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远[1]2011年在《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中提出目次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二徐国青铜器的组合、形制与纹饰特点叁徐国青铜器的特点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由于徐国史料的匮乏,徐国铜器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徐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初步整理〔1〕,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七件具铭徐器。1990年代初,董楚平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较系统的整理〔2〕,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收录二十叁件具铭徐器。两先生对徐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但因相关条件的制约,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考古学方法对徐
孙伟龙[2]2004年在《徐国铜器铭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国的铜器，可以将江淮下游，诸如江黄等小国的铜器与长江以南，时代上大致相近的一些铜器，在断代、花纹、形制等诸多方面联系起来,因此人们在探讨长江中下游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状况的时候，几乎言必及徐，但是徐国青铜器的文化面貌究竟如何，却始终不是那么清晰。 徐国铜器多零散地出土于他国之墓中，故现在可以确认的徐国铜器，都是有铭文的。已经出土，但因为没有明确标志，而不能判定为徐器的，尚不知有多少。因而把握已知徐器的风格特征，再运用类型学等方法去鉴别未知的徐器，当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自 1963 年江西省靖安县出土庚儿鼎以来，在山西、湖北、浙江、江苏等省陆续都有徐器出土。这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的文章和着作颇多，主要有：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曹锦炎《绍兴坡塘出土徐器铭文及其相关问题》、《北山铜器新考》，赵世纲《徐王子 编钟与徐君世系》，董楚平《徐器汤鼎铭文考释中的一些问题》，商志 《次□缶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何琳仪《吴越徐舒金文选释》，王辉《徐国铜器铭文零释》，陈秉新《读徐器铭文札记》，王人聪《徐器铭文杂释》，周晓陆、张敏《北山四器铭考》等一大批文章。在徐国铜器铭文的释读，徐国历史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自郭沫若《大系》以来，只有董楚平于 1992 年所着《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一书对徐国的有铭青铜器作了系统综合的研究整理，现在有必要再对徐国铜器作一新的整理。 本文就是要系统地整理研究现知徐国的铜器铭文。论文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主要是介绍徐国的历史，及其铜器的有关情况。第二部分是正文部分，讨论了徐国有铭铜器十七件：徐王鼎、宜桐盂、庚儿鼎、沇儿镈、徐王子旃钟、徐王 又专、义楚专、徐 尹钲、徐王义楚专、徐王义楚盘、徐令尹者旨 炉盘、徐王义楚元子剑、仆儿钟、徐王之子 戈、徐 尹汤鼎、徐王炉、次□缶盖。正文对这十七件铜器地系统整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介绍铜器的着录、出土情况。然后，对铜器的花纹形制作了详细的描述。根据铜器的花纹形制，再参以铭文，对每件铜器作了断代。正文的主体是对铜器铭文的隶定和解释。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时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一切从材料出发。在研究铭文时，注意对前人成果地吸收。对于现在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则持审慎、保留的态度，决不强为之解，更不会歪曲字形， 70
邹芙都[3]2004年在《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楚系铭文是指铸刻在楚国或深受楚文化影响的其它诸侯列国所铸造的青铜器上的文字，据现有出土资料，其起止时间上承西周中晚期，下迄秦灭楚之际，延续时间达六七百年之久。楚系铭文作为两周铜器铭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北方铜器铭文相比较而言，因其自身特有的风格而成为中国南方文字的典型代表。在今天对先秦文化进行分区、分域研究曰益深化的学术热潮中，楚文化研究已被推向纵深领域，作为楚文化研究的重要分支楚系铭文研究也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以楚系铭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作了较为系统的综合考订、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对以往有关楚系铭文研究情况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从铭文着录、文字考释、分期断代、铭文风格等多个方面，按时间先后分北宋至乾嘉、晚清、民国、建国以来至今四个时期对其研究状况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每个时期的研究重点、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及不足之处作了一一评述。对楚系铭文的研究概观所进行的历时性考察，从宏观上再现了其研究层累、递进的过程。