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清文[1]2003年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政府职能问题，西方理论界争论了几百年，总是摇摆于或政府或市场之间，始终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当政府干预不利于或阻碍经济发展时，便出现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当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经济危机时，又回到政府干预理论上来。各国政府奔波于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之间，以不同的理论为指导，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府。 与西方政府职能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似乎找到了解决政府职能问题的最终结论，即抛弃市场，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过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检验，这个结论还不适应今天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现状，又不得不向市场回归或过渡，重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转型时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虽然也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但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一方面，要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不走西方国家经过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发展，再进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的道路，而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直接进入到市场经济“现代体制”。因此，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政府行使着重要的职能和角色。 正确认识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定位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顺利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本文主要是从理性认识、理论定位和实践定位叁个层面，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在理性认识层面，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剖析，形成“理性认识”。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转型时期的。转型时期的政府正是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过渡的过渡型政府，政府职能和角色正处于转换之中。在此，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转换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及其提出的新要求，强调：政府必须根据这些客观环境提出的新要求，不断转变自己的职能和角色。明确了转型时期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与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和角色的异同，提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的特点，从质、量、度叁个方面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提出有效政府才是转型时期最佳政府的命题。 在理论定位层面，也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进行理论定位，形成“实践理念”。阐述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范围和领域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必须树立的新观念，从观念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转型时期，应该以市场经济“现代体制”为着眼点和目标，界定和研究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职能和角色，树立制度、服务、法制和市场等观念。阐述了不同经济体制的政府的职能和角色，从框架上构建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无所不能的“家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和角色是“警察”、“调控者”和“救生员”;在转型时期，政府职能和角色是“家长”、“兄弟”和“警察”. 在实践定位层面，同样是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入手，对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和角色予以实践定位，回答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和必须干什么的问题。强调: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是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市场主体，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和培育市场，完善市场体系，造就替代者。不断完善自我，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茆素琼[2]2012年在《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文中提出合法性问题是任何执政党都不能忽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重视合法性问题更是直面中国政治生态现实和回应全球民主化潮流的需要。本篇论文从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入题,在执政合法性理论已有成果基础上,研究合法性理论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尽管合法性理论源远流长,但是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解释之下的合法性差异明显,并且这两种解释各有偏颇,当代一些西方思想家试图弥补两者的不足,合法性理论得到深化。然而合法性理论的不同解释之争并没有停息,相比较而言,哈贝巴斯提出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相对完善,本篇论文中的合法性概念即以此为依据。一般来说,合法性理论关涉合法性概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维护四个部分。执政合法性理论作为合法性理论在政党政治时代的新发展,一般也是从这四个方面研究当代执政党的执政实践。尽管长期执政这一政治现象在中西方都有出现,“长期执政”的内涵及其与合法性的关系,中西方研究者的观点立场并不统一。西方学者并不热衷于研究长期执政问题,国内对一些西方政党的长期执政研究成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倒是频频出现。这与中国学术界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及其消亡进行研究的出发点相同：都是为了引起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党执政合法性的关注与重视。分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是本篇论文的重心所在。笔者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的历程划分为叁个阶段,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是不尽相同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是应对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所积聚的合法性危机只有得到适度的化解,其执政合法性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其长期执政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巩固合法性基础是执政合法性建设主要目的所在。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相对稳定,即主要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叁个方面。因此,执政合法性建设也主要是从这叁个方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主要应该从社会主义宪政、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意识叁个领域推进,以期分别起到拓展民主法治合法性基础、巩固统治绩效合法性基础和强化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的效果。执政合法性维护实质上就是如何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获得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基本路径是拓展合法性资源,以构造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多元化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体系,以执政合法性的主体性资源为关键,以执政合法性基础为核心。因此,在执政合法性维护中必须通过强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而达到开创主体性资源的目的。并且围绕着执政合法性的叁个普遍性基础,以增强合法性为目标不断拓展既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坚持执政为民,发展党内民主,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合法性理论关照下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政治愿景。本篇论文的结语部分明确指出本课题研究还有待深入。从理论准备上看,长期执政与合法性之间的逻辑关系还不清晰。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建设和执政合法性维护都尚在探索之中。
