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甜甜[1]2016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对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启示》文中指出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学校、家庭环境的合力作用,更离不开大学生对自身的道德教育。开展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有利于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在自觉学习正确道德知识和理论的基础上,切实道德践履,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丰富自我道德教育内容、方式,增强大学生自身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给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王阳明心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史上的重要思想,“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精髓,探究其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有利于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为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教育资源。论文围绕“致良知”思想对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启示展开,由五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论题的研究来源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方法和相关概念进行阐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第一章主要探究了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及方法,论述其与自我道德教育的内在联系。基于问卷调查,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当前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家庭、学校及大学生自身方面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第叁章针对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存在问题及成因,结合“致良知”思想的具体内涵,深入探讨开展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内容和方法,以提高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审视当前开展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从自我道德教育的角度去研究“致良知”,从而挖掘这一思想的现代价值,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自我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内容,还是方式方法,都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与时俱进,为当代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各个方面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赵彦涛[2]2017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阳明(1472-1529)是明代着名的哲学家,“致良知”是其心学体系的核心思想。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在他不断的理论探索和事功磨练中逐渐形成的。正是在不断的理论思考和事功磨练中,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具有了在他自己看来坚实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思想内容,致良知思想也标志着他的思想走向了成熟,并且对当时及以后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阳明从小就立下了成圣的人生目标并且付出实践。龙场悟道之前,“其学叁变始得其门”。居夷困处,悟到格物致知之旨。龙场悟道以后,王阳明在心学立场上建立了自己的“心即理”思想,而后提出“知行合一”思想。阳明经历了一个先悟得“良知”到点明“良知”二字的思想发展过程。阳明后来在回忆起自己当时“龙场悟道”的过程时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本体,致良知是其心学之工夫。致良知既包涵了良知本体的基本意义又明确了整个学说的道德指向。兼具本体和工夫浑然合一的效果。“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四句教”围绕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相互关系以及“善”、“恶”、“有”、“无”而进行的思教。实际上在王阳明这里,“四句教”是建构在“致良知”思想立场上,对“致良知”本体的意义整体性所进行的具体规定和说明,是对其一生核心思想“致良知”进行的反思和升华。
陈琦[3]2014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明理学发展到程朱理学以来，“自觉的”中国人纠结于“理”，以为“理”是一个最大的客观必然性，是人人、事事必然遵循的必然和应然。但这个“理”一经语言化，实质上就成为了人对“理”的一种把握，而非“理”本身！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认识论反思基础上的对“理”观念何以可能的追问。陆象山在程朱理学鼎盛时就发出了“学者孰不曰‘我将求至理’，顾未知其所〔未〕知果至与否耳。所当辨、所当察者，此也”（《象山集·格矫斋说》“未”字衍——引者注）之叹。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明证性基础上的本体论、认识论、修养伦叁位一体的哲学探讨并最终形成了其一生的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致良知”思想体系。“致良知”思想体系的形成，是王阳明一生围绕“何为第一等事”①而进行思想探寻的结果。王阳明早年曾沿袭朱熹格物穷理之学，却因“物理吾心终判为二”而无所得，此后又泛滥于辞章之学、出入于佛老之学进而回归儒学立场并最终于“龙场悟道”后确立起自己心学立场上的“心即理”思想。此后这一思想又不断展开，居贵阳时首倡知行合一之说，围绕着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先后提出静坐功夫、省察克治、存天理灭人欲等种种实现知行合一的教法，并最终形成了其建立在对古本《大学》予以解释基础之上的诚意格物思想。经宁藩之变，乃有“致良知”之说，以其为“圣门正眼法藏”（《与邹谦之》，《全集》卷五，第191页）。居越之后，又于“天泉证道”中提出“四句教”思想，并以之为“致良知”思想的说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体系是一学术史、思想史、哲学理论说之不尽的话题，本文拟从五个部分共七章来进一步探讨之。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在这一章内，本文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逻辑演变和明中叶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这两个方面入手来介绍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前提，力求将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研究纳入宋明理学的逻辑发展进程以及其本人生活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加以呈现。第二部分是在第二章内对王阳明围绕着“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进行的早年思想探索过程予以介绍。并在对后世学者几种有关王阳明早年思想演化的节点划分观点进行考辩的基础上明确王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经历了沿袭朱熹格物之学、泛滥辞章之学、出入佛老之学进而回归儒学立场的这样一系列思想转折，进而依据这一系列思想转折中所体现出的王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的线索来介绍其所思所想。第叁部分则包括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绍了“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环节。