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崎[1]2004年在《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机制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及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汽车跨国集团通过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甚至构成对中国汽车产业的极大威胁。本文基于跨国公司控制国际合资企业相关理论的前期研究,以现代企业理论中的控制权理论为指导,对合资企业所有权、治理结构、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控制效率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混合博弈思想,对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控制、知识控制原理及技术转移可行集进行了研究,并对股权、组织、知识控制方式中的控制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分析的结果表明:(1) 跨国公司对国际合资企业的控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且可以实现合资企业价值的最大化。(2) 在没有股权限制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有的优势资源,倾向于获得合资企业中的多数股权。(3) 合资期限越长,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平均水平越高;在对合资企业一定的稳定性预期下,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可行集由IJV的技术转移受益系数、合资伙伴的技术转移受益系数共同决定。论文结合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实际,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整车)合资企业中的控制方式、机制与总控制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知识控制是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主要方式。(2)在中国汽车合资企业中,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对品牌、技术、营销渠道、采购渠道、总经理职位、企业哲学等方面的机制来实施其控制。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1)运用博弈论思想构建了合资企业中的股权决策模型和技术转移可行集,解释了跨国公司获取股权优势地位的原因、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因素。(2)关注了跨国公司在不同产业领域中控制方式、控制机制的差异,并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汽车(整车)合资企业中的主要控制机制进行了识别。论文对于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汽车产业政策的制订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天骄[2]2011年在《FDI对中国内资汽车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FDI的载体——跨国公司是绝大多数前沿技术的创新者,也是全球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主体。由于技术具有广泛的外溢性,引进FDI与跨国公司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另外,由于技术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高昂的市场交易成本,许多技术都采取内部化使用的方式,越是先进、尖端的技术,越不容易通过外部市场获得,因此对于发展中东道国来说,有效发挥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显得格外重要。国内外的现有研究成果表明,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大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是每个发展中东道国都能从FDI中获取这份重要的收益的。因此,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具体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规律,通过适当的政策促使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和提高,是十分必要的。一直以来中国汽车产业选择的是一条“以市场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的合作道路,不可否认,外资的进入对中国汽车产业制造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我国企业的科研投入和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本土汽车企业正处在“边缘化”的危险当中。以“市场换技术”的开放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究竟如何是需要我们迫切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中微观机理,即技术溢出效应是如何在外资或跨国公司与内资或当地企业之间发生的?理论上还缺少深入的研究。绝大多数涉及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文献(Caves,1974;Findlay,1978;Das,1987;Wang和Blomstr?m,1992)都将技术溢出效应视为由于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而“自动”发生的,忽视了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在技术溢出效应发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对于客观条件也就是相关的制约因素,如当地的制度、当地企业的技术条件和东道国的市场条件等,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立足于跨国公司的投资在汽车内资产业的影响这一个层面,并着眼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首先总结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实践过程,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以及影响因素,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汽车产业及其内资产业在FDI溢出效应作用下的发展程度。最后做出实证检验。从而分析评价我国汽车产业FDI的溢出效应成效。并提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本土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评价溢出效果的决定性指标就是自主创新能力的变化,因此从专利申请角度、外国市场占有角度来评估之。在分析影响技术溢出的因素时,首先,国家的整体产业政策对汽车产业的企业组织产生深远的影响,深刻影响企业的组织效率,从而最终影响内资汽车产业的发展绩效。因为无法评估某个政策的绩效参数,我们只能用汽车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从结果上反映汽车产业政策的绩效。其次,内外资之间的竞争程度影响内资企业对技术感受,将影响技术溢出效应;最后企业自身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起着决定性作用。FDI进入中国汽车产业后,到底对中国汽车内资产业发展影响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全面的研究,重新审视FDI的利与弊,才能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利用FDI带来的有利因素,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的整体水平,以培育民族汽车产业的内生技术能力。中国通过FDI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汽车产业,FDI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的溢出效益怎样?收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及FDI对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发展的影响如何?