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曼[1]2004年在《贵州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模式与趋势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总体背景下,研究任何一个省的经济,都必须作为转型与发展中的区域经济来看待。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经济开放,中国最近20多年的工业化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区域间彼此开放,只有开放才能增强与改善区际经济关系,才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找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扩大开放、消除封闭与加强合作、克服冲突是区际关系合理化的要求与标志,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区域层次上的开放有二重涵义,即一个是区际开放,另一个国际开放,二者共同构成区域开放的内容。从区域经济的发展轨迹中,明显可见区域经济开放进程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二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握该地区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贵州这样一个内陆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开放的路径进行考察,揭示我国内陆欠发达省份区域开放模式,判断其未来发展趋向,力求在贵州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区域开放模式的选择与实现路径问题上有所突破,以期对促进内陆欠发达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所借鉴。 就目前来看,国内外关于贵州工业化与区域开放相联系的深入研究几乎没有,很多是相对于整个西部地区而言,本文力求从工业化与区域开放相结合的这样一个较新的角度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贵州这样一个内陆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开放的模式,并结合中国加入WTO、西部大开发和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形势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徐云松[2]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着,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着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叁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叁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罗丕[3]2011年在《包容性增长视域下欠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工业化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必经阶段,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第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以贵州为典型代表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指标有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欠发达地区的落后仍然存在,在某些特定地域内还有进一步恶化和加深的趋势,这必然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也极有可能延缓全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和速度。欠发达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工业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问题,一方面是我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另一方面又是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和高质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推力。本文结合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包容性增长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典型——贵州省为研究个案,以包容性增长视域下推进欠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模式构建为基础和分析框架,结合贵州工业化现状这个现实基础与对现状的审视,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视域下贵州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路径选择。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包容性增长等基础理论的研究概况,借以建立和夯实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厘清不同概念。通过对贵州省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工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和多项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分析贵州省在西部大开发十年来工业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力求分析贵州工业化进程缓慢、工业经济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并为本文进一步探讨贵州在新的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既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充足的实证材料。仅仅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显然无法解决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和矛盾,更无法实施贵州的包容性增长。本文力求突破传统的仅从技术经济的角度对新型工业化进行研究的研究范式,赋予工业化研究更多的人文关怀和多方位的研究视野。文章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层面,多角度探讨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如何在新的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既加速新型工业的发展又实现包容性增长,据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部分欠发达地区通过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基础理论,构建了包容性增长视域下的欠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模式。这一模式下必须通过如下个方面来共同推动新型工业化的进程：第一,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和产业结构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的；第二,走民生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工业化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第叁,走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缩小城乡差距；第四,走公平和平等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公平正义；第五,走生态文明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友好和谐；第六,走阶段重迭特征和跨越式特征的复合型工业化道路,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依据上述模型,文章还提出了包容性增长视域下加快贵州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率先将包容性增长理论应用于新型工业化研究尤其是指导欠发达地区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研究,不同于过去仅仅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研究新型工业化的研究范式,开启了工业化研究的新视角；(2)构建了包容性增长视域下欠发达地区新型工业化的模式,使欠发达地区在取得较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能解决当前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失衡问题,给予经济增长更多的人文关怀,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对于欠发达地区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3)针对研究个案贵州省,提出了贵州省实现包容性增长视域下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对策建议,以达到在促进贵州这样的欠发达地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统筹制度设计,实现社会均衡、和谐发展的目的,对国内广大欠发达地区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和典型作用。
