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1]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研究指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张瑞岚[2]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朱琳琳[3]2015年在《中国参政党民主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现有8个民主党派,都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参政党。参政党是我国特有的政治现象和独特的政党类型,是我国政党制度独创性的重要体现。参政党民主价值的实现,关乎中国政党制度优势的彰显,关乎中国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作为参政党建设研究中的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前沿问题,参政党民主价值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参政党的政党价值,有助于巩固与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推进中国政治文明进程。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与观点为指导,综合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民主与政党、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参政党民主价值的基本意涵,研究参政党民主价值演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特点,剖析当前参政党民主价值实现中遭遇的新挑战与凸显的问题,进而对优化参政党民主价值进行前瞻性思考。本文认为,民主始终是民主价值理念与民主制度的高度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政党是国家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党也因民主因素的嵌入而有了民主价值。参政党民主价值是历史形成的,追求和实践民主始终是民主党派发展演化历程中的不变主题,但又表现出特定的时代内容,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色。当代中国参政党民主价值具有价值取向与制度构建的双重意蕴：一是指参政党以民主为目的,确立党派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作为价值取向,它秉承了人类在民主追求中关于平等、自由等方面的共同信念和对人民主权的政治诉求,在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这一目标选择上与中国共产党有共同旨归,并以民族化的内容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为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提供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和持续发展完善与自我超越的不竭动力；二是指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成为我国民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政党职能过程中所发挥的民主功效,反映的是参政党民主目标实现的程度和参政党存在的意义。参政党民主价值主要通过国家政治体制、政党制度运行以及参政党的政党活动呈现于政权建设、政党关系和社会整合等不同领域。参政党民主价值实现中特色突出,但在当前因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完善、执政党内仍存在落实民主执政的制约因素、参政党建设与其实现民主价值要求间存在现实差距而显露出不少问题。为此,应从人民主体地位的巩固、提升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合力、依托国家治理发挥参政党功能叁个方面入手,整体优化参政党的民主价值。这是符合历史与现实的有效选择。
朱慧[4]2013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党的十八大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根源入手,深入阐述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客观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现实状况,在借鉴国外政治教育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经验启示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几点思考。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采取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以调查问卷数据及相关分析为依据,对当前社会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本态度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试图从工人、农民、学生等多角度视角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思考。全文共由七部分构成,具体内容可概括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着重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难点和研究创新点,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指向。第二章重点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的基本内涵。文章认为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就是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我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知和认同。第叁章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根源及其大众化教育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的基本观点,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根源。科学性、人民性、民族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内在魅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自身发展完善的本质要求,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有效应对西方民主思想渗透、引领国内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现实需要。第四章系统梳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历史轨迹及其经验教训。本章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历史轨迹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的初步实践期,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新探索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实践曲折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恢复重建期,拨乱反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不断创新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历史经验,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前提,从国情出发是大众化教育的立足点,尊重人民群众是大众化教育的根本点,语言通俗化和形式多样化是实现大众化教育的有效途径。第五章客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现实状况。本章从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两个角度分析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现代传媒技术的普及,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有利条件；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现代传媒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的不利因素。本章还依据调查问卷的相关数据,分析当前我国工人、农民、学生等叁个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态度。第六章重点探讨国外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论文选取美国、德国、日本等叁个有代表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其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引进理论的本土化、学校教育的隐性化、家庭教育的规范化和社会教育的系统化,这些教育形式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本章还对苏联、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教育工作进行整理分析,总结苏联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严重后果,主要是理论宣传中放弃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推崇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忽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滞后,教育内容空洞,方式方法简单等,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大量党员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严重缺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国家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苏联、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有：注重理论研究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注重理论宣传与人民利益相结合,注重执政党自身理论学习和廉政作风建设,注重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和灵活化。第七章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若干思考。论文从指导思想、方法途径以及人民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认识等角度,提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坚持理论取向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指导思想。在具体方法上,文章提出可采取人文关怀与情感教育,大众传播与网络引领,制度保障与规范教育等方法。在途径上,注重开展多层次学校教育,开拓多样化社会活动和重视家庭美德教育。文章还提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认识,客观看待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状,政府、学校、企业等部门还需积极培养全社会公民的民主意识,重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陈朋[5]2010年在《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生长在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主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不懈追求,也是人们极力达致的政治发展目标。