赵欣颖[3]2011年在《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失灵与规制改革路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转轨国家纷纷开始政府规制改革及规制制度建设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由于受到制度禀赋的约束,在转轨国家中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效果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作为政府对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干预的手段,政府规制既有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点,也呈现出转型时期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规制改革不仅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困扰,更要面临来自规制执行过程的挑战。因此,解决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规制失灵问题,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从转型时期政府规制面临的制度环境和规制失灵的特殊成因出发,充分考虑制度约束对于选择规制改革的途径和方法的重要性。本文从当前我国政府规制的现状分析出发,总结了市场经济得以依存的制度基础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政府规制失灵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失灵的特点和成因,并在统计意义上将政府规制与其他改革措施的作用加以区别,对转型时期政府规制效果和规制失灵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借鉴其他国家规制改革的成果,对美国、俄罗斯两国政府规制实践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比较,最后,探讨了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如何通过重构规制治理制度和完善规制激励制度推进规制改革,总结了转型时期政府规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王帆宇[4]2016年在《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正面临持续恶化大背景下,我国的生态状况也不容乐观。我国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逐步呈现的,并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其广度、深度和难度前所未有。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生态文明不是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外生变量,而是贯穿于经济社会建设全过程的内生变量。所以,从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我国环境问题的。本文坚持以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经济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规范和实证相统一的维度,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逻辑,详尽诠释了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破解之道。本文着重围绕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问题展开系统论述,共包括以下几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到该论文的研究缘由及其研究意义,综述了社会转型进程中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研究现状与述评,交代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结构框架、可能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等。第二部分从辨析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入手,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等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过程,最后得出结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人类要摆脱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必须实现文明观的生态转型,走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第叁部分首先对社会转型及其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基础性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一般关系。通过对此关系理论的阐述,为整个文本的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新时期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困顿展开。这些成就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初见成效;双边与多边生态国际合作不断迈出新步伐;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文章也对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顿进行了归纳,包括资源短缺日趋严重,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然生态破坏日益加剧等。此外,本文还在遵循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诱发新时期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这些因素不仅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因素,而社会原因既表现为制度上的缺失,也表现为人类观念认识上的局限等。第五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理论进行阐释,包括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背景、目标指向、进程与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高效率的价值取向、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法律法规等叁个角度阐述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对生态文明带来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文章也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外部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等几个方面就经济市场化转型给生态文明带来的负面效益进行了把握。第六部分侧重于从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影响的角度展开论述。在这一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政治转型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然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嬗变、“全能型”政府裂变、从免责行政到责任行政转变等叁个视角进行切入,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新时期中国政治转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不同影响。第七部分通过回顾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概括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表征,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转型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影响。笔者对这种影响的阐述主要围绕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自我文化意识的提升、法律至上理念的逐渐生成、契约文化精神的生成等四点展开。第八部分主要是在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之主体和原则等理论维度基础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层面就社会转型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
王秋敏[5]2006年在《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范式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行政在各国的范式演进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发展的逻辑走向。本文在综合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以近代以来一路领先发展的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与行政(侧重于行政)体系的发展过程作为参照物,提出了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西方国家先后出现了四种行政范式:政治领袖范式、官僚制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民主行政范式。这四种行政范式指明了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任何国家的行政改革都不可能超出这四种行政范式: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中国自建国以来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的历程,总结了历次行政改革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历次行政改革的方向选择;最后指出,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所处的现代化历史阶段不同,所选择的行政范式也必将不同。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并充分吸收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是进一步完善官僚制。
杨兰品[6]2005年在《中国行政垄断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行政垄断以其复杂性和极大的危害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诸如行业垄断、地方保护、政府限制交易活动等,不仅阻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侵犯了市场主体的权益,而且助长了政治生活中的腐败,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内理论界对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行政垄断形式、成因、后果和反行政垄断的措施等。其中不乏合理的见解,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观点,但几乎在行政垄断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分歧。而且在行政垄断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何澄清认识上的混乱,全面研究和准确把握行政垄断及其演进规律,消除行政垄断的消极影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对中国的行政垄断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中国转型时期行政垄断问题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文章共分四个大的部分。 第一、二章主要介绍行政垄断的相关理论和国内理论界关于行政垄断问题的研究现状。文章认为古典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于研究中国行政垄断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认为国内理论界在行政垄断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提出“行政垄断是国家机构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妨碍、排斥”,并非所有形式的行政垄断都是违法的、不合理的。有些形式的行政垄断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国家垄断是行政垄断的一种形式。行政垄断和国家垄断、经济垄断、自然垄断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叁、四、五章主要对中国的行政垄断问题进行历史考察。