金小波[4]2012年在《贵州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路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基础比较薄弱和基数比较小等原因，贵州与全国经济水平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导致贵州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工业化进程缓慢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贵州要摆脱贫困、追赶前进，需要寻找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口。大多数国家工业化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产业结构内部会迅速变化，工业化进程也会加快，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有关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模式的作了大量研究，但在如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前实现赶超和对加快工业化进程中某些产业的选择则显得不足。本文全面系统梳理国内外对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路径的相关研究，整理和归纳了“大推进”理论、不均衡发展理论、“蛙跳”理论及国内关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路径选择，这些理论给不同国家或地区加快工业进程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探讨了加快工业化进程与主导产业两者间的关系，认为从工业化本质来讲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向前演进的过程，而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选择是加快工业化路径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前提。通过比较不同主导产业相关理论和主导产业选择基准，为后面贵州主导产业选择提供理论思考和借鉴。从实践方面考察了贵州工业化进程与主导产业两者间的关系，回顾了从建国初期到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工业化发展历程，运用工业化理论从四个方面对贵州工业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价，本文认为：贵州工业化进程是不断深化的，但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期，与全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相比，贵州工业化进程远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梳理贵州产业和结构变动特点，提炼出主导产业变化过程，从实践角度考察了贵州工业化进程与主导产业相关性，分叁个阶段将贵州工业化内部变化、主导产业变化联系起来分析，研究表明：在这个叁阶段中，不同主导产业选择对贵州工业化进程影响逐渐加大，主导产业更替直接影响工业化进程快慢，主导产业的选择对于加快贵州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述了主导产业选择与发展对贵州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和意义，主导产业作为加快贵州工业化的重要路径，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增长中长期经济增长质量、优化调整贵州叁次产业结构比例、加快推进贵州城镇化进程叁个方面。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两个方面认证贵州工业化进程与主导产业两者的关系后，对于主导产业选择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贵州主导产业的选择，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与合理性，需要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实际情况审视贵州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培育，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采用产业关联基准及其分析工具——投入产出表模型对主导产业进行量化分析，并以此基准选取贵州主导产业，提出将装备制造业、原材料深加工业、医药制造业作为贵州叁大主导产业，并分析了叁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潜力。本文最后分门别类地针对叁大主导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对策措施和建议。
杨昌鹏[5]2012年在《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贵州城镇化作为西部城镇化、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也滞后于其自身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贵州城镇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但会严重影响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严重影响贵州现代化进程,还会严重影响贵州科学发展、后发赶超蓝图的实现。本文以贵州城镇化为研究对象,就是要力图通过多维度地对贵州的历史与现状辩证分析,合理地判断贵州城镇化水平,明确贵州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设计出相对完善的理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使贵州的城镇化既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又结合贵州的地方特色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对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能丰富马克思城镇化理论,还对研究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贵州具有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比较与系统的方法、反思与批判的方法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深入分析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机遇,应坚持的原则,应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贵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全文共分10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主要说明研究的缘起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与研究的重点难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与主要目标。第二部分：全面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这部分是理论基础分析,主要阐述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内涵、特征、发展理论,运用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现代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第叁部分：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化对现代化的作用。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发展特点与一般规律,然后从历史角度、从“叁农“问题,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等方面说明了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贵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四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历史与现实。该部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从贵州城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城镇化发展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发现贵州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低以及城镇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困难。该部分全面分析了当前阶段,造成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困难之处,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导致城镇化发展的基础较差,由于城镇化根本动力不足-人的素质低、产业转化动力不足、持续动力不足-创新能力弱,由于经济薄弱与地理限制,使得贵州城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第六部分：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该部分主要分析了贵州具备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优惠政策的支持、自身优势的支撑,以及区域合作的深入推动等几个方面。第七部分：贵州城镇化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贯彻的基本原则。该部分认为贵州城镇化应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内涵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坚持以能源资源、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农业产品等地方特色。