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忠[1]2007年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至1998年以来,我国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整理已开展了近10个年头,开发整理的土地大部分也已验收并投入使用,但是否所有的项目都取得了预期效果,却无一个客观的评价。由于我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实施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实施过程中必定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所得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如何传递给后续项目的设计者与实施者,目前这方面的工作方法研究较少,因此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成为一个较为迫切的课题。按照项目周期规律,项目后评价应该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但正由于其处于过渡阶段,往往被忽视。针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的重要性,本论文以此作为选题依据的出发点,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进行研究。论文在内容上分两个层次进行讨论,一方面是对项目后评价机制与管理体系的研究,因为只有明确了组织者,受益者与执行者,评价任务才能开展下去,所以开展机制与管理体系研究对于一项新任务的开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是对项目后评价的具体内容进行讨论,包括项目过程后评价、土地质量后评价、经济后评价以及其他评价(社会影响后评价、生态环境影响后评价、可持续性后评价),同时建立起各评价内容指标体系。论文引入项目后评价理论中全面评价的思想,并结合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特殊性,在项目立项开始到项目结束运营3—6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对项目评价结论产生影响的因素定量化,通过一系列的评价指标来说明项目的成功与失败,从而总结经验与教训,并以“蒙自县草坝、雨过铺、文谰镇灾毁土地整理复垦项目”为例,对涉及到的后评价主要内容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强调后评价的重要性,并在内容研究中完善现有理论体系,对今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实施奠定基础。本文主要取得了以下主要成果:第一,设计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机构,通过项目后评价的反馈与扩散,将后评价与项目决策管理相联系,建议将后评价纳入必要的立法措施,使之能有效地开展。第二,将过程后评价引入土地开发整理后评价中,概括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基本内容,评分体系,使得项目在项目周期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的经验均得到的总结。第叁,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自身的特点,对土地质量进行后评价研究。使土地占补平衡不仅满足数量平衡,还对土地质量平衡提供评价依据。第四,从财务、经济、风险方面进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经济动态后评价,考察项目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财务上的可行性以及项目抗风险的能力。第五,对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社会影响、生态环境影响、可持续影响进行后评价。
钟毅[2]2007年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文中指出从2001年土地整理项目实施以来,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工作均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促进土地整理工作持续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土地整理应有的作用,本文以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为题,以期推动包括后效益评价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根据后评价和土地整理的内涵,本文构建了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内容框架,提出了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的定义,并对其内涵、评价的原则、与前期效益评价的区别进行了分析。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上,本文从现代控制和反馈理论、费用一效益分析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四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评价方法上,探讨了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这四种后评价方法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上的运用。在对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内容剖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湖南省祁东县屯丰土地整理项目,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前后对比法进行了实例研究。实例研究结果表明,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的反映项目实施所实现的真实效益,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刘向东[3]2008年在《黄河故道地区土地整理项目综合效益评价研究》文中认为土地整理作为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不仅要重视补充耕地数量,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而且要在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土地整理活动中仍有一些地方存在重数量、轻质量、忽视生态保护、追求高品位设计等错误倾向,因此我们必须把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作为土地整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观、准确的效益评价来促进土地整理的良性发展。但目前我国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方面研究还较少,评价方法多以定性描述为主。因此,建立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土地整理综合效益定量评价的方法不仅可以丰富土地整理的理论,而且对规范与指导土地整理的实践活动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系统研究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以南乐县黄河故道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清丰县韩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南乐县张果屯土地整理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走访和专家问卷调查,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社会公平、农业生产、环境友好、资源利用、经济回报等六个方面选取60个评价指标建立土地整理项目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结合德尔菲法确定土地可持续利用、社会公平、农业生产、环境友好、资源利用、经济回报的权重分别为0.2715、0.1898、0.0874、0.3405、0.0380、0.0427,从而确定了各评价指标间的相关联系。