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资本来源,引入FDI的目的是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最终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FDI技术外溢的途径是外资促进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FDI技术外溢的结果是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实现技术外溢的关键,内资企业吸收FDI技术外溢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效应分析的基本理论涵盖技术外溢、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FDI技术外溢的过程是外资促进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FDI技术外溢的结果是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实现技术外溢的关键,内资企业吸收FDI技术外溢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本文主要采用定性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以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汽车产业FDI的发展情况,包括其在华直接投资的历程、特点和发展趋势,接着从整个产业的角度定性分析汽车产业在华直接投资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负面影响。再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以及影响因素。最后从实证角度予以检验,得出结论。通过对内资汽车产业吸收FDI技术溢出对其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利用外资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将会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有:菲德两部门理论、CD生产函数、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协整理论、知识生产函数。
王江[3]2010年在《产业技术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指出技术扩散是技术创新取得社会效益的源泉,一项新技术的经济效益主要来自于它的扩散。产业技术扩散是将先进的技术扩散到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以促进新技术在其他企业和社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对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的技术升级,提高产业的创新绩效,以及对社会的经济增长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产业技术扩散是一个连续而缓慢的过程,它使新技术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推广和应用,从而提高产业内各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产业内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因此产业技术扩散不仅关系到技术新成果自身价值的实现,而且对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提高科技投入的经济效益,有效地将新技术扩散到行业、部门或其他领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产业技术扩散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技术学习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技术扩散理论、技术转移理论、产业技术及其生命周期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等,为产业技术扩散理论的研究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背景和铺垫。其次,文章从产业内部和产业外部分析了影响产业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之后,对产业技术扩散的动因、产业技术扩散的过程以及产业技术扩散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再次,阐述了产业技术扩散的机制,并对动力机制、供求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中介机制五种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在阐述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产业技术扩散的效应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扩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扩散的促进策略。
刘细良[4]2010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势头强劲,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也使我国面临严重冲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究竟有何影响?政府规制与跨国并购的关系如何?政府如何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系统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不仅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有效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基于FDI与企业并购两个视角分别探讨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前者除系统分析传统的六大FDI理论外,还增加了逆向技术溢出动因这一最新理论、后者增加了产业组织与速度经济性动因理论；提出了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双刃效应”(正、负效应)这一新名词,并从经济、环境两个方面,从国家宏观、产业中观与企业微观叁个层面细化了跨国并购的效应理论；在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契约规制、利益集团与激励规制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跟踪西方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如规制公共实施论),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方面入手,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并购规制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重点剖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双刃效应”,包括市场结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竞争力等宏观经济效应,技术外溢与转移、自主品牌、资产价格、公司治理结构等微观经济效应以及产业中观经济效应,为对其进行经济性规制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的要求,更注重研究其环境效应,为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奠定基础；列举了主要行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规模、来源、主体、区位、方式与行业变化等新动向,为规制外资并购找到现实理由；在系统梳理我国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外资政策与审查制度后,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重要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和大小不一。