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萌[1]2016年在《论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及启示》文中提出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文论如何保持自己独立的话语权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作为西方汉学界一位重要的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他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文论研究着作,在中西方双重理论视野的关照下,他的观点独树一帜、富有新意。本文试图透过他对《文心雕龙》这一中国文学理论重要作品的研究,深入探析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及其特点,以期对中国本土的《文心雕龙》研究有新的认识,为中国文论的研究开启一扇“异域之门”。具体而言,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抛弃了传统“观念式”、“下定义”的研究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对作品的无限还原、对作者写作意图的重新激活为视角,来对《文心雕龙》文本进行新的研究。他将《文心雕龙》这一经典着作视作一部普通文本来重新审视,其间充满问题意识。他将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学发展史中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使他的研究观点具有客观性。在对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熟练运用下,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为传统中国文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在对宇文所安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理性借鉴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客观面对本国文学经典作品,重新审视、坚持反思,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迥异于西方文论的独特存在,不断保持自己的活力,使我国文学经典着作的传承和发展历久而弥新。
黎亮[2]2004年在《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论》文中研究表明宇文所安是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闻名的汉学家。本文论述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以他在2003年出版的中译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他的相关论文和着作，以中西方文化与文学思想的比较为参照系，根据《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的特色，分别从术语和文体两个方面考察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所提出的新观点和采纳的新方法。 全文分为五部分： 本文导言部分简单介绍宇文所安的研究风格与《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的特色，以中西方对中国文论的研究路径为背景突出宇文所安在解说观点和解说方式上的独创性，并由此导出本文的分析策略。 第一章描述宇文所安对文论中几个关键术语的解说，揭示中西思想相遇时所产生的新的关注——孔孟“知人”和“知言”问题在中国文论传统中引起的反响。论述宇文所安对知人传统的阐释，论述他对这个传统所隐藏的焦虑的思考，以及他的思考所触及到的诗歌创作的迷人之处。 第二章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宇文所安对“语言和真实”问题的关注，发掘它产生的西方背景，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所激发的新质以及其超越审美的现代意义。 第叁章以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六一诗话》和《沧浪诗话》的解说为主要例证，从解读方式上探讨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面貌的复述，论述宇文所安关于“思想与文本特征密不可分”的解说观念，进而探求针对不同的文论类型和写作方式解释中国文论的多种可能性。 结语部分总结宇文所安为中国文论的阐释提供的启示，思考经典的重读与延续。
袁伟军[3]2008年在《异域之镜》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出发,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为个案,从宇文所安的“知人”与“显现”相整合的阐释观;“思想在文本中运动”的批评观及文本细读、文化还原与历史想象、中西双向阐发的批评方法;以“术语”和“文体”为阐释重点的叁个方面进行解读。最后从整体上对他的中国文论研究作出客观评价,以期给中国文论研究者提供一面异域之镜。
郭娟[4]2016年在《宇文所安笔下的中国故事及生成法》文中指出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以其独特的视角、优美的文笔以及其研究中不断的创新和反省,对中国古典文学做了涵盖作品、文学史和文论的广泛研究。其汉学研究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并不断再版,引起了国内学界普遍关注。本文试图在中国宇文所安研究——翻译研究、文论研究、文学史研究、比较视野下的研究、西方文论视野下的研究的基础上,以具有文学史叙事性质的《初唐诗》、非文学史叙事性质的《追忆》以及比较文学视野下的《迷楼》叁部作品为个案,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再现宇文所安笔下的中国故事及其生成法,即深刻剖析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独特创见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从而揭示宇文所安汉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写作方法和东方主义立场。由对宇文所安笔下中国文学材料真实性的关注转向他笔下虚构的中国故事阅读,由对其作品启示与误读的关注转而对宇文所安笔下中国故事的生成法的分析和思想内涵的挖掘,以此希望为中国宇文所安或汉学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阅读思考模式。