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在今后开展楚系铭文研究中应亟待加强的六个问题，本文写作的目的也正是对其中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二、楚系铭文的收集与整理是楚系铭文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对其研究的深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字的考释与断代则是其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充分利用考古材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以往一些诸如樊器等认为是楚系之器予以剔除，将书也缶等以往认为是非楚系之器予以补录，加之新录近年来出土的楚系器共归纳楚系铭文153号(组)：对每器的疑难文字作了综合考释，或者对旧说作一一辨析，或者对认同观点提供补正材料，或者对一些文字给予重新释读，力求使全铭释读起来文从意顺;同时充分运用器形、纹饰、器类组合、字形特征等各方面知识，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对每器的年代进行断代，并按西周中晚期，春秋早、中、晚期(每期又大致分早、中、晚叁段)，战国早、中、晚期对所有器物按时代早晚先后进行编年排列，力求将每器的年代定在相对狭小的年段内。在器物断代研究过程中，笔者对如黝钟等诸多器物的年代作了重新考订。此外，在楚系铭文的收集与整理过程中，常遇到一大批诸如“申公”、“邓公”、“许公”之类铭文的铜器，对于其国别往往容易引起学术界的争议，即到底是其灭国前还是被楚所灭后所置县尹之器意见不一，这给楚系铭文的甄别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本文根据器形、纹饰和字体特征，结合有关该国的存亡时间和历史地理等文献记载，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得出其中一部分器物楚文化因素较为显着，应为楚县县公器的结论，将之归为楚系铭文之列。在此基础上，从叁个层面对楚系铭文的地域特征作了归纳分析，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楚系铭文与他系铭文的区别。 叁、.铜器铭文字体随时代的推进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其演进虽比较缓慢，但在不同的时段进行通观，其时代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尚。据此，笔者专以字形字体等为标准，对楚系铭文作了分期研究，将之分为四期五段，即第一期(西周中晚期至两周之际)，为楚系铭文的沿袭期，第二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为楚系铭文过渡期，第叁期(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80年前后)，为楚系铭文的特色期，第四期(公元前380年至楚灭国之时)，为楚系铭文的衰退期，其中又将第叁期分为早中晚叁段，第四期分为早晚两段，并对每期每段的字形字体特征作了初步归纳。据铭文字形字体特征所作的分期分段能基本与据器形、纹饰、器类组合等所作断代相吻合，这说明其可作为铜器断代的一个客观标尺，对铜器断代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楚系铭文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其字形构造也在进行着逐渐的改变，本文从简化、繁化、异化及分化等几个角度，对楚系铭文字形的演变方式作了较为系统的归纳，从中可以发现，其演变方式既遵循着中国古文字演变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有楚系铭文自身的一些特征，以致形成了大量唯楚所见的独特形体，这一方面印证了楚系铭文来源于商周金文，是同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楚系铭文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循规蹈矩，体现楚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这种异流文化是极为多姿的。此外，还对楚系铭文字形演变与简帛、印玺文字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是其为深远的。 五、兵器铭文是楚系铭文的大宗，对于楚国兵器铭文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基因，学术界较少探讨。文章从楚与它国兵器铭辞、楚兵器与礼乐器铭辞、楚兵器不同器类铭辞叁个方面作了初步比较，从中归纳了楚兵器铭文的一些基本特征及其所体现的楚文化与它国文化之间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影响，这进一步说明了异域文化之间的文化互动性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 以上是本论文的主要内容，由于笔者学识十分有限，在具体论述中有诸多不当或错误之处，恳请专家多多批评指正，以使后学学业日后得以提高!关键辞:楚系铭文汇释分期断代形体演变兵器铭辞
张丹[4]2012年在《南襄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铭文研究》文中指出南襄盆地在西周时期是周朝的南土所在，有申、吕、蓼、养、鄀等方国。至春秋早期，这一地区开始完全为楚国所据有，并作为腹心地带由楚国经营了近四个世纪。对南襄盆地所出土的两周时期铭文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以探讨这段时期的相关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分上下两编。上编共分六章，是就南襄盆地所出土两周铭文进行分期集释。以时代为纲，将同一时期的铭文归结在一起，依时代先后顺序分为六期。因南襄盆地的铭文最早见于西周晚期，所以西周晚期单独作一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都可分为早、中、晚叁期；但因为战国时期出土铭文不多，所以将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的铭文合为一期。