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显着影响,而社会性规制特别是环境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表明强化环境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不会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家、国际两个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处理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应调整我国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与适度强化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其次,提出了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多元化总体目标、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再次,引入规制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的初步构想；最后,提出了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立足本国,着力完善我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与安全审查制度及其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掌握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谢伟[5]2015年在《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汽车产业具有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就业面广和消费拉动大等特点,近十年来在我国取得了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汽车拥有量的急剧增长,由汽车生产、制造及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开始引起广泛关注。如何能够在保持汽车产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和为国人提供生活便利的基础上,更加环保、绿色的进行生产、制造和运输,成为摆在我国汽车制造企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在生态化背景下,我国汽车合资企业亟需通过生态化运营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制造水平、本土化竞争力和实现快速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机理,构建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及其实现机制,设计生态化运营效果评价体系,对于我国汽车合资企业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和绩效、实现跨越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在界定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及生态化运营的内涵与理念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特征、规律与内外部影响因素,并构建了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态化运营的动力因素和有关规律;设计了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并从本土化主导设计、用户参与设计和平台化开放式创新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研发模式,从柔性精益生产、绿色制造和数字制造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制造模式,从CRM营销、体验式营销和O2O营销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营销模式;构建了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实现机制框架,从生态化技术创新筛选、基于供应链的生态化协同创新、基于互联网的生态化创新支持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技术创新机制,从投融资、资金配置和资金运营监控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运营的资金支持机制,从团队分类组建、团队学习与培训和团队创造力持续提升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运营的团队建设机制,从合资双方利益协调、股东层面的多层次合作和合作共赢机制创新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运营的激励约束机制,从文化差异性识别、文化冲突控制和文化融合叁个方面构建了生态化运营的文化整合机制;构建了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提出评价反馈策略;最后以北京现代汽车为实证对象,分析了其生态化运营发展历程、生态化运营模式现状并评价其生态化运营效果,优化设计了生态化运营模式并提出模式实施策略。本文有关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及其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丰富汽车合资企业运营管理理论,而且可为推进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我国汽车制造企业的生态化运营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畅[6]2018年在《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文中研究表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当前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重大议题。加强创新能力,提升实体经济水平,迈进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是当前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创新与新产品开发对于现代商业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着。然而,新产品开发往往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企业往往借助合资或合作等战略联盟形式进行新产品开发,以期实现风险分担与优势互补。改革开放后,中外合资企业模式开始进入中国。四十年来,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外合资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困惑与挑战。从企业基础资源观理论的视角分析,组织之间的合资合作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然而,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合资企业间由于资源禀赋及实力等因素的差异,可能导致在合资合作过程中占据关键性、稀缺性资源的一方在组织间的权利博弈与决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优势。典型问题如在合资企业内部管理的过程中,中方企业往往缺乏与其股权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占据关键性、稀缺性资源的外方合作者,往往凭借其所拥有的权利对合资企业及组织成员施加更多的影响。这种权利不平衡不利于合资企业经营的程序公平性,对跨职能整合活动、以及新产品开发成功带来不利影响。现有研究认为在合资合作等战略联盟形式成为组织获取竞争优势重要途径的同时,组织也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联盟以提高组织绩效的挑战,特别是在跨文化组织的情境下,组织面临更为复杂的管理考验,公平理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指导。基于创新管理实践问题和新产品开发战略决策的重要性,本研究在借鉴资源理论、组织公平理论、创新与新产品开发理论等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新产品开发成功和新产品导入战略的理论模型。以此模型为基础,探讨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前因、中介和调节因素,试图将组织公平理论引入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问题研究,从个人及组织层面揭示程序公平对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探索性建立并验证了“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新产品开发成功”的理论模型,同时,分析了新产品导入战略这一环境因素在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以及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关系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本研究在汽车制造业中选出两家中外合资企业叁款车型的新产品开发活动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对这两家企业进行案例分析,从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提取关键行为,为本研究模型命题的合理性提供初步支持。