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华[1]2003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文中提出本文将要论述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而不打算论证贸易利益是如何产生的，因为前者在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更具有指导意义。而这又无可避免地介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争议当中。因为本文的重点在于贸易政策，因此不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做价值判断。其实，各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都是为了在同量的贸易之下，获取尽可能多的贸易利益，即改善贸易条件。不论是国际上有关贸易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还是各个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做出的安排和政策，所直接涉及的都是贸易利益的分配，各种保护贸易壁垒措施，不过是有关各方参与贸易利益分配的手段而已。因此，现实的国际贸易既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也不是完全的绝对保护，各个国家都在一面讲自由贸易，一面实行保护贸易。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推进工业化需要对一些“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与扶持；另一方面，为顺应多边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潮流，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意味着国内工业将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将使国内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难以发展的危险。没有保护，没有发展起一些新兴的“战略性产业”，中国经济缺乏凭以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紧靠传统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已经很难实现中国经济的繁荣。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去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战略性贸易政策被提出，作为该理论在贸易政策领域的拓展，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更为符合实际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因而对于指导我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较之传统贸易理论更具有现实依据。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涉及到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成为本文论证的中心。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角度去看待世贸组织就知道，贸易自由化并不等于完全的自由贸易，这更将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找和灵活运用不违反世贸组织框架的贸易政策工具。当然，正是由于这样的初衷，本文力求提出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亦是有相当的难度，本文为这个目标进行了努力的尝试。
李秀香[2]2004年在《幼稚产业开放式保护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幼稚产业保护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问题。说它古老，是指在18世纪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就提出了这一主张，此后美国便对国内发展尚很幼稚的产业进行高关税保护，而成功实现了工业化；说它全新，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产业更新的速度逐步加快，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不断发展，因而对幼稚产业保护必须有全新的观念、发展的眼光、全球化的思维和开放的理念。 一些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运用过产业保护政策，甚至直到自由贸易理念已被多边的、具有广泛成员参加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规范的今天，这些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仍然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运用着，即使是自认为是自由贸易理念代表的美国，也没有做到将国内产业“全方位”地推向世界竞争舞台。自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指导实践以来，成功的国家有一些，但为数并不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很注重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但是多数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各国对幼稚产业保护时常常出现保护程度过强。实际上，过度保护几乎是普遍现象，其对社会经济运行以及产业成长的不良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 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保护国内幼稚工业，如何将外向型发展与国内产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加入WTO后将走向全面开放。大开放局面为中国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带来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原来在相对封闭的体制中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体系，遇到的外部挑战愈来愈激烈，以往中国只有个别产业在局部范围内参与了国际竞争，而大量产业还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一些民族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甚至一些国有大企业，在参与局部国际竞争中都往往处于劣势，若参与全面竞争，形势将更不乐观。中国产业如何能在全方位开放的形势下。不被各个击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证一些幼稚产业的快速成长、成熟，具备国际竞争力，从而强固我们的工业体系。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成果——“适度保护”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幼稚产业开放式保护”的新理念。主要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护幼稚产业，应以引入竞争，培育竞争环境为主线，对幼稚产业进行适度保护，即在引进竞争的同时给产业发展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的扶植，使幼稚产业在竞争中发展，在保护中成长。并提出了中国对幼稚产业开放式保护的新思路。本文讨论的重点问题是，在开放条件下对幼稚产业保护选择的标准、保护的手段选择，特别是如何培养幼稚产业成长的竞争环境等问题.本文运用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博弈论研究方法对幼稚产业保护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 本文共分八章内容对以上观点进行阐述。 1.绪论部分。首先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发展的必要性、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普遍性、幼稚产业保护实践操作难以把握、幼稚产业的过度保护现象严重以及我国在开放环境下如何进行幼稚产业保护等角度阐述了本选题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是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两大对立学派的唯一的共识点，是产业经济理论中的产业成长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以规避竞争来保护幼稚产业，等产业成熟后再参与竞争。然而，在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来自国际社会的激烈竞争已越来越不给幼稚产业以发展成熟的时间，以规避竞争为核心思想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对产业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结合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尝试从不同层面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丰富和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经济理论，并力争使两大理论的结合研究有新的突破。这是本选题的理论意义。 从实践意义_L:讲，贸易保护主义在各国是普遍存在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运用过产业保护政策，特别是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但是由于幼稚产业保护在实践中操作复杂、保护度难以把握，除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取得较好的效果，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护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中国加入WTO后，各项政策法规将不断与国际接轨.WTO允许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并未对幼稚产业的选择标准有具体规定.我们应如何运用其规则，借鉴各国(包括本国)幼稚产业保护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准确选择应保护的幼稚产业，以及如何对幼稚产业确定一套科学的产业保护程序和机制，己是当务之急。这是本选题的现实意义。 本章对产业、幼稚产业以及产业保护等概念的界定进行厂讨论，认为，幼稚产业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而明确了本文所用概念的涵盖和围。 在此基础上木章对幼稚产业保护合理性和反对幼稚产业保护观点进行了深入讨论，从而从理论上加深了对幼稚产业保护问题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 最后，木章对国内外幼稚产业保护问题的研究动态进行J’较详细的阐述，认为在保护强度、保护产业的选择标准和保护手段等方?