张燕[5]2009年在《宇文所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再发现》文中指出本文是一项兼具学术史考察与诗艺诗学论说双重性质的研究。主要针对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的总体特质,从宇文对于中国诗学的根本性看法入手,揭示其给与中国诗学研究的启示:诗艺的视角、诗艺诗学观、整体诗学视野以及艺术本位的研究立场等,同时提示出中国诗艺传统的存在。本文认为,中国诗学的核心是一个持久的诗艺传统,而该传统在现代主流的诗论研究的片面格局中被遮蔽了。一方面,中国诗学传统有着浓厚的诗艺性格,另一方面,诗艺在传统价值系统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它作为多元价值中的重要一元,一直处于与古老权威的情志观以及最高的美学理想自然观之间的纠葛冲突中,而后二者作为一种文化的预设,起到了塑造和制约诗艺的作用。诗论研究可以具有诸多取向,但其中诗艺诗学的立场是最为切近艺术本位的,也可以带来一个富于活力的整合入诗歌文本阐释的研究前景。全文主要分为五部分:引论部分从《中国文论》独特的选目格局与诗论经典观入手,提示出宇文考察诗论的基本视角是诗歌创作实践。诗歌创作实践作为诗学的中心,这就是诗艺。技法论突出显示了诗艺。而诗艺在现代语境中是成问题的。第一章首先辨析了传统诗学的诗艺内涵,并以《沧浪诗话》和《二十四诗品》为具体研究实例,深入研讨宇文与国内研究取向的深刻差异,指出国内研究形而上取向与理论本位价值观造成的片面格局和狭隘诗学视野,实际上失落了诗艺,遮蔽了诗艺传统的存在。第二章对于宇文提示出的围绕诗艺的价值之争重点展开论述,指出诗艺存在于价值争议中,但也正是多元价值的交汇点。同时也回答了诗艺受遮蔽的传统根源的问题。第叁章指出诗艺诗学的前景在于将诗论传统与诗歌文本阐释结合起来,使得古老的中国诗学传统重新获得生命力,也是实现诗论研究的最终归宿。馀论则思考了重要的相关问题:中西对话的“理解”问题以及如何面对传统价值焦虑。
周文[6]2011年在《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术语的处理》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论术语的独特性、复杂性以及译介的困难性一直困扰着许多西方研究者,不少汉学家都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学贯中西的哈佛大学着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是其结合自己治学和教学经验、尝试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文论“本来面目”的着作。该书从文本出发,精心翻译和阐释了大量中国古代文论,并以独特的方式对中国文论术语进行了处理。面对从中国文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套感性、含混的术语,宇文所安承认了将它们译为英文的困难,并坦言在西方文论中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术语,因此必须靠解说来弥补翻译的不足。一方面,他将自己融身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当中,采用了大量中国古代学者的研究方法,比如对文本的感性直观体验,对字词的训诂、对经典注疏传统的尊重,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去理解和分析文论术语,因而发现了许多囿于理论的西方研究者难以领会的精微之处。另一方面,他又运用西方的逻辑方法和理性思维,跳出中国文学传统的窠臼来发表议论,打破中国研究者固有的思维习惯,上升到理论高度将一些术语解释得更加清晰。这种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的对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研究,不但能有效地帮助饱受中国文论术语困惑的西方学者理解中国文论,还能帮助我们提高对自身文论传统的认识。本文挑选该书第四章,即宇文所安对陆机《文赋》(An Poetic Exposition on Literature)的翻译与研究作为个案,结合宇文所安的其他着作,比较《文赋》的其他英译版本以及其他汉学家对中国文论术语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数据统计、归纳分析等方式,逐个讨论宇文所安对术语的处理,总结出宇文所安的研究方法,发现其独特贡献与尚可改进之处,以期对国内的宇文所安研究和中国文论术语的研究工作有所促进。本文主要内容分为叁章。第一章为绪论,说明了吸取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文论自身研究的重要性,介绍了国内外对宇文所安的研究现状,并指出尚可进一步研究之处。第二章介绍了宇文所安的学术生涯与着作,详细说明了《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特色,然后讨论其他西方汉学家面对术语时的困难和处理实践,以说明宇文所安在处理中国文论术语时面对的困难、可供借鉴的方法等等。第叁章逐个分析并评判了宇文所安对《文赋》中术语的理解、翻译与阐释,同其他译本进行了对比,并参考宇文所安在其他篇目中的术语处理,指出宇文所安的独到见解。第四章归纳出宇文所安在处理中国文论术语时采取的七种方法,包括：1.结合历史语境对术语的真实指涉做出同情的理解。2.综合考虑、比较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后得出自己的判断。3.宁愿让译文显得生硬、笨拙,也不简单套用表面相近的西方文论术语,某些困难、重要的术语则附加拼音。4.综合中西方文学传统,对术语进行多元化、多角度的阐释,弥补译文的不足。5.充分考虑文本的内部语境和术语之间的联系,将一些术语分成小主题系统进行分析。