此外,为了验证本研究问题的普适性,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在长春、上海、广州、武汉和北京等地区的中外汽车合资企业发放问卷,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和结构方程的方法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实证分析,利用收集到的150份问卷中的97份合资企业车型样本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全部假设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本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合资企业程序公平与企业跨职能整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合资企业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2)合资企业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3)跨职能整合在合资企业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起中介作用。(4)合资企业新产品导入战略在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起调节性作用,相较于进口导向型战略,本地导向型战略下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正相关性显着增强。(5)合资企业新产品导入战略在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起间接调节性作用,相较于进口导向型战略,本地导向型战略下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正相关性显着增强。本研究立足于创新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新产品开发,基于创新管理领域相关研究的不足,借鉴资源理论、组织公平理论和创新管理理论等研究成果,结合案例分析与问卷实证分析的方法,构建并验证了理论模型。研究将程序公平作为影响合资企业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前因,并将跨职能整合作为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的中介变量,揭示了程序公平对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影响,并结合新产品导入战略的差异性,深入探讨了新产品导入战略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现有创新理论,并回应了学术界关于创新管理研究中应针对中国语境下合资企业不对称依赖关系的产生过程与作用影响机理开展研究的呼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叁方面。(1)本研究将程序公平理论引入现有关于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的模型中,以更加准确地描述和解释中外合资企业语境下影响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关键前置因素。我们借助实地调研、以及案例与实证分析等方式对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学者从组织公平理论视角探讨合资企业创新与新产品开发成功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持。(2)本研究对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以及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与实证研究,丰富了创新理论在该领域的研究;通过构建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有助于拓展对中外合资企业语境下程序公平与跨职能整合对新产品开发成功所起作用的理解;此外,尽管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了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作用关系,然而对其在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中介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本研究检验并证实了合资企业跨职能整合在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充实相关理论的研究。(3)本研究也表明合资企业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关系,以及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的关系受新产品导入战略调节作用的影响,这也有助于解释已有研究对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之间关系的分歧。换言之,程序公平与跨职能整合对新产品开发成功的重要性受企业新产品导入战略抉择的影响。研究完善了创新理论的研究范畴,为从不同角度分析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提供了理论支撑。本研究对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对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影响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程序公平对新产品开发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程序公平有助于推动合资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活动,对于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管理实践中,合资企业管理层应充分重视程序公平及其相关问题,认识到合资各方团队成员的话语权和参与程度等因素可能会对新产品开发成功产生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也有助于相关从业者更好的理解中外合资企业特点以及文化差异等因素对管理实践所带来的挑战,合资企业如果能够处理好企业管理过程中的程序公平问题,有助于其提高其跨职能整合、新产品开发成功,以及其它相关管理任务中的绩效,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总之,理论研究及相关实践从业人员应该对程序公平在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也应该对跨职能整合在程序公平与新产品开发成功关系中的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予以重视,合理完善相关管理实践。最后,在考察合资企业程序公平及跨职能整合对新产品开发成功的影响过程中,有必要将新产品开发战略的调节性作用纳入战略规划的考量范围。通过全面、系统的理解以上全部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有助于推动合资企业新产品开发成功及其它相关管理任务的绩效。本研究希望对合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借鉴,推动新产品开发成功,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