最后运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叁个项目整理前项目区的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价结果为29.88、31.52和27.70,整理后的评价结果为83.91、76.62和75.82;叁个项目效益等级评定结果分别为优秀、良好、良好;通过整理前后效益评价结果的对比,南乐县黄河故道土地整理项目效果最为显着;根据评价结果,土地整理项目的建设规模和投资额对土地整理项目综合效益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土地整理综合效益评价应当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评价区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3)本研究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基本上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出项目区土地整理产生的综合效益,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可以为黄河故道地区下一步开展土地整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为了提升黄河故道地区土地整理项目综合效益水平,提出以下建议:1)加强土地整理对景观生态方面影响的研究,科学界定土地整理综合效益内涵;2)按照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的要求,实施区域性土地开发整理工程;3)结合土地整理项目实施,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王瑷玲[4]2006年在《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及其项目后评价研究与应用》文中认为自国家重新提出土地整理以来,全国广泛开展了土地整理实践,并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解决“叁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初期的土地整理以增加耕地为主要目标。随着土地整理事业发展,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等目标逐渐得到重视,但是由于耕地质量、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性及难以量化性,区域土地整理规划对其难以定量要求。科学的区域土地整理应在综合分析区域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定量确定土地整理时空分布基础上进行。随着土地整理实践的开展,目前已有大量项目竣工验收进入运行阶段,这些项目决策是否正确、预期目标和效益是否实现等尚不明确,急需进行后评价。因此进行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及其项目后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地进行区域土地整理目标时空配置、土地整理模式空间配置和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已成为当前提高区域土地整理规划水平和项目决策管理水平,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持我国土地整理事业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及数学定量评价模型对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及其项目后评价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在系统分析、总结国内外土地整理研究动态和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区域土地整理时空配置的理论基础,认为配置内容包括土地整理目标时空配置和土地整理模式空间配置。2、提出了当前我国开展土地整理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体包括五个子目标:增加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和景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利用GIS技术和数学模型,研究了区域土地整理目标时空配置的理论和方法:以地貌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迭置划分评价单元;根据土地整理措施对土地整理目标的影响,分目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土地整理措施对评价指标的影响和评价指标对土地整理目标的影响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根据土地整理的目的和成本效益最大化原则,建立单因子评价隶属函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指数和法的综合评价模型。研究提出区域土地整理在空间上分为整理区和不整理区,整理区在时间上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根据土地整理目标评价结果将区域土地整理划分为四区叁期:近期土
艾亮辉[5]2004年在《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人均耕地少，后备资源不足，且多分布在生态脆弱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耕地锐减，土地质量退化加剧，土地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人地矛盾不断尖锐。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我国田坎、沟渠、田间道路分别是土地利用中等集约水平国家的2倍、2.5倍和3倍以上，通过对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增加耕地的潜力在533.3万公顷以上。针对我国土地利用的这种现状，国家不断加大土地整理的投资力度，仅2001至2003年，国家预算投入的土地整理资金就超过50亿元，各级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在本行政区域内推进土地整理实践。 但是，国家和地方的巨额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是否达到土地整理预期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地矛盾，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提高了农民的收入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在开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与回答。开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有利于找出土地整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促使项目最大程度地实现预期目标，提高土地整理决策水平，实现对项目实施的监督和考核，并最终保证土地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属于政府投融资的基础性项目后评价，与其他类型项目后评价比较，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在评价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有其固有特性。本研究以土地整理项目的性质与特点为基础，构建了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框架体系。具体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 (1)．研究了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内涵、特点、定位及其与相关项目后评价的关系。在分析国内外土地整理及相关项目后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国内外项目后评价发展的趋势及对我国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启示，明确了我国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发展方向。 (2)．在总结已有的土地生产能力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土地整理项目生产能力后评价的内涵，分析了影响土地整理项目生产能力变化的因素，构建了土地整理项目生产能力后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应用指数评价和因素分析方法，评价得出了因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使樟新公路东畈项目的生产能力指数由100提高至241.7。其中，因土地整理实施改良了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使项目生产能力增加了104.7%，因土地整理项目实施新增有效耕地面积，使项目生产能力提高了40%。 (3).构建了土地整理项目经济后评价的指标体系，研究了项目财务收入与成本、经济效益与费用的识别方法，并应用报表调整与指标差异分析方法，评价了樟新公路东贩土地整理项目的经济效益。