额利润而实施的一种垄断,是当今资本主义微观经济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它鞭辟入里的解剖将为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一扇独特的“视窗”。信息垄断起源于信息经济形成和信息产业勃兴的20世纪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信息垄断的实质是对知识的垄断,其表现形式是垄断IT核心技术。信息垄断的发展史也就是全球计算机软件巨头微软公司和CPU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的发家史,其产业代表是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结成的Wintel联盟。而值得警惕的“另类信息垄断”所造成的影响逐渐引起国际社会普遍担心：它有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美国控制互联网“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信息垄断生态环境模型”揭示了信息垄断赖以生存的特殊生态环境,它由信息垄断的产业环境、产品基础和法律环境叁大要素构成。信息垄断厂商熟练地运用法律策略和无所不用其极的商业策略打压竞争并侵害消费者。为此,它遭遇了美欧日韩各国频频发起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信息垄断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对抗自己的“内生反对力量”。这就是“自由软件”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开源软件”运动。前者坚决反对微软代表的资本主义“私有软件”制度,堪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赛博空间’里空想社会主义。后者试图探索一条“自由软件”商业化运作的道路,而且获得成功,这是理想妥协于现实的必然结果。信息垄断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信息时代的特殊体现。任由信息垄断泛滥将对经济公正乃至社会公正产生重大危害。而且,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强大的“战略武器”,信息垄断还能够被广泛运用于国家利益之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除了信息垄断这一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外,还表现在中观和宏观的其他所有领域,在信息技术范式的“重塑”下,信息资本主义的种种新变化表现为“创造性破坏”的多维、量化展示。除此,“数字鸿沟”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型的两极分化。探讨国家间“数字鸿沟”的测度方法和量化表现,将更有助于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内在规律以及所蕴藏的危机。信息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信息时代最复杂的“两制”关系,其特征可用：“共时态并存中的相互借鉴与纠结发展”来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生紧密联系和互动,这种复杂关系的演进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原理。促使这种错综复杂关系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日愈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动能所致,这是马克思早年所指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新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两大本质特征仍旧如故,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即商品生产无所不在；第二,社会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榨取剩余价值。综合马克思“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解读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必须看到,“两个必然”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而“两个决不会”则强调了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更替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总之,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有长足的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以变化的眼光看待变化本身。信息技术革命开启了人类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变迁历程。运用ORBICOM提供的测量方法,通过多维度量化考察中国特色的信息化进程,比较它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差距及中国的追赶特点。可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是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中超常规发展的典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应对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典型代表的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国的国策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
王诚德[7]2016年在《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文中认为作为研究主题,“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在以下叁个方面取得了进展:(1)在理解、建构信息文明概念,语境的基础上,尝试系统地把握当下社会的具体特征。(2)在厘清、解析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归纳出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所涉及到的具体内容。(3)在“信息文明逐步趋向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逐步系统化”两大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析信息文明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特征、新元素。信息文明,作为现代社会实践过程中突显出来的一种抽象概念,主要是强调信息技术的再创造、再理解以及人的本质意义的全景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并不是走向非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也不是直接归纳出具体的人的本质答案,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视域内,结合信息文明的具体语境,实现人本质观的丰富和具体化展开;与此同时,在赋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更强生命力的基础上,对复杂的信息文明进行全面的深度的人的本质透视。当前,“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研究领域存在着两大趋势:其一,人们对于信息文明的认知,在先后经历过物理技术、现实社会、哲学根本等层面的追问后,最终会不断介入到人的本质领域;其二,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逐步趋向系统化。总体来看,信息文明的出现,一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人们提供了若干新视角去把握人的本质的新特征、新形态。(1)在人的类本质上,虚拟劳动介入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之中:在信息文明语境中,虚拟已经不单单指传统的精神层面含义,而是得到了“信息虚拟”的最新解读,并且其影响力也是逐步提升,甚至实现了虚拟化一切的可能,在虚拟劳动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提出并解析:“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虚拟劳动层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特征。(2)在人的社会本质上,信息加数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信息文明语境中,信息关系涉及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思维关系和生态关系等方面的信息化,以及信息文明语境下的政治经济化、文化政治化、经济文化化等交叉化关系,通过阐述当下信息关系的内涵、特征,结合马克思主义人的社会现实性本质概念,尝试性提出并解析:在信息文明的现实性上,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本质观出现了一定信息化特征、信息化元素。