协商民主理论自兴起以来,无论被看作是复兴传统的民主范式,还是当作超越传统的理论创新,都客观表达了人们对发展民主理论的热切期盼和积极追求。从其民主价值、构成要素等规范层面的研究,到其实践领域的践行模式和价值功效,都承载着人们巨大的期许。也许将协商民主理论看作是传统民主范式的复兴似乎更加合理。但是,这种复兴(复兴古典民主强调的参与)不是简单的归复,而是在复兴的过程中有超越和修补(修补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超越古典民主中的理想成分)。对于协商民主,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定义：协商民主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广泛的讨论交流,互相了解各自的主张和观点,据此理性的修正彼此的偏好,并实现偏好转换,尽可能的达成共识、促进决策,而因此达成的共识和促进的决策具有鲜明的合法性。它的核心是公共参与、理性讨论、自由平等、相互协商、促进决策、公共责任。它讲求参与性、公共性、互惠性、平等性、合法性、包容性。民主的核心价值是普适的,但民主的内涵、运行模式则是具体的。作为当代中国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协商民主自然有其自身的内涵要义。这种内涵要义是它区分于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之所在。也就是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具备有限的适用性。中国的协商民主就是指,在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下,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围绕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议题,通过咨询、商议、讨论的方式,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形式。它既强调协商程序的合理性,也强调结果的共识性。国家、政党和社会层面都有这种协商民主内涵的体现,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公共论坛,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等。“民主恳谈”是对浙江省温岭市在乡村、城镇社区及市级机关(部门)开展的各种民主沟通会、决策议事会、交流讨论会、重大事项听证会等民主形式的简称。作为一种乡村民主形式,民主恳谈的生长和发展主要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和代表国家的地方官员推动民主创新的努力。其本质上是中国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实践在乡村的体现。为此,本文以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为研究主题,借用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和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基于对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生长机理及发展进程的考察,既向人们全景展示生长在中国改革土壤中的具有首创精神和现实价值的这一重大实践,又阐释和说明中国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动力、机制、价值及趋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乡村发展的新模式。从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成长、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是对其成长、发展和特色的典型概括。进一步而言,可以用“国家主导下多方回应互动型制度变迁假说”来分析温岭民主恳谈实践的生长机理。这种多方回应互动型制度变迁模式,既不回避国家及其代表——政府的引导作用,也不忽视社会力量的推动作用。它强调的是推动制度创新实践的主体之间是相互合作和动态博弈的,而且这些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国家主导即是说在这场民主实践中,国家充分发挥着引导和规范作用,离开国家的介入,实践也许会变得更加曲折。多方即是说在这场制度创新实践中,行动主体是多元、开放的,而不是单一、封闭的；回应即是说创新实践萌生以后,各行动主体之间有相互沟通和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直流行为；互动即是说在这场制度创新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的政府和需求推动作用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他们围绕着共同利益——推动创新实践成长发展,继而在创新实践中获得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展开相互交往。从温岭民主实践在横纵两大方向展开的一般层面的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试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等实践型态看,乡村协商民主简而言之,就是在中国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有可能受到决策影响的行为主体,如乡村民众(包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私营企业主等乡村精英,以及普通村居民)、党政官员、外来务工者等群体,围绕乡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以吸纳群众参与公共事务为主题,以改善乡村政治社会权力结构为渠道,以达成共识、作出决策为指向,通过直接参与商议、讨论或咨询的方式,展开积极、理性的交流和沟通,相互体谅,彼此让步,从而尽可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达成共识的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它既强调协商过程的合理性、公开性和参与性,也强调协商结果尽可能的共识性。进一步而言,它本质上是乡村的协商政治型态,是生长在中国乡村的群团合作型民主,是乡村政治生活领域中官民互动的重要平台,是乡村民众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是乡村民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形式。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场域、协商过程、协商方式和协商结果这六大核心要素是支撑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支柱。公共协商、理性沟通和偏好转换则是推动乡村协商民主实践运行的内在机制。基于民主的视阈,可以发现,温岭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展示出了鲜明的民主价值。这体现在五个方面：开辟乡村民主的新空间、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现代化、促进公众的有序参与、夯实乡村民主的社会基础和推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深入分析也可见其限度,如谁来组织决策执行和监督过程中的恳谈更合适?如何促进票决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有机融合?政府创新的动力何以持久?民主实践的操作技术何以进一步提升?温岭民主恳谈以其丰富而又生动的内涵向人们展示了生长在中国乡村场域的协商民主实践。在这场民主实践中,国家与社会是在互动中促成了实践的发展,反过来,国家与社会也在这场民主实践中实现了双赢。乡村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优化了乡村治理格局,从而也进一步启示人们：构建民主合作式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推动乡村发展的理性选择。温岭的乡村协商民主实践不是孤独者,在其引起学者关注的同时,也逐渐被其它诸多地方参考和借鉴。但是,任何“复制”温岭民主实践的行为选择,必须要考虑到：是否具备相应的基础和条件。民主实践的成长和发展是基于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之上。唯有具备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像民主恳谈这样一种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才会落地生根、发芽。
瞿郑龙[6]2015年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裴泽庆[7]2008年在《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既是党内民主的“试验田”,又是基层民主的“助推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相应地,理论上的关注和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是,作为党内民主与基层民主重要结合点和创新点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系统的研究,这与正在发生着的鲜活实践是不相适应的。在“‘党内-社会’”+‘基层-上层’”的民主发展之路愈来愈被证明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政治发展逻辑的情势下,把研究笔触更多地投向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透过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农村基层党内民主,能够得到不同的体验和启示,既有的研究成果说明了这一点。本文选取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个宏大视角下,系统深入地研究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之所以选取这个视角,主要是基于一种理性判断: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状况,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水平和程度,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水平又会影响和制约着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它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农村基层党内民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基于该问题的重要性及其相关性,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和政治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为主线,遵循理论阐释、实践探讨、问题分析、路径选择、制度创新、评价体系等逻辑顺序,分析和梳理了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及其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制度与路径、发展与评价等方面,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释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理论,总结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经验,推进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全文由导论和正文七章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由来及其意义、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研究重点与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之处。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理论分析。本章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首先分析了西方民主发展的价值启迪和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本内涵,然后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创立和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党内民主的内涵与实质,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内涵与实质、特征与功能,为后面的分析提供理论铺垫。