“致良知”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叁个发展环节。因此，在第叁章本文主要介绍了“龙场悟道”后“致良知”发展的第一个环节即王阳明在心学立场上确立起的“心即理”思想，并对这一思想的提出过程、理论内涵进行了说明和阐释。第四章则介绍了“致良知”思想在“心即理”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展开到其发展的第二个环节即知行合一的环节上的内容。在这一章内，本文首先在第一节内对中国古代知行概念范畴进行概念上的溯源，进而在第二节内介绍和说明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产生所主要针对的问题对象——程朱理学的知行思想以及这一思想的理论困境，此后，在第叁节和第四节，本文介绍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内容、宗旨以及王阳明围绕这一思想而指示学者的教法进展，并在第五节内对知行合一思想的展开——王阳明在对古本《大学》诸条目以及相互关系予以解释基础上所提出的诚意格物思想的理论内容进行了说明，在第六节对知行合一思想进行了整体阐释。第五章则介绍了“致良知”思想在经历心即理、知行合一两个环节而发展到其最后的“致良知”环节上的具体内容，在第一节对构成“致良知”思想的文化前提——《大学》、《中庸》首章中所表达出的儒家思想的叁位一体性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予以揭示的前提下，本文首先在第二节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考证，并指出实际上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后的“心即理”思想中就已经悟得良知之意了，只是当时并未以“良知”的形式表述出来。此后，在第叁节内，展开对王阳明晚年解读《大学》的定型之作——《大学问》中所集中表达的其“致良知”思想的叁位一体性内在逻辑的揭示和澄明。并在第四节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一思想的实质是王阳明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的自然呈现中去反思和建立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叁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观念。第四部分即第六章则是在对王阳明一生学术思想的最终旨归——“致良知”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予以揭示的前提下，展开对王阳明晚年重要教法——“四句教”以及由这一教法所引发的问题之争的梳理与澄明，并指出只有把握到“四句教”乃是凸显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知性分析”环节的思想，才能实现对王阳明这一教法的合理性理解并对由这一教法所引发的后世学者的问题之争予以澄明。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后世学者特别是阳明弟子以及学宗王学的刘宗周、黄宗羲等人在理解“四句教”思想时存在的理论缺陷和他们各自的思想得失进行了说明。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对阳明“致良知”思想进行了评价。总体上说，“致良知”思想体系的确立，是王阳明站在生存论反思的立场上，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本心的自然呈现中去反思和建立起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叁位一体的“致良知”本体观念。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进路以及精神实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把握了这一思想的叁位一体性的精神实质和逻辑结构，不仅可以使王阳明哲学思想的的发展脉络得以凸显，而且也为评价王门后学的思想得失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致良知”概念中这种叁位一体的特征，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的基本特征，具体到宋明理学内部，虽然宋明理学的各家有以“气”、以“心”和以“理”为本的区别，但他们所建立的概念范畴体系都具有这种叁位一体性，区别只在于“心”、“理”、“气”这叁者由谁来统摄谁的问题。“致良知”思想站在生存论反思的哲学立场上所实现的以“心”统摄“理”、“气”的心、理、气的叁位一体观，满足了建立“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明证性前提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王阳明是高明的。王阳明在针对当时的问题时，特殊强调了“本心”的自明性的地位、意义，而对自明性的客观普遍性问题则以其思想的文化前提的形式内包于其中，这就是王阳明将《学》、《庸》首章把握为“圣学”全功之所在，入圣之出发点。《学》、《庸》首章贯彻孔子所提出的“忠恕之道”方法论原则，形成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叁位一体的哲学思想体系，王阳明以之为出发点建立起来了“致良知”的思想体系，既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又有深刻的思想理论内涵，也为我们解决“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文化资源。其中蕴含着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挖掘。
金文瑜[4]2016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颇具影响。其整个学术思想的理论素材基本上仍然是以哲学发展至宋明时期所逐渐兴起的理学为主。王阳明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而他在理论形式方面,又较陆九渊详尽和系统化。其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所关注的问题,还是受宋代以来程朱学术的影响,在理学的大背景下而展开的。自然其思想的基本素材和理论的基石也同样出自儒家经典文献。在王阳明经过“龙场悟道”之后,他的心学思想逐渐摆脱了朱熹的影响,并且自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思想。他一方面提出了其独创的“良知”思想,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与程朱所不同的对“格物”、知行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同时还把《大学》的重点由“格物”转变到“诚意”,认为“大学工夫只是个诚意”,并进而用“诚意”来统率格物。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探索中他和朱熹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朱熹主张理在物当向外求,而阳明认为理在人本心,应当内求于心,这也符合其致良知的内在要求。由于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德风气的日益衰败,也在客观上促使王阳明去思考和创造一种能够彰显人的道德自律精神的学说。直到“致良知”学说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做是他在完全理解了传统经典《孟子》与《大学》的思想主旨后所作出的学术创新。王阳明的心学历程由最初的“格物”到“诚意”再到“致良知”,已然逐渐完善和成熟起来,也使其心学的功夫论发生了转变,接下来阳明的整个心学思想都围绕着“致良知”而展开,“致良知”也就成为了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和落实处。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王阳明致良知的意义和内涵对理解王阳明心学的本质就显得极为重要。