第八部分：贵州城镇化的目标构想。该部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想了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目标,建立了空间布局与发展战略。第九部分：贵州城镇化要处理好带有全局性的几个关系。该部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运动的方法,分析了几对矛盾关系：(1)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城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3)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4)城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5)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6)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7)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关系。第十部分：贵州城镇化的对策与建议。该部分认为要解决贵州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就应充分考虑贵州面临的困难,发挥贵州的特色优势,通过完善城镇化建设体系,强化产业支撑,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制度创新,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
顾莉丽[6]2012年在《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以世界9%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左右人口的奇迹。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稳固,随着惠农政策边际效应的递减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中国粮食生产情况还不容乐观。粮食主产区是中国商品粮生产的核心区域,对确保国家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旦粮食主产区出现问题,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变化是自然、经济、科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乃至在未来都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从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与粮食安全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揭示中国粮食主产区历史演变的特点与原因,探讨粮食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基于比较利益的粮农种粮行为选择,探索在粮农收入构成中粮食收入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动力机制,为制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建立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共分为八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为本文的导论。阐明本文的选题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评述,界定论文中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并对本文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进行系统阐述。第二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从分析中国粮食主产区演变的历史进程入手,概括总结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特征,实证研究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带来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生产格局和流通格局两个方面。从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迁看,全国粮食生产区域由南方持续向北方转移,由东部、西部逐渐向中部推进,其中东南沿海区粮食生产急剧萎缩,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形成了全国粮食增长中心,粮食主产区的边界明显地呈现出缩小趋势。从中国粮食流通格局变迁看,伴随着粮食调运由计划调拨到市场调节的变化,中国粮食流向流量发生了由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的转变。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出显着特点：第一,粮食主产区在空间上相对集中；第二,粮食生产与人口分布的地域分异加剧；第叁,粮食主产区向经济滞后区域集中；第四,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空间距离加大。中国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的变化是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而发生的,这种变化的形成包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多重原因。第一,种粮比较效益相对低下是粮食主产区萎缩的基本原因；第二,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区域差异性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重要原因；第叁,人地矛盾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客观原因；第四,社会需求拉动是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的市场动因；第五,农业科技进步为粮食主产区空间格局变迁提供了推动力。第叁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差异分析。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其次,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分别从粮食生产能力和商品化程度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内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呈现出梯度特征,其中江苏、山东、辽宁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其它9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粮食主产区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粮食商品化程度并不高。值得关注的是四川、湖北两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粮食商品化程度显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叁省(区),其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倍以上,说明我国主要的商品粮输出省份粮食生产的稳定性极差。第四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主要面临着粮食主产区利益流失、区域经济发展滞后、粮食流通体系不顺畅、土地经营规模狭小粮农种粮行为的工业化“效应”凸显等问题。第五章为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种粮行为实证分析。结合研究目的,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实地调研情况,首先运用VAR模型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的“轻粮”行为。其次运用Logistic模型以吉林省为例分析工业化进程中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的影响因素。最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选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收入与其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据此对未来种粮行为进行预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相对收益的变化是影响种粮行为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户种粮行为具有负效应,即在工业化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随着土地外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农民种粮积极性将明显下降。对于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而言,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粮食补贴政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影响。其中种粮决策者的年龄、粮食价格、种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种粮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农资价格对农户种粮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农户还是处于工业化中前期阶段的农户,相对收益的变化对其种粮行为均有重要影响。