(3)在人的本质充实上,信息需要提供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新证明和新充实:在探究信息需要的含义、特征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性解析信息文明语境下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新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充实”,并提出信息需要已经成为当下人的一种基本生活必需品。(4)在人的本质实现上,信息自由不断填充着“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条件:在阐述信息自由的概念与特征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尝试性提出并解析:信息自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具体条件。(5)围绕信息异化、伪信息的概念、渊源,结合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尝试性提出并解析:信息异化侧重于人本质的信息遮蔽研究。“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当前学界缺乏以其直接为总体对象的研究成果。信息文明侧重于现象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侧重于形而上层面的研究,总体上,这是一个发现问题和反思构建的过程集合,通过现象认识本质,属于一个典型的哲学类型选题。选题重在发问,并对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进行再读。将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集成并分析信息文明的深层价值,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就是引发人们去关注信息文明下的人的生活,人的状况,反思信息问题,人的问题。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涵盖了虚拟劳动、信息关系、信息需要、信息自由等多方面,有助于我们自觉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去全面推进信息文明建设,解决现实社会建设中人的信息化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人的本质信息化和信息人本质化,并最终树立全面的信息文明观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
刘祥恒[8]2016年在《旅游产业融合机制与融合度研究》文中认为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的消费观念,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物质方面的追求,开始转向精神享受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新的消费导向已经影响到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选择。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旅游经历的丰富,国民的旅游需求已逐渐从以往的休闲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度假型转变,这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生产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主要渠道,是我国旅游产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旅游产业融合已成为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理论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纵观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融合的定义、类型、原因、效应、模式、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对策,其中的应用型研究占了绝对比例,主要是针对旅游产业与某一产业融合的研究,很少涉及旅游产业融合内在普适性规律的理论研究,而对旅游产业融合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以及旅游产业融合度的研究更少,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开展研究的。本文充分发挥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理论之间的互补优势,综合运用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在全面综述旅游产业融合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然后分别从旅游企业和旅游产业两个层面分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演化过程,接着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的概念模型,从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叁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通过总结与评价产业融合度主要的测评方法,发现赫芬达尔指数法是基于企业层面测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最佳方法。根据对我国大陆30家旅游上市公司产业融合度的测评结果,然后进一步对其中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表现突出的五家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进行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层面提出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相关设想。接着从社会、技术、经济和政策四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最后从七个方面提出我国旅游产业今后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于演化经济理论,提出旅游产业融合是指旅游企业在遗传机制作用下所继承的原有惯例不能带来满意的利润时,重新搜寻和创造新的惯例,有针对性地与目标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产品创新的主要路径,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作用,继而引起同行的模仿和追随,最终扩散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主体是那些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与服务的旅游企业。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是指旅游产业融合主体所直接作用的具体对象或目的物。广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包括融合型旅游产品和旅游新业态。狭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就是融合型旅游产品。第二,旅游产业是由旅游企业之间互动生成的,旅游企业通过与相关产业企业间互动所形成的企业层面的微观融合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实现了旅游产业层面的宏观融合,而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选择环境也塑造了旅游企业的演化轨迹。由于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通过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的,那么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的旅游企业就是旅游产业融合的行为主体。因此,旅游产业融合演化过程的分析逻辑就要建立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第叁,通过对旅游产业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叁个阶段旅游产业创新能力的分析,发现每个阶段旅游产业融合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产业融合程度逐渐提高。旅游产业在萌芽期,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很少,对传统旅游资源的依赖较大,融合发展水平很低,旅游产业边界比较明显。进入成长期,旅游产业创新能力提高,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交叉渗透增多,跨产业融合发展现象明显,旅游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旅游产业融合程度稳步提升。进入成熟期,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频繁,跨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创新常态,旅游产业边界非常模糊,旅游产业进入高度融合发展阶段。第四,旅游产业融合的实现条件由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叁部分构成。