刘翠[5]2010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探析》文中认为宋明时期,随着理学的展开,逐渐诞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哲学系统,王阳明的心学便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种,当我们回顾近四百余年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时,总是不能不追溯到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的“心学”是其所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和教育、个人志向、个人经历共同产生的结果。“叁教合一”是其思想产生的土壤,个人志向是其思想产生的动力,家庭的教育因素决定了其思想的主要倾向,其个人曲折的人生旅程是“心学”思想产生的促进和完善因素。心学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的内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大学问》、《传习录》等着作中。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是在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提出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去除私欲的干扰,恢复良知之本体,存天理、去人欲。这一思想洋溢着生命的智慧,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约束,他的致良知思想中难免带有封建主义的成分。为此,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必须保持清晰的头脑,作出正确的理论判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基于以上,本文主要通过四部分来论述王阳明致良知这一思想。第一部分首先论述了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理论渊源,紧接着指出了致良知说提出的社会背景,最后概括了致良知思想提出的主要经过。第二部分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良知的内涵:良知即心之本体;良知是思维主体;良知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流;良知是人成圣的内在依据。第叁部分作为全文的重点,揭示了致良知之工夫。主要从两方面来讲:致良知的内涵;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第四部分论述了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价值,体现在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两方面。
张连良, 陈琦[6]2014年在《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文中提出"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的教法。但此教法一经提出,便引发旧时代学者对这一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诸多纷争。当代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两行之理"为理论预设对"四句教"以及这些纷争予以阐释和裁定,并在此基础上将"四句教"定位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乃至宋明理学思想的总结。这样的定位是不合理的。因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和终极宗旨是"致良知"方法论原则思想,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理解了这一点,不仅能为解决"四句教"问题之争以及评价刘述先的思想得失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把握阳明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以及解决"合理的知识形态形而上学观念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温寒露[7]2010年在《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王阳明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是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学说是继承朱熹的理学发展而来,所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朱熹理学中的心学成分经过演变,最终以“致良知”学说而独立出来,成为与朱熹理学不同,而又摆脱朱熹理学弊端的极富生机活力的心学体系,对我国哲学史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致良知”学说则是其集大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良知”与“致良知”二者构成了其心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本文首先介绍了“致良知”思想产生的整体过程,并分析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在明朝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封建统治出现危机、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的情况下,王阳明致力于自己的内心,创立了与程朱理学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给当时的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良知”沿袭《孟子》而来,取其精华,“致知”则是源于《大学》,王阳明在结合“良知”和“致知”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赋予“致良知”道德修养的内涵。此外,“致良知”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由龙场悟道悟得良知,到而后的几十年虽然一直未提“良知”二字,但其思想已经融会贯通到其他哲学思想中,直到晚年始揭“致良知”的宗旨,前后历经数十年,来之实属不易。其次,本文第二章论述了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作为工夫的“致良知”二者各自的涵义。良知人皆有之、良知是天理之照明灵觉处、良知是天理、良知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良知是心之本体是性善、良知是一切事物的主宰,“致良知”则有“致极”义和“实行”义。阳明强调要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断推广扩充自己内心的良知,然后还要把扩充到的良知付诸实践,要按照良知的准则去行事,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道德品格,最终才能成为圣人。“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本体工夫不可离,在王阳明整个心学体系中,良知本体论与致良知工夫论,二者为先验世界与经验世界架构了汇通与融合的桥梁,是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次,本文第叁章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思想的关系。知行关系问题向来受历代哲学家所重视,阳明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致良知”思想可以看作是对“知行合一”思想的概括和深化,阳明强调要知行并进,知行二者不可偏颇,必须要相互统一,不可分离,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其知与行的合一则突出强调了“致”的作用,带有强烈的实践精神。他指出光有理论而没有实践是不行的,体认到得良知必须付诸实践才有意义,否则只是空谈理论,因此,阳明也教导弟子要在实事上下工夫,这样才能使良知的意志和理智得到锻炼。且这种实践精神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及贵阳等地的人们都有一定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第四章进行论述。最后,另辟章节分析了“致良知”思想在阳明心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实的影响,以及王学的复兴所产生的意义。“致良知”思想作为贯穿阳明学术思想的一条主线,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它突出了人的价值,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从阳明致良知学中吸取了精华,而且作为致良知思想的产生地——贵阳来说,其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知行合一,协力争先”的贵阳精神就是对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而致良知思想亦包涵了知行合一思想的精粹,由此可见,致良知思想的提出虽然已过数百年,但它作为一种道德学说,旨在通过整个致知过程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境界,即使在今天依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王雷松[8]2004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宋明理学中，与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相对待的，是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即所谓的“心学”。