通过预测得出：当粮食主产区农户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下降到1/5时,农户农业生产性投资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只有1/10左右,说明在这一“时刻”,农民不再关心土地的收益甚至会发生弃耕行为。第六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因此有必要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进行回顾、梳理和评价,提出调整与优化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国家围绕生产要素、生产主体和产品市场从资源保障、物质装备、科技支撑、生产经营、收入支持、风险抗御、加工转化和市场调控等方面搭建起了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现阶段,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无论在政策内涵上,抑或是在外延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发展。政策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相比,仍存在政策补贴标准偏低,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利益主体多元化,执行成本较高；政策功能不强,支持体系不健全；配套政策不利于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政策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经济的全面发展等问题。为了促进粮食生产长远稳定发展,构建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必须建立稳定而长效的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政策支持范围,转变政策支持方式。第七章为中国粮食主产区发展预期。要实现粮食主产区的健康发展,必须结合粮食主产区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科学确定粮食主产区的战略定位,制定粮食主产区的发展目标,明确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此必须要强化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要素基础,不断加强自然基础要素,增加人工投入要素,提升效率要素等。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与建议部分。在对论文研究结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粮食主产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本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分析国家、地方政府、农民经济利益及其行为相互影响关系,从多视角探讨粮食主产区变迁问题。从综合经济实力、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商品化程度等角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目前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内部差异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粮食主产区的发展定位提供理论依据。以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民兼业化程度的提高,粮食生产的商品意义和收入意义越来越淡化,粮食主产区农民会演化成较严重的“轻粮”行为为背景,探讨未来如何调动粮食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从学术价值、理论意义看,这是基于新的视角关于粮食主产区确保粮食安全研究的理论探索。从实践意义看,本论文对巩固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粮食主产区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郭怀亮[7]2014年在《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制造业的出口成本过高,需要将工业转入内陆地区,通过内陆地区的低成本,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发挥产品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为推动贵州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贵州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省份，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农业发展受到阻碍，农村中积压着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进行转移，从国内外工业化的进程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基于贵州省实际情况，通过对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计量分析和调查研究，分析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为贵州工业化进程中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相关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运用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同时借鉴了国内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和文献作为参考，对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主要对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分析，在对发展历程的分析上，总结了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结合理论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在对现状的分析上，提出了现阶段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综合考虑理论和上述的两个分析过程中的分析结果后，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运用计量的方法计算了贵州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并且进一步修正，算出待转移农村劳动力。2、通过贵州工业和农业的产业偏离度及就业弹性来分析工农业就业结构。3、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贵州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势并选取了六盘水市和毕节试验区进行更加具体的调查分析。4、根据分析的结果总结了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并综合考虑全文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通过计量分析和调查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分析下，总结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存在大量待转移劳动力；二是工农业就业结构存在偏差,就业稳定性较差；叁是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四是工业园区建设不足，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存在困难；五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受到制度的约束。其中前述两个问题是由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后面叁个问题是对贵州调查分析结果。针对上述问题，在综合考虑了全文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王文涛[8]2017年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文中研究说明相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农户收入差距是一个更为尖锐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梁漱溟,2011),忽视了“嵌入”于市场中的社会资本特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对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公共财政供给不足的农村地区而言,社会资本具有愈发明显的收入效应、生产效应与财富效应等综合效应。尤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是,持续发酵的农村改革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与农户社会资本的特征。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进程的加速强化了农民的社会性流动,使农户社会资本具有越来越突出的“脱域性”特征,但“脱域型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其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尚未引起重视。