结果表明，项目实际的财务内部报酬率比预期提高了30.5%。其中，项目投资额的超预算使内部报酬率下降了2.0%，农产品成本提高使内部报酬率下降了2.2%，产品产量增加使内部报酬率上升了30.0%，农产品销售价格提高使内部报酬率上升了4.7%。 (4).在外部效益理论的支持下，分析了土地整理项目影响后评价的内容构成，构建土地整理项目影响后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规范性指标计算和描述性指标量化的方法，并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项目进行实证评价。结果表明，樟新公路东贩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外部影响效果属于m一W级的隶属度为0.73。其中，项目实施对社会经济影响属于IV一V级的隶属度为0.59，对生态环境影响属于I一n级的隶属度为0.58，对景观影响属于n一m级的隶属度为0.59，对资源影响属于m一W级的隶属度为0.97。 (5).以复杂系统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土地整理项目可持续性后评价的内涵及内容，构建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可持续性后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应用逻辑框架法，评价得出樟新公路东贩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经营管理比较成功，在规划的经济寿命期内具有可持续性，且具备再投资建设的可行性。 (6).研究了易于推广和管理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报告撰写的要求、内容及格式。根据现代组织理论，研究了适合推广的土地整理投资项目后评价的组织方式，探讨了开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机构及反馈机制。
潘志伟[6]2012年在《平凉市土地整理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土地整理项目效益评价是土地整理项目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进行土地整理的根本原因，经济效益研究是土地整理效益研究的重要内容，经济效益的高低是土地整理项目成败的直接体现。本文首先对大寨乡土地整理项目的研究背景和意义进行简单介绍，同时对项目区的基本概况进行说明，从而提出该土地整理项目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合适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区进行经济效益评价，对该项目带动的整体经济效益作出综合评价。目前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中，经济效益分析评价是衡量土地整理投资效益的重要指标，而各种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又是多种多样，本文将各种常见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并以平凉市大寨乡土地整理项目的相关基础数据为材料，通过运用前后对比法、静态效益、动态效益分析法对项目区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对该项目预期销售单价，产量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从而对该项目作出风险评价。研究结果如下：（1）通过前后对比法分析，耕地面积增加率为29.81%、有效耕地面积增加率为47.86%、农民单产增加值为1020kg/hm~2、农民年纯收入增加值为86.13万元、项目区总产值增加量为455386.8kg、土地利用率增加值为47.86%。（2）通过静态经济分析，该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7年、投资收益率为14.11％、单位面积增加净产值为0.41万元/hm~2（3）通过动态经济分析，该项目动态投资回收期为10年、净现值为88.11万元、内部收益率为7.31%。（4）通过敏感性分析，在单因素变动的情况下，平均销售单价和平均产量对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收期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因而销售单价和产量是大寨乡土地整理项目较为敏感的因素。该项目的经济效益是显着的，通过整理，大寨乡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耕地质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于当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市场化，促进当地及周边乡镇农村和农业持续发展，以及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需要紧密关注项目区各因素变化情况，保持正常的抗风险能力。
孙钰霞[7]2012年在《重庆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评价》文中提出从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的实践来看,土地整理正慢慢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方向演化,可持续土地整理是未来土地整理发展的重要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土地整理大规模有序开展以来,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农村进步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为缓解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人地矛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我国土地整理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重视增加耕地数量,轻视提高耕地质量,重建设轻管护,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和权属调整等问题,这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可持续土地整理的理念相悖。面对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已经十分困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时代背景,反思我国90年代末以来土地整理实践中的不足,推动可持续土地整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是土地整理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而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典型项目的评价上,开展宏观层面的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十分必要,加之现有的微观评价尚未提炼出普遍影响土地整理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或指标体系,如果土地整理项目区域变化或尺度放大,则其适应性有待考证。另一方面,受制于数据采集的困难,目前从时间跨度展开的土地整理评价研究多集中在土地整理绩效评价和投资评价上,缺乏区域较长时间跨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因而不能综合反映土地整理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重庆市是我国西部地区年轻的直辖市,1997年直辖以来,全市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城市建成区加速拓展,叁峡大坝及其移民后靠工程顺利完工,期间对土地资源和耕地保护形成了较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全市的土地整理不仅担负着保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占补平衡,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还担负着保证叁峡库区稳定与发展的重任；从时间跨度来看,直辖后重庆市的土地整理发展过程也能够反映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推进土地整理以来的动态发展特征,是我国土地整理发展的一个地方缩影；另一方面,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叁峡库区,具有特殊的生态区位,加之全市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水土流失与岩溶石漠化作用活跃,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其土地整理也尤其特性。