倪晓菁[3]2006年在《WTO后过渡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议定书中制定了开放市场和适度保护国内产业的过渡期规定，本文的研究是在我国加入WTO叁周年，在出色履行大量入世承诺，进入后过渡期的背景下进行的。随着我国步入WTO后过渡期，市场开放度大幅度提高，国内企业将面临空前竞争压力，同时，世界范围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进一步降低特别是纺织品配额制的取消，其他WTO成员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旌以及技术、卫生、环保标准等隐性非关税壁垒都将成为国内出口产品在后过渡期承受的主要风险，这些都给我国的贸易环境带来了更多的不利因素和可变性。本文打破传统的分析角度，借鉴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其理论体系，提出了我国宏观对外贸易政策取向，而且通过深入分析WTO规则，提出更贴近现实、更具操作性的保证开放条件下的适度贸易保护政策的建议，对我国的外贸改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WTO后过渡期内，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本文认为应该在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坚定不移和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应寻求在对等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政治代价即部分主权约束和让渡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实施以有目的、有差别和有选择的适度保护为基点的，遵循开放和竞争原则的开放型有管理的自由贸易政策；灵活有效地运用WTO有关协议中的保护条款及其框架内许可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降低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客观、辩证地看待贸易技术壁垒及绿色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和潜在利益，主动采．用它们以保障本国的权益：引导企业竞争观念的更新和实现非价格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全文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入世后过渡期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下，对外贸易政策手段的运用空间及具体调整的思路和措施问题。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对当代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实践的影响和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发展新动向等内容的分析，探讨新贸易理论对我国贸易政策的启示运用，并提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其次、结合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具体内容和对外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关税减让对非农产品进口绩效的实证分析说明贸易政策调整对贸易发展的影响及作用，并对前过渡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适应性调整进行深入的分析讨论，提出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再次、通过对具体相关行业——纺织品行业在入世后的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应贸易政策调整的评析，以期以点及面地对宏观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启示建议：和
张勇[4]2006年在《论构建中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文中认为产业安全是一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于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以及异常的货物、技术、服务进出口等外部因素导致的一国产业安全问题,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一部总编性、综合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业安全法》,做为维护中国经济主权和产业安全的一项制度性保障和安排,对于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运用和创造性应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和现实的意义。本文创造性的提出了在既定时间维度下的不同产业、不同空间、不同法律诱因构成的“叁维等分”分析法,为产业安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研究范式。并据此,回顾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产业安全理论、法律制度及其演进历程,并对明清以来的中国产业安全法律及实践进行了总结。本文首次将产业安全定义为一种财产权,具有普通法意义上所有属性。这样将复杂的产业安全问题转化为讨论:产业安全的权益主体、权益存在、权益损害和权益救济、以及监督成本。从这一点出发,建立了与制度经济学的联系,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在产业安全法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性提出了产业安全具有外部性,产业损害的预防成本是可计量的,且存在最优保护制度,并由最优交易原则所确定的一般性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法的经济学分析,对传统产业安全理论及法律制度进行了扬弃,独创性的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产业安全观和产业安全法律的理论基础。同时,本研究历时四个月,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构建中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的社会学调查活动。以期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安全法律,并保障其充分实施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根据调查问卷的分析,基于中国目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以及国际产业安全法律制度的立法经验,从实证的角度佐证、厘清了中国产业安全法的立法宗旨、立法目标、调整对象和内容、基本原则以及立法的总体框架、体例等理论问题。同时科学的回答了立法模式、立法途径、执法机构等现实问题。为政府机关、立法工作者和其他学者,以及关心产业安全的人士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的资料。这次问卷调查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经济法领域第一次就某一立法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法律社会学调查。
马丹[5]2005年在《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100多年来,美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与对外贸易的强国地位,并且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功能完备、反应快捷的对外贸易体制。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法制化以及贸易主体(对外贸易企业)通过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进而确立竞争优势的不懈努力是美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中国的对外贸易在过去20多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为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对外贸易管理的单一化和集中化以及对外贸易企业的结构多元化是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征;总之,中美两国分别实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外贸易体制。随着中美两国之间对外贸易交往的不断发展,各种与贸易相关的问题频繁发生,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可能对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着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本博士论文以《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为题,共分五章。第一章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简要分析中美两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阶段和特征;第二章则结合现有主要国际贸易理论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进行简要比较和分析;第叁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设置及其相关职权配置进行完整地介绍和比较,并结合中美两国经济体制的特征,对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第四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全面回顾,分析和比较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特别是中美两国对外贸易法)的差异和主要特征;第五章则通过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进行回顾,研究比较竞争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竞争优势的确立对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王领[6]2006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最为多样化，也最为典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已成为消除或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维持和发展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对全方位建立我国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反应机制具有指导作用。