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桂[1]2012年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叁,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鲁柏祥[2]2007年在《基于知识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文中认为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核心作用，世界农业的快速发展无不得益于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农业技术创新，中国农业的落后其实是“弱知”农业的表现。农业自然资源的严重稀缺与巨大的农村人口决定了劳动与技术双重密集的知识农业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技术创新则是知识农业的核心。以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为载体，综合运用科技、推广、教育等多种手段，完全可以使中国从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创建于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部门分离的国家农业科研、推广、教育叁大系统在功能、效率等方面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农村教育发展与农业生产应用中的体制冲突与制度混乱。改革开放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农业企业和走向自主经营的广大农民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他们迫切需要符合市场需求的先进实用技术。为有效解决这种新旧制度矛盾，就需要建立新型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本论文以中国“叁农”现实、知识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为基本背景，以有效促进农民富裕、农业发展、农村和谐为价值取向，在充分考虑农业科技特性和农业技术创新内在要求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理论和多种分析手段，以“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重点，宏观上主要通过对现行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剖析，微观上主要通过对典型农业企业技术创新实际运行机理及其效果的实证分析，综合运用过程参与、历史跟踪、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并借鉴国际经验，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现行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进行研究，构建了以知识为基础，宏观上技术的受体、供体、载体紧密结合，微观上研究开发、推广服务、教育培训叁位一体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一般框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本论文共分9章。第1章，“导论”。在对一些基本概念做出界定的基础上，首先通过对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论述，提出本研究课题确立的背景和对中国“叁农”的特殊意义；然后对研究目的、思路、方法、结构、拟解决的问题等作了交待。第2章，“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首先通过对知识经济、技术创新、农业技术创新、国家创新系统等相关理论的回顾与综述，追溯技术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实证分析和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寻找基础性理论支持。其次，对国内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以发现国内专家学者对本论题的重要论述与研究进展，为本论文提供应用性理论支持。第3章，“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观点”。在综合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应遵循的关于财富增长、农业经营、农业技术等叁个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第4章，“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现状与问题”。分别从农业科技及其管理、农技推广及其管理、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及其管理入手，对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现状及其运行做了描述性分析，并对存在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第5章，“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国际经验”。通过对美国、泰国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实践加以总结与分析，以期发现历史、文化、社会制度、自然生态、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间的相关性。第6章，“农业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案例实证”。本章以实证的方法，通过叁个分别属于不同所有制性质、不同发展历史背景、不同发展路径与发展阶段的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效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剖析，揭示出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与一般规律。第7章，“基于知识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一般理论框架及其运行机理，并重点对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各结构要素的建设与运行作了理论安排。第8章，“农业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与运行”。本章从农业技术创新的导向出发，构建了农业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一般模型，并对其内在机理及其运行要求作出阐述。第9章，“基于知识的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对策与措施”。本章分别从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条件、技术创新队伍、技术创新管理五个方面提出了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有效推进的相应对策与措施。总之，本论文强调知识、技术、制度与农业经营的紧密结合，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及两者契合点的把握上同时推进对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研究，构建了私营部门(主要为企业、农户)研究开发、推广服务、教育培训叁统一，公营部门(主要为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研究、推广、教育叁结合，行政管理部门(各级农、科、教行政管理机构)农业科技管理、农技推广管理、农业教育管理相协调的，非盈利性中介组织为必要补充的新型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希望本研究能有助于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对国家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理论与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钟秋波[3]2013年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农业发展的新要求、国内农业资源的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巨大挑战,提高农业科技转化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叁农”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实践证明,有效的农业科技进步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创新,更重要的取决于有效的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是改善和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作为促进农业创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是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保证,也是我国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不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需要改革和创新。