以重庆市为例,开展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研究,对于促进西南地区可持续土地整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鉴于此,笔者选用重庆市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直辖以来全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论文梳理了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的发展历程与特征,总结发现,可持续土地整理是土地整理发展的必然趋势。(2)论文在分析土地整理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内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定义。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内涵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领域的可持续性。从宏观上来看,土地整理有很强的外部性,可持续土地整理应在保证所引发的环境损害和生态损害最小的前提下,缓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压力,同时尽可能的将土地整理与景观建设、村镇发展等内容相结合,努力实现外部效应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宏观基础。从微观上来看,包括叁个方面,首先,通过土地整理,要能够解决制约当前土地利用的主要问题,增加耕地面积,保护并提高土地的自然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力,增强土地的抗风险能力,这是可持续土地整理的自然资源基础；其次,土地整理作为一种工程技术活动,其可持续性还体现在项目本身的投入产出关系上,既要注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规模化、集约化水平,提高土地整理的直接效益,又要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这是可持续土地整理的经济基础；最后,土地整理作为一种权属调整行为,其可持续性还体现在,在不损害土地权利所有者权益的前提下,能够合理的调整、分配土地整理收益,得到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是可持续土地整理的社会基础。(3)论文分析了国内外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其相关评价的研究进展,重点分析了目前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目前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评价的主要不足在于：①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是一种涵盖宏观与微观的、多维度多目标的综合评价,是一定时期宏观层面政府发展目标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可行性之间的一种协调性评价或耦合评价,也是微观层面具体的工程技术措施引发的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一种协调性评价,前者可以衡量区域土地整理项目实践的宏观效果,有助于科学安排区域土地整理进程和完善宏观管理决策,后者可以衡量土地整理项目实践的微观效果,保障项目规划设计与方案实施的合理性。而目前的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微观典型项目的评价上,加之现有的微观评价成果中尚未提炼出普遍影响土地整理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或指标体系,如果项目区域变化或尺度放大,则其适应性有待考证,因而开展宏观层面的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完善微观层面的土地整理评价方法十分必要。②虽然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开展了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但受制于数据采集的困难,其评价缺少一定的时间跨度,不能较好的反映区域土地整理发展全貌及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③由于区域的整体性与异质性,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土地整理项目,分区开展土地整理可持续性对比研究十分必要。④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土地可持续利用,而目前的评价往往停留在“就评价论评价”的阶段,尚未通过评价去揭示土地整理立项、规划设计、建设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内在机理,尤其缺乏对微观层面工程技术重点、措施与可持续之间内在机理的分析,因而尚未提出针对性的政策措施。(4)论文剖析1997年重庆直辖以来土地整理发展的特征及其机理。特征：1999年及以前,重庆市土地整理发展缓慢,土地整理项目数量少、规模小、投资小。2000-2010年,全市土地整理基本稳步发展,土地整理项目的数量、投资、实施规模、新增耕地等指标全面放大,并在2009年形成一个峰值。不同级别土地整理项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十地整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在于：①不同的投资主体有不同的目标导向,不同的目标导向决定不同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这是土地整理发展的内在动因；②土地资源禀赋差异是形成土地整理空间分异的基础。③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占补平衡制度是土地整理发展的外在动因。(5)论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构建土地整理的运行机制,为分析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影响因素,构建可持续土地整理评价的指标体系奠定基础。(6)论文应用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并结合熵权法和TOPSIS方法,从宏观层面对重庆市十地整理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定量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重庆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可持续评价值基本位于0.2-0.6之间,属于弱可持续性。从时间发展来看,其可持续评价值基本呈现为一个倒U型形状,其中,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相差近3倍,变化幅度很大,说明土地整理可持续性不太稳定。宏观层面影响土地整理可持续性的原因在于：①生态退耕、建设占用耕地(包括叁峡工程淹占)是导致重庆市土地整理可持续水平较低的主导原因；②耕地占补平衡状况是影响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相关性并不大；③耕地资源状态是其中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因素,也是前期土地整理实施情况的一种反馈。(7)论文在划分土地整理目标功能区的基础上,结合分区选点,采用基于层次分析的模糊综合评判法,从微观层面对重庆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展开定量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叁大土地整理目标功能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均为中,为弱可持续发展状态,这与宏观评价的结论相同。土地整理普遍在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完善农田水利交通基础设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单项效益来看,大都市近郊农业导向型土地整理区的经济效益较好,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地整理效果与区域资源禀赋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水平不高,主要原因不尽相同。就共同原因来看,一是投资不足；二是土地整理普遍重视新增耕地面积,对改善耕地质量重视不足；叁是山地丘陵地区土地整理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四是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8)论文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评价结果,探讨了促进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一是可持续土地整理需要结合区域实际,体现区域差异。