郑晓红[7]2013年在《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后,科技的发展超乎想象,人类知识累积演进带来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知识累积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需要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吸收的制度来充分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就成了决定企业、国家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由于知识产权领域存在巨大的南北差距,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一直处于前列,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技术模仿的状态。目前这种知识产权领域的不平衡,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存在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普遍较低。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会体现不同的作用。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影响到某国国内的创新能力,而且直接影响跨国集团对外直接投资、跨国技术转移以及进出口贸易活动。本研究立足于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对与之密切相关的企业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进行了梳理。围绕着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主题,针对“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国际化”叁个层面从投资、贸易的角度设立人力资本、研发强度、市场竞争和法律制度环境四个变量构建模型、案例分析,分叁个专题对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经济效应、不同跨国经营模式下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具体案例分析。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究竟是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经济效应?企业跨国经营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其经营模式和经济效应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经营模式(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技术许可等国际技术转让或者合同管理)下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又是怎样的状况?专题一构建了经验知识作用于外商独资企业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的分析框架,突出了市场竞争优势和法律制度环境对企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国对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强弱认定经验和投资国知识产权所有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能力分析决策经验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传导途径,对外商独资企业经济效应增长都具有正相关作用,但相对而言,外商独资企业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维度上知识产权保护的程度对其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作用不很明显。这也许与外商独资企业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的寡占垄断效应、投资国的专利技术、版权、商标、商业秘密在东道国的学习传导效应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一因素有关。专题二重点研究了中外合资企业基于交易费用的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从市场保护合约的主体投资双方出发,针对汽车行业从市场主体交易费用加减的角度,在以上四个维度对企业经济效应的影响予以分析。基于行业的案例分析表明,在四个解释变量中,法律制度环境满足生产者层面对合资选择的作用最显着。专题叁基于本土企业国际化跨国经营知识产权保护视角重点研究国际贸易型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进一步探讨了本土企业国际化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学习借鉴路径。在跨国知识产权纠纷或者保护的经典案例基础上,采用专利保护覆盖率、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相关检验与回归分析,论证了市场竞争维度的突出作用。基于叁个专题研究的结果,针对跨国经营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给出如下政策建议：①鼓励中国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实行跨国经营的战略决策应长期坚持贯彻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华外商独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下受经验因素影响决定跨国经营模式的选定和经济效应的利益最大化,我国政府应维系知识产权保护法制环境应对在华跨国公司独资化。②在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活动中,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作用,预防跨国公司在了解我政策制度现状,市场扩张模式,深挖我国自己培养的人力资源后而最终选择独资完全控制,造成独资企业技术、品牌的垄断,主导市场走向的风险；同时我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也可借鉴采纳签署补偿性协议保护知识产权的办法。③在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关注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市场竞争优势,加强自主研发,加强科技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④拓展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企业经济效应维度,有针对性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凸显对企业跨国经营模式选择和经济效应的作用。
张云逸[8]2009年在《基于技术权力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地方企业网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增长载体，并因此而受到了以马歇尔、克鲁格曼等为代表一大批新经济地理、管理学家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地方企业网络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增长要素发生了重要变化。支撑网络发展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优势要素逐渐被技术所替代。凭借所拥有的核心技术，一些生产型的跨国公司成为区域市场的控制者、网络的关键行为者，成为地方企业网络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跨国公司嵌入的地方企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权力不对称现象，并直接影响了该国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然而，基于网络内部权力平等的传统新产业区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上述新经济地理现象。因此，本文拟从区域经济关键发展要素——技术与关键行为者——跨国公司入手，研究网络内部权力不对称关系，进而摸清发展中国家地方企业网络演化机理，为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指导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服务。论文以导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权力与企业空间行为、企业创新”(08JA79004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上海地区中德企业网络构建的影响”(40371033)、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人文地理学”(B410)及上海市科委重点软科学项目“张江高新区产业布局规划研究”(076921010)等课题为支撑，通过对上海市汽车企业的访谈和实地调查，辅之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分析，对技术权力与企业网络演化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研究，笔者发现，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出现了重视“关系”转向研究的趋势，重视网络内成员间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网络动态变化的影响。