6.不断让读者在各种不同语境中同这些术语“相遇”,以达到灵活、全面掌握该术语的目的。7.在“术语集释”中,以类似辞典的方式对核心术语进行解释。同时,本文也详细讨论了这些方法在实践操作中的运用,尤其是宇文所安对术语进行的贯通中西的创造性阐释,并指出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术语处理方法的独特贡献以及还可进一步研究之处。最后,本文总结了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术语的研究成就,并为今后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文论术语的译介、传播工作和国内的中国文论术语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倪书华[7]2005年在《中国文论文本的跨文化阐释》文中指出宇文所安是哈佛大学的学院教授,是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闻名的汉学家。他所着的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一书是他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论期间,集十二年心力精心编选、翻译、评注的中国诗学经典读本。该书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被列为哈佛大学权威教程,其中译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也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该书之所以如此好评如潮,不仅在于它为我们开启一个重新看待本土文论的视点,为西方他者理解中国文论创造过渡的桥梁,而且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对话的平台,更在于它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宇文所安突破了传统文论研究方法的拘囿,遵循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采用“不再从已成的体系出发、而从体系之所形成的那些原发的文学现象出发”的独特研究理念,将文本视为“思想的过程”,紧扣文本,向历史敞开,使得文学、思想与文化史、社会相互映照;重视古典文论文本的细读,将文论文本和文学文本等量齐观,特别关注到行文的微妙、复杂乃至冲突,细致挖掘文本中意义的歧异与冲突;在对批评传统的反思和重构之上重新选择文本,重视文论自身的解释力量,发掘了许多被历史所忽略的文本作品的文论学意义。 在解说重点上,宇文十分注重对术语的深入解说,对中国文论中许多术语的用法都给予了细致的观照,并在着作附录中专为51个重要术语进行了集中的介绍,既包含词汇之间的意义辨析,又容纳历史纵深的变迁,还兼顾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比较。另外,宇文非常关注中国古代文论文本中的论说方式和文类问题。针对于文类的不同,宇文采用了灵活的论说方式,中国文论的形式风格和思想内涵在他的评说中呈现出立体而生动的图像。 在阐释视域上,宇文让我们从西方文论这一外在的语境找到了一个新的视点和角度,让我们置身于“庐山之外”的西方“他者视野”之下,对久已熟知的中国传统文论重新进行审视和阐释,让我们发现了过去未曾认识到的中西文论的许多新的特色。在跨文化翻译中,宇文在历史和他者的双重视域中以及传统诗学的整体关照下,对文论话语进行文化阐释并寻求其文化理据,不仅注重原语言与目的语间的种种“共时性”文化差异,而且还顾及到了文论典藉在特定时代的语言习惯、话语模式和译者所生活时代语言表达间的“异时性”文化差异,并藉此构架起了中西古今文论对话与交流的桥梁。
高超[8]2012年在《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及其诗学思想的建构》文中研究表明美国当代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唐诗译介与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在西方汉学界与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尝试着以比较文学跨文化的视角,在大量阅读国内外学者在相关唐诗研究着述的基础之上,运用文本细读、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宇文所安在唐诗的译介、阐释与唐诗史的写作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释,重点探究其唐诗研究的方法及其在唐诗史写作中体现的诗学观点,力图客观地概括、评价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在欧美汉学界唐诗研究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其相对于中国本土唐诗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简单介绍国内外学界对宇文所安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概述了宇文所安唐诗译介与研究的前提条件和文化背景,即追本溯源地探究法、英国汉学界的唐诗译介与研究历史以及它们对美国唐诗译介与研究的影响。第二章从宇文所安对唐诗的翻译入手,选取宇文所安的唐诗译文与几位着名的唐诗译家之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的观念与策略,在此基础上对其唐诗英译的特点特点以及得失情况做出评价。第叁章对宇文所安建构的整个唐诗史的主体架构、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着重探讨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及其对建构唐诗史的作用和价值。第四章运用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关于文学阐释、文学研究文本中的异国形象理论,分析了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文本中建构的“异国形象”——即宇文所安唐诗研究文本中的“唐代诗人”形象,继而以宇文所安对重点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研究文本为对象,进一步解析宇文所安提出“双重自我”形象的概念。最后,“结语”部分,简要概括和归纳了宇文所安在唐诗史的书写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诗学思想及方法论特点及其对包括唐诗研究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启示性意义。