分析了中国古代、近代、计划经济时期、体制转型时期等不同时期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特点、所产生的后果等。文章认为行政垄断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行政垄断作为国家控制、干预市场的一种形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变化,行政垄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特点等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转型时期的行政垄断在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经济后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和特殊性是由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王永哲[7]2004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在由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出了新的内容与特点，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正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性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职能范围及其作用方式正发生着重大转变，政府呈现出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相分离的特征等。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以社会权力中心(在当前情况下表现为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财政的职能在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相应地表现出其特殊性。 本文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分析财政以及财政职能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并介绍了中国的政府职能自建国以来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以及在未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构想，进而接受了双元财政论关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以及未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模式的观点，即认为存在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财政。最后，对财政职能进行了叁个层次的划分，即根本职能、一般职能和特殊职能叁个层次，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时期的财政特殊职能进行了具体分析与概括。
姚建[8]2010年在《转型时期民族地区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政府职能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界的重大热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当前关于政府职能及其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经济职能,对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的研究严重不足。本文选择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通过文献法、案例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来探讨民族地区政府文化职能的转变,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为了理清当前学术界关于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角色的争议,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借鉴。二是为了弥补当前学术界关于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研究不充分、不深入的缺憾。文章首先对政府文化职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地方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的原因、面临的困境和转变的途径、意义。其次,文章对地方政府在玉屏县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措施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这些措施的得失进行评价,进而提出了转变政府文化职能保护玉屏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下大量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的思考,以民族地区某县为个案,进而研究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的问题,兼具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陆昂[9]2008年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投资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府行为不规范是转型时期中国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之一。在对研究现状做综述之后,本文先讨论市场经济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变动与政府行为不规范、政府行为不规范的深层次原因,再讨论市场经济投资领域的四个方面政府行为(财政投资、储蓄转化为投资中的政府行为、投资宏观调控和改善投资环境)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然后构建出市场经济的政府投资行为基本框架(政府投资行为内部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此后,以政府投资行为基本框架为参照物,比较分析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投资行为,探讨其不规范的根源,思考规范中国政府投资行为对策。政府投资行为研究属于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研究。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利用系统论基本思想来讨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构建出政府投资行为基本框架。这不仅有助于拓宽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交叉研究,还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投资领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本文提出现阶段中国投资领域政府行为不规范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公共管理者行为不协调;中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不规范的根源是发展阶段约束、政府行为自利动机与过强的经济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人们认清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方向,还能为规范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投资行为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徐衣显[10]2006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机理矫正与机制创新》文中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来临，政府经济职能如何定位，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机制如何完善，使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实现最佳结合，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这也是本文选题的目的之所在。 本文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力图通过总结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理论和实践的演进过程，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职能内在机理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困境，探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的内在机理，从而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定位及其现实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转型时期政府经济职能，不仅要在机理上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而且还要能够具有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挑战的运行机制和实现手段，本文就是在这一基础上确立选题的，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科学方法是达到科学研究目的的手段，本文在研究中力求把历史研究与逻辑演绎相结合，科学抽象与系统分析相结合，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相结合，微观分析、宏观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从而使本文能够准确把握政府经济职能发展变化的规律，深刻剖析政府经济职能确立的内在机理，科学确定政府经济职能的定位，明确提出政府经济职能机制创新的方向，合理运用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手段，使政府经
参考文献：
[1]. 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问题研究[D]. 冉清文. 天津师范大学. 2003
[2]. 合法性视阈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研究[D]. 茆素琼.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3]. 转型时期政府规制失灵与规制改革路径分析[D]. 赵欣颖. 吉林大学. 2011
[4]. 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D]. 王帆宇. 苏州大学. 2016
[5]. 转型时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范式取向研究[D]. 王秋敏. 兰州大学. 2006
[6]. 中国行政垄断问题研究[D]. 杨兰品. 武汉大学. 2005
[7].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研究[D]. 王永哲. 河北大学. 2004
[8]. 转型时期民族地区政府文化职能转变研究[D]. 姚建. 浙江大学. 2010
[9]. 转型时期中国政府投资行为研究[D]. 陆昂. 暨南大学. 2008
[10]. 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机理矫正与机制创新[D]. 徐衣显.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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