第二章,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本章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为背景,首先论述了党内民主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定位;接着分析了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农村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然后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同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必要性和内在要求;最后从权力来源、权力运行和执政视角,分析了农村基层党内民主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第叁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生动实践。本章以四川为考察对象,管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全貌。基于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和逻辑,本章选取了四个既具代表性又有分析性的实证个案,分别是: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直选乡长个案、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的公推直选党委书记个案、成都市新都区的“叁会开放”个案、雅安市雨城区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个案。在对这些个案进行客观描述的同时,注重分析其发生的背景、意义以及由此提出的问题和思考,为此后的讨论提供感性材料和实践认知。第四章,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问题分析。本章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大背景出发,对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存在的问题进行总体分析。通过对意识滞后、权力结构矛盾、制度供给缺失、转型期政治文化冲突等层面的分析,以揭示影响和制约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第五章,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章从宏观意义上提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基本原则、发展思路和发展取向,旨在对推进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产生理论指导和启示作用。第六章,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本章主要从程序意义上探讨以下方面的制度创新:以公推直选为重点的基层党内选举制度、以党代表任期制为重点的党代表大会制度、以党务公开为重点的基层党内参与制度、以群众评价为重点的社会监督制度等。着力点主要包括上述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努力方向和具体举措、由此衍生的相关问题和思考等,以突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的实践性和创新性。第七章,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的评价体系。对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是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主要围绕为什么评价、由谁评价、评价什么、如何评价等问题,分析提出了建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评价主体、评价原则、评价内容、评价方式等,从而使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日臻完善。
刘朝阳[8]2016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研究》文中提出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如何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则是社会主义中国一直以来的关切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发展成熟,最终成为中国两种民主形式之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无疑将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研究不仅是大势所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协商民主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清晰完整的理论基础有利于认识协商民主是“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有利于确定协商民主的“历史定位”、有利于做好协商民主的“顶层设计”。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来说,偏向于文化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的研究比较多,系统研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的着作则尚未出现,这为本文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间。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方法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研究。全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完成了研究的基本准备工作,包括:介绍了选题的背景以及出发点;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并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西方民主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总结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从纵向上来说,主要包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叁个部分,从横向上来说,主要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和多党合作理论、民主理论和国家理论、群众观点及群众路线几个部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研究情况做了综述,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进行了阐述。正文部分主要按照协商民主理论基础的时间线索进行安排,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对未来社会做出的科学探索,也包含列宁等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它们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关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于终结人的异化等群众观点,为协商民主中以人为主体、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关于民主的逻辑起点、民主的本质、民主的实现途径、民主的实现形式的论述,为协商民主的逻辑基础、本质属性、历史定位、合理性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和政党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艰巨历史使命及其联合必要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结成最广泛的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独立性和领导权等论述,为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确定、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也为无产阶级通过协商民主联系群众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它为协商民主的初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中的民主政治思想中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设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为协商民主的人民民主属性、民主集中的基本原则、民主监督功能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中关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关于在新中国继续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等观点,为协商民主尤其是人民政协的产生、发展和制度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协商民主作为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的渠道做出了探索。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它不仅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更从群众观点出发提出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在执政条件下也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些思想为中共通过协商民主来实践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章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它为协商民主的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思想,为科学理解协商民主的本质、时代背景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协商民主向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的拓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是协商民主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形式之一、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理论基础。新时期群众路线理论的新发展中关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关于坚持群众路线、建设坚强领导核心,关于创新群众路线实践形式、推动群众路线制度化等论述,成为协商民主是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的理论基础。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经历了向爱国统一战线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关系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等思想,为协商民主在政治协商、政协协商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章探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间的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协商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从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民主形式,受到的“和”“中”“公”传统思想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中国优秀传统的积极影响。