格瑞非等学者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将权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网络分析中，侧重于权力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网络治理作用。但却忽视了网络不同发展阶段，权力作用机制及网络演化的空间和创新效应的差异；对关键行为者的市场和订单控制权的分析研究较多，对技术权力关注较少。区域发展实践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和获得技术已经成为决定发展中国家生产型企业网络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跨国领导公司在网络发展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技术权力运作方式，才导致地方企业网络具有了不同的发展特征和空间、创新效应。因此，建立技术权力与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的动态关系，是研究网络技术提升、创新发展及空间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论文在总结、评述了国内外权力及企业网络演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界定了技术权力的概念、内涵，论述了其作用的条件、方式以及技术权力与企业网络之间的关系。以“技术权力——领导公司——网络关系”为主线，以技术权力的空间作用和创新作用为支线，系统地论述了地方企业网络的空间指向、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及一般路径。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由德国大众和通用汽车引领的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的演化路径、技术权力作用机制、网络效应以及网络企业空间集聚的动力、领导公司对创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技术权力是新时代地方企业网络最为重要的演化力量。技术权力不仅具有一般网络权力的控制作用，同时具有独特的创新作用。技术权力的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领导公司的股权控制、技术锁定、标准控制、专利控制等方面；而其创新作用则体现在领导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技术示范、技术扶植、技术培训等。此外，技术权力依赖于一定的时空条件。只有在技术力量不对等、主客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下，技术才能成为一种权力，才能具有控制力。同时，技术权力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区。宏、微观技术通道是影响技术权力的重要因素。宏观技术通道主要包括领导公司母国的政策、自身的投资战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环境等，而微观技术通道则涵盖投资地的区位条件、区域创新环境发育程度、技术资源基础和产业基础等。技术权力在良好宏、微观通道结合的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第二，技术权力影响企业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地方企业网络的演化。领导公司利用技术控制、设立技术标准、加大技术转移服务等手段，影响相关企业的区位选择，进而促进了企业网络的空间行为和创新能力。在技术权力的作用下，地方企业网络的发展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网络组建期，技术权力是决定网络区位的关键因素；在网络成长期，技术权力直接影响着地方企业网络对网络外企业的吸引力；在网络发展阶段，技术权力的创新作用表现突出。在技术权力的作用下，地方企业网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从网络的组建期到发展期，网络成员的数量和质量不断上升，网络密度、强度逐渐增大，网络结构由垂直树枝状向水平方向发展，网络的功能亦由进口组装向生产组装再向研发转型，网络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即地方企业网络升级过程十分明显。第叁，少数整车制造公司主导着产业的发展及空间分布，技术权力对汽车企业网络发展影响十分明显。上海汽车企业网络是我国跨国领导公司介入最早、发育最为完善的地方汽车企业网络。在德国大众和美国通用汽车的技术权力作用下，上海汽车企业网络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企业网络的功能和结构不断完善，网络内成员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各类汽车研发机构高度集聚，本土企业开始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创新中心，技术权力对网络区位选择和创新的影响十分突出。在网络发展的初期阶段，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垄断地位，领导公司对本土企业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技术控制。而政府通过采取设立国产化率目标、引入新的竞争者、降低本土企业研发成本等措施，大大降低了本土企业对外资领导公司的技术依赖，提升了网络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了企业网络的健康发展。随着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上海汽车企业网络内部的权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本土企业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技术权力控制逐渐转变为技术合作。
陈翼杰[9]2011年在《关于我国合资企业中技术溢出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吸引外资,从而学习外资的先进技术并且为我所用,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进而增加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便是“技术溢出”,然而国内外研究显示,外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结果有正有负。因此,细化研究领域,明确研究对象在技术溢出的研究中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通过以中日汽车合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定性分析包括了,日方母公司因素、中方母公司因素以及合资企业中股权控制、组织控制等的争夺对中日合资汽车企业技术溢出具体途径的影响等。而定量的分析则包括了合资企业对中国汽车工业全行业、合资企业对中国汽车整车行业两个层面技术溢出存在性的实证分析以及通过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况讨论资本结构以及人力结构对技术溢出的影响。最后,在归纳定性及定量两方面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提出在我国汽车行业中,要加快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者有效地利用技术溢出的建议。
朱承亮[10]2013年在《自主创新、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文中提出在中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过程中,已存在并逐渐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产业内外的广泛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思路以及合资模式给我国内资汽车企业技术进步带来了怎样影响；二是当前加强自主研发是否是促进我国汽车企业技术进步、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唯一路径。其次,在理论方面,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与封闭经济系统中的经济增长研究相比,对开放经济系统中的内生经济增长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且现有理论大多着眼于宏观技术进步,对于微观企业技术进步的研究较少,特别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于吸收能力视角,将FDI溢出内生于企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文献更为少见。目前,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可能是基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关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较为鲜见。