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动态博弈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中美贸易摩擦。该模型的分析表明，国家采取报复还是自由贸易取决于国内政党的政治博弈，而政党博弈的基础是国内企业(利益集团)的寻租能力。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贸易摩擦损害国家的整体福利，而许多国家(这在美国表现得更为突出)却仍背道而驰纷纷挑起贸易领域里的争端；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在考虑贸易摩擦的解决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国内部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并将其纳入最终的解决框架。这个模型及其假设契合了美国的政治生态，从理论上以内生政治决定过程的视角勾勒出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机制。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是内生政治过程的结果，也就是美国政党和利益集团围绕政治捐资(政治利益)而在贸易决策上博弈的结果。当博弈的结果显示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挑起贸易摩擦能获得的政治捐资(政治利益)比维持自由贸易时更多时，则贸易保护主义就占上风，中美贸易摩擦也就由此而生。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并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采取的贸易政策在考虑经济的同时，也强烈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实际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现实的结合，是美国政治舞台上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牵涉到从贸易到金融，从经济到政治的广泛领域，如果单纯地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探寻某个政策是否“合理”，就容易陷入迷茫。在美国的政治规则下，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将人权等非贸易问题融入贸易政策的做法，有其存在的基础。只要贸易保护主义仍然强大，美国政治继续坚持着这些游戏规则，这些看起来有些荒诞的做法就有可能继续在中美贸易的舞台上上演，但这些论调和做法并不能改变中美贸易向前发展的大趋势。在理论研究之外，本文归纳了中美贸易摩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经历了叁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微观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贸易摩擦政治化阶段(1990～2001年)和宏观贸易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并简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在叁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表现形态。为弄清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原因，本文先对中美两国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分析，并从贸易依存度、贸易结合度、贸易结构的竞争性方面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的特征。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较低，数据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这表明中美贸易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而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特保措施”的制裁。另外，分析表明中美贸易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事务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决策问题。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态进行分析，并分析了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分析了东亚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增大是否是造成美国总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本文还运用了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检验方法，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的失业状况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还简单考察了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是否过度。基于实践的考虑，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评述，并提出了某些启示。最后，本文研究和提出了若干中美贸易摩擦应对对策。鉴于贸易摩擦最终的制裁措施往往反映为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本文建立了一个“不完全信息和反倾销威胁下基于效率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模型”，证明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基于完全信息假设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失效，论证了在不完全信息和反倾销威胁条件下，激励相容的最优出口贸易政策要求出口国政府依据进口国国内要求保护的压力大小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应对对策部分，本文则从叁个大的层面提出了若干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建议。
姜伟[7]2010年在《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主流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政策会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因此政府将实现效率和福利最大化作为贸易政策制定的目标。不管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最佳关税理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亦或是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其根本目标都是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其特征是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最大化、均衡、稳定偏好等数学工具、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以及通过制度外生、“经济人”、完全信息等一系列严格假定把复杂的人类经济活动抽象和概括为现有资源约束下的求极值问题,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完美的形式和严谨的结构为贸易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和理论工具的基础,成为能够在黑板上自由演绎的“黑板经济学”。众多主流经济学家在新古典框架内积极探索,收获颇丰,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贸易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但是,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从效率的角度对贸易政策进行考察是片面的。一个国家或政府制定贸易政策虽然主要表现为追求经济福利最大化,但它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贸易政策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它又是如何形成的,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等还取决于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贸易政策具有利益再分配的性质,在制定和调整的过程中必然涉及人们之间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必然会改变博弈各方利益分配的格局,从而表现出贸易政策本身的政治性质。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因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贸易政策是科学、客观解释国际贸易现实的有效方法。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经历了从自由贸易政策到战略性贸易政策再回归到自由贸易政策的政策调整。对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更多的从纯经济的角度,或者是贸易摩擦的角度来研究美日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有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研究很少。关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有几个关键的问题被忽略了：在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过程中政府到底起了哪些作用?