总的分期如下：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在集释中，对铭文中的一些疑难字进行解读；并对铭文中涉及到的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身份及时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如：下寺出土铭文中，关于倗之氏称，有叁种写法：、、。有学者以为，当释作薳，当读作。薳、、是同一宗族氏称的异体字。本文认为，这叁种写法，都当释为。再如，淅川所出土的曾仲器座，其铭文虽只有八字，却存在颇多争议，本文对器主性别、器物属性进行了新的解释。另外，关于申公彭宇墓所出土的彭伯壶铭文中的“彭伯”，学界存在诸多分歧。或认为彭宇与彭伯为一人，是古方国——彭国的亡国之君，入楚后做了楚国的县尹；或认为彭伯与彭宇无关；或认为彭伯是彭国亡国之君，彭宇是其臣；或认为彭伯是彭宇的先祖。本文经过考证后，认为彭伯应是彭氏家族的宗长，彭宇的先祖。下编是在上编基础上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分叁章。第七章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发现对南襄盆地出土铭文中所见的两大家族——楚申县彭氏家族及淅川氏家族进行了综合研究。关于楚申县彭氏家族，主要是厘清了彭氏家族相关人物之间的世系，并对其族源以及这个家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作了考察分析。关于淅川氏家族研究，则主要是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出土资料，对、逺、薳、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第八章主要是对出土铭文所见“飤”、“飤緐、”“”、“汤鼎”、“”、“”、“鼎”、“、”“盏、”“尊缶、”“浴缶”等楚式器物自名进行总结归纳。寻绎这一地区出土铭文所见器物自名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性。第九章是对铭文所见相关制度的综合性研究。包括联姻、行政建制、附庸叁方面。
张应桥[5]2006年在《河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周时期的河南地区是姬周文化和殷商文化碰撞、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地区，也是中华民族首次大融合和形成的大舞台。这里发现和发掘的大量西周墓葬资料无疑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社会状况和社会物质文化面貌。 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和金文材料对河南境内发现、发掘的西周墓葬进行综合研究的尝试。通过对河南考古发掘的近2000座西周墓葬资料的系统梳理，对墓葬的类型和分期进行了基础性研究，分析了墓葬类型与西周的阶级关系，建立了河南西周墓葬的年代序列；在此次基础上考察了河南西周墓葬的区域特征，对不同地域西周墓葬的国别或族属进行了甄别；并通过河南和陕西两地西周墓葬的比较研究，揭示姬周文化吸纳、融合和发展殷商文化以及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基石的历程；探讨了西周时期的墓葬制度等相关问题。 全文共分绪论、墓葬形制研究、墓葬分期研究、墓葬区域特征及国族考、河南与陕西西周墓葬比较、西周墓葬制度等相关问题讨论、结论七个部分。 绪论部分，阐述了西周时期河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及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概述河南地区考古发现发掘的西周墓葬材料；介绍河南西周墓葬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本文研究的方法和目的。 第一章 墓葬类型研究。根据墓葬规模大小、深度以及随葬品多寡等情况，按照统一标准将河南境内已发掘的近2000座西周墓葬划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类和A、B、C叁型。创新点在于对墓葬形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不是仅停留在墓葬类型简单的划分：墓葬规模的不同揭示出西周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等级制度；墓葬形制的差异则可能是不同族氏人们在丧葬习俗上的反映。由此得出：甲、乙类墓主为西周高级贵族，身份多为封国之君和王公大臣，丙类墓主为较低级贵族，身份多为士大夫，丁类墓墓主为自由民或破落的低级贵族，戊类墓主是无人身自由的奴隶或战俘，他们分别代表西周社会的各个阶层；A型墓主要为周人墓葬，B型墓主要为殷遗民墓葬，C型墓可能是西来东都的羌人墓葬。 第二章墓葬分期与断代。通过对墓葬出土主要陶器鬲、簋、豆、罐和青铜容器的类型学研究，分别建立起河南西周陶器和青铜器演变序列，并根据它们发展变化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将所属墓葬分为叁期6段，结合陶器和青铜器共存状况，借鉴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对这叁期6段的绝对年代作了大致推断。该分期是首次对河南西周墓葬的综合性分期，采用了墓葬出土陶器与铜器
曹锦炎[6]1987年在《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文中研究表明“春秋初年之江浙,殆犹徐土”,这是叁十年代郭沫若在他的名着《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首先提出的,虽然不无猜测之辞,但确有先见之明。一九八二年叁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越国古都一绍兴市的坡塘公社狮子山,发掘了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根据铭文,知道这批铜器系徐国制造。徐器在越地出土,无疑为郭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我们在考证这批铜器铭文时曾指出,徐人势力深入浙江境内的事实,在地方志上早有所反映,浙江各地有许多与徐偃王有关的遗迹,这些遗迹,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徐国本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大国,史书及铜器铭文上称之为“徐戎”、“徐夷”、“淮夷”、“南淮夷”,其故地在今江苏省泗水一带。作为徐国的典型代表而常被后人称道的徐偃王,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人物,《尸子》说他“有(?)(筋)而无骨”,“没深水而得怪鱼,入深山而得怪兽者多列于庭”,