陆九渊首先从程颢的所谓“学者须先识仁”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并且，在一些问题上与朱熹展开了辩论。但是，在当时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庞大哲学体系相比，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既不完备，影响也并不大。直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在陆九渊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精细而完备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成为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他走过的道路，与寻常科举出身的人所走过的道路大不相同。他的学说，与他平生经历密切相关，是他豪雄式人格的体现和概括。阳明活动的时期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程朱学说成了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这正是阳明学说所以兴起的时代历史背景。 阳明自五十岁揭“致良知”，而后其他学说便不再被提起，同时“良知”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致良知”学说思想带有唯心主义成份，作为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人，自然不应该苛求古人。如果我们能从致良知思想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话，那它无疑是一颗光耀照人的明珠。笔者之所以探讨阳明这一思想的立场也正在于此。 全文共有五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阳明心学理论的架构，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从中引导出本文的主题；再有通过对阳明本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的描绘，指出阳明致良知思想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具体入微地分析了阳明良知的特有涵义及丰富的内涵，良知有五义:一、良知是天理之昭灵明觉;二、良知是化生、主宰的根本;叁、良知是是非之心;四、思是良知的发用。五、良知是一种呼唤。 第叁部分揭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不离不杂的关系。首先通过与程、朱“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比较，指出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特色所在，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致良知”叁字可以解释阳明差不多一切有关的学术问题。接着指出致良，知着实自能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是致良知应有之义，知行合一阳明后来虽不甚讲，但它实际上已经融入致良知中。 第四部分介绍的是阳明的教育观，教育思想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某些教学观点接续孔子而又有新的发展，他所提出的以建树立诚思辩、实践笃行的主体人格教育为核心的“致良知”学说对于我们现代的教学及其改革都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最后，阳明以先验的“良知”作为道德的本源和根据，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和尺度;以先天的道德情感的直觉判断为道德认知的基本方法，排除理智推理和感性见闻;以格物致知和致良知为道德实现的根本途径，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他终生提倡一条以道德为首务，以道德带动知识，以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为归宿的路径。“致良知”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也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可以说指出了“致良知”思想在阳明心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具有的现代哲学价值。
陈颖[9]2017年在《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资源：“致良知”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本文以其思想核心“致良知”为中心,通过大量文献的研究和剖析,从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两方面系统地呈现了“致良知”思想“格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知”各内涵之间的联系及发展;并展现了它对近代中国、东亚国家在道德教育上不同程度地积极影响和存在的问题,从中提炼出“致良知”思想的当代价值。其精髓作为中华文明浩瀚烟海中的一个闪光点,继承发展了“仁”、“爱”、“孝”等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了以“良知”为本体,以“知行合一”为实践途径的哲学内涵。不仅丰富了当代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资源,更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如“立志、克己、明心、事上练”等方法论借鉴。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理论创造与他躬耕乐道、砥砺前行的成圣育人之路相辅相成,不但成为理解王阳明德育思想及其精神内涵不可忽视的两个要素,更展现了教师以德施教、个人以德为荣、学校立德树人的教育画卷,为当前高校走出思想道德教育困境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从教师、个人、学校叁个层面开展德育教学的思考及建议。
郭文[10]2018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文中提出"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的心学主旨,自"致良知"提出以后,王阳明多次称之为"圣门的正法眼藏"。"致良知"是良知的发用,强调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满性和外在实践性,是本体论和功夫论有机的统一。同时,"致良知"思想与当代大学道德教育目的具有相通之处,对于激发学生的道德意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提升道德实践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对大学生自我道德教育的启示[D]. 聂甜甜.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2].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D]. 赵彦涛. 河北大学. 2017
[3].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D]. 陈琦. 吉林大学. 2014
[4].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D]. 金文瑜.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5].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探析[D]. 刘翠. 河北大学. 2010
[6]. 论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逻辑环节及其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以王门“四句教”为核心的考察[J]. 张连良, 陈琦.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7].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研究[D]. 温寒露. 安徽大学. 2010
[8].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研究[D]. 王雷松. 河南大学. 2004
[9]. 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文化资源：“致良知”思想研究[D]. 陈颖. 海南师范大学. 2017
[10].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J]. 郭文.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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