二是将提高耕地质量、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和改善耕地资源状态放在土地整理的首位。叁是加强资金投入和对区县级土地整理发展模式的引导。四是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规划、土地整理项目方案设计、工程技术方法与程序的比选研究,增强其科学性。五是注重3S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结合应用,实现对土地整理可持续评价的动态监测。论文的可能创新点在于：(1)论文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土地整理的运行机制,通过分析土地整理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管理制度共同作用下的“妥协”过程,以及区域土地整理集合、微观土地整理模式对土地利用单元和土地功能的实施结果,为分析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据此,建立了可持续土地整理评价的指标体系。(2)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尺度对土地整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转变了过去对微观单个项目抽样评价的思路,在完善土地整理评价理论与方法方面具有一定创新性。(3)论文注重对土地整理空间分异现象规律的分析,在微观层面结合土地整理目标功能性分区进行评价,总结了不同区域典型的土地整理模式,对指导不同地区的土地整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4)论文研究发现,传统的土地整理管理决策和较落后的技术支撑体系是导致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提出科学统筹安排区域土地整理进度与模式,重视耕地质量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土地整理的关键,
陈超[8]2006年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文中认为从2001年土地整理项目实施以来，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工作均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促进土地整理工作持续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土地整理应有的作用，本文以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为题，以期推动包括后效益评价的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 根据后评价和土地整理的内涵，本文构建了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内容框架，提出了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的定义，并对其内涵、评价的原则、与前期效益评价的区别进行了分析。 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的理论基础研究上，本文从现代控制和反馈理论、费用—效益分析理论、系统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四个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研究；在评价方法上，探讨了对比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这四种后评价方法在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上的运用。 在对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内容剖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湖北省鄂州市土地整理项目，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前后对比法进行了实例研究。实例研究结果表明，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的反映项目实施所实现的真实效益，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继道[9]2012年在《土地整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的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紧紧围绕土地整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深入研究了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的概念内涵,并从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的角度,分阶段探讨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对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创新项目管理模式,提高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的策略和措施,主要研究工作与成果如下：(1)完成了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基本概念的界定与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的研究体系之构建。首先,在总结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的价值目标主要由结果目标和功能目标集合而成。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测度要以价值目标为基础,效率指标分为结果效率和功能效率两种,结合土地整理项目的特征,其投资效率测度应遵循结果取向和过程取向等价值取向。其次,从项目全寿命周期角度出发,土地整理项目可以分为投资决策、建设管理和运营管护等叁个阶段,针对项目的每一过程,分别构建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分析框架。(2)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决策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决策模式具有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特征,在多层委托代理链中,实现了产权两个方向的转移,并存在政治委托、行政委托和半行政委托等叁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链条中产生的委托人问题和代理问题是影响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的关键性问题。文中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构建模型,阐述了在项日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效率损耗机制,委托代理链条越长,初始政策的扭曲就越严重,而造成资金在决策过程中的损耗也就越大。(3)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文中分析了建设管理中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特征,研究了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管理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通过建立博弈数学模型,对项目建设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创新土地整理项目建设管理模式提供了可靠的理论论证。具体建议如下：①实行土地整理项目的市场化代建模式；②实行按工程施工进度报账的资金管理制度；③培育项目建设管理中相关主体之间的信任机制。(4)土地整理项目运营管护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对于土地整理项目运营管护,应推进公私合作,打破项目公共产权的制度缺陷,因地制宜地运用承包、租赁、拍卖、参与管护、自主管护、股份合作制和用户协会等多种模式,提高项目运营效率。(5)土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增耕”效果为：①2001～2010年期间,湖北省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面积数量累计达到31025.01公顷,年均新增耕地达到3102.50公顷。其中,国家级项目对新增耕地面积的贡献率达到62.99%。这十年期间,在年度新增耕地变化趋势上,新增耕地数量呈现出先减少,后陡然增加,再减少到一个稳定水平后,之后再陡增的特点。