程娅航[7]2017年在《山东东部与东南部出土东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汇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几十年来的山东考古发掘工作中,山东东部与东南部出土了数量可观的东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这些出土的铭文材料能够客观地反映出东周时期山东东部与东南部地区各诸侯国的历史和古文字资料的原貌,有利于促进古文字学以及山东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因此,本论文按地域搜集了山东东部与东南部:威海、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这六个地级市以及所管辖区县内出土的东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共72件。在对这些青铜器铭文进行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将一个地域之内所收录的有铭青铜器按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先后排序,对各器铭文字形、词汇以及涉及到的相关内容进行考证。本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所研究的出土青铜器铭文的时空范围、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意义。第二章至第七章为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对威海市、烟台市、青岛市、潍坊市、日照市、临沂市出土东周时期有铭青铜器进行汇考。这一部分所涉及到的每个有铭青铜器之下分为释文、汇考和按语叁部分,且都附有器形和铭文拓片的图片。在按语部分,笔者对铭文字体、词汇、国别以及相关历史文化等内容均有考证,或提出自己观点,或对他人观点进行补证或反驳。第八章为结语,对整篇论文进行总体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在青铜器铭文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做到尽量全面,重视对于近年来新出土金文资料的搜集,并且在分析和研读以往学者考释材料的基础上,对所搜集的山东东部和东南部出土的东周青铜器铭文材料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在铭文考释方面,我尽量搜集了各家说法,比较、分析后给出自己认为地最为合理的说法,从而使本论文对于金文的字形考释、词义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对于铭文内容所涉及到政治、经济、战争、外交等相关历史,本人使用"二重证据法",将铭文内容所涉及的相关史实与《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使得金文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补互证。
武刚[8]2018年在《西周的外服制与王朝边域统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早期国家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是早期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王朝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它的权力运行方式与政治地理结构自然是西周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传统文献中记载了商、周王朝实施的内外服制度,在古今史学界都是争论的焦点。随着考古材料的发现,尤其是甲金文材料的释读解释工作的进展,内外服制度作为一项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而非文献虚语的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承认和重视。外服制是西周王朝控制广大疆域、实现王朝有效管辖的重要措施。西周王朝通过分封四方侯国,以侯服统御宾服、'要服等手段,实现王朝获取重要资源及扩张疆土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以西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尤其是外服制为核心,探讨周王朝的外服经营情况;并结合最新的考古学成果,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等材料,探索在西周外服制影响下的四方边域统治情况。一、围绕着有关传统文献对内外服问题的各种说法进行整理,基本可以归纳出文献中对内外服问题的描述存在着叁种不同的体系: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体系、“五服”体系以及“九服”体系,这叁种体系都有合理成分,但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冲突。西周前期,商代以来的内服职官如“亚”职等逐渐融入西周的内服体系,周王朝表现为内服百官与外服“侯、甸、男”这一系统。西周中后期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王畿为划分依据,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新的“五服”系统,这一内外服制度也投射在王朝的政治地理版图之中。二、通过对传统文献和金文材料的比对和考证,可知《国语·周语上》所记载侯服、宾服、要服、荒服四种服制的记载是基本符合西周的外服制的。外服制度以侯服制为核心。侯服的实质是以侯国分封为主体、以执行军事职能为主服事王室的一种职官制度,是西周的政治地理区划的重要部分。侯服通过周王的分封和册命实现,一般以姬姓贵族子弟为主,有着固定的分封原则和册命秩序,其最主要的职能是执行天子的命令、拱卫王室疆土。西周王朝则通过设立诸监、册命侯国主要卿士的办法对侯服进行管控和监督。