虽然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组织体系、推广内容、推广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但总体而言,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推广、生产叁者衔接不紧密,推广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与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在对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典型调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与弊端,对我国超级稻推广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总结了美国、日本、印度叁国农业推广体系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提出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类推广组织的作用,建立高效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组织系统；构建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的保障机制；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进行试构建,研究制度框架中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与农业科技推广相关的文献和推广理论研究,包括国外主要研究动态、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理论、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第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现状与问题研究。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机制、推广人员等方面,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我国超级稻推广的典型调查,为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研究提供依据。第叁,国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考察,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和印度推广体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第四,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制研究。探索和创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与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第五,农业科技推广保障机制创新研究。对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投入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等进行研究,力求为农业科技推广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坚强的后盾。第六,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试构建。以发挥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潜能为出发点,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创新。第七,我国以大学为主体的农业科技推广实践与探索,分析大学农业推广的优势和面临的困境,以河北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模式为案例,分析我国大学推广模式的创新实践,探索我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成功经验。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产品理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原理、农业创新扩散原理和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研究的理论依据。农业科技推广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政府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导作用。大学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要发挥农业高校科技推广的优势和潜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路径依赖决定并影响着推广制度变迁的轨迹,因此对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不能完全抛开既成的体制和运行机制。(2)美国、日本、印度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构建的经验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和创新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应建立健全我国法律法规体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鼓励企业、组织与个人参与农业推广投资,形成农业科技推广多元化融资渠道；加强农业科研、教育、推广之间的协作,建立产学研推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农民协会、涉农企业等市场组织的作用；通过严格的考核和培训制度,提高推广队伍综合素质。(3)我国现行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存在着职能不清,管理体系不规范；农业推广与农业教育、农业科研衔接不紧密；投资机制不健全；推广队伍整体素质较低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已迫在眉睫。(4)鉴于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应明确实行分类推广,公益性推广服务主要由政府推广机构承担；经营性推广服务主要由市场型推广组织承担；中介性技术推广采取政府调节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方式。我国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农业部门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为主体,高校、科研机构、市场型组织紧密结合,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的多元化农业推广系统。(5)提出加强政策法律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推广财政投资、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人才队伍建设、加快网络信息平台建设等保障措施。(6)高校具有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的优势,开展农业科技推广优势显着,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对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农民增产增收具有引领、示范和推动作用。多年来我国大学推广模式创新实践为构建新型“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奠定了基础。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构建现代新型农业服务体系过程中大学理应当仁不让。大学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是我国一项可行而有益的举措。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制度设计必须突显农业大学的重要作用,突出高校农业科技推广产、学、研叁位一体的融合特征,调动科教人员、推广人员、企业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积极性。