基于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即“社会结构变迁”)、农民社会资本的分化(即“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恶化(即“农户收入差距”)并存的格局,本文提炼出的科学问题聚焦于:中国农村地区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本文遵循“理论研究(构建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奠定微观基础)→政策研究(提出改进措施)”的逻辑思路,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现实为出发点,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的矛盾为落脚点,实施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理论研究注重揭示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有待实证检验的研究假设。实证研究在描述性统计、理论模型推导、数值模拟演绎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村样本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QR)等估计技术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政策研究部分基于稳健的研究结论提出以“缩小农户社会化差距”为核心的矫正农户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归纳如下:(1)基于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的理论拓展,构建了包含“地域型社会资本”和“脱域型社会资本”的新型社会资本理论体系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助推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换,社会资本分化为“地域型社会资本”与“脱域型社会资本”。其中,“地域型社会资本”指的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产生的具有同质性与相对封闭性特征的社会资源;“脱域型社会资本”指的是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以新型的业缘关系和广阔的就业空间为基础、以间接交流为主要手段而形成的异质性社会资源,具有质量高、边界开放、融合性强等特征,涵盖“空间流动”、“职业转换”、“业缘关系”等维度。(2)通过社会资本转换作用于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社会资本通过“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个过程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脱域型社会资本”与“地域型社会资本”通过“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两个过程影响农户收入差距。其中,“资本欠缺”指的是不同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与质量存在差异,导致农户在资源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回报欠缺”指的是一定数量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农户之间形成了差异化的收入回报率,导致农户在资源整合能力上的差异。(3)采用社会资本转换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数理模型,演绎了社会资本分化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理论模型的演绎与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拥有不同经济与社会特征的农户选择不同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即“脱域型社会资本”或“地域型社会资本”,导致农户间社会资本数量与质量的差异;另一方面,与只具有“地域型社会资本”的农户相比,进行“脱域型社会资本”投资的农户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刺激了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4)验证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假设,发现新型的“脱域型社会资本”更有利于富裕农户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脱域型社会资本”通过拉大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农户转移性收入差距而恶化了农户收入差距。而且,“脱域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效应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更为明显。“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在于,富裕农户不仅拥有更多的“脱域型社会资本”,而且能够从“脱域型社会资本”中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5)验证了“地域型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研究假设,发现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并未明显影响农户收入差距一旦控制了在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形成并演化的新型“脱域型社会资本”,农村居民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缓解农户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将会被显着地弱化。传统的“地域型社会资本”具有平抑农户转移性收入差距矛盾的作用,但对于农户经营性收入差距、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农户财产性收入差距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提出了“脱域型社会资本”概念的形成机理与评价体系现有文献缺乏对社会资本异质性的考察,难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进程中农户社会资本出现的新特征与新趋势。本文基于现阶段中国农村持续发酵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摒弃社会资本同质性假定,从农户社会资本分化视角提出“脱域型社会资本”与“地域型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并进行了量化,从而更为全面、准确地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农户社会资本的属性与特征,并拓展了现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范畴。(2)构建了不同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机制与路径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着的差异性,忽视这一特征与事实而得到的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值得商榷。本文基于农户社会资本分化的视角,探讨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和“地域型社会资本”作用于农户收入及收入差距的机制与路径,进而构建出解释农户收入差距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并为揭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户收入差距提供新的理论视角。(3)验证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不同农户在社会资本投资策略与使用效率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忽视这种异质性而得到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本文通过考察“脱域型社会资本”的拥有量与回报率在不同收入农户之间的分布状况明晰了“脱域型社会资本”刺激农户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过程,为诠释新形势下的农户收入差距找到新的经验证据,并为矫正现阶段农户收入差距恶化的矛盾释放更多的政策信号。
王永平[9]2005年在《贵州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与实现途径研究》文中提出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面临一系列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地区之一,因此,对贵州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与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研究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和总结国内外实现小康目标的一般经验入手,借鉴相关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分析研究了贵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殊性、评价标准、目标差距、影响因素、重点难点等问题,从而明确了贵州农村全面小康进程的突破口与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快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动力机制以及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共12章:第一部分(第1章)主要是阐述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明确研究的技术路线与思路;第二部分(2、3章)主要是借鉴有关理论,规范全面小康社会的相关范畴,总结国内外一般经验,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4—10章)主要是在分析贵州农村小康建设问题及特殊性的基础上,确立贵州全面小康的个性标准和目标,分析其现实和远期差距影响因素,明确重点难点,进而提出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突破口与实现途径;第四部分(11、12章)主要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速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本对策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1 主要研究结论 (1) 世界各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存在差别,同时存在共同的一般规律 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演变过程,其阶段性、各阶段存在的问题及重心等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小康社会都离不开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发展。