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协商民主的关系,主要探讨了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及理论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其在关注民生领域协商、平衡协商民主的工具性和价值性、发展积极协商、注重非正式协商和正式协商的结合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协商民主的启示。第叁个问题是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主要从马克思民主理论中几对概念出发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并提出可以从选举前进行充分协商、选举后注重协商、选举之外充分应用协商叁个方面促进两种民主的共同发展。结语部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简要概括和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统一战线发展而来,逐渐与群众路线共同作用并制度化,最终向着民主回归,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何正玲[9]2012年在《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网络日益成为中国公民赖以生存的一种存在方式，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崛起了一种新的政治现象——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改变着中国政治的传统逻辑，激活了中国的民主活力，给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也使之面临严峻的挑战。网络政治参与究竟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引导当代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使之真正成为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契机？本文以传统的政治参与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我国公民传统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践为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采取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视域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本文除去引言还包括六章内容。引言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基本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兴起的背景：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兴起的语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社会的日益崛起。于是理清网络社会的形成及其特征、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历史及其对中国公民政治生活的影响就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理论概述。笔者以传统政治参与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分析、归纳总结，提出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概念，并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客体、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等概念，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参与的新的思考。本章还对制约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诸要素进行了分析，并就网络政治参与的“虚拟”与“现实”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叁章，描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当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实践的发展轨迹。本章通过追溯网络时代前中国公民传统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对照研究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而真正把握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引导和推动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第四章，主要阐述网络政治参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从机遇的角度来看，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参与的渠道，提高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助于推动中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提高公民素质；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加快公民社会的形成；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完善政治发展机制。从挑战的角度来看，网络政治参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提出了挑战；对公民主流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挑战等。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对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章首先探讨了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非理性倾向、无序化状态、网络技术的“数字鸿沟”问题、网络环境下的政治信任问题等。其次，对这些问题背后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挖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对策。第六章，对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本章首先分析了目前存在着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然后表明了笔者对于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前景的基本观点：超越盲目乐观或悲观主义的论调，以积极、理性的建设性态度对待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网络民主发展道路。
李春明[10]2005年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传入我国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方兴未艾。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不论是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应该在于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动力。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对民主与法治的内在需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向民主和法治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化促进了政治多极化。政治多极化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政治文化走向世界,进行平等的政治文化对话和交流,既保持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国特色”,又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文化发展的多样化和全球化统一的趋势,为保持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文化动力。 全球化也给我国的政治文化发展带来强大的压力。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这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全球化中的西方式民主化浪潮,严重影响着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对渐进性的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带来极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优势,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严重干扰着我国政治文化的独立发展。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动力和压力,我们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趋利避害,积极融入到全球化中。要坚持政治文化发展的民族主体性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尊重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体性。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性价值,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政治文化发展成果,并实现其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转换”,使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在全球化中大有作为。 发展观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有两种发展观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消极影响最大,一种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发展观,另一种是“全
参考文献：
[1].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3]. 中国参政党民主价值研究[D]. 朱琳琳.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大众化教育研究[D]. 朱慧. 中国地质大学. 2013
[5]. 国家推动与社会发育：生长在中国乡村的协商民主实践[D]. 陈朋.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6]. 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
[7]. 农村基层党内民主研究[D]. 裴泽庆. 中共中央党校. 2008
[8].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研究[D]. 刘朝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9]. 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问题研究[D]. 何正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10].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研究[D]. 李春明. 山东大学. 2005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法律论文; 民主管理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