从项目建设规模的角度看,2001～2010年期间,湖北省上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面积数量总共达到31025.01公顷,年均新增耕地达到3102.50公顷,年均新增耕地率为4.27%,但新增耕地率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从土地整理项目投资规模的角度来看,2001～2004年,土地整理项目单位投资的新增耕地而积均超过了0.05公顷/万元,基中2001年的单位投资新增耕地面积最高,达到0.1362公顷/万元,2004年的单位投资新增耕地面积最低,但也达到了0.0540公顷/万元。②土地整理项目“增耕”效果的区域差异。首先,传统农业地区的新增耕地面积大,其中,平原地区的项目数量多,投资规模大,新增耕地多,山地和丘陵地区新增耕地数量相对较小。其次,新增耕地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新增耕地面积则较少。第叁,从土地整理项目建设规模的角度看,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率水平较高,平原地区土地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虽然在山地和丘陵地区进行土地整理的获取新增耕地的潜力较大,但其单位规模投资也较大,相对于平原地区而言,需要的资金投入也更多。(6)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实证检验表明,土地整理项目投资与粮食总产量之间在指数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每升高一个单位,粮食产量将升高7.604158个单位。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土地整理项目投资与粮食产量增长的相互Granger因果关系比较明显,二者互为因果,这说明,土地整理项目投资能够带来粮食产量的增长,粮食产量的增长又进一步刺激了土地整理项目投资的增长。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当前湖北省的粮食产量增长还主要时靠各种投入的增长,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决定了湖北省粮食增产的相当部分,而这其中土地整理项目投资对粮食的增长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湖北省土地整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提高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基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有关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理论与实证、案例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角度,分阶段深入研究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揭示了有效提高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的内在机理,并以湖北省为例,对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测度,并分析了项目管理没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突破了国内现有研究至今仍局限于具体项目或政策等宏观层面的探讨,拓宽了我国土地整理项目投资效率问题研究的视野；在方法上,使研究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在成果上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和能适用于不同地区类型各异的土地整理项目的管理模式,对于促进我国土地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刘晓琳[10]2016年在《宁夏惠农区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2010-2014年间平均每年有22万hm~2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加上对耕地的长期投入不足,我国耕地质量普遍不高,中低产田居多,且退化严重,全国约叁分之一的土地受到侵蚀。此外,土壤污染现象也很严重,化肥、农药使用量高,但利用率低,地膜使用量更是远超国际水平,受工业污染的耕地面积超过500万hm~2。面临如此严峻的耕地保护形势,我国大力开展土地整治,一方面可以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缓解人地紧张的矛盾;另一方面还可以治理土地退化,提高耕地等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2001年以来,全国通过实施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共增加耕地面积362.43万hm~2。开展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不仅可以判断这些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和取得的效益情况,还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的土地整理项目,提高投资决策水平,更好地发挥出项目的综合效益。基于上述背景和意义,本文对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首先,阐述了项目后评价的基础理论,包括后评价的内涵,目标、过程、经济、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的评价内容,对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逻辑框架法、成功度评价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五种常用评价方法。其次阐述了土地整理的基础理论,包括土地整理的含义、特点、内容,然后将项目后评价理论运用到土地整理项目中,分析研究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的内容和方法,以综合效益为总目标,从过程评价、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四个方面选取规划设计变更率等12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宁夏惠农区燕子墩乡土地整理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查阅资料等方法计算各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专家咨询法建立隶属度矩阵、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评价等级。该项目过程评价、经济效益评价、社会效益评价、生态效益评价、综合效益评价的等级分别为部分成功、基本成功、成功、部分成功、成功。结果表明燕子墩乡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总体上是成功的,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改善了项目区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民人均年收入的提高。但是在前期规划设计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对于生态效益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建议在今后的土地整理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规划设计方案的调查论证,提高方案的可行性与准确性,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更加注重土地整理项目的生态效益。
参考文献：
[1].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D]. 余忠. 昆明理工大学. 2007
[2]. 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D]. 钟毅. 湖南农业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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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庆市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评价[D]. 孙钰霞. 西南大学. 2012
[8]. 土地整理项目后效益评价研究[D]. 陈超. 华中农业大学. 2006
[9]. 土地整理项目管理模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D]. 张继道. 华中科技大学. 2012
[10]. 宁夏惠农区土地整理项目后评价研究[D]. 刘晓琳. 兰州交通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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