各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推动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协调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工业化。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坚持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战略,是加快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必然选择。 (2) 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存在特殊性,决定了评价指标及标准应该有差异 分析认
涂妍[10]2004年在《南贵昆经济区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对区域开发相关概念界定、区域开发理论回顾与区域开发模式评析的基础上，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南贵昆经济区开发历史演进与社会经济条件、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地域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分工合作、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开发战略与开发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论文运用科学发展观和空间均衡论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了南贵昆经济区开发与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同时阐明南贵昆经济区的形成和发展是本区域内在的必然趋势。南贵昆经济区作为跨越中国西南腹地的重要经济带，是按“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战略方针规划的西部地区“南翼”的一个重点开发区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国土开发主轴，将有望成为中国西部继成渝经济区之后的重要增长极：论文认为，在中国西南地区成渝经济区的重要地位固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在滇黔桂广袤国土上如果没有南贵昆核心区的崛起，那么，科学发展观和空间均衡论所要求的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经济协调发展、生态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等均无从说起。 其次，论文对南贵昆经济区开发历史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认为：南贵昆经济区开发既是历史上开发的继续，又是对历史开发从内容到形式的拓展，有着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战略背景；从宏观经济背景与国际经济条件、市场化进程与制度基础以及资本、技术与劳动力条件等方面对南贵昆经济区的分析表明。南贵昆经济区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构成了其开发和发展的制度约束；南贵昆经济区开发资本来源对区域内部资金积累的依赖性极大地制约着整个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在着眼于多渠道多途径融资的同时，更要通过提高民间资本的投资收益率来吸引区域外部的生产要素流入；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南贵昆经济区技术开发与引进能力的弱化极大地制约着南贵昆经济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稀缺的状况严重制约着南贵昆经济区开发中对知识和技术的吸纳与创新，内在地制约着南贵昆经济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再次，论文从实证角度对南贵昆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资源察赋进行分析评价。认为:南贵昆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主要体现在沿海、沿边和沿江优势:该经济区交通运输的基础脆弱，承受需求波动的弹性较小，尤其是当前没有足够的空间改善运输质量，交通运输仍是区域经济发展薄弱环节。铁路运输仍然是该经济区交通运输的骨干，是经济区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公路次之。目前，公路运输己成为该经济区运输网络的基础。南贵昆经济区是一个自然资源察赋相对充裕的欠发达区域，它在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明显。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该经济区开发的核心问题和着眼点。而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是欠发达区域开发首要的产业选择。 ，第四，论文在分析南贵昆经济区的特殊区情后发现，南贵昆经济区资源比较优势和现实竞争优势之间存在严重的“错位”现象。文章利用截面数据对该经济区的产业区位商、区域产业市场占有率、区域产业获利能力等经济指标进行测算，认为，南贵昆经济区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强的比较优势，但其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南贵昆经济区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走出一条符合其独特区情的新型工业化之路，那就是按照空间均衡论的要求，因地制宜，既要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发展传统的资源优势产业，又要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以此建立起经济区合理的产业体系。 第五，论文从增长极点和发展轴的角度，对南贵昆经济区的地域空间载体—城市进行了分析。认为:南贵昆经济区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在地域空间上沿交通干线呈离散的点状分布，呈现一种瓜蔓式的城市群落结构，而不是国内常见的城市连绵带。论文进一步指出，在经济区内存在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经济区内已初步形成了以昆明、贵阳、南宁为中心城市的滇中地区、贵中地区、南柳桂地区等核心区。这种瓜蔓式的城市群落布局决定了南贵昆经济区必须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指引下探寻一条具有区域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即建立和完善以交通干线、出海通道为纽带的城市等级体系，以组团式的核心区来带动整个经济区发展，使这一城市布局体系真正成为这一经济增长带的空间载体。 第六，本文认为，欠发达区域开发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南贵昆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规划的一个综合经济区，也是我国的一个“问题区域”。该经济区喀斯特地形分布最广、面积大、土地石漠化严重，加上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和粗放的矿产资源开发方式更加剧了该经济区的生态脆弱性。南贵昆经济区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往往以牺牲不境和掠夺资源为代价，形成了“富饶的贫困”也即结构性贫困。要实现南贵昆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抓住经济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的有机“结合点”，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重建生态，在重建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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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贵州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杨昌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6].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顾莉丽. 吉林农业大学. 2012
[7]. 贵州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 郭怀亮. 贵州财经大学. 2014
[8].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D]. 王文涛. 西南大学. 2017
[9]. 贵州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与实现途径研究[D]. 王永平.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10]. 南贵昆经济区开发研究[D]. 涂妍.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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