论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研究从推广体系和保障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对高校农业科技推广的基本框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推广模式进行试构建,从体制创新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在研究视角方面较以往研究可能具有一定创新。(2)以四川省超级稻推广实地调研为例,从种植效益、农技人员推广积极性、政府经费和补贴政策四个方面对影响农户种植超级稻的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加快超级稻的推广速度和效果必须构建一个高效、灵活、多元化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结论,这部分的实证研究是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现状的有力证明。(3)提出了按科技成果的技术特征分类,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进行分类推广。确立了政府型主导模式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并对农业高校科技推广体制创新进行了试构建,这些创新性设计主要包括新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推广模式。(4)从实践层面提出推动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创新顺利进行的保障机制,即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有效的政府扶持政策；投入保障机制创新；激励约束机制创新；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5)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采用案例分析法。用调研个案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了河北农业大学的“太行山道路”、东北农业大学的“农业专家在线”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体两翼”科技推广模式叁个不同类型大学农业推广实践创新的案例,深化了农业推广的研究,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弥补了我国农业推广研究案例分析不足的缺陷。
杨建辉[4]2007年在《县域农业推广体系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业推广是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是搞好农业推广工作的组织保证,基层农业推广体系是整个农业推广体系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主要的农业推广任务,是改革的重点所在。本文在综述了农业推广体系内涵、功能的基础上,比较了行政型、教育型、项目型、企业型和自助型等五种农业推广组织涵义的差异,回顾了美国、日本、英国、我国大陆和台湾省的农业推广历史,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推广的法律地位和政策要求。本文以固始县为县域单元展开调查研究。分析认为县域农业推广体系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农业生产水平、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其内部机制存在以下弊端:组织上下脱节运行不畅、专业人才少素质低、经费严重不足、推广手段单一落后、推广领域狭窄等。在农业生产领域存在着农民文化素质低、生产规模小、生产结构单一、产业化程度低、经济效益差、农民接受信息渠道乱等因素。对此,本文提出农业推广体系构建的对策是:以“参与式农业推广”和“农业推广框架”两大理论为依据,扩展农业推广的概念范畴,将以往单一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向农业综合推广转变,把农业推广工作看作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并鼓励农民主动参与,与推广工作者形成互动和双向沟通。在组织结构上,构建由公益性和经营性并行、县乡村叁级连通、社会广泛参与的“双轨叁层多级”农业推广网络。为保证新的农业推广体系的运行,提出两项保证措施:第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国家制定政策法律予以保护,各涉农部门沟通协作,农民积极主动参与等。第二,建立良好的内部管理机制。公益性体系健全规章制度,从“人治”转向“法治”,同时加强教育提升人员素质,创新服务手段;经营性体系遵循市场规律,形成上下连通有信誉保证的农资连锁配送。
董杲[5]2016年在《多元农业推广中组织邻近性、合作治理机制与合作绩效间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探索,我国农业推广组织现已形成多元化的雏形。在多元合作农业推广实践中,一些组织间采用技术转让、联合攻关等合作模式,已取得了不错的合作效果。然而现今国内对于多元农业推广的相关研究仍局限于理论探讨多元农业推广体系的构建、不同类型推广组织的优势及内部管理等方面,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通过构建“组织邻近性—合作治理机制—合作绩效”的分析框架,主要针对行政型、教育型、科研型、企业型和自助型这五种类型的农业推广组织,并以其近年内参与完成的合作推广项目为依托收集样本数据,目的在于实证探究多元农业推广主体间的组织邻近性是如何影响彼此间合作治理机制的选择进而影响最终的推广合作绩效的。本文主要借鉴了管理学界经典的SCP分析框架,强调合作农业推广中各类型农业推广主体间组织邻近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间合作治理行为的选择,从而影响到最终的推广合作绩效,即组织邻近性会对合作绩效产生基础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而组织间的合作治理行为的选择是影响最终合作绩效的直接要素。通过对山东省枣庄市合作农业推广状况的实地调查,在采取便利抽样法的基础上共得到108份有效样本。基于样本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叁个主要变量间的关系假设,得到了以下较为有价值的结论：组织邻近性对关系治理各维度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组织邻近性仅对契约治理机制中的契约完备性维度有显着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在组织邻近性与关系治理机制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而资产专用则在两者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时均对合作绩效有显着正向影响,其中关系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更大,且对契约治理机制有很大替代作用；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在契约治理机制与推广合作绩效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关系治理机制与推广合作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建立起中介模型后可以发现契约治理机制对于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不再显着,而关系治理机制在提升组织间知识转移有效性上作用明显。本文更多地从管理学领域的路径关系视角对合作农业推广实践展开研究,重要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在分析组织间多维邻近性与农业推广组织横向与纵向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提炼出合作农业推广中组织邻近性的内涵及主要维度,设计出相关的测量量表并实证检验了其信度、效度和解释力,这丰富了邻近性相关的研究成果；分析并实证检验了组织邻近性对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的直接影响作用,环境动态性、资产专用性在组织邻近性与关系治理机制之间所起到的调节效应以及知识转移在合作治理机制与推广合作绩效间所起到的中介效应,这叁组全新的路径关系探究也为未来组织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农业推广策略,如应注重组织邻近性在合作推广项目全过程中所发挥的内源性作用；项目实施前应综合考虑合作推广项目的属性特征,选择相匹配的合作治理机制；在推广项目实施过程中,相比于依赖完备性的契约,应更加重视关系治理的作用等,并为深化合作农业推广工作提出长远建议,如提升推广项目的立项水平；构建地区性的长期合作推广网络,增强推广主体间的组织邻近性等。