邓玉洁[9]2018年在《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的误读》文中提出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一书中,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做出了新的尝试。他放弃了"优雅"的翻译,用直译的方式,希望能让西方学者从中看到些许中文原文的模样。但由于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中西语言在词汇、表达方式、意义以及文化上的差异,使他在理解和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读。
易霞[10]2014年在《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思想的诠释之再诠释》文中研究指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虽然国内对西方文论引进的热情始终高于中国文论的输出，但是中国文化的西传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译介的增加，不同的文学观念与思想受到关注，中国文论也开始映入西方世界的视野。在经历了长时间地对中国文论的零散翻译与研究之后，二十世纪后半叶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与研究渐成规模，对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专着开始出现，宇文所安于20世纪70年代着手开始并历时12年完成的《中国文论思想》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出现的一本杰作。该着作涉及对中国从先秦到清代21部文论作品的翻译与评论，其研究以对《文心雕龙》的用力最勤。该作品由王柏华、陶庆梅于2002年译成中文。本文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译本及相关中英文文献资料，运用诠释学与翻译学等理论方法加以研究。论文内容从回顾宇文所安的生平及其中国学研究着作入手，随后进入对《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重点研究。首先从宏观上把握该着作的整体内容与结构，明确其在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梳理学界对该着作的研究现状。接着以其中一篇《文心雕龙》为研究个例的分析，从原着与译文的文本差异中去探析宇文所安的对归化与异化之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平衡，并通过对原着与译文的审美风格差异的分析去探究经典的可译性问题。然后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视域出发，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剖析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读解，分析了宇文所安译本中对“文”、“理”、“志”等重要概念进行翻译时的得与失，同时将《文心雕龙》的宇文所安译本与施友忠译本中的术语译介进行比较分析，凸显宇文所安创造性解读的特点；并借用艾科（Umberto Eco）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理论，区分了宇文所安在文本字句翻译与文本意义阐释两个层面程度不同的诠释过度。最后，本文剖析了宇文所安作为西方汉学家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翻译与解读中国文论的独特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论贡献，并进一步指出翻译中的误读的不足。
参考文献：
[1]. 论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及启示[D]. 吴思萌.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6
[2].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论[D]. 黎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3]. 异域之镜[D]. 袁伟军. 暨南大学. 2008
[4]. 宇文所安笔下的中国故事及生成法[D]. 郭娟.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6
[5]. 宇文所安与中国诗艺传统的再发现[D]. 张燕.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9
[6].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论术语的处理[D]. 周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11
[7]. 中国文论文本的跨文化阐释[D]. 倪书华. 汕头大学. 2005
[8]. 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及其诗学思想的建构[D]. 高超. 天津师范大学. 2012
[9].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的误读[J]. 邓玉洁. 文学教育(上). 2018
[10].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思想的诠释之再诠释[D]. 易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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