本文正是基于“技术溢出接受方”的吸收能力视角,从微观层面上探讨中国内资汽车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与技术引进的传导机制,从而研究国际技术溢出是如何影响我国内资汽车企业技术进步的。本文以我国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内资汽车企业的吸收能力为研究视角,对我国汽车企业技术进步路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于我国汽车企业而言,其技术进步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叁大方面：自主创新、直接技术引进、国际技术扩散。本文遵循“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探讨了自主创新、直接技术引进、FDI技术溢出叁大路径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首先,为了对中国汽车企业技术进步状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文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别从分行业和所有制视角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了测度分析,阐述了内外资汽车企业的技术差距。其次,研究了自主创新与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汽车产业R&D产出弹性以及R&D、国外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再次,基于内资汽车企业吸收能力视角研究了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从产业以及产业内部不同类型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汽车产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一是从产业层面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整体汽车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二是从产业内部不同类型企业层面实证检验FDI对我国内资汽车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了FDI技术溢出渠道,基于内资汽车企业吸收能力视角识别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最后,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结合我国汽车产业现状,对如何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内资汽车企业技术进步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发现：(1)中国汽车工业技术进步明显,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从整体上看,1994-2010年间我国汽车产业年均TFP增长率为9.1%,TFP增长主要得益于纯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率的贡献较低,而技术效率改进主要得益于规模效率增长；从时间趋势来看,自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汽车产业TFP增长率均为正,且每年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TFP年均增长率为18.44%；从分行业角度来看,汽车行业的TFP增长率最高,其次为摩托车和车用发动机行业,再次为改装汽车行业,最后为汽车摩托车配件行业；从技术效率来看,我国汽车产业处于技术非效率状态,年均技术效率值为0.898；从所有制性质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TFP增长率最高,年均增长率为23.4%；其次为国有企业。(2)自主创新对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具有显着促进作用。规模报酬不变情形下的R&D产出弹性为0.6354,规模报酬可变情形下的R&D产出弹性为0.6460,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着；R&D产出弹性高出物质资本产出弹性10个百分点以上。(3)技术引进对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具有显着促进作用,R&D吸收能力对直接技术引进的作用为负。由于R&D吸收能力较低,导致R&D与国外技术引进的交互项对我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增长具有显着负影响。(4)FDI对我国整体汽车产业具有显着技术溢出效应,FDI产出弹性为0.782,且在1%的水平下显着,R&D投资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作用不明显,而R&D人力资本对其具有显着正影响。(5)FDI对内资汽车企业的挤出效应超过了其溢出效应,外资汽车企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对内资汽车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内外资汽车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不利于FDI技术溢出,增加内资汽车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FDI技术溢出,而增加内资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6)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分别是：技术引进、FDI溢出和自主研发。可见,目前技术引进和FDI溢出效应是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而自主创新才是提高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性内部动力,因而,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要挖掘和培育内部动力,而非依赖于技术引进和FDI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价值方面,丰富了开放经济系统条件下的增长理论研究；在实践价值方面,将此理论研究充分运用到微观汽车企业层面,这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有利于我国内资汽车企业技术进步,有助于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培育和发展。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忽略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等因素对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此外,基于汽车产业FDI数据的缺失,使得本文关于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精确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等等。
参考文献：
[1]. 跨国公司控制中国汽车合资企业的机制与实证研究[D]. 王崎. 重庆大学. 2004
[2]. FDI对中国内资汽车产业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王天骄. 吉林大学. 2011
[3]. 产业技术扩散理论与实证研究[D]. 王江. 吉林大学. 2010
[4].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D]. 刘细良. 湖南大学. 2010
[5]. 我国汽车合资企业生态化运营模式研究[D]. 谢伟.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5
[6]. 合资企业程序公平、跨职能整合与新产品开发成功[D]. 刘畅. 吉林大学. 2018
[7]. 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D]. 郑晓红. 湖南大学. 2013
[8]. 基于技术权力的地方企业网络演化研究[D]. 张云逸.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9]. 关于我国合资企业中技术溢出的研究[D]. 陈翼杰. 复旦大学. 2011
[10]. 自主创新、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D]. 朱承亮. 西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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