杨宏博[6]2014年在《新时期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模式评价及其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地处西部的陕西，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同时，陕西又是一个科教大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促使农业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近几年，受市场冲击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建国之初确立的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网破、线断、人散”的境地。基于陕西省情及区域发展实际，如何重构农业推广体系，是新时期陕西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除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不断改革外，隶属不同部门管理的农业大学、涉农企业、农业协会在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服务农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出现了“西农模式”、“大荔模式”、“平利模式”、“协会模式”等四种在全国有影响的新模式，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但是，这些模式是否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是否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是一个亟需评判与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采取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四种农业推广创新模式进行了对比与分析，探讨其形成历史背景、基本做法与成功经验，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与做法，立足陕西实际，提出了新时期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建议，对促进陕西乃至全国农业推广工作，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陕西四种推广模式的深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现阶段，陕西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科技研发水平落后，科研、推广工作之间联系不紧密，推广人员素质较低，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贡献率低，农业推广资金投入不足等。构建新型农业推广体系的机遇是：陕西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国家及陕西省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同时，不同主体也结合自身优势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与实践。第二，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新体系建设的对策为：实质性运作陕西省农林科学院，从省级层面统领农业推广工作；放活工作机制，使不同体系的农业推广机构及其人员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建立依据推广工作任务获取支持的平等“渠道”；构建面向陕西全省的无缝隙农业推广体系。
王言森[7]2013年在《高校在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中的定位与思考》文中提出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建立起政府行政主导下的农业推广体系，为促进各个时期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有了显着提高，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体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推广针对性差等问题日渐突出，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需要，迫切推进农业推广体系改革。本文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推广的成熟经验出发，总结在我国各时期的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中高校所扮演的角色，深入分析在新的农业推广体系构建中高校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并结合高校在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中的探索尝试，提出高校在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中，应在结合我国国情，围绕为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和提供科技支撑的思想，利用学校的科技和人力资源，推动采取以服务为导向的理念创新，完善以公益性为基础的机制构建，有效利用多样化的农业推广手段，解决农业推广体系不够完善所带来的种种难题，整合各方资源，提高地方农业推广人力资源的整体能力，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推动我国高校农业推广取得实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米晓[8]2004年在《中国农业推广体系构建与实践》文中认为农业推广体制是农业科技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为开展农业推广工作所采取的组织制度,其内容包括农业推广机构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根据农业推广学建立和农业推广实践发展的需要,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等比较典型国家的农业推广体制,提出了国外农业推广体制对我国的启示。随后对中国农业推广体制现状进行了基本评述,指出存在的问题。 中国农业推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农业推广体制转轨滞后;2.推广机构设置分散,难以发挥整体效益;3.农业推广科技投资机制不健全,供给量严重不足;4.缺乏一支高素质的技术推广队伍;5.农业推广与农业科研、教育分离,相互间协调困难,难以共同发挥作用;6.基层推广组织在提供推广服务时存在偏重自身经济利益的倾向;7.农业推广队伍不稳定;8.农民专业技术协会经验不足,组织管理制度不完善。 对入世后中国农业推广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农业推广面临形势的严峻性,提出了推广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思路,提出要面向市场和农民,自上而下开展推广工作,用世界的眼光认识和改革我国农业推广。根据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和问题,因不同类型的农业科技成果和不同的市场、乡村和农户,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同,构建了以下6种农业推广模式:1.政府+科技单位+农户——协作型模式;2.科技单位+产业主体——产业型模式;3.科技单位+基地+农户——基地型模式;4.科技+企业+市场+农户——企业型模式;5.科技单位+市场+农户——市场型模式;6.民间团体协会+农户。本文提供了叁个农业推广体系的典型案例。 中国农业推广体制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保证:强化政府调控,改善农业推广宏观环境;加大政府投入,完善筹资渠道;大力开发人力资本,培养高素质的推广人员;教、科、推叁结合,加强示范基地建设;加强农民科技培训工作,提高农民科技接受率;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社会化;鼓励发展农民专业技术协会。 通过上述改革,中国农业推广体制将成为在政府农业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以国家办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农业推广机构为主体,民间团体和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农业科研、教育密切配合的农业推广体制。