其中,旅游产业融合的激励机制分为内生性激励和外部性激励两类,创意思维的作用、现代科技的进步与模块化分工的促进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外部性激励,而共同生存的需要、保持与提升比较优势、频率依赖效应的影响和网络效应的作用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生性激励。竞争与协同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实现旅游产业融合的保障。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旅游产业开始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利用其他产业其他行业的资源,不断拓展旅游资源的范围,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产生了更多的旅游新业态、新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化。第五、我国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最高处于中高度融合阶段,而旅游产品结构对旅游产业融合度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方面,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香港中旅,峨眉山和金陵饭店等七家旅游上市公司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相对较高,这些上市公司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目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最高水平。以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和金陵饭店五家企业为旅游企业代表,通过对这五家企业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经营基础和近叁年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分析,并对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比较分析,发现旅游产品结构与旅游产业融合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提升不是要求每个旅游企业不顾自身实际盲目跨界融合,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适度跨界融合,错位选择目标行业,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有效提升依赖于各类旅游企业错位创新旅游产品。第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除了依赖旅游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外,与外在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已日趋成熟。本文通过构建STEP分析法,对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发现我国在假期制度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假期制度不断完善,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模齐头并进。信息技术和展陈技术不断成熟,并在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经济发展在城乡居然人均收支及叁大旅游市场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外,国家已陆续出台了20多项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的旅游产业政策和旅游发展规划。第七,除了政府和学界提出的加强旅游业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外,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1)积极完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2)进一步鼓励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的融合；(3)主动促进旅游企业发展成大型旅游集团；(4)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以引导市场消费方向：(5)健全文化旅游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6)加快旅游精准融合以实现旅游有效供给；(7)改革旅游教育制度以培养复合型旅游人才。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而且响应了国家积极倡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号召,顺应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综合功能的发挥,实现旅游产业在更大空间、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发展。对于具有旅游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有助于促进我国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期望对于指导我国“十叁五”时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旅游产业政策制定、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董超[9]2012年在《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信息导引研究》文中提出区域空间组织模式本质上取决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场所空间）与人流、物流、信息流、文化流、生态流等流要素的动态交互作用。当前，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区域空间形式不断演变，正在由场所空间扩展到流空间与场所空间复合并存的新型空间，流空间对区域空间组织模式的影响也不断深化。为此，开展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机制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以上认识，从信息流视角研究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信息导引机制，并以吉林省为案例进行验证，力图初步建立本土化流空间研究的概念体系、结构体系和方法体系，并通过梳理吉林省流空间发展脉络和形成机制为吉林省区域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第2章、第3章）：基础理论研究。主要从国内外流空间相关基础理论探讨入手，同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特征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流空间概念、特征和基本结构，并分析了流空间组织下城市形态的演变。第二部分（第4章）：流空间形成的影响因素与作用形态研究。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磁力作用、社会支配性权力的变迁、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广泛应用、“创新氛围”（Milieux of Innovation）中的要素互动四方面阐释流空间形成的影响因素，并对流空间作用于区域的机制进行分析。第叁部分（第5章）：流空间的信息导引机制研究。从信息流与经济社会结构演变分析入手，重点研究基于信息导引下的流空间形成过程与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信息流的流空间格局研究方法体系。第四部分（第6章）：基于互联网信息流和电信通信流的吉林省流空间案例研究。通过基于互联网信息流和城市间电信通信流（通话时长）的吉林省流空间对比分析，确定当前吉林省流空间的基本格局、演变特征和阶段划分。同时针对性开展了基于电信通信流流向数据的吉林省流空间层级结构研究。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流空间的概念、特征与结构。流空间的概念界定为：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流负载各要素流为主要运作方式，以信息流动的过程控制为主导，以信息和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为神经网络，以核心信息化城市为枢机，以信息传递中承担协调功能的地方为节点，以占支配性地位的政府和信息掌握组织为管制主体的交互性网络化空间。流空间具有永动性、多维性、非对称性、瞬时交互性、神经网络性等基本特征，体现出时间—过程性、空间—格局性、综合—地方性等地理学属性。流空间的基本结构包括：流要素（The Things That Flow）、流载体（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ThingsFlows）、流节点（The Nodes Among Which The Flows Circulate）和流支配系统（TheDominate System of Flows）。