重要的异姓方伯周人一般称之为“宾服”,在《周礼》等文献中记载为“绥服”,这是取义宾贡天子、怀来远人的含义。在侯服、宾服以外,周人将东南方的各部族方国概称为要服,要服承担了向周王朝贡纳粮食、丝织品以及服劳役等义务;与之不同,周人将西北方部族称为荒服,在记载中荒服进贡极少,这是由于偏居西隅、物资贫乏的缘故。以侯服为中心,统御宾服,统治要服、荒服,这就构成了西周的外服制度。叁、西周时期东、南方典型的侯服方国有同姓的齐、鲁、卫、滕、曾,以及异姓如鄂侯、相侯等,这些侯国分封在东、南方边域,对周王朝在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以及收取贡纳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西周王朝对东南方要服的控制随王朝势力影响有所进退,数次南征战役的成果奠定了王朝重要的南缘地带。从考古学文化播迁的角度来说,在汉水流域、长江中游北岸一带,都是周人势力所及的地域。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也广泛发现了中原式样的青铜器,这表明远至长江下游一带,在西周时期也已经有了周文化的散布。四、西周时期西北方的典型侯国有晋、燕、邢、杨、韩等,这些侯国分布在关中平原北部、山西汾河谷地、以及太行山东麓的重要地区,是周人抵御北方草原文明南下的重要根据地。这些侯国往往掌握着交通要冲,起到了对内护卫王畿、对外开疆拓土的职责。通过对甘肃、山西一带的考古学成果分析,可以确认如潶伯、倗伯等异姓方国都是臣服于周王朝的重要邦国。由西北方重要侯国组成的北方防线基本上构成了西周时期周文化扩张的北缘。五、外服制作为西周王朝的政权组织方式,涉及到周王朝的军事制度、国家性质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文中选取西周重要的军事职官“师”与分封侯国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外服制作为西周王朝的重要政权组织方式,其实施为西周王朝在广大疆域的统治提供了保障,在外服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西周王朝的四至,这也是中国后世王朝疆域的初形。
孔令远[9]2002年在《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王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本文还参照有相对纪年的具铭徐器，对徐国金文和徐国青铜器作了较为系统的收集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分期、断代工作，对部分典型徐器作了初步的考证，并通过与邳州九女墩大墓群所出器物的对照，对绍兴306墓、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等国别有争议的墓葬进行了讨论，认为它们应为徐人墓葬，还对《余冉钲铖》、《(虘又)巢钟》、《王子婴次炉》等国别有争议的青铜器进行了考证，通过与典型徐国铜器在器物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方面进行全面比较，得出它们应为徐国铜器的结论。 本文还对徐国青铜器中所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又联系徐淮一带有关新石器时代及夏、商、周遗址，对徐文化的渊源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初步分析了徐文化的特征，认为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的精华而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最后对徐舒关系及徐偃王的传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孙伟龙, 曲冰[10]2015年在《绍兴塔山甬钟器主考辨》文中研究指明绍兴塔山甬钟又被称为"自钟"、"自铎"、"之乘晨钟"。由于其铭文无论在文字释读方面,还是在标点断句方面,都还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所以有关该钟器主名字的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自",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晨",有的学者认为器主是"之乘辰"。在之前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两方面工作:第一,对铭文中在判定器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的文字,重新进行了详细地考订释读;第二,对徐国铜器铭文中器主自述身世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两种习惯模式,即"徐王/君(某某)之子/孙(某某)"和"某某,余某某之子/孙/甥"。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器主之名应为"之乘辰自",当是与"足利次留"、"乍讯夫叴"、"斯于"一样的"夷式名"。
参考文献：
[1].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J]. 孔令远. 考古学报. 2011
[2]. 徐国铜器铭文研究[D]. 孙伟龙. 吉林大学. 2004
[3]. 楚系铭文综合研究[D]. 邹芙都. 四川大学. 2004
[4]. 南襄盆地出土两周时期铭文研究[D]. 张丹. 武汉大学. 2012
[5]. 河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D]. 张应桥. 郑州大学. 2006
[6]. 春秋初期越为徐地说新证——从浙江有关徐偃王的遗迹谈起[J]. 曹锦炎. 浙江学刊. 1987
[7]. 山东东部与东南部出土东周时期青铜器铭文汇考[D]. 程娅航.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8]. 西周的外服制与王朝边域统治研究[D]. 武刚.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9]. 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D]. 孔令远. 四川大学. 2002
[10]. 绍兴塔山甬钟器主考辨[J]. 孙伟龙, 曲冰.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