张雨[9]2005年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对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与其运行机制不适应密切相关。对此,本项研究重点是为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供促进运行机制合理转变的决策支持。研究以发展经济学和管理学有关理论与农业技术推广学理论为基础,采用均衡分析和系统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的变动趋势以及合理运行机制的选择。 本研究通过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的现状与问题的深入剖析找出障碍因素,构建了农业科技—产业系统,分析了各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不同主体及其功能定位,确定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总体运行机制的原则与总体思路,最后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成果需求主体,分别提出相应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本研究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的主要领域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1.以农业应用技术研究成果为对象,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有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测算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进一步探讨合理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提供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的定量分析基础。 2.构建了由科技成果供给、科技成果需求、科技成果转化中介叁者组成的转化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研究成果转化,能够正确进行主体识别及其功能定位,从而找出制约成果转化的因素,以便在各个子系统之间、参与转化的不同运行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 3.运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均衡理论,将现代市场营销哲学观念的核心—“以需定产”引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中,即以农业科技成果的需求为中心,确定科技成果的供给,并始终将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体研究框架。 4.针对农业科技成果不同需求主体(农民、农业企业)的特征,提出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总体目标运行机制:宏观调控机制、供求均衡机制、科研要素流动机制、利益驱动机制、农业风险投资机制、信息传递机制。其中,宏观调控机制是总协调机制,供求均衡机制是核心和基础,科技要素流动机制是生机,利益机制是关键,风险机制是保障,信息传递机制是纽带。只有这六种主要机制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提高农业科技—产业系统运行效率,才能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在构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则、基本思路和总体运行机制的指导下,针对农户科技需求和农业企业科技需求的特点,分别建立适合农户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和适合农业企业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
何津[10]2014年在《AKIS视角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团队”)可谓是我国第一个大规模、高投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是对传统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政府利用其强大的行政力量聚集了丰富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以产品为单元、产业为主线的思路建立了创新团队,以期摆脱科研、推广、生产相脱节的农业发展困境。究竟政府主导创新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推广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前还缺乏对创新团队全面、系统的解读。基于以上思考,本文用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AKIS)理论对以北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为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进行解构,探寻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人文主义方法论为指导,采用了文献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北京市创新团队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本文创新使用AKIS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发展传播、农业推广等理论,从子系统、信息过程、系统机制和系统运行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发现：(1)从组织架构上,创新团队嵌套在传统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上；创新团队将“科研”内化到推广体系之中,使科研和推广联系机制显性化；(2)创新团队各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播是有效率的,在信息传播的方向上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传播；(3)信息、技术有效传播的关键节点是田间学校工作站,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田间学校“参与”理念和开办程序的制度化是农户需求有效表达的关键；(4)创新团队在实践中是“双轨”运行模式,分别以功能研究室和田间学校工作站为中心对不同类型的目标群体提供技术推广服务；(5)创新团队的技术和服务供给满足了小农户的生产需求,小农户群体实现了AKIS中的应用者控制；(6)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规模较大的农户是市场的目标群体,政府干预是效率低下的；对小农户而言,政府干预的成功体现在信息干预上；(7)将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AKIS)的范围缩小到田间学校工作站和农户两个层面来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构建的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是有效的。为此,本文建议：(1)创新团队中有效农业知识和信息系统现实的关键在于农民田间学校,政府应继续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并努力将农民田间学校合法化,将其成为政府推广部门的职能之一长期存在；(2)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中,政府应更多地以小农户为目标群体,以需求为导向,提供更多技术信息和服务,行使其公益性职能,保护小农利益,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平稳过渡；(3)政府应利用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拓展公益职能搭建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增强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等的农技需求方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农技供给方的紧密合作,推进农业技术的转移和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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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时期陕西农业科技推广模式评价及其优化研究[D]. 杨宏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7]. 高校在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中的定位与思考[D]. 王言森. 福建农林大学. 2013
[8]. 中国农业推广体系构建与实践[D]. 米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9].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机制研究[D]. 张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10]. AKIS视角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D]. 何津. 中国农业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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