（2）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区域空间发展差异与中心城市磁力作用是流空间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因素；社会支配性权力是流空间发展的主导因素；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创新氛围是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动力因素。在实践活动中，流空间通过关联机制、集聚机制、扩散机制、分异机制作用于区域场所空间，不断地优化城市结构与强化城市功能，促进区域动态均衡化发展。（3）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信息导引机制。信息技术革命为流空间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宏观背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促进信息产业化和产业信息化发展，依托于信息流组织着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创新流、文化流等流簇，使场所空间与流空间复合；信息流即时效率化交互改变着区域空间及生产方式，以信息处理为核心并通过信息流改变着人类生产方式的同时，生产中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或关系也不断转化为信息流和信息网络，从而为流空间的出场奠定基础；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为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载体和路径提供了多样化选择。（4）基于信息流的流空间分析方法。将信息流的表征确定为互联网信息流和电信通信流，提出了“信息流强度”的概念，通过将城市之间交互信息流量转变成城市的信息流强度，并以此为基础数据利用ArcGIS和SPSS等工具进行统计分析与研究。初步建立了基于信息流数量维度的“交互信息流——信息流强度转化——系统聚类、频度分析——空间表达”的分析方法和基于信息流流向数据“主成分分析——C－value、D－value的Index层级分类——优势流类型划分——多级优势流对比”的分析方法。（5）吉林省流空间格局及其历史演变过程。从信息流总量维度来看，吉林省流空间的基本结构为：以长春市、吉林市为双核心，以四平市、通化市、松原市、白山市、延吉市、白城市、辽源市、公主岭市、敦化市九个城市为主要节点，以梅河口等县级市和抚松县等县级单元为基础层级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同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区域叁角”和一个“梯形结构”。吉林省流空间发育与形成过程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以前）为蕴育阶段；第二阶段（2001年—2007年）为主要节点发育阶段；第叁阶段（2008年至今）为层级网络化空间形成与发展阶段。从信息流流向数据研究来看，吉林省流空间结构应该为以长春市为“单中心”的特征明显，长春市、延吉市、通化市、公主岭市为主导型城市，吉林市、白城市、白山市、辽源市、松原市、四平市为次级主导型城市，其他城市为从属型城市的层级化网络结构。
杨美新[10]2015年在《复杂性思维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重要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高校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大学生思想政治面貌发生可喜变化。然而,在传统、现代集于同一时空的复杂境遇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新的时代课题。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当前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创新,创新要从转变思维开始。以经典科学为基础的简单性思维,追求还原性、实体性、封闭性、程序性、精确性,而20世纪兴起的复杂性科学及蕴于其中的复杂性思维,则更加关注事物与系统的非线性、整体性、开放性、过程性、模糊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引入足够强的负熵流,实现系统从混沌有序到新的混沌新的有序循环发展。在封闭权威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客观历史原因,简单性思维主导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推动其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简单性思维的过度运用,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主体迷失、教育内容抽象、教育方式僵化、教育评价单一、教育过程机械等问题凸显,本应鲜活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它本真的绚丽色彩。人的复杂性的发现,环境复杂性的升级以及价值多元时代的形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走向复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在其内部表现为主体、过程以及结果的复杂性,在其外部表现为宏观环境、中观环境以及微观环境的复杂性,在其系统运行方面表现为组分、结构以及功能的复杂性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整体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生成性等复杂性特点。基于此,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用复杂性思维对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显得尤为重要。复杂性思维的引入,促使人们把目光从摒弃偶然与混沌等“例外的东西”的理想状态,转向更为真实、丰富、可亲可感的真实图景,人们开始采用一种整体性的、包容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复杂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世界和教育实践。首先,从宏观方面上来说,复杂性思维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张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为前提基础,又要充分激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促使其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自身对自身的教育,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其次,从微观方面来说,正是由于教育主体的非理性因素、教育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教育意义的潜在多变性等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完善运行策略,综合教育方法、实现学校、社会和家庭协同共进以及转换教育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等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回归。最后,从技术实现方面来说,以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新媒体、MOOC为代表的复杂性思维的技术手段,以复杂性科学方法论及技术做支撑,既可以为教师提供更高效的教育手段和教育信息,又可以充分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破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复杂巨系统难题,实现简单经验型向系统科学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信息化发展效应的哲学分析[D]. 杨仁厚.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2]. 信息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与发展问题研究[D]. 李英宏.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8
[3]. 论现代信息技术对大学教育创新的影响[D]. 刘洪梅. 广西大学. 2006
[4]. 从“潜存”到“显现”-城市风貌特色的生成机制研究[D]. 杨昌新. 重庆大学. 2015
[5]. 整合与重构：技术与课程教学的互动解析[D]. 刘成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06
[6]. 信息垄断：信息技术革命视阈里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D]. 鄢显俊. 云南大学. 2010
[7]. 信息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质观的新发展[D]. 王诚德.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8]. 旅游产业融合机制与融合度研究[D]. 刘祥恒. 云南大学. 2016
[9]. 流空间形成与发展的信息导引研究[D]. 董超.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复杂性思维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杨美新. 湖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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