是独立存在的还是被利益集团最终“俘获”,成为利益集团目标实现的“传声筒”?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如何为利益集团进入谈判程序提供通道,又是如何设计了相应的规则对保护主义加以限制?国际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样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作用的?因此关注并解释制定贸易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才是正确理解和客观评价几十年来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适时调整演化的关键。本文从贸易政策决策的政治经济过程出发,在评价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并运用这一研究范式重新解读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这一范式既是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也是贯穿本论文始终的最主要的研究线索,它把美国国内的制度设计、制度结构、制度变迁、政府作用和国内政治力量的博弈结合起来,阐述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政策制定过程中决策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什么,以及政策冲突如何解决。这有利于更深入地探讨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的深层次的原因,为研究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在上述理论思想的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案例方法等来分析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的不同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改革、国会与总统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冲突与博弈力量的变化、政府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及贸易政策经济政治绩效等问题的厘清,全面、深入、客观地理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以期对所研究的问题给出接近事实的合理解释。本文由六章内容组成。其中：第1章是绪论,包括问题提出、贸易政策的内涵以及相关内容、研究进展和文献综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以及基本内容和结构安排。第2章是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问题。本章在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贸易政策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采用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贸易政策的必要性,而且对与贸易政策关系密切的叁大理论进行了归纳和评价：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在评价美国贸易政策的叁种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国家——社会范式的研究视角。最后论述了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和制度设计。第3章论述战后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起点是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首先,分析1934年体制是美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制度基础；其次,分析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原因与约束条件；第叁,分析美国政府对日本自由贸易政策的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最后指出美国对日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美国和日本所产生的影响。第4章论述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导致对日本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首先,分析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转变的原因；其次,分析美国贸易政策变革的内容、国内根源、集中表现以及冷战以后变革的强化；第叁,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政策设计与经济绩效；第四,论述了日本针对美国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和对策；最后,以半导体摩擦为例,来印证第4章所提出的理论和结论。第5章论述美国改变全球战略,在“多轨”贸易体制框架下实行对日贸易政策。本章首先指出了新时期美日经贸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特征,给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调整提出了新挑战；其次,提出这段时期美国实行了内部政治制度改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各方利益分配的格局；第叁,分析了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由“结果导向”回归到“规则导向”的原因；第四,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美国政府对日本贸易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设计；最后,对新时期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进行评价,预测了美日未来走势的政策选择,并得出美日同盟关系将进入新时期的结论。第6章是主要结论和启示。在以前所提出的理论框架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主要结论,最后概括了对中国的启示。
王晓妍[8]2012年在《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贸易自由化则是经济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的表现。它以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为前提,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为背景,以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广泛实施为主要内容,以各国政府行政干预的弱化及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为标志,它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变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贸易自由化不仅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且影响到世界资源的有效配置。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与拓展,要求各种商品和要素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求得更加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各国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都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建立更自由的贸易环境,以促进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所获得的利益更是相差甚远。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尽管贸易自由化为其提供了扩大对外贸易规模、发挥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条件,但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之近年来在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大量名目繁杂的贸易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潜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民族产业往往受制于国外激烈的竞争,被剥夺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产业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最根本的出发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产业安全的界定,本文认为,产业安全在本质上是指一国国民使其现有的或潜在的产业权益免受危害的状态和能力,产业安全的标志是一国对其产业是否拥有创始权、控制权、调整权和发展权,且以发展权的拥有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在影响国家产业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成为威胁产业安全的主要诱因,同时也可以说是引发产业安全研究热潮的起源。目前,对于投资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较为普遍和系统,而对于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很少,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论述的。从根本上讲,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影响产业安全的关键因素,产业安全取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明显比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尽管WTO多边贸易体制允许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来维护产业安全,但这些措施对产业安全提供的保护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如果产业国际竞争力弱的状况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善,那么产业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除。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产业安全的最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既要考虑要素禀赋所导致的国内各类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在国际贸易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又要考虑如何加快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并从确保国家产业安全的角度出发,对各类产业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规划和协调,制定针对不同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而从国家产业安全角度考虑产业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更是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本文对当前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WTO相关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维护带来的双重影响,并详细阐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维护,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防范风险、趋利避害,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性和有效途径。对韩国、印度、墨西哥等国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的经验进行总结,旨在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安全维护的借鉴和启示。最后从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产业安全问题入手,分别针对中国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安全状况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中国各产业安全的对策。指出产业国际竞争力与产业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有效维护产业安全的最佳路径,并具体从宏观层面提出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刘伟丽[9]2005年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文中提出当今，国际贸易呈现出一种竞争与垄断并存、自由与保护互长的发展态势。国际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尽管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是各国和国际组织期待的结果，但是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企业和政府力图利用国家的力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垄断企业，促使保护的势力增强。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兴起，这一问题赢得了国际贸易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打破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给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 本文主要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首先分析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即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利润转移理论是狭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用关税抽取外国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以进口竞争产业的保护来促进出口、以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叁个具体的论点。外部经济理论是广义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外部经济理论的内容、战略产业的确定、相关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叁个方面的具体论述。这一理论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基本理论进行了许多的扩展和发展研究。这些研究包括基本模型的扩展、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引入、政策工具的选择、贸易产品的新视角、各国和世界的整体福利等内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对贸易原因、贸易所得和贸易模式等传统贸易问题的反思，以及对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理论的延承。追溯这一理论的路径可以表示为两条：一条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到创造优势；另一条从重商主义、保护幼稚产业论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本质是利用国家的力量，给企业创造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它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贸易政策理论、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和一种全球性竞争政策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施需要满足许多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主要体现在市场结构
李超良[10]2004年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选择》文中指出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对这些新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在美国出现了一种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的出现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某些合理性，提出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措施，将有助于提高本国的贸易利得的主张。 中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顺应世贸组织规则，进一步开放的同时，受自身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市场环境的限制，不能毫无保留地开放市场，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在传统贸易理论已经不太适合用来指导未来中国经济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美、日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将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结合起来，是中国需要做出的政策选择。 本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入手，分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区别以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具体论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观点，结合入世后中国面临的贸易局面，认为当前我国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D]. 李东华. 广西大学. 2003
[2]. 幼稚产业开放式保护问题研究[D]. 李秀香. 江西财经大学. 2004
[3]. WTO后过渡期我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研究[D]. 倪晓菁.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4]. 论构建中国产业安全法律制度[D]. 张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
[5]. 中美对外贸易体制比较研究[D]. 马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5
[6]. 中美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D]. 王领. 复旦大学. 2006
[7]. 美国对日本贸易政策演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姜伟. 辽宁大学. 2010
[8]. 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王晓妍.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9].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D]. 刘伟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10].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选择[D]. 李超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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